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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哑巴说话了任之君宣读、讲解文件的精神后，何也对匡俊仁说：“你再说说。”匡俊仁说：“该讲的老何都讲了，要学的文件小任都念了。一说到要划定阶级成份，我看大家有些紧张，有什么紧张的，地主又划不到你们的头上。在座的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村子里的情况你们最了解，村子里的事你们最有发言权，今天你们一定要畅所欲言。根据党的政策，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只要是你们说的意见，我们都爱听，我们都重视。”
匡俊仁说完话后，会场上无声静气，冷了一会儿场。何也再次说话：“今天会议的内容，可能对大家来说，感到太重大了，要好好地想一想这是应该的。不过今天我们只是初步地议论一下，并不是最后划定某家某户的阶级成份，说错了，说得不够全面的，都没有关系，等会儿想好了还可以补充，认为不恰当的也可以修正吗。”
何也说完还是没有人说话，何也望了一眼羊廷望说：“还是请我们的村长先说说吧，你是在茅草村长大的，茅草村各家各户的家境你心里应该是一清二楚。”
羊廷望眨巴了一下眼，很认真、坦诚地说：“关于我们茅草村如何划分阶级成份，按照**的政策，我不是捉摸一天两天了。想来想去，总觉得我们村各家各户的经济状况差别都很有限，都是靠劳动吃饭，既没有剥削他人的，也没有好吃懒做的，按照土改文件上讲的定地主、富农的条件，我们村好像没有。”
这时三愣子突然忙不迭地说：“我们村怎么会没有地主呢，依我看，村西头的王芬芳就是。”
三愣子语出惊人，匡俊仁、何也、任之君、羊廷望等人都惊愕地望着他。三愣子则望着王腾达。
原来，给王芬芳定地主阶级成份，王腾达与三愣子早在关帝镇开各村干部土改工作的会上，就在一起嘀咕好了。
在开会期间的一天晚上，明月高照，吃饱喝足了的王腾达与三愣子坐在宿舍前的台阶上看明月。王腾达居心叵测地凑近三愣子的身边小声说：“文件都听清楚了吧，土改要给各家各户划分阶级成份，我们当村干部的说了算。土改就是贫农得福，地主倒楣。你说说，你们茅草村的地主应该是谁呀？”
三愣子想了一下说：“这样倒八辈子霉的事，在我们茅草村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在我们羊家人的头上。王芬芳是我们村的唯一外乡人和外姓人，她平时的日子过得也比我们姓羊的好，地主当然应该是她喏！”
王腾达得意的立即拍着三愣子的肩膀说：“谁说你小子傻，我看在关键的问题上，你比谁都精。你们村的地主就应该是王芬芳，她不是很爱显摆称能吗！这会就让她好好地显摆一下！她的男人身上穿着那身灰色干部服，不是神气十足吗，也让他穿不长。”
王腾达说到这里，又往三愣子的身边凑了凑，鼓动地说：“这是得罪人的事，就怕你小子，到了让我们说话的时候当缩头乌龟，不敢说！”
三愣子不服气地张开大嘴说：“这有什么敢不敢的，王芬芳我早就把她得罪了，以后我又没有什么事要求她的。只是我这个人呀，文盲一个、嘴笨，要是有人问我，王芬芳为什么要定为地主阶级成份，我就接不上岔，说不到点子上。到时候你可一定要帮我！”
王腾达故意近乎地说：“这个你放心，我们两人谁跟谁！”
所以要给王芬芳定地主阶级成份，早就装在三愣子的心里了，就等着有他说话的机会，看到今天机会来了，早就心里冲动了，所以羊廷望的话声未落，他就毫不犹豫地顺口说出来了。
主持会议的何也怕他听错了，问：“你说的是在你们茅草村西头住稻草屋的雷家？”三愣子马上点点头，还补充说：“就是收养了一个哑巴，有果园的。
