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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杏生离开长沙市**后,先回家住了些日子,然后到西乡九福山中心小学找易校长,做了小学教师。随着日军深入,九福山中心小学停课,她又转到偏远的东乡庆源小学做老师。
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人所到之处,抢粮食,抢女人,陶杏生觉得不能再留在学校,便辞职去找母亲。
这时,张谦蓉带丈夫陶佩文已经逃到乡下老家。张谦蓉见女儿回来,急得直跺脚:“杏生呀,你怎么不远远地逃呀,日本人马上就要来啦!”
“妈妈,现在到处都是日本兵,没处可逃。我那里也不去,咱们要死就死在一起。”陶杏生说着紧紧地搂住母亲。
听女儿这么说,张谦蓉也平静了,“说得对,孩子,咱们出去躲躲,躲得过,一家人就活,躲不过,我们就死在一起。”
第二天,张谦蓉母女和已经痴呆了的陶佩文躲进了一个大山洞。这个山洞在竹林深处,外人很少有人知道。洞里除了陶杏生一家,还有其他十几户乡亲。
在这个临时避难所里,男人们手持长矛大刀轮流昼夜巡逻;女人们组织起来采野菜,挖冬笋;小孩子们不知忧愁,还在四处玩耍打闹。
一天,张谦蓉看着野地里玩耍的孩子对女儿说:“杏生,不知道还要躲多久,孩子们这样下去就荒废了,你是当老师的,可以把孩子们组织起来教她们读书识字。”
“妈妈,好是好,不过教书也要有间教室。”
“山脚下有一间废弃的茅草房,收拾一下可以将就着用。”
这样陶杏生带着二十几个小孩子,在山下的茅草房办了一所“小学”。
一日,陶杏生正在上课,听外面放哨的喊:“不好了,日本兵来了。”
接着,不远处传来阵阵枪声。跑已经来不及了,陶杏生用手在黑板上抹了几下,又往脸上胡乱一抹,然后跑到学生中间坐了下来。
这时,一个跨大刀的日本军官带着两个端步枪的鬼子兵走了进来。
自三七年底逃难,这是陶杏生第一次看见真实的日本鬼子,他们和她头脑中一脸络腮胡子的老鬼子不一样,那军官很年轻,那两个鬼子兵看起来像是还没成年的孩子。陶杏生非常紧张,生怕鬼子兵看出她来,不过,她天生一张娃娃脸,再加上刚才抹得一脸黑,她和那些破衣烂衫的孩子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鬼子军官看着被他吓傻了的孩子们,叽哩哇啦地说了些什么,伸手从口袋了掏出一把糖果撒向孩子们,然后带着两个鬼子兵走了出去。
陶杏生瘫坐在那里,心脏砰砰乱跳,她半天不敢相信自己逃过了一劫。
受了这场惊吓,陶杏生再也不敢下山了,她关了“学校”,同大家一起躲在山洞里苦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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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韩梅村整天琢磨着到延安去。不过随着日军南下,物价飞涨,一家人生活陷入困顿,他不得不放弃了去延安的想法。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量印发钞票,引起物价高涨。韩梅村的三百元月薪只能买到二百多斤大米,这点薪酬根本不够一大家子人开销。
有一次妻子跟他发牢骚:“明德(明德是韩梅村的字),你听没听人家说,‘中级军官小富翁,高级军官大富翁。’在你们52军,团长以上军官都在大城市买了房子,在老家买了田地。据说关麟征、张耀明、赵公武他们还在**的外国银行存了不少钱。你身为少将,当过团长、旅长,也算是大官,可我们一家如今穷的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这话让韩梅村非常生气,他板着面孔说:“夫人,难道你想让我也去当贪官,去喝兵血?”
韩梅村非常疼爱妻子,很少跟妻子动气。
见丈夫真的生气了,张新霞走上前,她拉起丈夫的手温柔地说:“明德,别生气,我只是发发牢骚,你是知道我的,咱们全家就是饿死,我也不会让你去干那种龌龊的事情。”
韩梅村望着妻子,想着她的贤惠,想着她这些年跟着自己吃的苦,一股亲情涌上心头,他把妻子紧紧地搂进怀里。“新霞,我理解你的难处,这么一大家子都靠你精打细算,你肚子里还带着一个孩子,真的不容易啊!”
张新霞依偎在丈夫怀里,她的脑袋里在想着眼前的困难,前方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一旦日本人打过来可怎么办啊!
