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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君子以议德行]玄武湖在面前，远处是钟山，我的名字是王安石。
我喜欢南京，山水树木都熟悉。少时随在江宁府做官的父亲在这里住过，晚年两度罢相后，都回到南京，这里有山有水，宁静秀美。总是很巧，第一次离开南京赴京城也是下雪的日子，第二次回南京也是在大雪天。雪花弥漫，一去一回，起伏跌宕的政治生活，激起天下人心浮动，造就多少悲欢人事。回想起来，都已经成为过去！
“半山园”坐落在江宁府东门与钟山之间，恰好一半路程的地方，有东晋谢安的园池故址，正在上、下定林寺中间。谢安在这附近留下了一个土堆子，就是“谢公墩”，它在“半山园”的后面。 我喜欢独自一人到这里游憩。漫步小道，听鸟鸣声幽，感受静谧时光，会想象谢安事业，思绪会回到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声，烟波江上。
我写了首绝句：
“谢公陈迹自难追，山月淮云只往时。一去可怜终不返，暮年垂泪对桓伊”。
我从小酷爱读书，希望在书中找到答案。之所以无书不读，是来自父母的教导，也是发自内心对知识的渴求。读书废寝忘食、日以继夜，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青灯数寒更，拨书置左右”，“一灯岑寂拥书眠”，生活之中问题太多，为找到答案，我始终感到书不够用。
写作诗文是进入政治的敲门砖，很多人喜欢风花雪月的吟诵，我一直主张诗文要“务为有补于世”，更多的关心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写文章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弊病、发表政治观点、议论改革措施、抒写理想抱负。‘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材’之类”，是我真实的胸中语言，不解决实际问题，只关心自己的琐碎生活，在我看来，这是猥琐的，也是卑鄙的生活。所学的知识，只有应用到社会中，改造这个不完美的社会，才是读书人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我希望自己能够在仕途上走的更远，希望自己不能做“猎取名位”之官，能“不矜宠利，不惮诛责，一为天下倡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国之疵”，希望自己的作品揭露现实黑暗，抨击弊政。
进入仕途后，我不会溜须拍马，不善于人际经营，很久都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这让我在州县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历练，看见天灾人祸屡屡发生，普通百姓悲惨生活。地主、酷吏巧取豪夺的丑恶嘴脸我最清楚。在淮南，“淮蝗蔽天农久饿，越卒围城盗少逸”，“丰年不不饱食，水旱尚何有？”，“春风生物尚有意，壮士忧民岂无术”。在鄞县,官府禁止私人煎盐，渔民“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牢无亡逃”严酷现实。在舒州，我目睹这块昔日土沃人耕之地，由于酷吏“掊克”和地主兼并，变成了“百室无一盈”的悲惨情景，“三年佐荒州，市有充饿婴”。
作为一名地方官吏，我所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但是我深深同情普通民众，希望能够做一些有利于天下苍生的事情。在鄞县县令任上，我走遍了所有管辖地域，询问当地的有识之人，对当地社情民意有了深入的了解，作了一些政治改革，兴修了当地的农田水利，“竭来佐荒郡，懔懔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这些试验改革只是初步的，受到政策的重重阻碍，很多也无法取得实效。我见惯了人心的贪婪和社会腐败，体会到，必须从国家大的法制制度上进行改革，才能彻底的改善百姓的生活，促进国家力量发展，否则简单修修补补，不会对这个国家有实质上的改变。
嘉佑五年春，在伴送契丹使回国途中，看到那些边境困苦的百姓，在生活的压榨下面无人色，古诗《河北民》中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辛苦。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摧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豪强权贵们看不见这些，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天下是天子的天下，权势利益都是自己的利益，我对民不聊生现状痛心疾首，希望找到合理的途径实现改革。