这时，羊廷望很不满地说：“哥，这是在开会，研究划分阶级成份，你可不能随便乱说啊！”
“我没有乱说，我是顶认真的。”
何也说：“那你就说说理由吧，王芬芳为什么要划为地主阶级成份？”
三愣子望了王腾达一个眼说：“我没有理由，我只是在想，在我们村要定地主，当然应该是她。她要是不当地主，难道说还要我们姓羊的当地主。”
任之君有些忍不住地说：“这事可不能只讲当然应该，是要讲政策，讲条件的。”
这时三愣子有些慌了，使劲地望着王腾达。
王腾达听到三愣子讲出了要将王芬芳定为地主成份的意见，内心里喜不自禁。看到三愣子果不其然经不起三句问，就慌了神。于是王腾达马上说：“何组长，我说几句。”
王腾达要说话。内心里慌里慌张的三愣子如释重负，笑了。
何也冲着王腾达说：“你说吧。”
“我完全同意三愣子，唉！说习惯了。我完全同意羊廷国委员的意见，王芬芳应该定为地主。我的理由是：她有剥削。
王腾达的‘她有剥削’也是语惊四座。会场上每个人的眼球都转向了他，他说：“王芬芳家里有一个哑巴，谁都知道那么大的一块从来没有开发过的，连牲口都进不去的老荒山坡，现在能成为果园，就凭王芬芳一个城里出来的手不能提一两，肩不能挑半斤的娇滴滴的女人，做梦吧？累活苦活还不都是那个哑巴干的。只要是明眼人心里都明白，哑巴就是她的家里的一条牲口，反正再怎么使唤他、强迫他，都是有嘴说不出呗！”
王腾达说到这里，三愣子忙指着王腾达插嘴说：“他刚才说的，也是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么一个理儿。没有文化，嘴笨，心里有话就是茶壶里煮鸡蛋倒不出来啊！”
匡俊仁望着三愣子若有所思地说：“你们说的倒是很有一点新意。”
这时羊廷望忍不住了，说：“我不同意拿哑巴说事。”
何也很感兴趣地说：“你说说你的具体的意见。”
“这个哑巴，谁都知道，是国难时期，从湖区流浪到关帝镇的流浪儿。由于不会说话，受镇上的小孩欺负。到镇上不久，就已经不像人样了，是我们村的五益爷，看到他实在是太可怜了，心想再这样流浪下去，很可能活不长。为了救他一命，就将他带到了我们的村，是五益爷，求王芬芳收下他的。
刚到我们村的哑巴，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瘦得皮包骨，满身是虱子，头上身上都长了疮，除了一双眼睛那里都没有一点人的模样啊！谁见了谁都感到腻歪，想躲得远远的。
当时王芬芳硬是答应留下了他，我们全茅草村的人都感到非常地意外和惊讶，都说她真是有一颗菩萨的心，才能做出这样积德行善的大好事，还说今后一定会有好报的。
茅草村的人都知道，王芬芳从收留哑巴的第一天起，就真心实意地对待他，将他当成亲儿子养。首先将哑巴有虱子的破衣烂裤全给烧了，换成了干净的衣裤，再给他治好了身上的疮。在王芬芳的调理下，哑巴慢慢地胖了，也有了人的模样了。
哑巴初到王芬芳家时，什么活计都没有让他干，能顶点事开始干活是在一年以后。哑巴就是不会说话，心里什么都明白，上过学有文化，王芬芳这样真心实意待他，他也真心实意地对待王芬芳，家里的活计他能做的都抢着干，这也是我们山里人的本分。
我们山里人过日子，谁家养的儿子不干活，除非是大财主家的纨绔子弟，这样的人在小坳地就有。我们茅草村人，家里的活计一家人一起干，有饭一家人一起吃，这叫相依为命。当爹妈的老了，当儿子的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活计全是当儿子的干，这叫尽孝，与剥削根本是两码子事。
我们茅草村全村的人都知道，王芬芳与哑巴俩人，亲如母子，一起干活，一起吃饭，和和美美在一起过日子，这也是相依为命。怎么在王芬芳的身上就是剥削了呢?