她抬起头望丈夫说:“明德,传说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我们是不是也该走了?”
韩梅村心急如火,他何尝不知道形势的危急,不过房子到现在还没卖出,逃难的钱怎么解决?为了不让妻子着急,他假装轻松地说:“日本人还在衡阳,衡阳的守军打得很英勇;从衡阳到桂林还有七百多华里,鬼子不会很快打过来的,我们还是等房子卖了再走。”
张新霞信任地点点头。
1944年9月初,湘桂边境黄沙河沦陷,桂林危在旦夕。防守桂林的国军,在桂林城修了不少工事,并开始放火烧城外的房子,说是“扫清射界”。可敌人刚接近,守城部队便望风而逃。
韩梅村怎么也想不通,这一带的国军有三十多万人马,日军只有三个师团,至多是五万人,国军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为什么不能像衡阳那样与日军打一仗呢?
九月十二日,韩梅村承蒙一个在桂林兵工厂工作的亲戚照顾,在桂林北火车站乘上了火车。他全家的车位是火车的顶蓬,车顶用树皮搭盖成人字形棚子,韩梅村一家人好不容易才爬上去。能在车顶已经不错了,有很多人用绳子把木板挂在列车底部,人就趴在木板上,他们随时都有被列车压死的危险。
逃难的人太多,不仅有数以万计的桂林居民,还有从长沙、衡阳来的十几万难民,桂林南、北两个火车站人山人海,车站挤满了列车,韩梅村所乘的列车等了十多个小时才开动。住在桂林的官员、富商和他们的家属早已跑了,他们有的去重庆,有的去昆明,最近的也到了贵阳。桂林城只留下了这些贫苦无助的百姓。
从桂林到柳州有四百华里,中途各车站都是装着机关、学校、难民的车辆,列车走了三天才到柳州。列车到柳州后等了四天,原因是路方要买路钱,并以钱的多少决定开车顺序。
柳州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一会儿烈日炎炎,一会儿狂风暴雨,列车走走停停,到处人满为患,遍地是大小便,太阳一晒臭气熏天;一眼望去,路边都是奄奄一息病人和倒毙的死人。看着这种惨象,韩梅村担心他一家迟早也会死在路上。
身上的钱快花光了,韩梅村只好背了暂时不穿的衣服到柳州街上卖给商贩。据商贩们说,这些廉价衣物,运到贵阳、重庆、昆明等地可以卖高价。
两天后火车开到宜山。韩梅村带一家人找到了曾在195师当上尉副官的周某,托他租了一匹马。张新霞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小儿子骑马,请人挑着简单的行李,韩梅村带着五个孩子步行了两天到达都安县九渡乡。
九渡乡是覃异之的老家,覃异之在当地很有名,韩梅村很快就找到了覃异之的家人。覃韩两家原本就很熟,见韩梅村带着一家老小,覃家非常同情他们,帮他们找到了住所,又给了一些米面家用。
几天后,覃异之带着十几个下属,从湖南常宁县绕道湘南经柳州到了九渡乡,此时的覃异之已是52军的副军长了。
覃异之副军长见到韩梅村一家老小落得如此狼狈,唏嘘不已:“武兄,当初怪你太过固执,不然今日52军参谋长非你莫属。”
韩梅村苦笑道:“那是你的美意,我要是不走,关总司令恐怕不容啊!”
覃异之摆摆手:“过去的事不说了。老兄对目前的局势有何看法?”
韩梅村说:“我观察此地多山,52军可利用宜山、都安、河池等县山地打游击。”
覃异之摇摇头:“此地为贫苦之地,不适于大部队行动,再说日军也不会到九渡。”
韩梅村不解:“既然日军不会来,你们为何又来到此地?”
覃异之大笑着说:“老兄,我此来并非为了军事。我有一笔千万元公款,这次到宜山购买些布匹,在九渡购买粮食、食盐,转手一卖,可以发一笔不小的财哩。我知道老兄历来不屑这些狗苟蝇营的勾当,但弟兄们最怕的不是被日军打死,而是贫苦饥饿地活着,没有钱是生不如死啊!”