父亲王益作过几任地方官，一生清正廉洁。在他心目中，做官的人只有减少物欲才能真正做好事情。我曾经说过：“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在父亲的影响下，我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立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自言“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材疏命践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皇佑三年，我在由鄞县改任舒州通判，途中经过飞来峰时，作诗说：“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时初步形成自己的抱负，期望能够充分发挥才干，锐意改革，实现富国强兵。
嘉佑三年，我任提点江东刑狱，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我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天下财的原则，并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面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的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只图逸豫享乐而不思进取，最终导致内乱覆灭的史实为例，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 ，要求雷厉风行的改革。
我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通过对北宋百年来政治情况的分析和批评，揭露了当时“ 民不富”、“国不强”、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说明变法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除此之外，我也一直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力图“文章事业望孔孟”。我推崇孟子，以孟子不惑杨墨，韩愈不惑释老并称“孟、韩之心”，表示要“以孟、韩之心为心”。但是，在政事、文学与学术之间，我有轻重之分的，“天方选取欲扶世，岂特使以文章鸣”，道义要置于文章之上，必须经邦济世。
我专心研究学问，落拓不羁，时常是起居无时、饮食不定，发不知簪，衣不知浣，以致变法伊始，有人假借苏洵书写《辩奸论》，一时风行，文中“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之语无不认为是暗讽我。在这个自负道德仁义礼节的年代， “不近人情”是凡人眼中的异类。能够瞥见他们认定我的个性——自负、执拗、狂狷。
在我的心目中，真正的男子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砥砺前行，主动改变和解决现存的具体问题。相比之下，对于人情世故，官场的沉浮陋习我是深恶痛绝的，我不愿意浪费时间虚与委蛇，缺乏灵活方法，无意得罪了一些人，虽然这些人不能提出更好的方针策略，可是他们能够阻挠和影响我所做的一些工作。他们在各个方面收集我的所谓缺陷，责备我缺乏沟通管理能力。
照唐代张九龄“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说法，我是属于资深基层干部，久历州县考验的官员，我所处的地方总是离京城距离很远，所做的工作取得的业绩也很难传到京城。
在仁宗庆历二年中进士到变法之前，我任职于州县，始终相信自己胸怀匡济之志，这一直支撑着我，所以敢为天下之先，颁布了一些新的地方政策，努力推动社会秩序的公正，但是触动了一些利益分配，由此而结怨豪强，让一些权贵憎恨。面对各种诽谤，在推行自己的理想制度无法实现的时候，我一度郁郁不得其志，怀疑自己的做法合理性。尽管如此，日常除了处理公务，我蛰居斗室、不废昼夜，埋首历代浩繁卷帙之中，试图从前朝兴衰之中寻找出历史的规律来。希望用勤勉与执着，攻坚克难发现真理。回想起来，正是仕途的坎坷，造就了我变法的个性与政见，正是上下寻觅治理国家的方法，让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去逃避，努力进取力争未来所有作为。
治平四年，我等来了神宗皇帝赵顼。“*******，一遇风云化作龙”。这是一个年轻积极进取的帝王，初继皇位，便感受到了王朝内外交困、脉搏凝滞，内有日益臃肿的机构，官吏人浮于事，国力几近枯竭，外不能收复燕云诸州，边境时遭辽、夏侵蚀，百年承平景象，已有日薄西山之势。正是春秋鼎盛的帝王励精图治，“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然而他缺乏股肱支撑，没有出谋划策的大臣。