再说了，王芬芳她自己一天也没有闲着，哑巴流了多少汗，她同样也流了多少汗。现在就凭她收留了哑巴要将她划为地主，这不是做了好事反倒错了，不仅没有好报，还得了恶报，以后谁还敢做好事。
所以要给王芬芳划为地主，我认为这既不符合**的政策，也不符合做人的情理，根本就说不通，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哥是文盲，说话没有准儿，有人可不要心怀鬼胎，挟嫌报复，跟着他瞎起哄，这不是起哄的事。”
王腾达马上心虚地搭茬说：“唉，村长，你是不是在说我呀，我是实话实说，匡组长不是说了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吗！我就是这么认识的，怎么在你嘴里就起哄了。”
这时三愣子也急忙接过话说：“廷望啊，你哥不糊涂，你自己可不要糊涂。不能因为王芬芳救过你娘的命，还叫你认识了几个破字，认了你这个干儿子，就把你姓什么都忘了。在土改这样的大事上，胳膊肘可不能往外拐，向着外姓的人。我们村王芬芳不当地主，难道还要我们姓羊的当地主吗。”
让何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茅草村王芬芳竟成了要不要划为地主成份的争论对象，两种意见还针锋相对，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于是他说：“你们三人的意见都说了，还有二位委员也说说你们的意见吧。”
小坳山的张一夫委员，急忙将正在吧唧的旱烟袋锅子往鞋底子上一磕，然后说：“刚才我们的村长说，王芬芳收留哑巴是积德行善，我看这种积德行善的事，是人都愿意做。明摆着，不花一个子儿，就落得一个大劳力，这比请长工划算，请长工还要花工钱是啵！假若这也不算剥削，请长工就更不能算剥削了。
那么大一块老荒山坡，成为现在的果园，不是哑巴在那里卖命给她干，就凭王芬芳一个女人，不说她这一辈子，就是她几辈子，我看门也没有。不能占了大便宜还卖乖，依我看给王芬芳定一个地主成份，没有冤屈她。我是大老粗就知道这么一个理，说得不对的村长可不要见怪哦！”
张一夫说完，何也用眼睛瞧了一下小坳山村的王广才委员，他眨巴一下眼说：“该我啦！说几句，近期儿，我也在掂量我们小坳山村，少说也有五、六家地主，富农就更多了。茅草村虽然比咱们的村子小一点，也不能一户地主也没有吧！那土改在他们村不就白搞了吗？依我看茅草村少说也应该有一家地主是吧，不能坏事都落到我们小坳山村上，茅草村也不能尽占便宜。村长是他们村的，民兵队长也是他们村的。”
王广才说到这里忽然不说了。匡俊仁于是问他：“你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出来茅草村谁家应该定为地主？”
“刚才他们都说了我再说，不就罗嗦了呗！哦，对了，谁应划地主他们都说了，我没意见。富农他们没有说，他们村的富农我看就是羊五益。先前是族长，封建势力的代表，还有剥削，我记得我们的村长过去就给他们家放过牛，他是怎么样剥削的，我们的村长心里应该清清楚楚，在他们村他不划富农谁还能划富农？”
王广才的发言，点到羊廷望的名了，羊廷望又不得不说了。
羊廷望说：“羊五益我爷，对我家里怎么样？我心里确实清清楚楚，恩重如山。我爹死后，我们孤儿寡母的，没有五益爷在多方面无私地无微不至地关照，早就没有我和我娘了。”说到这里羊廷望感激地要掉眼泪。
羊廷望接着说：“我是给五益爷家放过牛，还不是一年两年。那是以我这个不能作田的小工，换取他们作田的大工呀，占便宜的是我，怎么反倒成了他的不是了呢！按照党的土改政策，依我看他家的成份最高也出不了上中农。”
大家的意见都说完了以后，匡俊仁虽然不是会议的主持人，他还是以组长领导者的身份，有些兴奋地说：“我看今天的会开得不错嘛！大家都畅所欲言了，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有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很好，很好。
还是我们党的教导说得好，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只要真心实意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我们认为难解决的问题，群众就帮助我们解决了，今天的会就证明了这一点。土改是一项极其复杂，斗争极其尖锐的工作，要将这项工作做好很不容易。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都要牢记教导，把走群众路线贯彻到我们工作的始终。”
