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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周太暄初中毕业，因无钱升高中，他返回夏家湾母亲处。此时的庞卓武已经辞去税局的职务，退隐乡里，伪装成开明绅士。在靳水乡，他广交四乡高朋，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很快就赢得了乡绅的信任，乡绅们推举他当上了公办“靳江中学”的董事长，族人还推荐他当上了庞氏宗族族长，他还差一点就当上了靳水乡乡长。
庞卓武和周太暄好像一对天敌，他们本能地反感对方。周太暄看他的眼神总是带着敌意，这种敌意与日俱增，过去是因为母亲改嫁，现在周太暄与庞卓武之间，除了个人恩怨，还增加了共产党所说的阶级仇恨。
庞卓武想把周太暄赶出家门，又怕坏了自己名声。如今周太暄是远近闻名的优秀青年，他品学兼优，在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搞不好自己会栽在他们手里。
跟周太暄不能来硬的，兵法云“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越是冤家越要小心对付。首先要把周太暄、周鼎勋兄弟分开，如果他们兄弟搞到一起就更难对付了。他眼珠子一转，想了一个好主意。
那天晚上，李淑媛觉得疲惫，很早就躺到床上了。自从大儿子回来，她就一直心事重重。她知道大儿子做梦都想上高中，可上高中要一大笔钱，这笔钱只有庞卓武拿得出。庞卓武不喜欢周太暄，他经常说周太暄是个危险人物，搞不好将来也会走他爸爸周古稀的路。庞卓武是个伪善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精心盘算过的，如今自己两个儿子都吃他庞家的饭，他心里不知道痛成什么样。
李淑媛正琢磨着，庞卓武进来了。庞卓武打开蚊帐，探头问：“哎，睡了吗？”
“没。”
“我有事要跟你讲。”
“讲噻，不晓得你又琢磨出什么鬼点子。”
“你又冤枉我了，我整天忙里忙外，供你吃，供你穿，还要操心你那两个宝贝儿子，还不得好，你说我庞卓武冤不冤啊！”
听到庞卓武提到儿子，李淑媛坐了起来：“你如何操心我两个儿子？”
庞卓武干咳了两声说：“我看你这两个儿子是一文一武，大儿子周太暄是个学习的材料，不上学很可惜；小儿子周鼎勋顽皮机灵，倒是个经商的材料。”
李淑媛打断他：“这个我晓得，不用你来讲。我现在着急如何帮帮两个孩子。”
“莫急，我正要跟你说。你看这样如何，周太暄已经读了九年洋学堂，洋人的书读的也够多了，该学学我们中国的学问了，我想让他到陈润绍先生那里去读私塾；周鼎勋也满十三岁了，我想送他到道林镇周源泰商铺去做学徒。”
听说让小儿子去做学徒，李淑媛急了：“鼎勋还小，做不得学徒。我听说做学徒挨打受骂，这孩子太小了，要不得！要不得！”
对李淑媛的反应庞卓武早有准备：“你这是妇人之仁，不吃苦中苦如何当人上人？周源泰是道林镇第一大商铺，经营南北杂货、糖果作坊、磨粉拉面、染布、饲养、谷米黄豆、煤炭等。在那里学了本事，将来至少可以自己开个小生意，搞不好干大了，成为富商巨贾也未可知。”
李淑媛知道庞卓武主意已定，便也只好点头同意。
第二天，李淑媛把庞卓武的意思跟两个儿子说了。
周鼎勋高兴得不得了：“好啊，我可以去做事了！不用吃庞家的饭了！”
周太暄闷声问了句：“妈妈，这是庞卓武那老东西的意思吧！”
“暄儿，莫要这样说，你庞叔叔也是一番好意。”
周太暄冷笑道：“好意？你以为他不晓得做学徒要吃多少苦？”
“你庞叔叔说他与周源泰的周老板是好朋友，他还说要亲自送鼎勋去店里见老板呢。”
“不要那个假善人去，我送弟弟。”周太暄狠狠地说。
见大儿子这个态度，李淑媛伤心地掩面抽泣。
周太暄自责起来：“娘，都是孩儿不懂事，惹娘难过。放心吧，孩儿一定努力，将来让娘和弟弟过上好日子。”
李淑媛露出一丝笑容：“好孩儿，为娘的没想过什么好日子，只要你们兄弟二人平平安安，为娘就放心了！”
这段时间周太暄的心情十分低落，他因为没有钱上不了高中，不得已寄人篱下，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与李仁失去了联系。
几日后，周太暄带弟弟周鼎勋来到道林镇周源泰的店铺，代表家长与周源泰签了学徒合同。从此，周鼎勋成了周源泰的一名小学徒。
周源泰有店员、工人几十个人，学徒有五个，周鼎勋是学徒里最小的。周鼎勋每日不仅要伺候老板和高级员工，清扫店铺和房间，早晚还要上下铺板，早上别的店员还没到，他就要提前把门板窗板卸下来，晚上，别的店员收工了，他还要一个人把门板窗板装回去。
一日，周源泰大宴宾朋，令周鼎勋端茶倒水。周鼎勋没见过这么大的世面，不免有些紧张，倒茶水时，弄翻了茶杯。
周老板挥手就给了周鼎勋一个嘴巴，接着他把管家叫来，指着周鼎勋骂道：“以后我不想见到这个蠢货，让他去上货，如果还不行就让他滚蛋！”