韩梅村目瞪口呆,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打死他也不会相信,国军的高级将领竟然在此民族危亡,百姓生灵涂炭之时,忙着发国难财。他听出覃异之话里有话,隐约间有揶揄自己的意思。
这次逃难让韩梅村想了很多,从前他虽然同情百姓,但那时他是以俯视的心态看百姓,如今他落到了最底层,他深深地感到,这是个为有钱有势者生存的社会,有钱有势者生,而且生得舒服,无钱无势者死,而且死得受罪。
不仅这个社会让他失望,连这个社会底层的大众也让他失望。他们麻木不仁地接受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像羔羊一样地忍耐,像羔羊一样地被宰杀。他们认为有钱有势光荣,是强者,只有强者才配在这个世界生存,没钱没势是弱者,弱者是刍狗,他们的命运就是为强者服务,否则就是该死,甚至死了也不值得同情。
韩梅村深深感到这个社会不仅制度腐朽了,文化腐败了,上层腐败了,国家失去了凝聚力,连民众也失去了自我意志,这样的国家和民众怎么能够战胜强悍的日本鬼子啊!此时他又想起了遥远北方的中国共产党,他在想,也许那里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桂林沦陷后,柳州失守,接着宜山沦陷。宜山沦陷后的第五天,由迁江县城撤退下来的某集团军刘副司令带着两个团到九渡,该部队的马参谋长韩梅村早就认识,听说他来了韩梅村赶去见面。
马参谋长告诉韩梅村这支部队共有五个团,是集团军右翼部队,准备撤退到河池、南丹之间的山地去。
韩梅村劝马参谋长:“贵部目前不易盲动,这一带地形有利,可以考虑在这一带招兵买马,打游击战。”
马参谋长摇头说:“这个仗已经无法再打下去了,现在谁想打仗谁就要倒霉。我们集团军总司令早已退到贵州省境内,重庆的最高统帅对当前的抗战形势也不大关心,老蒋最近只有两件事感兴趣,一是陪伴陈小姐,二是发动十万青年学生从军。”他言语中对蒋介石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这批部队刚从九渡撤离西去,日军骑兵就追到九渡,并很快追上了马参谋长的部队,刘副总司令被打伤,马参谋长被打死。
韩梅村全家同覃异之全家被迫逃到九渡西面山区加发洞,这里住着覃异之的亲戚。覃异之囤积的粮、盐、布,在敌人侵占九渡时,全部损失,但他身边的财物还有不少,他害怕再受损失,带着他的夫人和四个孩子经百色回云南文山52军。他到文山后,被调住重庆的青年军第四师任师长,留下两个小的孩子和他姨妹全家四口仍住加发洞。
覃异之临走前与韩梅村做了一次长谈,他劝韩梅村:“老兄才略过人,还是跟我回52军吧!”
韩梅村笑着对他说:“我已离开52军三年了,现在不好再回去”。
覃异之说:“我知道你对52军的几个负责人,包括我本人在内,是不满意的。不过我认为,衡量人要看他的全面,不能只看他的某些缺点,过于苛求,大致过得去就行,如果用显微镜看人的面孔,那当然是满脸**子。”
韩梅村说:“我的处境你清楚,现在不是我用显微镜看别人,是有些人用显微镜看我,难以相容啊!”
覃异之想了一下说:“你不回52军,可以到杜聿明那里去,早就听说他欢迎你去。”
“我也有此考虑,不过我的家属和你姨妹住在一起,我此时离开,家属会有困难,待稳定一些再做打算。”
覃异之觉得韩梅村想的有道理,也就没再劝。
最后韩梅村问覃异之:“你对抗战的结局怎么看?”