何也作为今天会议的主持人，他并不认为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匡俊仁一连说了两个‘很好，很好。’他不知道是指哪方面说的，在他看来今天的会，畅所欲言是做到了，但是五个村委会委员中有四人的发言，都偏离了党的土改政策，挟带有个人的情感代替政策，来考虑划定阶级成份。
而且都是在往高里划，这是一种‘左’的错误倾向，必须坚定纠正，否则我们这里的土改工作就要犯搞扩大化的错误。对此他十分忧虑，很自疚地想：这都怪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做细、做扎实，下一步我们的工作要结合村干部、群众的思想，加强土改政策宣讲的力度。
于是，何也在匡俊仁说完话后，说：“今天我们对茅草村划分阶级成份的问题，大家都谈了各自的意见。我已经多次说过，一个家庭划什么阶级成份，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对这项工作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认真对待、高度负责。要经得起政策的考验、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对这项工作我们决不能情感用事，一定要按政策办事，按政策说话，既不能犯扩大化犯‘左’的错误，也不能犯右倾的错误。总之，这两种倾向都要避免发生。为此，我们今后一定要下大力气加强对党的土改政策的学习，还要贯彻不走样。
另外，我还要特别强调，今天的会不是最后划定某家某户的阶级成份，只是初步议论了一下。所以，今天会上所有人说的话，散会后都不能外传，包括你们家里的人。因为我们今天会上议论的内容，是村民们都很关心，又是很敏感的问题。传出去后一定会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甚至产生严重的后果，影响今后的工作，这是纪律，也是要求，拜托了。”
散会后，何也主动问匡俊仁：“你刚才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很好，你是指哪方面说的？”
匡俊仁望了一眼不苟言笑的何也说：“老何呀，难道你不觉得在今天的会上，这些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泥腿子，有的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可是，在我们认为难办的事情上，有他们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思路，划分阶级成份不局限于：是否有没有田地产，是否出租了土地，而是要看是否存在剥削。
这种思考问题的思路，难道不是给我们的土改工作一种新的启迪吗！还是党的教导说的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则是幼稚可笑的。我们不能说他们对党的政策学习得不好，是他们的思想上没有条条框框，把党的政策学活了，能将党的政策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起来思考问题，这了不起啊！太难能可贵了。
正如我们中国的革命一样，若没有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思想，像王明教条主义哪样，死抱着马列主义的哪些条条框框不放，我们中国的革命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你说，对今天的会我不说很好还能说什么呢？”
匡俊仁说的这些话，让何也好像对他都不认识了，两眼茫茫然地望着他，心想：党的政策就是死的硬杆杆，就应该贯彻执行不走样，怎么能说成是条条框框呢。更不能将党和**的政策说成是教条框框，认真贯彻执行政策绝对不是教条主义，政策也是不能活学活用的，否则哪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
于是何也问：“按你这么说，王芬芳是可以考虑划为地主成份了？”匡俊仁说：“我看完全可以考虑，今天的会你不觉得对我们的启迪就在于，划分阶级成份，不仅仅要看有没有田地产，还要看有没有剥削，这就抓住了实质，抓住了根本。田地出租它只是一种形式、手段，最终的目的，还是剥削。