得罪了老板，管家让周鼎勋去搬煤，沉重的煤袋子压弯了周鼎勋的腰，他咬着牙，每天在苦难中挣扎。
搬了两个月煤，老板觉得周鼎勋还吃得了苦，便把他送到蛋糕铺学做蛋糕。在这里，周鼎勋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揉面，一天下来，小身子骨就像散了架。
一日，周太暄来店里看望弟弟，见弟弟在硕大的和面盆前吃力地揉着面团，周太暄心痛地问：“鼎弟，你吃得消吗？”
周鼎勋顽强地说：“哥哥，你放心，这里再累也比看庞卓武的脸吃饭强。”
临走，周太暄想买些蛋糕带回去给母亲。
周鼎勋连忙把哥哥拉到一边：“哥哥，千万莫吃蛋糕，我往里面吐了口水。”
周太暄吃惊地问：“你怎能这样做！”
“老板欺负人，我恨他们。”
周太暄批评弟弟：“这样做不好，害的是无辜的人，我们人虽穷，但要穷的有志气，要做一个堂堂的君子，不做狗苟蝇营的小人。”
周鼎勋不高兴地撅起了嘴，他心里埋怨哥哥这个读书人不晓得做工人的辛苦。他赌气地回了一句：“我吐口口水你说我是小人，他们打我骂我欺负我又算是什么样的人？！”
周太暄无言以对。从弟弟那里离开，周太暄心里十分难过，他想起了马克思。马克思说的是对的，资本家没有人性，把人不当人，当成他们谋取利润的工具。他越来越坚信这种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必须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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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暄跟陈润绍老秀才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他系统地学了四书五经，还学了应用文、对子、挽联、公文。周太暄尤其擅长对子、挽联，连庞卓武遇到婚丧嫁娶之事，都时常低下腰身请周太暄代劳。
周太暄很快得到陈先生的青睐。陈先生特别喜欢周太暄的文章，每次批改完周太暄的作文，他都要读给全班学生们听，他称赞周太暄的文章是“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
一日，周太暄向陈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孔孟讲仁爱，墨子讲兼爱，这两种爱有何不同？”
陈先生习惯地用手指把银发向后梳了梳，又捋了捋下巴上雪白的山羊胡子，他说：“孟子推崇仁爱，墨子推崇兼爱。一个儒家，一个墨家，他们的主张，都有博爱的意思。代表孟子仁爱思想的名言，就是《孟子》里的那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体现墨子兼爱思想的名言，则是《墨子.兼爱中》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周太暄笑问：“老师，两家都是讲爱，但儒墨之争又相当激烈，那到底仁爱和博爱有什么区别呢？”
陈先生笑道：“有区别，区别还很大。关键在于其中的两个字，孟子用的是“以及”；墨子用的是“若视”。孟子的“以及”，意思就是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如自己的父母子女，然后再推己及人，想到别人也和自己一样，也有父母子女，也有亲人，他们也爱自己的亲人，所以才去爱别人，但是，爱自己的亲人和爱别人的亲人，它是有区别的。爱人和爱物，以及爱百姓，也是有区别的。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对于万物，只需要爱惜，但不需要用仁德对待，因为它们毕竟不是人；对于老百姓呢，只需要仁德，但不需要亲爱，因为百姓毕竟不是自己的父母。所以孟子的仁爱是有等级的，有先后次序的，越是亲近的人，爱的越深、越多；越是疏远的人，爱的就越浅、越少。所以孟子的‘仁爱’并不是平等无差别的爱，而是不平等，有差别的爱。”
讲到这里，陈先生停下来，看着周太暄问：“你懂我的意思么？”
“懂，先生。那墨子呢？”
陈先生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墨子的兼爱用的是‘若视’这个词，意思就是直接把别人的国家看成自己的国家；把别人的亲人看成自己的亲人；把别人看成自己。爱自己多少，就要爱别人多少；爱自己父母多少，就要爱别人父母多少，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分毫不差。这就是‘兼爱’。以后‘大同社会’的思想就是基于墨子的‘兼爱’。”
周太暄问：“我听说‘大同社会’是孔子的思想，《礼记·礼运篇》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说法。”
