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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三愣子的忏悔  瞿小翠的血泪史
原来,王芬芳将要定为地主成份,在茅草村私下传开后,知道人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震撼最大的除了王芬芳本人外,还有羊五益。王芬芳是什么人,他比谁都要清楚,是他将他们一家人从关帝镇请到茅草村的,是他千方百计将王芬芳留下的,哑巴也是他带到村里请求王芬芳收下的。
王芬芳在茅草村十多年做了些什么,他比谁都清楚。她不仅给他们古老的村子注入了新的活力,她也在一门心思的用自己的双手,在拼命建设她梦中的果园,想让她的梦中的‘茅山柚’,成为他们这一带穷乡僻壤的致富之果啊!
说良心话,王芬芳来茅草村后,没有过一天轻松、舒坦的好日子,人变老了,变丑了。可奔头儿,却捞到了当地主的下场。冤啊!屈啊!再想到这都是他造的孽啊时,深感他对不住王芬芳!愧疚在心、老泪涟涟、坐立不安、不思饮食,病了,卧床不起。
王芬芳要定为地主成份,在茅草村心事重重地还有小英子的爷爷羊五善。他听到传闻后,想:在羊五益的撮合下,将他的宝贝孙女小英子与雷家的大儿子雷自立定了婚,当时在他的心里认为是绝配。他心中孙女婿的条件,在雷自立的身上都有,在他看来是圆满得不能再圆满了。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在村里人的面前也觉得风光满满,还想到在他百年之后也能含笑九泉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竟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完美,在他看来雷自立是一匹没有缰绳的野马,虽然是同住一个村子却长年不在家,年轻人为了自己的前程,在外头念书他认了。让他无论如何不能认可的是,好好的书不念了,要远离自己的国家跑到朝鲜国去同美国人打仗。枪子儿是没有长眼睛的,不幸的事随时都可以发生,万一死了、残废了,叫他的小英子怎么办?为了这件事他已经积郁在心,开始让他为这门婚事后悔了。
但他也抱有一线希望,也可能他的小英子的命大,有一天她的未来的孙女婿会活蹦乱跳地回来了。为了国家拼过命的人就是英雄,他的家也光彩,如此一想,他的心也平静了。
让他万万想不到是,他还没有平静多久,雷家又要划为地主阶级成分。对地主这样高成份的家,谁不想躲得远远的,可她的孙女还要进这个家,这不是明知是火炕还要往里面跳吗!这是自作自受啊。
本来因这门婚事就郁结在心的羊五善,又如火上浇油,忧心如焚的他,心火上生,腹中一口痰,猛地往上一蹿,卡在喉咙中,出不来也下不去,脸憋青了,嘴唇发绀。年老多病在身的他,没有缓过这口气来,陡然间与世长辞了。
在茅草村,王芬芳要定为地主成份的传闻,传来传去知道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一天之中一位老人故去了,一位老人病倒了。三愣子心想这都是他惹的祸,心里实实在在地害怕了。
三愣子害怕的不仅是因为他,他的俩位爷,一位故去,一位病倒,更让他糟心的是,这事让土改工作组知道了,他可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因为,在三愣子的心里清清楚楚记得,何也副组长在会上反复强调过,说:今天会上所有人说的话,散会后都不能外传,包括你们家里的人。还特别指出这是纪律。
三愣子想到这里,担惊受怕地想:我违反了土改工作组的纪律了,这是多大的错他不清楚,但他知道这个错,肯定也小不了。他揣摩着,村委会委员肯定是当不成了,兴许还会坐牢。一时间三愣子心惊胆战,惊慌失措地在心里哀叹。我要丢人现眼了!今后怎么见人!无法活了!!
这时三愣子,看到身边的窗台上有一包已打开了的‘六六六’农药,心里一冲动:不如死了算了!于是,一手抓过来农药袋子,就往自己的嘴里倒,正在他不断地往嘴里倒时,被他的堂客看见了。他堂客大惊失色地猛跑了过去,将‘六六六’农药袋子从三愣子的手里夺走了,三愣子倒下了。
三愣子的堂客急得心惊肉跳地跑出院大门,用战抖凄厉的声音,一声紧接着一声地大喊大叫:“不得了呐!三愣子吃农药了!要死人了!”
三愣子的堂客凄厉的叫喊声,刺破夜幕,传到了茅草村的每一个角落,也传到了王芬芳的耳朵里。人命关天,茅草村的人不顾夜黑,放下了正在做的一切,惊恐万状地从黑暗中的四面八方先后到了三愣子的家。
在昏暗的灯光下,三愣子面如土色,双手紧捂着肚子,弯着腰在地上打滚,来的人焦虑万分,面面相觑,束手无策。
这时有人说:“快去请雷家的大婶子,立儿他娘,只有她才能救三愣子的命。”
又有人说:“她现在是地主了,那还有这份心事啊?”
又有人说:“就是她想管,地主的帽子将要戴上了,她还敢来吗?”
这时也有人小声说:“她的地主成份,就是三愣子在会上提的,我都知道了,立儿他娘不会不知道。她现在还不恨死三愣子了!要她来救三愣子,我看门也没有!”