像王芬芳这样收养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她就会毫无顾及地将他当牛当马使唤，反正他有嘴说不出，这比地主出租土地进行剥削要残酷得多，这种情况，怎么不可以考虑划为地主成份呢。”
何也越听越觉得匡俊仁越没有政策水平，不像是一个土改工作队的组长，他有些着急地说：“我的组长同志，收养一个流浪的哑巴，这分明是一种善举，我们可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黑白颠倒。”
匡俊仁也着急地反诘说：“老何呀，群众的意见你怎么一点也没有听进去呢？会上不是有人说了吗，王芬芳这种所谓的善举，是一种名利双收的事，是人都会这样做的，既有好的名声，又有了一个不花钱的大劳力，这比雇一个长工要合算，长工还要给工钱。假若这种**裸的剥削也不算剥削，这个世界上还有剥削吗？”匡俊仁有些急了。
听到这里，何也已强烈地感到他与匡俊仁在这些问题的认识差距太大了，心想：在农村里的人，谁都要劳动，按照匡俊仁的这种思考问题的逻辑，王芬芳收养哑巴后，只有将他当老爷供养起来才没有错，这不是很荒谬吗？进而，他非常忧虑地想：按照他的这种认识水平，来领导土改工作，肯定要出偏差。
于是，何也语重心长地很诚恳地说：“老匡呀，你现在是我们的组长，责任重大啊！党的政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最主要的依据，我们一定要按党的政策说话、办事。我认为党的政策是硬性的，我们贯彻党的政策，一定要丁是丁，卯是卯，是不能变通打折扣的。如地主最基本的条件一定要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靠出租田、地收租子，过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这样的人和家庭才能是地主。
像王芬芳这种人，地无一垄，田无一垧，而且自己劳动，创业建果园。就因为在国难时期，出自善心，收养了一个从敌占区来的，流浪街头行乞，快要话不下去了的哑巴，给她定地主，这肯定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这些村委会委员不讲政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可以理解，可是我们是党派来领导土改工作的，头脑一定要清楚啊！”
匡俊仁听到这里，有些听不进去了，绷着脸说：“你是说我的头脑不清楚，我清楚得很，我反倒认为你的脑子灌了水，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村委会委员是我们做工作的依靠，他们几乎一致的意见，认为王芬芳是地主，是代表了很大一部份贫苦农民群众的意见的。况且他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同他们唱对台戏，替他们认为是地主的人说话，这样我们的立场站在哪里去了，还是共产党的土改干部吗！。”
匡俊仁的话咄咄逼人，何也心想，他们俩人的意见是很难说到一起了，于是他建议说：“这样吧，明天我们开一个工作组的全体会，听听工作组大家的意见”
“好哇！”匡俊仁很自信的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
在第二天土改工作组全体成员的会上，匡俊仁首先说话：“今天的会，主要是讨论茅草村阶级成份划分的问题。”接着他介绍了在村委会上各委员议论的意见，他说：“五个委员中四个委员都认为在茅草村，王芬芳应该划为地主。”
匡俊仁的话音未落，丁苗苗不禁吃惊地大声一叫“哦！”。匡俊仁望了她一眼说：“小鬼，先不要大惊小怪的哦，你先听听他们说的是不是有道理。他们说，王芬芳有剥削，她收养了一个哑吧，成天为她做牛当马地干活，没有哑巴王芬芳的果园肯定建设不起来。而且这种剥削是**裸的，雇长工还要花工钱，对哑巴她一子也不花。”
匡俊仁说到这里，吉权立即拍着大腿，翘起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这些村委会委员，都是我同丁苗苗经过访贫问苦发现的，在旧社会他们都是苦大仇深，被剥削得穷困潦倒，所以他们立场鲜明，看问题尖锐，独具慧眼。王芬芳虽然没有出租田地，但她对哑巴的剥削是无情的、残酷的，也可以说是血淋淋的，现在已初具规模的果园里，流的都是哑巴的血和泪。
