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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陶蒲生被任命为辰溪地下党工委组织部长,她在桃园女中发展了十几名学生入党,其中就有她的妹妹陶杏生。自此,桃园女中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学术股长、救国股长、游艺股长、体育股长、抗战剧社、民校校长等职均为共产党员担当。
陶蒲生等共产党员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1940年初夏,天气异常炎热。难民、流亡学生、前线下来的士兵和伤兵聚集辰溪,小城已经不堪重负。这时,一场瘟疫降临小城,导致无数人死亡。
有一天,桃园女中同一宿舍两名女生相继病死。这两名同学一个是国军军长的女儿刘晓萍,一个是出身贫苦的孙春桃。
得知女中死了人,县**立刻派收尸队前来掩埋。几个工人走进宿舍,在地上铺一领草席,把孙春桃的尸体用草席裹起来放到板车上推出宿舍。走廊里挤满了同学,她们看着裹在草席里的孙春桃,禁不住失声痛哭,她们心中无限悲哀,既是为死去的同学,也是为自己的命运,她们不知道哪一天这一幕就会轮到自己头上。
装着尸体的板车被推出宿舍,来到学校背后的小山坡上。工人们在山坡上挖了个浅坑,把孙春桃的尸体放了进去。
这时,陶蒲生带着一群同学赶来,她拦住工人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工人说:“还能干什么?把她埋了。”
陶蒲生气愤地说:“怎能这样?!人死了,应该通知她的家人,至少也要开个追悼会,让同学们悼念一下吧?怎么能像死了小猫小狗一样往山坡上一埋就算了?!”
工人答道:“这些我们不管,我们只管埋人,这是传染病,必须马上把尸体埋掉。”他们不顾同学们的反对,强行把孙春桃尸体埋了。
收尸队的粗暴行为引起了全校同学的愤怒,全校同学聚集到孙春桃的坟前,自发地为孙春桃同学举行了一个追悼会。追悼会上哭声一片,呜咽声在校园内回荡,仿佛天空中不断聚集的乌云,一场电闪雷鸣的风暴就要到来。
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点燃了同学们心头的怒火。先是县党部以抚恤国军军官家属为名,为刘晓萍买了上好的棺材送了过来,接着刘军长一家在武装士兵的护卫下,乘坐小汽车赶到学校。
黄昏时分,刘晓萍的葬礼在学校礼堂隆重举行。县**和县党部的大小官员都来了,一排全副武装的士兵站立灵堂两边,还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西洋号手,奏响哀乐。
看着刘晓萍隆重的葬礼,想想几个小时前孙春桃的草草下葬,同学们心中充满了不平的痛苦。同学们大多和孙春桃一样出身贫寒,这种同人不同命的做法,让同学们感到不仅日本人不把人当人,贫苦百姓的性命在**眼里也如同草芥一般,一种愤懑的情绪在同学们中间蔓延,一股怒火在同学们心中燃烧。
学生们开始罢课。罢课示威活动声势浩大,辰溪县大中小学生们走出校园,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县党部门前,她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为孙春桃同学举行葬礼,并改善同学们的生活待遇。
县党部迫于压力,同意学生代表前去谈判。陶蒲生作为主要谈判代表与县党部、县**进行了有理有力的谈判,逼迫**接受了同学们的要求。示威游行后第三天,由县**出面,为孙春桃举行了葬礼;还为孙春桃买了口棺材,将尸体重新下葬,墓前还立了一块墓碑。
这次示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辰溪县党部的警觉,这么多学校如此一致地活动,一定有幕后组织。他们召开了由县党部、县**、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学校各方参加的会议。在会上,警察局长说:“据可靠情报,陶蒲生就是隐藏的幕后领导,必须马上逮捕陶蒲生。”
县党部书记长说:“不急,先派人把她监视起来,看看她还有那些同党,特别是要通过陶蒲生找到共产党地下党工委。”
会后,参加会议的向校长连夜赶回学校,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陶蒲生。
情况非常突然,陶蒲生立刻找到妹妹。
看着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姐姐,陶杏生非常吃惊,在她心里,姐姐永远都是面带笑容从容不迫,一定出了天大的事情了。她紧紧握住姐姐的手问:“蒲姐,你怎么了?”