总之,关心三愣子的人来了不少,看到三愣子痛得在屋子里满地滚,急得心里痛的人也不少,就是没有一个如何救三愣子的准主意。
羊廷望来了,进屋就说:“我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卸门板呀,赶紧把他抬到关帝镇教会的诊所去呀!”
就在羊廷望带着大家,忙着卸门板的时候,王芬芳在张晓阳、宝嫂子的搀扶、陪同下,突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大家就像白日做梦一样的大声惊叫起来:“雷大婶子,立儿他娘来了!”
宝嫂子和王芬芳、张晓阳是在他们都急急忙忙从不同地点向三愣子家的路上走时碰上的。张晓阳看到宝嫂子后,一手端着一碗饭,很着急地说:“宝婶子,你劝劝我的恩娘吧,她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晚上,都没吃没喝,正要吃饭还没有吃一口,听到外面在叫喊,三愣子哥喝农药了!就立即撂下饭碗就跑出来了。我说恩娘,您把这碗饭吃完了,我们再去,恩娘就是不听。”说到这里张晓阳哭了。
宝嫂子突然听到哑巴张晓阳会说话了,又惊又喜的,立即边走边问王芬芳:“哑巴会说话了,这可是比天还要大的喜事啊!什么时候会说话的?”
“就刚才不久。”
“怎么就忽然会说话了呢?”
“我要定地主成份,又不吃不喝的,我们亲如母子,他能不着急嘛。可能是着急得太大发了,激活了影响他说话的那根神经吧。”
宝嫂子喜洋洋地说:“还是老天有眼,那有做了好事没有好报的,这下可以让哑巴向土改工作组好好说说,到底你对他有没有剥削。”说到这里,宝嫂子拉了一把王芬芳的手说:“你就不要哑巴再着急了,看我还叫他哑巴。你就看在张晓阳对你的这份真情实意上,现在就把这碗饭吃了。”
王芬芳几乎要跑地说:“不行,三愣子哪里要争分夺秒,我现在不吃还死不了,三愣子就不一样了,人命关天啊!”
王芬芳三人就这样急如星火地进了三愣子的屋,王芬芳同谁也没有打招乎,径自走到了捂着肚子,身子弯曲得像虾米,不停地叫着‘哎哟、哎哟的三愣子的跟前。看了他一眼马上对他的堂客说:
“你快去兑一大碗温乎的淡盐水来。”又对旁边的人说:
“你们谁快去他们的鸡窝里找一根比较大点的鸡毛,洗得特别干净了给我。要快!”又说:“请那几位,将三愣子从地上抬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
三愣子弓着腰坐着,双手不离肚子,嘴里不停地大声叫喊:“哎哟!痛死我了!我要死了!”
王芬芳先让三愣子将哪碗淡盐水喝了,然后让张晓阳将他手里端着的那碗饭给了别人,要他掰开三愣子的嘴,她用右手拿着鸡毛往三愣子的嗓子里面捅。没捅几下,三愣子陡地哇地一声,从他的嘴里喷射去了几口,充满了‘六六六’农药味的恶嗅、刺鼻、呛人的黏液。站在三愣子身前的王芬芳和张晓阳都被喷了一身。
王芬芳不仅没有理会她的身子脏了,还毫不嫌脏的用手抓了一些自己衣服上的黏液,放在鼻子前嗅了嗅。然后又对三愣子的堂客说:“再让他喝一碗淡盐水。”
三愣子喝完后,王芬芳又用鸡毛在三愣子的喉咙里面捅,三愣子又往外吐,在他前面的王芬芳和张晓阳的身上又被吐上了不少。如此反复多次之后,三愣子吐出来的黏液不再有‘六六六’农药味了,也没有那么恶嗅、呛人和刺鼻了。三愣子也不再捂着肚子,叫痛了。
王芬芳再抓了一点黏液嗅了嗅,大松了一口气地对大伙儿说:“现在没事了”又对三愣子的堂客说:“先用水让他好好漱漱口,再扶他到床上去休息,他的胃已经受到了伤害,今天不能吃任何的东西,明后几天也只能喝点米汤或者稀米粥,一次还不能吃得太多,一天可以多吃几次。”
王芬芳说完让张晓阳拿过了别人替他端的饭,扶着她往外走。三愣子的堂客急忙说:“先不要走,让我给你们擦一擦身上的脏东西。”
王芬芳淡淡地说:“不用了,你照看好你的男人吧。”话音未落他们已经消失在黑夜中了。
宝嫂子站在三愣子的屋门口,心沉地望他们远去的背影流泪了,嘴里自言自语地说:“她从昨晚上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刚端起饭碗想吃饭,听到这里出事了就急匆匆地赶来了,好人啊!”
说到这里,宝嫂子转过身大声对众人说:“我要告诉你们大家,天大的好消息,哑巴张晓阳会说话了!!”
“ 哦!!!”众人一片惊呼,眼球都集中在宝嫂子的脸上,问:“哑巴怎么突然就会说话了呢?”