一个秋日夜晚，神宗徘徊汴京的殿宇内，在众多奏表谏章中遴选，希望找到未来的执政大臣。在他看来，庆历新法的欧阳修等人“老者耆矣，锐者钝矣”，司马光“礼柔平和，锐气欠劲”，苏轼雄图激进，但“清谈之风甚浓”。最后，看见我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认定这是可以尝试实施的措施，定下了和我谋划时事的决心。
同一天，熙宁初的晚秋，我正站在金陵江边，看见一片“繁华竞逐”的盛世景象，“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睹见此景我心生了另一种心绪：“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满嗟荣辱。”想到却是“六朝旧事如流水……至今商女，时时犹唱，《**》遗曲”。我对人生有太多的期许，对国家繁荣背后的危机有着沉重的感悟，有物是人非的感喟的同时，心中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道：“今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
在《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中道：“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可为之时，正在今日。”
这年四月， 我自江宁入京。
神宗问我 ：“国家疲敝甚多，需要解决问题堆积，你看首先从哪里开始治理”。
他的眼神充满了激情，求贤若渴态度昭然若揭，使我踌躇满志。
我朗然对答：“中兴大宋，必须效法尧舜，行先王之道。”
神宗追问：“先王之道该怎么解释，落实在那些方面？”
我说：“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变法度，易风俗。”
神宗追问，“变何法？易何俗？”
我说：“变朝廷过时无用之法，易朝廷因循苟且之俗。变法易俗，择术为先。”
我将“均输法”、“青苗法”、“保甲法”等变法构想一一阐释。
这些政策方法都是我在地方的思考，和很多官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可是没有国家支持，这些方法只能成为空谈，能够给皇帝阐述，让我诚惶诚恐，也让我激情飞扬，我希望说服他，建立不世的功业，可是他能够理解吗？
长夜漏声清晰，皇帝也是神情肃穆，不时对一些问题询问。
深夜，皇帝依然没有睡意，这些问题对他来说，还不够清晰，但是他已经倾向于我。
我注视着他说，“陛下，臣所言之法，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涉及他人的利益，只要不为所动，一定能对国家有所裨益，坚持数年，定有结论。”
神宗皇帝长身而起：“希望和先生一起开万世太平，求国富民安”。
他表明了态度。
我拜谢，心潮起伏，热血沸腾。
熙宁二年二月，我“拜参知政事”，设置了一个超越原有的二府、三司、寺监等权力机关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既不删减原有机构与官员，又达到凌越原有机构职权的目的。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纷纷进入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紧接着，“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打破传统、世俗之枷锁，勇于开拓创新、大力推行改革变法。
变法分为四类：一是对官僚机构的调整和下层士大夫的提拔，及科举制和学校制的变更；二是军队的整顿及其战斗力的加强，巩固地方封建秩序的保甲法的建立；三是调整国家、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的政策，及有关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四是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业资本的政策，及封建国家的专利制度。
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了生产，均平赋税，解决了国家财政困难。
熙宁年间,国库积蓄逐渐增多，官员汇报，“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下二十万”，按计算，如果把这些钱米通通集中起来，“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
如果给与我更多的时间，坚持这样的步骤，一定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对于取得的成就，我是欣喜的，在诗中描写道：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是变法后的大丰收，以至于“五谷贱如水”，这与变法前“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相比是天壤之别！