覃异之胸有成竹地说:“我很乐观。现在我国抗日战争形势已有大转变,美国正在大力帮助我国,最后胜利在望。我们将要面对的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我想蒋先生也是这么想的,他目前加紧扩大新军,又不肯像抗战刚开始那样硬拼,就是保存实力,为日后做军事准备。”
覃异之的这番话,让韩梅村原先的许多不理解有了结论,怪不得去年的那本《中国之命运》的重点并不在抗日,原来蒋校长已经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内战做准备了。
覃异之临行前再三嘱咐他的亲戚,要好好照顾韩梅村一家的生活。韩梅村为覃异之的周到负责所感动,回想之前对覃异之的种种偏激看法,他深为自己对他人的苛求而自责。
覃异之走后不久,日军小分队追到加发洞。韩梅村带家人匆忙逃走,连家里简单的行李也没顾得上带。还是加发洞的百姓好,他们送给韩梅村两床破旧棉被,韩梅村一家得以遮蔽风寒。
由于日军小分队到处搜山,韩梅村一家在两个月内换了三次住地,最后搬到都安县的下坳镇。
下坳百姓生活的艰苦难以形容,如果世界上真有地狱的话,那么这里就是。这里的百姓衣不遮体,居住在半山腰或山沟里,用乱柴扎起的简易窝棚就是他们的房子。田地里净是石头,他们没有耕牛,用砍柴刀和锹在石头缝里种些玉米,勉强得到极少的粮食果腹,至于油和肉食,他们基本上吃不到。这个地区山与山之间也有谷地、良田,但多被地主和富农占着,穷人的女儿多嫁给富户做妾、做婢,成为富家能说话的工具。
一天,韩梅村在路上遇到四个从河池逃到下坳难民,他们沿途讨饭,已经瘦弱得不像人样。韩梅村回家拿了些食物分给他们,他们一边吃,一边向韩梅村讲起了他们的悲惨遭遇:
这四个人中,有两个是在湖南做五金生意的浙江人,一个是广西合山煤矿的小职员,他出来时还带着父母亲,一个是柳州某小学校的教员,他离开柳州时原是一家五口,他们夫妇加上三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他们是在金城江火车站认识的,原计划去贵阳,但苦等了一个多月也搭不上车,由于饥饿和疾病,小学教员的两个年幼的孩子死掉了。金城江已经没法待下去了,那里遍地都是死人,他们只好跟着难民沿公路向南丹步行。
中途,日本兵追了过来,他们四人跟着难民们拼命往路两旁山地上逃,孩子、女人、老人被抛弃后面。鬼子兵追过来,用刺刀捅死老人和孩子,把女人掳走,山谷里到处回荡着凄惨的哭喊声。
他们四个人一口气跑了十多里,终于看见了一个村子,他们想进去歇歇脚,弄点东西吃,但村民不许他们进村,说怕他们是汉奸。当夜他们只好露宿在山沟里,没想到半夜里又碰上了几个逃兵,把他们抢劫一空,连身上的外套也剥了去……
听着这一切,韩梅村心如刀绞,他想帮助这些人,但心有余力不足,自己也是天涯沦落人。他把满腔的愤恨转移到蒋介石头上,他恨老蒋为保存实力,任百姓似羔羊般被追赶宰杀。
下坳镇北面一个村驻扎着一个日军小队,约四十人,还设了村公所,所长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劳圣君。劳圣君为虎作伥,他贴出布告给村民们立了四条规矩:第一,必须随时接受皇军的检查;第二,给皇军送粮,送菜,送猪肉和鸡鸭;第三,男人要随皇军外出做挑夫;第四,女人要轮流到“慰安所”服务。
下坳百姓生活本来就极端贫苦,在鬼子汉奸的欺压下就更活不下去了,特别是鬼子无休止地强拉妇女,许多妇女被他们糟蹋致死。
劳圣君的恶行传到韩梅村耳中,百姓的苦难让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一天夜里,韩梅村潜入村公所,他击毙了正在淫乐的伪所长劳圣君和鬼子小队长等四人。不过,韩梅村的行动使村民遭到鬼子凶残的讨伐,他们烧了村民的房子,村里的年轻人几乎被鬼子杀光。
都安县的县长叫白锦堂,他原是桂系的一个失意军官,花钱买了个县长,为了捞钱,他想方设法搜刮民财。他还掌握着一支地方武装,不过,他不打日本人,专门欺负自己同胞。
白锦堂不知从哪里知道韩梅村杀鬼子的事,便带着一伙人找到了韩梅村。他向韩梅村下了逐客令,他说:“韩将军,鄙人久闻将军大名,钦佩敬仰之至。不过,将军逞一时英雄,竟使本县百姓遭池鱼之殃,此举实非君子所为。”
韩梅村怒不可遏,他指着白锦堂的鼻子骂道:“日寇在都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你不为民报仇雪恨,反怪我杀了鬼子,我看你这个家伙连猪狗都不如!”
“你敢骂我!”白县长大怒,他刚想发作,转念一想,这一带的国军将领大都曾是韩梅村同僚,他忍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换了一副笑脸说:“韩将军骂的好,不愧英雄本色!不过,本县水浅,养不了大鱼,还请将军离开本县吧。”
韩梅村无奈,只好带一家人逃到昆明,投奔了老上级杜聿明。见韩梅村投奔,杜聿明大喜,立刻委任他为昆明防守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月薪一万元,另加二千元特别办公费。
不过,这时昆明已经出现了十分恶劣的“通货膨胀”,大米一百多元一斤,租一间房要一千多元,他的月薪完全不够一家人的开支。实际上,他夫人张新霞还要背着他向亲友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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