“急的,立儿他娘,因为要定地主成份,又不吃不喝,哑巴能不急吗。而且这不是一般地急,是急大发了!”
“ 哦!!!”又是上片惊呼,这时有人无比感慨,言之凿凿地说:“一个恩重,一个情深,才有了哑巴今天的奇迹!”
一天之间,王芬芳要定为地主,两位老人因此一病一故,哑巴张晓阳因此急得会说话了,王芬芳主动救三愣子等等,让茅草村人就像是做梦一样。
第二天,羊廷望向匡俊仁、何也俩位组长详细汇报了茅草村像是做梦的情况。
羊廷望说完还没有走,三愣子在他堂客的搀扶下也来了,见到两位组长后,立即跪在了他们的面前。哭丧着脸说:“我犯错误了,你们处分我吧。”
匡俊仁和何也赶紧起身将三愣子扶了起来,让他坐下后。匡俊仁和颜悦色地说:“羊廷国(三愣子)同志,你犯了什么错误,要我们处分你?”
“我违犯了纪律,不该将王芬芳要将定地主成份的意见,告诉了我的堂客。她又告诉了别的人,在我们村里一下子炸开了锅。我的两个爷急得一个病了,一个没了。王芬芳也急得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我自己害怕地也喝了农药。”说完三愣子很伤心的哭了。
匡俊仁恳切地说:“羊廷国(三愣子)委员,你确实违犯了工作纪律,不过你今天能主动认错,又是第一次犯,处分就免了。”
三愣子听说处分免了,马上又笑了。又非常认真地说:“我有一个请求,收回我说的要将王芬芳定为地主的意见。哑巴和王芬芳他们是一家人,他们情同母子恩重情深,那里来的剥削。王芬芳听说要定地主成份不吃不喝,将哑巴急得都会说话了,这不是一般地着急,王芬芳对哑巴有剥削,没有恩和情,哑巴急得出来吗?”说完起身要走了,又转过头急急忙忙补充说:“二位组长,我们茅草村没有地主,富家也没有。”
羊廷望的汇报,三愣子的认错,特别是哑巴说话了,让匡俊仁和何也受到了震撼,留下了思考。
思考后的匡俊仁主动找何也谈心,敞开心扉诚恳地说:“老何呀!茅草村这一闹腾,我认真、深入地想了多时,关于茅草村阶级成份的划分,看来你的意见是对的。
茅草村确实很特殊,找不到一户地主。要给王芬芳定为地主,说她对哑巴有剥削,既然有剥削,那就与地主确实沾了一点边。可是哑巴这一说话,这个剥削论,还有吉权的奴隶论我看是不攻自破啊。
假若哑巴与王芬芳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或者说是无情无义的关系,哑巴是在王芬芳的奴役、虐待、强迫、或者是在很不情愿地情况下进行劳动的。他们两人之间只会是对立,至少也是淡漠、寡情,是谈不上亲情的。
王芬芳要定为地主,不吃不喝,哑巴即使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最起码也是事不关己,那里会有着急可言。现在的事实情况是,哑巴不仅着急地在王芬芳面前下了跪,竟然还着急地说话了,两人之间若没有恩重情深的感情,是万万做不到的。
三愣子有一句话说得好,哑巴和王芬芳他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在一起共同创业,一起劳动,相依为命,恩重情深,说谁对谁有剥削这是很荒诞无稽的。”
何也听到这里,十分高兴地激动地紧握匡俊仁的手说:“老匡啊,我们终于想到一起了。好啊!”
何也停顿了一下,忧心忡忡地说:“下面的问题,我们工作组内部,吉权还会有什么想法?还有茅草村不定一户地主,我们的上面队部这一关好不好过?”
匡俊仁心情沉重地说:“是呀,你说到我的感觉上了:这次土改假如我们在茅草村定了不只是一户,或是二户三户地主,可能不会有人感到惊讶、奇怪,也不会有人想到要过问一下。现在我们在茅草村一户地主也不定,那就不一样了,可能就会有人感到惊讶、奇怪,甚至要来过问。”
最后匡俊仁坚定地说:“当然我们不怕过问,你说得对,‘我们的工作要对国家、对群众两头负责,要经得起政策和时间的考验。’我还补充一句:不要有一天让别人来为我们纠正错误。
老何啊!我们还要准备应对给我们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不过再难,有了我们两个人同心一起担当、一起做工作,党的土改政策就是就我们的底气,我就不相信抵御不住有人的说三道四。”
果不出何也所料,吉权他的奴隶论,由于哑巴说话了,不攻自破。再给王芬芳定地主,找不到托词了,但对王芬芳反革命的身价抓住不放。他说:“在王芬芳的身上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王芬芳不吃不喝,羊五益病倒,哑巴说话了,我认为很有可能,都是他们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自编自演的一场戏。哑巴根本就会说话,那有真哑了的人,一着急就会说话了的?过去哑巴不会说话全是装的。”
丁苗苗、任之君两个年轻人都在心里想:吉权怎么想的就是与我们想的不一样,离奇离谱的得让人难以想象。但两人都心照不宣地吸取了已往的教训,心里有什么意见不要先抢着说,一定要先听一听两位组长的意见。
匡俊仁听了吉权的意见,也觉得是离奇离谱,但也感到吉权的意见又多少对他些有启示,对王芬芳这样一个有当过国民党兵的历史背景的人,还是多提高警惕为好。有些事不能轻易下结论,比如哑巴因为着急的说话了,就不能轻易相信。他与何也交换意见后,决定他们工作组集体与哑巴谈一次话。
哑巴张晓阳,是有文化的人,听说土改工作组要找他谈话,知道事关重大。做了一些准备,将王芬芳多次带他到县医院耳鼻喉科看病的病历都带上了。谈话的那天,张晓阳首先将带去的病历交给了匡俊仁,在工作组五人中进行了传阅。
几位医生的对哑巴的结论都是:说话的器官都很正常,听觉正常,不会说话不是病理上的原因,主要是精神上的原因,有可能自愈。
大家看完了张晓阳的病历后,除了吉权之外对张晓阳在着急后能说话的疑虑打消了一大半。
匡俊仁问:“张晓阳,你是怎么不会说话的?”