《后元丰行》：“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乾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国家处于太平景象，物产富饶、百姓安居乐业，很多老人描述盛世之年也不能复加于此。
乌台诗案。“树欲静而风不止”，受到利益损失的地主阶层很不满意。他们认为变法实际是变着方法和民众夺取利益。国家应该是维持道德风化，建立规范制度。至于富裕和贫困，是社会的选择，不应该由官员去设法充实国库而让赋税增加，劳役增加。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而亡。……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这份奏折让我愤怒，这究竟是什么逻辑，完全是没有社会实践的书生之见。道德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关键，如果没有道德积累，国家越是富强，它便灭亡得越快；越是贫弱，它便越能存在得长久。对照起来，社会更迭发展，是道德的发展，完全忽视了物质的力量。难道他们没有看到没有衣食的普通农夫，在生存压力之下是难以保持道德的纯洁性吗，除了诗歌中的意向之美，现实的困难他们不能真实的看见吗，良知成为他们用来攻击他人的武器，却丧失了基本常识。贫困的百姓连衣食都不能满足，可是士大夫却认为这不是自己的责任，也不是国家的责任。
文彦博之类的文人，以道德代替法律，使伪善大行其道，官僚们口诵四书五经，却在道德的名义下争权夺利，即使少数正直的官员，有所实践经验的官员们力挽狂澜，也无法突破道德真诚的领域。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治理国家，但很少去想改进法律制度。而我寻找的是法律代替道德的突破口，法律与道德的错位，这就有了他们与我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不可调和。
官员中，苏轼是一个代表，他是个文学才子，是神宗皇帝钦点的未来的宰相，可是对于国家事业来说，不懂得民生艰难，不懂得国家基本情况，才子更是障碍。这样的人，杀一儆百，可以树立改革权威，更可以推进改革顺利进行。他是施新政后第一个，因为与改革冲突而受到惩戒的人。我和他没有太多的交集，对其品行我没有任何的个人成见，但是我知道，阻挠改革变法的人，必须惩戒，国家不虚幻，政治也不是用来随意摆弄的工具。
我讨厌世家子弟享乐作风，喜欢平实安定的生活，希望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做出不同常人的功业。要求自己的家庭保持朴实作风。
任宰相时，儿媳家的亲戚萧氏之子来到京城，去家里拜望我，我让家人重点关注，一定要安顿好。第二天请他吃饭，可是后来被告知轻慢了家人。
萧氏之子以为，宰相家请客，排场一定不小，第二天，穿着非常华贵的衣服就来了。
日已过午，我仍然忙于事务，萧氏之子饥肠辘辘又不敢离开，忍着饥饿等着。
三个时辰，终于听见我返回，欢欣鼓舞。入席后却又见桌上并没有准备果品蔬菜，心里纳闷，彼此交谈几句，饮过几杯淡而无味的薄酒之后，可以上菜了，首先上来两块胡饼（类似烧饼），接着是四块猪肉，然后很快上饭，菜和饭一旁放着的也只有菜汤而已。
萧氏之子出生富贵，骄奢惯了，哪儿吃得下这些食物，干脆不再动筷子，只吃了胡饼中间不太硬的一小块，把四边都剩在那儿。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将这些剩下的饼边拿过去吃了，言谈之中丝毫不在意。
萧氏之子非常惭愧，问到才回话，没有一句多余的言辞。
在他告辞离去后，多次和他的家人详细描述这件事情，民间也作为奇闻异事。
我听家人描述，一笑了之，我的生活一向如此，不是故意质朴，我理解这些亲戚的想法，对于我个人认为，习惯只要不违背世俗人情，不必做太多解释。
谁知我心。国家的发展富强，需要很多基础工作，需要改革弊端，去除陈旧的制度和观念。危机时代，有太多保守的人，固守陈旧观念，空谈道德，因为反对而反对。他们甚至对变法的内容一点都不清楚，成效都不清楚，就说三道四。其中，也有一些聪慧有见识的人，如司马光、如苏轼，也不遗余力的投入到诽谤损毁之中，这是时代悲哀。朝廷之中，改革与不改革的阵营泾渭分明。
我和很多士大夫曾经都是朋友，包括司马光，在仁宗时候，我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韩维、司马光、吕公著和我交往甚多，人们称为“嘉佑四友”，彼此诗文酬答，工作相互交流，关系融洽。但是，随着新法推行，我和司马光的意见逐渐不一致，分歧越来越严重。分歧不仅集中在财政方针上，我以开源为理财的主要思想，而他坚持主张节流，而且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待“祖宗之法”的态度，改革要激进还是缓进，解决农业问题的方针，等等，意见都不同，导致我们两个人友谊彻底决裂，分道扬镳。