“杏妹,我已经暴露了,要立刻撤离,党内可能有叛徒。”
“姐姐,我跟你走,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不行,这次出逃很危险,随时有可能被捕。你留下来,他们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应该不会对你怎样。还有,你要仔细观察,争取搞清谁是叛徒。”
“你怀疑谁?”陶杏生紧张地问。
陶蒲生摇摇头:“不知道。如果熟悉的人里面有谁向你打听我的去向,那你一定要警惕,可能就是这个人。”
陶杏生点了点头。
望着才十七岁的妹妹,陶蒲生非常担心:“杏妹,我走后,生活上就靠你自己了。我的行李箱子中还有些衣物和钱,但你不能去取,会给你带来麻烦的。我走后,你去找清洁工,她知道该怎么办。等风声平静后,你返回长沙,去找我的老师刘寿祺,他是党的负责人。”说完,陶蒲生匆匆离去。
望着姐姐的背影,陶杏生泪如泉涌。这些年陶杏生一直跟着姐姐,是姐姐照顾她生活,帮助她学习,在精神上引导和支持她,姐姐突然离去,让陶杏生感到恐慌和绝望。
陶杏生很快清醒过来,她立刻找到清洁工何姐,“何姐,快!我姐姐让你赶快去宿舍把她留下的箱子处理了。”
何姐机警地点点头:“明白,你去吧。”
接着,陶杏生跑到图书室,假装温习功课。
县党部的特务很快赶到,他们没找到陶蒲生,便四处寻找陶杏生,他们在图书室找到了她。特务头子凶狠地问:“陶杏生,你姐姐跑到哪里去了?”
看着握着手枪的特务,陶杏生打着哆嗦说:“姐姐就在学校里呀,你们要干什么?”
特务头子狞笑一声:“少装傻,你姐姐是共产党,她犯的是死罪!你要是不说实话,你也得死!快说,你姐姐跑到哪儿去了?”
陶杏生大声哭了起来:“姐姐没了,我可怎么办呀!你们别抓姐姐,姐姐是好人!”
特务们见问不出什么,就把陶杏生带到县党部。
为了追查陶蒲生的下落,彻底清除隐藏在辰溪的中共地下党,他们把陶杏生和其他十几名可疑学生关进辰溪县党部看守所,对外说这十几个学生是在“特别训练班”受训。
他们还为这个“特别训练班”还搞了一个开学典礼。
典礼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首先讲话,他说:“国难当头,学生只有好好读书才能为救国出力,听信异党邪说,只能乱党误国……”
辰溪县警备司令接着说:“各位小姐,你们好好读书,将来嫁个好人家,相夫教子,这就是你们这些小女子能为国家做的最大贡献。如果你们放着好日子不过,胆敢跟**作对,鄙人就按破坏抗日罪严惩你们!”说着,他从腰间掏出手枪拍在桌子上。
典礼结束后,县党部书记长命手下将陶杏生带到他的办公室。书记长嬉皮笑脸地打量着陶杏生:“杏生同学果然名不虚传,品学兼优,又如此年轻貌美,是个抗日救国的好苗子,只要为党国效力,我们不会亏待你。”
陶杏生低头不语。
书记长剥了个橘子,走过来递给陶杏生。陶杏生感到口渴,接过橘子慢慢地吃着。这时,书记长趁机把手搭在了陶杏生的肩膀上。陶杏生感觉浑身一阵发麻,她厌恶地瞪了书记长一眼,躲到一边。
书记长露出一丝冷笑,他“哼”了一声,突然问:“你姐姐在什么地方?”
陶杏生料到他是冲着姐姐来的,心里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听书记长问,她仿佛又被触到了伤心处,呜呜地哭了起来:“姐姐到底怎么了?姐姐是好人!**一定要帮我找到姐姐!没有姐姐我今后可怎么活下去呀!”
陶杏生越哭越伤心,搞得书记长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他只好命人将陶杏生带下去。
那天晚上,陶杏生刚睡下不久,郑敏来到她的床前,她推醒陶杏生,神秘兮兮地说:“陶杏生,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姐姐被国民党杀了,尸体被砍了十八块,就扔在学校的后山上。”
陶杏生刚想说姐姐已经逃走了,忽然她想起姐姐临走时的嘱咐,立刻警觉起来,难道郑敏就是那个叛徒?她装出痛苦万分的样子哭喊道:“姐姐呀,你的命好苦啊”接着,她钻进被子里,嚎啕大哭。
郑敏站在床边观察着,看着被子下面抖动的身子,和那撕心裂肺的哭嚎声,她觉得陶杏生的反应是正常的。她又站了一会儿,没看出破绽,便离开了。
在向校长的努力下,县党部同意“特别训练班”的同学回学校继续读书,但离开前,每人要写一篇自省心得。陶杏生写的是《读《大学》有感》,由于文章精彩,这篇文章被登在《辰溪日报》上。