张晓阳心里一沉,不堪回首地说:“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家乡洞庭湖滨的南南县,被小日本鬼子侵占后。一天太阳像火一样地烤人,一帮小日本鬼子带着枪忽然闯入了我家。要将我家的大水牛牵走,牛是种田人的命,我爹拼死不让。小鬼子急了,将枪顶在我爹的脑门上,将我爹捆绑了起来。这时我娘急了,要与他们拼命,鬼子又将我娘也捆绑了起来。将他们俩人,吊在屋前的大柳树上,小鬼子用皮鞭子抽打。
我躲在屋旁边的稻草堆里,鬼子对我爹娘的暴行全看得清清楚楚。鬼子的皮鞭声,我爹娘的惨叫声,让我的全身就像刀子割地一样痛。我多么想向小鬼子们扑过去,咬上他们几口。可是爹娘现在悲惨的遭遇在告诉我,不能向让鬼子扑过去,不仅咬不着鬼子,让鬼子发现了我,我肯定要死。我想,这是我的爹娘不愿看到的。
刚十岁的我,恐惧、害怕到了极点。心中的怒火虽然冲天,可又要默默地忍受着一个儿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爹亲娘被敌人进行残酷地迫害,想看不敢看、想哭也不敢哭,想叫喊更不敢了。只能把对爹娘的爱,对他们生命的担忧,对小鬼子的满腔的仇恨,使劲地往心里憋。万般无奈地强制着自己承受着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的压力,这对我是多么地生不如死的残酷的折磨,这种残酷折磨我想也是人世上绝无仅有的,没有这样经历的人也是难以想象得到的!”张晓阳说到这里已是泪流满面。
他接着泣不成声地说:“惨无人道的小鬼子,将我爹娘残害致死后还不罢休,临走时还放一把火将我家的稻草屋烧了。
小鬼子牵着我家的大水牛走了后,躲藏的乡亲们赶紧来了,将我爹娘从树上放了下来。我猛冲出稻草堆,趴在爹娘的尸体上,使劲地摇晃着他们,嘴里想叫爹、想叫娘,就是叫不出声了,我拼命地想哭就是哭不出声。当我知道我哑巴了时候,立即晕厥在爹娘的尸体上。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是在我家屋后的大湖里,荷叶众中的小木划子上。我不知道在小划子上躺了多久,只知道全身都是蚊、虫叮咬的包,脸上被叮咬地肿了。饥渴难忍的我,喝着湖水,在水里捞找还未长成的菱角吃。
那时的我,孤苦伶仃,不是举目无亲,而是举目无人,害怕又恐惧。失去爹娘、失去家的悲痛欲绝,我想去找死去的爹娘。划着小木划子,刚要上岸,一队举着太阳旗的小鬼子正在垸堤上走呢,吓得我赶紧躲进了荷叶众中。直到晚上我才上岸摸黑地到了被烧成灰烬的家,找到了我爹娘死后躺过的地方,爹娘没有了。又到附近到处到,也没有找着,心想也可能是好心的乡亲们将我的爹娘埋葬了。
孤独、无助、无奈的我,怀着对小日本鬼子的无比深仇大恨、怀着对乡亲们的感激,对我爹娘的深切思念,对家乡的难舍难离,在黑夜中,离开了家乡,盲目地流离颠沛到了关帝镇。
已经不是人样的我,到了关帝镇后,衣不蔽体、饥寒交迫、又无栖身之地。由于不会说话,倍受同龄人的欺凌,生不如死。
在关帝镇,我正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吃,被五益爷爷看见,他可怜我,好心地将我带到了茅草村,带到了王芬芳恩娘的面前。我低着头,想见她,又不敢见她。
因为那时人不人鬼不鬼的我,骨瘦如柴,头顶、身上都长了疥疮、破衣烂裤上长满了虱子,凡是见到我的人,不是睥睨的目光,就是躲得远远的。
是王芬芳恩娘,不嫌弃我,不腻歪我,收留了我。不仅让我有了家,有了人过的正常生话。特别是还让我又有了不是亲娘,胜于亲娘的母爱。
在王芬芳恩娘的万般温厚、耐心地呵护、治疗、调养下,我慢慢地有了人的模样,有了做人的尊严,有了一个现在的我。近来,恩娘还在为我,张罗堂客呢!因为我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我有一个如此深爱我的恩娘,有了一个万分温馨的家,让我从失去爹娘、失去家的无比悲恸中,感到了无比地幸福。
可是,当我的恩娘,因为我要定为地主成份,一天一夜不吃不喝时。当我想到了,现在我拥有的家、恩娘对我爱、已有的幸福等等又要失去时。各同志我能不着急吗?这种着急的程度,除了我是谁都想象和体会不到的。在着急中我说话了,这也是老天爷有眼吧,看到我的命实在是太苦了,为我开启了一扇生存之门啊!