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
我回函说，“如果君实你责备我在宰相位置上这么久，没有帮助皇帝大有作为没有能够惠泽天下的百姓，我承认我有罪过；但是如果你认为当今什么事情都不用办，一切恪守祖宗之法就行，那你的意思我不明白。”
他没有回信，抱残守缺是他唯一不变的手段,道德是他祭起的一尊大旗，天下苍生对于他来说，就是散落在历史中的一页纸，他要在纸上写下道德故事，有多少人叹息，多少人颠沛流离，他并不关心。
我是当朝宰相，有皇帝的大力支持，他们只能聚集在一起，议论施政效果，上下呼应，左右夹攻，明枪暗箭。我明白，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我侧目而视的同僚，都以仇恨的眼光在盯着我。无数人企图置我于何地，以便保持他们自己的利益。我并不害怕，不担心自己名声损失，我想改变这个孱弱国家，让大宋强大。比起这些，声誉和身家性命又有什么重要。
回想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北伐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太宗混乱之中不幸中箭，两年后创伤发作而死。神宗皇帝只要说到这件事情，就会痛苦流泪。西夏本来是宋朝的臣民，后来李继迁却反叛称帝，这些都是臣子们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给辽、夏、金三国岁币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大宋只是苟延残喘，华夏尊严和威信如何维持？
反对派们一听说我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立刻冲出来，骂我奸邪。不和我商量，也不问我的总体计划，理由就是没有准备好，失利将会遭遇不可挽回的灾祸。道理各自阐述，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反对的目的就是让我一事无成，被驱除出朝廷才罢休；面对这些不问青红皂白，只是知道指责我执拗的官员，只会对我性格中的特点进行指责，而不是针对政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让他们肆意放纵，究竟有何道理呢?我只能长叹一声，面对非议，继续安心做事。
为推进政策，我用薛向、张商英来治理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来管理军事，西边灭了吐蕃，南边平定了洞蛮，夺得了西夏的五十二寨，令高丽遣使来朝，国家振兴指日可待。可是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淡然置之，不加理会。韩琦弹劾我，内容荒诞可笑，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事有七件：一是高丽来朝贡；二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路；三是在西部山地植树以限制外敌的骑兵；四是创建保甲制度；五是修筑河北的城池；六是设置军器监，研制新式弓箭和战车；七是任命河北三十七名将官，应当消除以使得敌人不再生疑。
这是什么逻辑？我们需要获得敌人的欢心，彻底放弃备战，斩杀自己的大将？可是现实生活中，一些政治力量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考虑。反对我的一股股力量汇集起来，对我进行诋毁攻击，无论是公论还是私德。
我不会计较荣辱得失，希望的是黎民百姓收益，让国家富裕强大。我独自拼死抵抗，左冲右突，勇往直前，身边支持我的人寥寥无几。面对误解嘲讽的时候，神宗皇帝有些招架不住，年少的他既希望得到肯定认可，也希望获得不受约束的权力，他知道我没有任何私心，但有了权谋的思想，希望摆脱我的所作所为留下的印记。疑虑遮挡了信任，利益平衡影响了决策，他宁愿得罪一个人，也不愿得罪一群人，为了证明他的能力，我不能成为一个所有成绩的获得者。
我成为了一个盾牌，一个借口，一个思考战略和执行层面错误的负责人。
熙宁七年，神宗皇帝将我罢相。
离开时皇帝接见了我，那是一个寒凉的秋日。
大殿里的端坐的皇帝，看着我神情有些落寞。
我跪下辞别，他急忙让我免礼。
这个端坐的皇帝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幼稚的少年，我有些欣慰，同时也感到一种悲伤。成熟意味着一种脱离，我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严格的老师，一个曾经为其遮风避雨的老树，如今他已生长到一定高度，需要一试身手，一鸣惊人。
他看着我说：“您一定好好照顾身体，也许我们很快还能相见。”
我鞠躬说：“我会为皇帝时刻祈祷，大宋一定会风调雨顺，国富民强。”
他看着远处，有些茫然，说：“我知道你有些委屈，正如你所教导的，事情不是一蹴而就，有得就有失，时间能够让我们看到结果”。
他也不自信驾驭局势。