从“特别训练班”回到学校,陶杏生发现校园里空空荡荡,同学大都逃回家乡躲避瘟疫了;宿舍里只剩下一位叫易湘莲的同学,她还在等家里给她寄路费。
陶杏生的生活陷入了窘境。姐姐在时,生活费都靠姐姐,如今姐姐走了,陶杏生身无分文,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陶杏生每顿饭只能靠学校救济的一小碟炒黄豆度日,就这样她苦熬了三月。多亏易湘莲仁义,她用家里寄来的路费帮陶杏生买了车票,陶杏生这才辗转回到长沙。
眼前的长沙与两年前她离开时已大不一样了,放眼望去,黑乎乎一片,到处都是被烈火烧焦了的土地和残垣断壁,满目都是流离失所的难民,从前那个精致美丽的千年古城已经彻底消失了。
陶杏生穿穿一件破旧的蓝色旗袍,脚穿一双露出脚丫的黑布鞋,她手臂上挽着一个灰色的土布包袱,沿着泥泞的土路吃力地往前走着。她已经差不多两天没吃饭了,离开学校时,她用手绢包了一点盐水黄豆,饿极了,她就吃几颗黄豆,那点黄豆如今已经吃完了,她感到又饿又乏,眼前的一切都在她面前摇摇晃晃。
这时,有人抓住了她的旗袍,她低头一看,是一个乞讨的女人,她盘腿坐在地上,破衣烂衫,身旁还站着一个衣不遮体、骨瘦如柴的小女孩。
“小姐,行行好吧!”女人一手抓着陶杏生的衣襟,一只干瘦肮脏的手伸向陶杏生,她望着陶杏生,凹陷的眼窝里那颗浑浊的眼球露出地狱般凄惨的景象。
这一幕让陶杏生那颗伤透了的心都要碎了,她掏出身上剩下的最后一个铜板,放到女人的手上。然后,她加快了脚步,她想知道她的爸爸妈妈是否还活着。突然远处传来几声汽笛声,这是湘江上的小火轮发出的声音,她生在江边,伴着这汽笛声长大,这汽笛声是那么亲切,让她想起妈妈那慈祥的面孔。她不由地跑了起来,刹那间,她忘记了疲劳和饥饿,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见到爸爸妈妈。
终于看见江面了,还有江面上那片片白帆和冒着黑烟的小火轮,忽然,她心一沉,“湘沅旅馆”不见了。“湘沅旅馆”有三层高,是江边最大的建筑,她离开家时,她们一家还住在“湘沅旅馆”一楼的两间房子里。如今“湘沅旅馆”方向,只剩下一排低矮的房子,陶杏生知道,那些低矮的木板房是在江边做生意的小商贩们居住的房子,就在“湘沅旅馆”对面。陶杏生发了疯一样地向“湘沅旅馆”跑去。
她站在“湘沅旅馆”前,望着眼前一片废墟,和废墟后滚滚的江水,她绝望地大声哭起来。家没有了,爸爸妈妈也没有了,姐姐杳无音讯,她想起了哥哥,她走的时候,爸爸把哥哥送到附近的竹器厂当学徒,也许,哥哥还在。想到这里,她决定到竹器厂看看。
忽然,她身后传来一声熟悉的呼唤:“杏儿,是杏生么?”
她快速转身,看见她朝思暮想的妈妈就站在眼前。
“妈妈!”陶杏生跑过去,扑在妈妈的怀里。
母亲用手拍着女儿的后背,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杏儿,我的杏儿回来啦,我的杏儿回来啦!”
过了一会儿,陶杏生从母亲的怀里直起身子,她眼含着泪水望着母亲。母亲瘦了,脸上挂着她熟悉的笑容,目光中露出慈爱,还增添了几分沧桑和坚毅的神情。
“走,杏儿,跟妈回家去。”母亲拉住女儿的手说。
“家?家在哪儿?”
母亲指着对面那低矮的木板房说:“我们如今住在那里。”
“爸爸在家么?”陶杏生急切地问。
“在。”
“爸爸还好吗?”
“还好。”
陶杏生发现母亲的情绪变得低沉了。
刚到堂屋门口,陶杏生一眼就看见了坐在饭桌旁的父亲。“爸爸!”她向父亲跑过去。
陶佩文表情木然地看着女儿,他皱着眉头,似乎在记忆里搜寻着什么。
“爸爸,我是杏生啊!”陶杏生冲父亲喊着。
“杏生?杏生?”陶佩文嘀咕着。
父亲这副神情让陶杏生大吃一惊,她回头问母亲:“妈妈,爸爸他怎么了?”
“你爸爸他糊涂了,自从你哥哥死后,他就变成这样。”母亲伤心地说。
“哥哥死了?哥哥怎么死的?”
听到女儿的追问,张谦蓉掩面哭泣起来。见母亲如此伤心,陶杏生赶忙上前安慰母亲,她说:“妈妈,您不要太伤心,现在是战争期间,几乎家家都有人死去,现在我回来了,我会帮你们的,今天咱们不说伤心的事了。”
张谦蓉用衣袖擦了擦眼睛,看着女儿,她露出一丝笑容,“对,今天不提伤心的事了。杏儿,你饿了吧,妈去给你做饭去。”
“妈,我帮你做。”
“不用你帮。杏儿,你洗把脸,喝口水,先歇一会儿,饭一会儿就好。”说着,母亲走出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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