俗话说,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王芬芳恩娘对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我现在对恩娘的付出,根本谈不上报恩,就是作为恩娘的养子,家中的一名成员应尽的责任,也远远做得很不够。
有人说恩娘对我有剥削,要给恩娘定地主成份。在这里我要说:说这话的人,不是别有用心,有意陷害,就是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不懂得人世间什么是苦、什么是情、什么是恩、什么是家、什么是一个家庭成员对家应尽的责任。”
张晓阳如泣如诉地说到这里,抹了抹脸上的泪水说:“各位同志,我的话说完了,有不对的请批评,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请问。”
这时丁苗苗、任之君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匡俊仁、何也亲切地冲着张晓阳直点头,吉权紧绷着脸。
就在张晓阳走不多久,土改工作组在议论张晓阳说的话时,羊廷望一阵风地进来了。
匡俊仁问:“有事吗?
“不打搅吗?”
匡俊仁笑呵呵地说:“村长来了,有话尽管说。”
羊廷望喘口气,一本正经地说:“我从镇上开会来,开完会镇党委书记,向我说了一件事,我觉得应该向土改工作组的同志汇报下。是关于王芬芳反革命份子和特务的事。”
羊廷望的话,刚说出口,就引起了在场的人的关注。
羊廷望说:“镇党委书记对我说:‘前些日子我到县里去办事,顺便去了一趟县公安局,见到了管治安方面的股长。当我问:‘股长,我们镇茅草村王芬芳的问题你们查得咋样了?’他一怔,反问我:‘王芬芳是谁呀?是什么问题?’我说了一下情况后,他查了一下他们的登记簿说:
‘你说的是王芬芳呀!她不就是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了年把多的卫生兵吗!这是谁报上来的,像这样的人你们也上报,那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吗?一个卫生兵,你们要我们查什么?’‘根据《公安条例》要够得上反革命的起码也要是连级,还要看有没有罪行,一个卫生兵顶多也只能算是一般的历史问题吧。’
我于是说:‘不是说她还是隐藏下来的特务吗?’他反问我:‘你听谁说的,有根据吗?在这个登记薄上怎么什么也没有写。这种是风就是雨,没有一点谱的事,也要我们公安部门去查,你要我们从哪里去查?去查什么?把我们公安当成什么啦!
他生气地把我噎得哑口无言。’
最后公安局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镇党委书记同志,有些事不要毫无根据地想入非非,就怕阶级敌人少了,草木皆兵,人为地将不是敌人的人硬往敌人那边推,是会影响到社会安宁的。’说得我真还有一点下不了台。
最后,镇党委书记对我叹了一口气说:‘就算我吸取了一次教训吧,当时我刚到关帝镇,就听说了王芬芳是特务的事,说得很邪乎,我当时没有多想,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就无根无据地上报了。为了你好,还郑重其事地向你说过此事。
现在看来,说王芬芳是特务的人,是有些想入非非,就怕阶级敌人少了,我们听的人也不能别人说风就是雨,也要动脑子想想。好在国家有政策,公安局的同志政策水平高,心中有数,没有对王芬芳造成太大的影响。
这事就过去了,你与王芬芳同住一个村,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该怎么相处就怎么相处吧。”
羊廷望说完,任之君说:“王芬芳在国民党部队当卫生兵的时候,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时候,她也是怀着抗日的目的参军的,说她是反革命,日本人是什么?”