我说：“皇帝圣明，天纵英才，在下远行，顾虑较多的就是立法实施，推行到底。希望
陛下能够兼听不同的意见”。
皇上点点头，眼神没有看向我。
君臣一体的心思已经变化了。
我再次鞠躬，告辞皇帝，我感受到他在背后注视我的目光。
不出一年，在政策反复推行困难的时候，保守派们面对乱局手足无措的时候，他又想起我，下旨恢复了我的相位。我没有惺惺作态，时代需要我，需要认真落实推进改革的人。
再相一年九个月，又一次被罢免。
皇帝给了我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职位则是“判江宁府” 。
我积极推行并主持新法，从内心中认为这是对于这个国家和普通人最为好的制度。但是，在激烈而又乏味的政治斗争中，心情始终很复杂，一方面义无反顾地投入改革，希望为天下黎民苍生考虑，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成事在天，功成身退的思想。政治上的矛盾脱离不开我，不断折磨着我，利益的冲突让我难以抉择，“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面对政策变化，人事纷争，不知道将来我会面对怎样结局。
熙宁三年，我拜相时，面对群僚的祝贺，我写下“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欲寄此生”的诗句，这种想法是经年积累，成为魂牵梦萦的愿望。
熙宁八年，我应招复相进京，途经瓜洲时，写了一首诗：“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自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皇帝心思想法随时都会变化，政治推动一些政策存在多种矛盾困难，也许等待我的又是更多争执，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已经厌倦政治，复相不到两年，皇帝和我的理念已经存在差距，我上疏正式乞退，开始另一段全新的旅程。
无畏胜败。无庸质疑，变法存在不少“毛病”和“缺失”，有的可能还比较严重，反对我变法的人津津乐道。这是事物正常规律。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能做得十全十美的事。尤其是改革，都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要求不出一点问题、不走一些弯路是根本办不到的。被鱼刺卡了喉，就说吃鱼做法不对，把剩下的鱼摔在地上，从此再不吃鱼了，做法虽然爽利，但愚蠢的人才会这样做。然而，反对变法的人就是这样做的，司马光为了反对而反对，新法就是因为是改革提出的，所以要全部废止，不管效用如何，司马光之所以被称为司马牛，这是直接的原因。
变法期间，为了推动改革开展，事务繁多，我多方操劳，忙得脸都没空洗，衣服都没时间换，显得有些蓬头垢面。然而，他们说是我故意想获得褒奖，是乱臣形象。我心里明白，对手躲在一个地方一个劲的挑变法的毛病，说变法这不好，那不好，他们又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困境，只要守成抱旧，维持现状。
司马光提出了个“节流”说，怎么节流呢？是减少官员的薪水，还是减少官员的数量，到了最后，谁也没弄出个子丑寅卯来。古往今来，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他们占据道德的最高地，让他们把持朝政，负责政策制定，只会辜负朝廷，辜负百姓。
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没有人追究这样人的责任，反而留下了清廉自矜的声名。我罢相之后，司马光执政后也没有干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根本干不成。
北宋当时固然有许多矛盾，有官民之间的矛盾，有民民之间的矛盾（豪强地主与佃户贫民之间的矛盾），有兵民之间的矛盾，但更重要的还是宋朝与辽夏之间威胁和反威胁、侵掠和反侵掠的矛盾。这是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不好，国家就会有被毁灭的危险。国亡国弱是天大的事，是臣子要重点考虑的事情。很多人并不清楚这种情况，他们以为自己超越利益，事实上国家基业就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
我与宋神宗君臣期间，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是基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才出台了诸多变法主张和措施。王者天下，率土之滨，没有多少人能够站在国家的利益上考虑问题，他们都是最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我来讲，普通百姓如此尚且可以理解，可是那些和皇家命运绑在一起官员们却始终只在乎自己的所谓名声声誉，只会涂脂抹粉，应酬吟唱，对现实问题却毫不关心，不顾百姓死活，这是我深为厌恶的。仕大夫只要有空闲就会饮酒作诗，安享太平，不知道民间疾苦，却自以为拥有至高的道德水准。