这时让我想起了古时候的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奴隶主。哑巴就是王芬芳的奴隶，王芬芳就是哑巴的奴隶主。而极其悲哀的是，哑巴所受的苦难、压迫和剥削，他只能留在他的心里忍受着，有口说不出来啊！在心地善良的茅草村人的眼里是看不出来的，王芬芳反倒成了一个大善人，哑巴可怜啊！”
说到这里，吉权竟然流下了同情的泪水，让在场的人大出意外。他接着说：“我甚至怀疑哑巴是怎么哑的，与王芬芳有不有关系，是不是与羊五益共同演了这场戏。因为在王芬芳的身边需要一个哑巴，一来，可以将他当牲口使唤，有口说不出；二来，她不担心她的特务的身份和反革命的活动暴露，因此不必担心哑巴会告密。”
说到这里，吉权不无遗憾地说：“只可惜，我们的土改工作的条例里没有奴隶主这个成份，现在给王芬芳定地主成份是定低了，便宜了她。组长，我的意见说完了。”
匡俊仁冲他点着头说：“很好，很好，我们的吉权同志，不仅有理论水平，而且对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有很深的阶级感情，难得啊！下面谁接着说？”
会场快冷了十多分钟的场 ，匡俊仁说：“丁苗苗同志，你早就‘哦’上了，怎么现在反而成哑巴了？”
“好，我说点我的意见吧，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我对茅草村的情况，还算是比较了解的，这个村的确有它很特殊的地方，既没有出租田地的，也没有租别人家的田地来种的。要说给谁家定地主，按照政策和条件真的还没有。当然更没有想到要给王芬芳定为地主成份。
所以当我听到组长说，四位村委会委员都提议要给王芬芳定为地主，我的第一个反映自然是非常地吃惊，脱口而出，‘哦’了一声。刚才吉权同志说得很有想象力，想到了王芬芳是奴隶主，哑巴是奴隶，给王芬芳定地主成份还低了，便宜了她，给村委会多数人的意见找到了理论根据，不过我不敢苟同。
我没有见过奴隶主和奴隶，不知道他们应该是一个啥样子，但我觉得王芬芳和哑巴都不像，奴隶主不会有王芬芳那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奴隶也不会像哑巴现在这样精神焕发、红光满面，还帅气十足。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王芬芳收养了一个哑巴，就定为地主，这不符合党的土改政策。”
丁苗苗说到这里，匡俊仁急忙打断她的话说：“我们看问题可不要只看表面啊！要学习那些村委会的委员，透过现象看本质，只要有剥削也可以考虑定为地主成份。那你说王芬芳不是地主，茅草村谁家应该是地主？”
“我看谁家也不是。”
匡俊仁摇摇头说“这好像不太符合中国历史悠久深厚的封建社会的国情和规律，对茅草村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匡俊仁说完，望着任之君说：“你是同何副组长，在茅草村了解情况的，年轻人脑子里没有条条框框，你说说。”
任之君坦诚、真情地说“我在这里是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很短的，组织上安排我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的工作，这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的机会，我也暗下决心，一定不要辜负组织上对我的期望。为此，在工作中我除了要很好地学习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外，还总是提醒我，在工作中一定要讲政策、一定要向老同志学习。
在村委会研究茅草村划分阶级成份的会上，有的委员不以土改的政策为重，反而怀着杂念，感情用事，硬是要给无田无地的王芬芳定为地主，让我很吃惊，心想，怎么这样呢？一点政策观念也没有？他们可都是我们土地改革中的依靠对象啊！于是让我想到了，要将土地改革的工作做好，远不是我原先想的那么简单，也感到作为一名土改的干部责任重大。
今天是我们土改工作组开会，心想我们都是有一定的无产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的，政策观念肯定都很强。可是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村委会我认为偏离土改政策的意见，竟然得到了吉权同志的支持，还找到了理论，说得头头是道，匡组长好像也很欣赏，这下把我搞糊涂了。