何也高兴地说:“村长带来的镇党委书记说的关于王芬芳的事,是及时雨,对我们考虑王芬芳如何划定阶级成份的问题很有帮助。”
羊廷望走后,土改工作组继续商讨茅草村划定阶级成份的问题。
半月后,快到晌午时,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开了,小坳山村的王氏祠堂的大门前贴了大告示,各家各户划分的阶级成份都在上面公示了。
这条消息就像是一块强力的磁石吸引着茅草村正在忙碌的人们,不得不放下手头上的活计,怀着极度关注的心情、呼啦啦,顶着寒风向小坳山村跑去。
王芬芳当时正在家里同张晓阳一起磨豆子,准备打豆腐。听到这个消息后,全身猛地一哆嗦,把正要往磨眼里放的,匙子里的水和豆子全洒在了地上。王芬芳忐忑不安地想:这一天终于来了!这时她的心在突突地跳。
稍微冷静后,王芬芳心想:从土改工作组找张晓阳谈话看,她的地主成份并没有最后铁板上钉钉,还在商讨中,要不他们怎么会找张晓谈话呢?再想到她丈夫对她说过共产党是最讲实事求是的,既然土改政策中没有她这样的地主,兴许他们不会将她划定为地主成份。
王芬芳想到这里,虽然乐观多于悲观。但她还是不敢去看公示,害怕万一她划定的就是地主成份,一时难以接受,当着众人的面昏倒了什么的,让人小看。她决定自己不去,让张晓阳去,她在家里等结果。
就在王芬芳望着通往小坳山村的小路,备受煎熬地分分秒秒中,张晓阳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她的身边,喘着大气喜洋洋大声地对她说:“恩娘,我们定的是中农成份。”
王芬芳怕自己听错了,激动不已地说:“儿,你再说一遍。”
张晓阳兴高采烈地大声说“恩娘,我们定的是中农成份”
王芬芳听完,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我们定的是中农成份。还是你爹说的对,共产党是最讲实事求是的,诬陷我的人没有得逞。”
虚惊一场的王芬芳,就像是大梦一场,噩梦过去,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因王芬芳要定为地主成份,病倒卧床不起的羊五益,听说他自己定的是上中农成份,王芬芳定的是中农成份时。主要是心病的他比吃什么药都灵,他的病马上就好了,从床上起来向他的屋里人要吃要喝。
两天后的清晨,又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在茅草村传开了:在小坳山村原先唱过戏的地方,要召开斗争地主的大会。
茅草村的人们,手里拿着坐的家什,开始陆续地向小坳山村走去。宝嫂子叫着王芬芳,一同前往,张晓阳紧跟在后面。
隆冬腊月,寒气嗖嗖。小坳山村今天是一番别样的景象,树干上、墙壁上等处,都贴上了用彩色纸写的标语:
“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彻底清算地主的剥削罪行!”
“打倒地主!”
“贫下中农翻身做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小坳山村公共的打谷场的南头,原先小坳山村的先人搭台唱过戏,留下的小土包,被平成了一个约两丈见方的土平台,比打谷场约高出了两尺有余。平台的三面有稀疏的南竹做屏障,远远望去就是一个没有木板铺垫的小舞台。在土平台的东西两侧,各埋上了一根碗口粗的竹竿,在两根竹竿之间,拉了一条巨幅的横标:“小坳山村、茅草村斗争地主大会。”红底白字赫然在目。在土平台的最后面摆了一排木条案,在条案的后面放了一排长板凳。
宝嫂子、王芬芳、和张晓阳到的时候,打谷场上已经快坐满了人。坐在靠近土平台的是从关帝镇完小来的学生,他们是来接受阶级教育的。学生们在老师的指挥下,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高昂而热烈。
在学生的后面是不成规则地坐着的小坳山村和茅草村的村民们。人们表情严肃,没有一个大声喧哗的。
当打谷场上的人快坐满了以后,土改工作组的正副组长、村委会全体委员,一起走上了土平台,一溜坐在了木条案的后面。在土平台的两侧站了小坳山村的五、六个五大三粗的壮年农民。
这时,羊廷望站了起来,表情严肃的大声地说:“现在我宣布:
小坳山村、茅草村斗争地主的大会,现在开始。”接着他声色俱厉地大声喊:“将地主分子全都带上来。”
随着他的喊声,人们都扭过脸向东侧看。在王腾达的带领下,小坳山村的五名地主,在胸前都挂了写了他们名子的一块硬纸板牌子,走到了平台最前面。在王腾达的指挥下,地主们一溜排开面向群众。
五名地主分子都低头站着,下巴颏顶到了胸前的硬纸板上,只恨不能将脑袋扎进纸板里面去,有的甚至身子在哆嗦。
王腾达开始一个一个地向台下的群众介绍地主,当走到某地主的跟前时,他首先要说一句话是:把头抬起来,让大家看看你的丑恶嘴脸。
王腾达介绍完以后,羊廷望大声宣布:“现在由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揭发、控诉地主的滔天罪行。
有两位步履蹒跚,弯腰驼背的古稀老人先后上了土平台,面对面地用他们干瘪的大手,战抖的声音,指着地主吐出了他们长期以来窝在心里的满腹苦水之后。最后一个上土平台的是一位上身穿了一件满是补丁的破棉袄,五十多岁的大娘。
她的年纪虽不算太老,但从她一头稀疏的白发、黑色消瘦的脸上满是像刀子刻了似的深深的皱纹的外表看,要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饱受过艰难生活煎熬的苦命人。
站在土平台上的她,首先伸出暴筋显骨发黑粗糙的手,拍着胸脯用有些嘶哑的声音说:
“我叫瞿小翠,这是我的大名,没人叫,有时连我自己也忘了。‘要饭的’倒成了我的大名了,在小坳山村老人、大人、小孩都这么叫,我也习惯了,不觉得寒碜了,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要饭的吗!”