变法在具体措施和具体的实行中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总的运做基准是在“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针下进行的。民指的是普通老百姓，并不是指的豪强地主，我痛恨豪强兼并，变法也是要国家同这些人争利的。因为不同这些人争些利，国家就不能“富国强兵”，不能富国强兵，宋朝就有可能被北国打败直至亡国。
宋朝被北方的辽国打败，步步退后，豪族大户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也会受到最终的摧残。反对变革的人，是大部分是豪强大户的代理人，是一些对国家管理不甚了解的文化精英分子，有很大的能量，他们赢得的自己短暂的利益，但是失去了国家发展的更大的机会。
休养的时候，我反思自己的人生。对照政策执行情况，遭遇的种种挫折，以及取得的实际效果。变法问题，主要是执政者心意不一，过去求平衡，没达到预期的效果。成败，也许需要历史更长时间的检验，在这个环境下，认识需要逐步改变，而我急进的做法也许也缺乏现实政治上的铺垫，如宣传造势，人才的培养。从长远来看，改革战略是没有错的。商鞅变法一百多年，我的变法只进行了十年。短短的十年里，要求改变这个庞大的帝国，马上做出巨大的成绩是不现实的。变法是反对派强行扼杀的，不是改革派自行停止的。
变法之时，君臣清淡勤政、务以富国强兵为念，唯以俭朴向上为宗。蔡京时，君臣比着奢侈，应该归罪谁呢？ 成败很快就会消逝，历史不能够再次假设，我努力过了，也希望很快忘记这些，回归到平静的生活。
元丰末年，我住蒋山一带，骑驴出入。
正值盛暑，提点刑狱李茂直来看望我，路上遇见我外出。
我只带了一个仆人，骑着一头驴，服饰简单，他却盛装出行，带了一队随从。
相遇格外亲切，在朝为政的时候，难得随意，现在这种情况，也无拘无束了。
我坐在板凳上，他坐在一张胡床上，在路边树下就随便聊天，谈读书心得，一不不小心就说的时间长了，太阳转过去晒到我们两个人。
随从把伞张开，日光却漏在我的身上。
李茂直急忙吩咐随从为我遮阳，我笑着说：“用不着，我下辈子可能转生为牛，每天正是要在日下耕田，现在适应一些也蛮好。”
李茂直慌忙说，“相公是天上的人，应该再回天上，怎么会到日下耕田呢？”。
我说：“人随时随分，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尽力用心就好吧。”
李茂直说：“相公为政可有所后悔的地方？家中赋闲会感到落寞吗？”
说完之后，感觉不妥，满脸困窘。
我淡淡的笑了，“后悔就是没有培养太多人才，赋闲不会寂寞，朝廷和家中没有差别，都一样烦恼一样操心”。
李茂直看我的样子很自然，渐渐平复，说，“初遇见相公的时候，文思泉涌，定事决断惊若天人。到政策决定，是非公论一定要个清楚。现在离开朝廷，适应这种闲散的生活，对以往争执却豁达淡泊，不计较不认真了，这份从容让我们俗人羡慕。”
我仰头长笑：“他们过去叫我拗相公，说我凡事都要寻求道理，在朝廷之中，当然要为天下人谋生活，为皇上担责分忧，在野闲居的时候，只能想想家人的日子，超然物外”。
我心态已经平和豁达，不再计较太多人事的纠葛。
在“得志”与“不得志”的不同人生际遇中，士人们“兼善天下”的表现方式是不相同的：穷困之士多以诗、词、歌、赋等来抒怀言志、关心世事，表明自己“兼善天下”的热心和志向，他们虽未得志，亦是“兼善”，典型的有屈原、杜甫、苏轼、辛弃疾等；得志显达之士则多以文治武功、政治业绩来表现自己的胸襟抱负，如杜如晦、房玄龄等。
我一生企图改革变法取得政治业绩，治国平天下来表现自己的胸襟和抱负。世人大都注意到变法的复杂、激烈和功过得失，看到了我进取的一面，很少人注意到我的恬淡闲适。
退休隐居这个阶段，我超然物外，以与世无争的状态，坚持可仕可隐、可兼善也可独善的处世态度，超脱于“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羁绊，寻觅人生之真谛、生活之乐趣，长子过世之后，我更加皈依禅门。
我写过一首诗，名字是《望江南·皈依三宝赞》：
皈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圣贤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皈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皈依佛，弹指越三祗。愿我速证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时善思维，三宝共住持。
佛法洗涤我，孩子早夭，政治失意，让我对生命更加消极，但是不会后悔。
我喜欢莲花，梵语中它被称为“玛卡拉”。
我离开的时候，会自己超度自己。
我希望生活纯粹真实，即便现实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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