国家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我这个土改干部的心里是神圣的，可是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怎么就不神圣了呢！？我现在不能说吉权同志错了，更不敢说匡组长有错，只能从我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可现在又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现在我很苦恼也很纠结，对茅草村划分阶级成份，现在说不出什么意见。
任之君说完，匡俊仁望着何也说：“老何，你也说说你的意见吧。”
何也坚定地说：“我对茅草村划分阶级成份的意见是明确的也是坚定的，按照土地改革的政策，茅草村没有地主和富农。现在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
吉权同志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甚至怀疑哑巴怎么哑的与王芬芳和羊五益有关，荒诞不经地让人难以想象。奴隶论的理论更是不值一驳，何为人奴，我不知道吉权同志是否知道。奴隶是没有人生自由的，奴隶主对奴隶生杀予夺。奴隶也是在严格地管制和强迫下从事难以承受的劳动，劳动时有一个拿着皮鞭的监工，监视着他们，稍有懈怠，就要遭到监工皮鞭的抽打。王芬芳和哑巴是这种情况吗？当然不是。
我再说一遍，我们在土改中，一定要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排除各种干扰，坚决按照政策办事，千万不要犯‘左’倾错误，搞扩大化。
何也说完以后，匡俊仁紧皱眉头地说：“看来我们对茅草村如何划分阶级成份，主要是王芬芳要不要定为地主成份，分歧还很大嘛！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大家都说了，我也说说我的意见。要将王芬芳定为地主，是在我和老何找村委会的委员，商讨在茅草村如何划分阶级成份的会上，由村委会的委员羊廷国首先提出来的，五位委员中竟有四位委员同意将王芬芳划为地主。
他们的意见从表面上看，确实不太符合土改政策，因为王芬芳无田无地，而且坚持要将王芬芳定为地主成份的委员中，确实存在个人杂念和情感上的色彩。
但也说出了他们的理由，王芬芳对哑巴有剥削。没有哑巴参与劳动，王芬芳的果园要建成现在的样子，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事实。哑巴与王芬芳没有血缘关系，仅是收养，他对王芬芳如此大的劳动付出，得到的也仅是一口饭吃，所以有的委员说，请长工还要花费工钱。显然王芬芳在收养哑巴中，得到了她不应有的经济利益。
吉权同志的奴隶论，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也说出了王芬芳与哑巴确实存在剥削与被剥的关系。而且哑巴在王芬芳家的劳动是强迫的，还是自觉自愿的谁也说不清，因为哑巴不会说话。
王芬芳对哑巴的这种剥削，能不能划为地主，土地改革的政策上确实没有这一条，但王芬芳的剥削与地主的剥削在实质是一致的，都是从别人的劳动中得到利益，只是手段不一样，一个是田、地，一个是收养。
这种政策边缘上的事，没有人提也就罢了，现在是五个村委委员中，四人坚持要给王芬芳定地主，就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这些委员的背后，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贫下中农意见的。
刚才老何讲，我们可不要犯‘左’倾扩大化的错误，我现在也要说，我们也不要犯‘右’倾的错误。这两种错误的性质是大不一样的。
综合以上的考虑，我倾向于给王芬芳定为地主阶级成份。
现在我想：既然在我们组内，包括我们两个组长，在对王芬芳要不要定为地主阶级成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可以不要急于下结论，会后，我们相互之间进行一些交流和沟通，力求取得一致。实在不行我和老何两人还可以到我们的土改大队部去，汇报请示吗。
就在小坳山村和茅草村土改工作组，对茅草村如何划分阶级成份的问题上，在相互间进行交流和沟通，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的时候，茅草村炸开了锅！