她不堪回首地,如泣如诉地说:“二十多年前,我和我的男人,经人介绍到了小坳山村,哪个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我们租了王飞虎的二十多亩田,他要的租子比别的地主要高出两成。由于他有一幢里外三间的住房和一些过日子的家什,还有作田用的农具什么的,我们一咬牙就同意了。
我们两口子凭着身强力不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起早贪黑,热天冷天,风里雨里,一心趴在田里干着干不完的活计。这样一年干下来,交齐了租子剩下的粮食省着点吃,还能剩一点点,这对我们穷人来说就很满意了。一年以后我们有了儿子,觉得日子过得苦中有甜。
儿子有了几个月了,可招人喜欢了,快要过大年了,一家人心里都很高兴,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大难临头了。
在县城里做买卖的东家捎口信来,要我们给他送二百斤糯米去,过年用。腊月天本来就很冷,有一天又刮起了北风,冷得人心里打冷战。我男人准备给东家送糯米,我对我男人说:‘风太大,你这一路又是顶头风,改天没有风了再去吧。’我男人说:‘眼看就要快过大年了,东家可能等着急用呢,早送去一天是一天。’就这样让我提着心,我男人推着装了二百斤糯米的独轮车,顶着大风上路了。
后来他告诉我,到了一个山梁时,哪是一个风口,山风大得人都难站稳。他推着车顶着风走,每走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非常的艰难。就在这当口儿,车轮子碰到了路上的一块尖石头,由于装得太重,又有风较劲,我男人虽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将车子稳住,同车子一起滚到了山脚下,后来被过路的好心人将他救了。
人是送回来了,可是他的大腿被一起滚下的车轮子砸断了,脸上、身上还蹭破了好多个口子,刚到家的时候还在流血。
乡亲们啊! 走的时候一个好生生的能干活的身强力壮的人,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满身是血,只能躺着的重伤人了。急得我差点儿晕死过去,六神无主,在乡亲们的指点下,强支撑着赶紧去找郎中给他治伤。为了能省一点钱,只能请要钱少的土郎中给他治。
又吃药又敷药的治了半个来月,钱也没有少花,不仅不见好,断腿的地方反而越来越严重,皮肤肿得发红发亮,还穿了孔往外流血,头热得烫手!疼得我的男人白天黑夜都在不停地哼哼。村里好心的人对我说:‘你男人都这样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些草根子治不好你男人的伤,得赶紧到县城里去找洋医院里的洋郎中给你的男人治,要不你男人就没命了。’
听他这么一说,把我吓得慌了神,自己没有了主意,还是好心的村子里的几个长工,将我的男人抬到了县城里的洋医院。洋郎中瞧完了我的男人说:‘他的伤得赶快抢救,再晚了命就难保了。’可是他看我们是山里人,知道没有钱。于是他又对我说:‘你们在城里有认识的人吗?按照我们医院的规定,你得找一个有钱的城里人做你们的担保,没有担保,医院是不会给他抢救治疗的。’
于是,我心急火燎地跑到了东家开的店里,对伙计说,我要找东家。伙计问我什么事,我着急地说:‘我是他的佃户,我男人给东家送糯米过年,在半路上摔断了腿。在乡下治不好,现在人快要死了,为了救我男人的命,乡亲们帮我们将他抬到了城里的洋医院。洋郎中看我们是乡下人,要我们找城里的人做担保,没有担保人他们不救人。在县城里我们只认识东家,我是来求东家行行好,给我们做担保的。’
伙计听完了我的话,走进店后面去了,老半天才出来说:‘东家不在店里,你快走吧!’
我那能走,我知道东家肯定就在店里,他是不想救我男人。于是,我就在店门口跪下了,连哭带喊:‘东家你行行好吧,你就救我男人的一条命吧!我的男人是为了你,才断了他的腿的呀!’我的哭喊声一会儿就招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这时,东家才从店里头走出来了。我见到他,一边磕头一边说:‘东家呀!你就看在我们是你的佃户的情份上,你就看在我男人是为了给你送糯米的缘由上,看在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几个月的儿子的份上。救救我的男人的命吧!’