陈先生笑道：“《礼记礼运》是孔子死后一百多年才有的。其中儒家思想较多，但也不同程度地掺入了其他各家思想，如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从理论上说来，大同思想最有可能是墨家的思想。墨家主兼爱、尚同、平等。儒家主亲亲、尚礼、等级思想比较多，因此不太可能主张大同。”
周太暄点头说：“我喜欢墨子‘兼爱’的观点，这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很相似，是一种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我不懂马克思。但是墨子的‘兼爱’，看起来很好，很诱人，人人平等，大同社会，所有的人都同等地爱别人，也得到别人一样的爱。大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相互关爱，团结互助，没有怨恨，没有矛盾，没有战争，这真的是人间天堂，仿佛这正是我们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但是我不免要问，这个理想现实吗？有可能实现吗？”
周太暄反问：“怎么不可能？”
陈先生：“孟子认为不可能。孟子和墨子信徒有一个辩论，墨子信徒说，你们儒家不是说，古圣先贤爱护人民就像爱护婴儿一样吗？婴儿又都是相同的，可见这还是‘兼爱’。孟子讲，一个婴儿眼看着要掉进井里了，谁看到都会营救，这跟是谁的孩子没有关系，这是出于人的天性，是人的恻隐之心，也就是同情心，而不是‘兼爱’。孟子认为墨家的兼爱是很可笑的，他认为人不可能像爱自己兄弟的孩子一样爱邻居家的孩子。爱兄弟的孩子甚于爱邻居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人性。儒家讲的仁爱，是建立人性基础上的，是从人性的‘亲亲之爱’出发，再由此及彼，向外推广延伸，这样才是比较合情合理的。老夫认为，人的言行思想必须合乎情理，那些不近情理行为、不近情理的道理，最终都会是人间的祸害。”
周太暄有些疑惑，他问：“如果我们只以情理来论是非，那岂不是失去了绝对的标准？比如，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劳动者应该拥有他创造的一切价值；而资本家认为他投入的货币、技术，他对工厂投入的心血，这些都是价值的来源，所以他理所当然要获取利润。工人和资本家各有各的情理，那么怎么来评判他们之间的是非？”
陈先生一时语塞，想了一下他说：“我想情理的根本在于良知，偏离了良知我们无法对事物做是非判断。工人和资本家的争斗的根源在于他们对良知的偏离，价值应该是他们共同创造的，这些价值应该属于谁要问问自己的良知。我认为资本家把大部分拿走，自己花天酒地，让工人吃不饱穿不暖，这肯定不对；但是，说所有的价值都属于工人也不合情理。我认为，劳动的成果如何分配不是计算问题，也不是道理问题，这是一个良心问题。所谓良心就是孟子所说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如果工人和资本家都能用良心来思考，他们之间的问题就可以合情合理解决。”
周太暄问：“老师，既然人都有良心，为什么现实中工人和资本家的争斗无法解决呢？”
陈先生说：“王阳明有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人虽然生来就有良心，但随着人有了私心活动，也就有了善恶。解决心中之恶的方法无他，只有靠‘格物’，明辨事理，只有知善知恶，才能正其心，诚其意，从而找回良心。如果人的心正了，这个世界就公平了，一切争斗也就不存在了。”
周太暄认真地听着陈先生的讲解，他心中的问题和困惑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是改造社会存在，改造社会存在的基本动力在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而陈先生却说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在于外部，而在于人的内心，改造社会等于改造人心。周太暄认为老师的说法虽然听起来有道理，但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孔孟的仁爱思想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年的历史充满了残忍和仇恨，事实说明只有改变社会存在才能改变人心，而不是相反。
他本想和老师继续探讨，但又怕冒犯老师，惹他老人家伤心，所以到了嘴边的话又被咽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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