东家看都不看我一眼,一点也不动心的对我说:‘你男人自己不小心摔了,这与我无关?你们山里人也不好好想一想。哪个洋医院是你们能去的吗?在哪里看病是要花好多好多钱的。不仅你们看不起,我也看不起。还是赶紧将你的男人抬回去,让乡下的郎中接着给他治,我看会好的。’
我一听东家不愿意给我们做担保,不想救我男人的命,我的心在流血,跪在地上抱着东家的腿救他说:‘我的东家呀!只要救了我男人的命,我们俩人的命就是你的了,愿意为你做牛做马,你爱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我们只要一**命的饭吃,就是下辈子还给您做牛做马。’
不管我说什么,怎么求他,就是打动不了狠心东家的心,在他的眼里我们穷人的命不如一条狗。他吩咐伙计从柜台上拿了十个铜板递给我说:‘拿着赶紧回家去吧!去找乡下的郎中接着给你男人治。不要在这里闹了,我又不是郎中,再闹我也救不了你男人的命。’
乡亲们呀!我们种田人的命再不值钱也是一条命呀!而且这条命还是为了东家才搭上的呀,狠心的王飞虎就用十个铜板将我打发了。回到家里没过几天,我男人就在痛得死去活来中,撇下我们娘儿俩走了。”
说到这里瞿小翠悲痛欲绝,猛扑到一直站在她的身边浑身发抖的,人们叫王四爷王飞虎的哥,王飞明的跟前。用双手对他劈头盖脸地一阵猛打,边打边喊:“你们这些牲畜不如的黑心的地主不是人!你们还我的男人!还我男人!”
被挨打的王飞明哆哆嗦嗦地说:“我的兄弟有罪,我有罪,该打该打。”
这时下面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接连不断地呼口号:“打倒地主!”
“打倒万恶的旧社会!”
“血债要用血来换!”----全会场群情激愤,批斗会达到了**。
王飞明那里经得住瞿小翠的打,没打几下就趴倒在地上了。瞿小翠接着说:
“乡亲们呀!家里男人没有了,天就塌下来了,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可是比蛇蝎还要狠毒的王飞虎,我男人的尸骨未寒就派人来撵我们了,说:“他的田已经租给别人了,你们现在住的屋子,新的佃户马上就要来住,要我们一天之内必须走人。
老天啊!天地虽大,可哪里是我们母子的安身之地。是村里同我们一样的穷苦人,看到我们实在没有地方去安身,就在村的边上替我们搭了一个窝棚,总算有了一个能避点风,遮挡点雨的地方。可是我们怎么活呀!不仅没有一个铜子儿,为了给男人治病,还拉了不少的亏空。想到财主家去当佣人,他们都嫌我的儿子小,不要我。别的生路没有了,只能背着儿子风里雨里到处去乞讨。
心想,不管别人怎么小瞧我,只要我们娘俩能找到一口饭吃,能活下来,等到我的儿子长大了,我的苦日子就熬到头了。因此十里八乡的人,谁都知道我是一个‘要饭的’。
可是我死活也不会想到,我苦熬了二十来年,我的儿子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得了软骨病,长得还像一个人样,可什么重活都干不了,二十出头的大伙子,还只能给地主家去放牛。一想到我什么盼头也没有了,我的苦日子没有头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几次想死了算了。可一想到我死了,我的残废儿子他怎么办?才断了去死了的这个念头,可我的心早死了,就这样不死不活的支撑到了现在。
让我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是,共产党来了,是让我们穷人翻身得解放的,我的心才开始重新活了。今天能让我在这里当着乡亲们的面,把我半辈子的苦水吐出来,让我出了这心里的这口恶气、冤气、苦气,让我找到了做人的尊严。
土改工作组的同志还对我说:要分给我房、分给我田、分给我物、分给我钱。有了钱后,我要带我的儿子去看郎中,让他成为一个正常的人。现在我已经很知足了,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
说到这里,瞿小翠情不自禁地转身对土改工作组深深一鞠躬,再转身举起手臂,发自内心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时下面的学生、村民们也跟着她一起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在会场上久久地回响。
批斗地主大会胜利结束。
土地改革结束后不久的一天,王芬芳在关帝镇镇**的外墙上,看到了陆军干校招生的简章,认为哑巴张晓阳符合招生的条件,高兴地动了真心。回家后认真详细地告诉张晓阳,要他去报名。张晓阳毫不动心地望着王芬芳说:“我要帮助恩娘把果园建设好,陪恩娘过一辈子,哪里也不去。”
王芬芳疼爱地嗔怪地说:“不要说这种没有出息的话,军干校要招生,说明国家需要人,你又够招生的条件,好男儿就应志在四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去报效祖国,陪着我能有什么出息。再说了,果园今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现在有娘一个人就行了,用不着你。”
在王芬芳再而三坚定地劝说下,张晓阳报了名被录取了。走的那天,张晓阳起了一个大早给家里的水缸挑满了水,把房前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张晓阳走的时候,阳光明媚,他背着王芬芳为他收拾的行装,威武雄壮、精神抖擞。来为他送行的茅草村乡亲们,蓦然想起了他来茅草村的时候----感慨万千
在村边的路口张晓阳与王芬芳、与乡亲们依依惜别时,在王芬芳、在乡亲们的面前深深地三鞠躬。开始了他人生的新征途,上路了。
张晓阳是怀着对王芬芳无尽地牵挂,怀着王芬芳对他的嘱咐和期待:一定要好好地报效祖国,做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而走的。
张晓阳走了,王芬芳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高大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山间的小路上。
王芬芳回到家里,没有了张晓阳熟悉的身影,顿感家里空荡无比,心头蓦地涌起不可名状的孤独感,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张晓阳走了,又让茅草村人,对王芬芳再一次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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