村委会委员，羊廷国也就是三愣子，为了向他的堂客显摆下自己：你的男人现在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天大的事他不仅早知道，还是他说了算。
就在土改工作组主持下听取村委会委员，关于对茅草村如何划分阶级成份的会的当天晚上。三愣子不顾何也反复强调过的纪律，就忍不住地在枕头边向他的堂客显摆了：这次土改我们村要有一户地主，就是村西头有果园的王芬芳，因为她收养了一个哑巴，对他有剥削。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他提的。
可三愣子没有想到，他的堂客也是一个爱显摆的人，这样让她风光的事，很快就在村里平时说得来的女人中显摆开了：村西头有果园的王芬芳要定为地主阶级成份。这样新鲜、重大的事在女人的心里谁也憋不住。于是王芬芳要定为地主阶级成份，在茅草村一天之内不是人人皆知，也是家喻户晓，只有王芬芳还蒙在鼓里。
传到宝嫂子的耳朵后她急了，就去找王芬芳。王芬芳正在兴高采烈地同哑巴，在别人家的屋里舂糯米，准备同茅草村的人一起做粑粑过大年呢。看到宝嫂子一脸阴沉郁闷急冲冲向她走来了，王芬芳看见了，望着她说：“咋呐？宝兄弟欺侮你啦？”
宝嫂子没有说话，走到王芬芳的身边，将她拉到一边，附在她的耳朵上说：“现在村里的人都在嘀咕，要给你划为地主成份。”王芬芳一听，如同晴天霹雳，大惊失色问：“凭什么？”
“说你收养了哑巴，对他有剥削。”
“我们情同母子，全村人谁不知道。”
“可不是吗，开始我也不相信，我又想无风不起浪。进一步打听，这话是从三愣子的堂客嘴里说出来的，我心想有来头，就去问你的干儿子。”
“他怎么说？”
“他说----他说----”
“他说什么呐？看你把我都急死了。”
“你可要沉得住气，他说，在研究划分阶级成份的会上，多数人是有这个意见。”
宝嫂子的话音刚落，王芬芳的脑袋一下就爆炸开了，瞬间晕倒在宝嫂子的脚下。宝嫂子急忙掐着她的人中，同哑巴一起将王芬芳抬到了她自己家里的床上。宝嫂子望着王芬芳粗糙、布满皱纹的脸孔。忍不住地掉眼泪。
一会儿王芬芳醒了，一直目不转睛地瞅着她的宝嫂子，抹了一下泪水说：“你醒了，可把我吓坏了。”
这时王芬芳腾地一下坐起来，惶恐不安地瞪着两眼，嘴里说：“不行，我得去找土改工作组，问一个明白，凭什么要给我定地主成份？”说话间跳下了床，跑出了屋，向小坳山村奔跑去，宝嫂子想拦也没有拦住。
王芬芳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小坳山村的王氏祠堂的门口，看到了吉权正要往里面走，于是她急忙大声喊：“吉同志，吉同志。”到了吉权的面前心乱如麻地问：“吉同志，我是茅草村的王芬芳，是要给我定成地主成份吗？”
吉权用审视的目光瞪着她，严肃地说：“王芬芳！你是怎么知道的，要给你定地主成份？”
“我们村里的人都在这么说。”
“嗯！消息直灵通啊！”
王芬芳听话听音，要给她定地主成份可能是真的了，于是急不可耐地“凭什么？”
吉权望着她一冷笑，打着官腔说：“凭什么？这也是你应该问的吗！”
吉权说完转身要往祠堂里面走，王芬芳心急火燎地拉了吉权一下，哀求地说：“吉同志，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为什么？”
吉权不屑地看了王芬芳一眼，鄙薄地发着狠说：“到底是当过国民党兵的，就是不同凡响，公然胆敢质问起土改干部来了。也不用镜子好好照一照你自己，你是什么人！该给你定什么阶级成份，你有说话的权力吗？还不给我快走，要不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说完冲着王芬芳使劲一甩手，转身进了祠堂。
吉权的态度和言语都让王芬芳强烈地意识到，她被划成地主成份是千真万确了，村里的传说是真的。心里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的她，顿时恍如隔世，如坠深渊，眼前一片黑，感到末日来临的恐惧，全身在瑟瑟地发抖，如痴如呆。
她不明白，也不相信，她怎么会是地主呢？这不是在做梦吧？于是，她用头使劲去撞击祠堂前的石狮子，撞得她的头嗡嗡地响，出了血，钻心地痛。她仰天而嘘，这不是梦。天啊！
我王芬芳不求别的，只想用自己的双手创建一个事业，造福于人世、造福于当地。为此，我含辛茹苦奋斗了十多年，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这个人，将自己变成了我的丈夫都快不认识了的山里人。
她不明白啊？？她感到冤屈啊！！这时她多么想冲进祠堂去，让土改工作组对她说一个明白。可是刚才吉权对她说的话：如山一样的重，压在她的头上“有你说话的权力吗？”让她明白了，她既然已经是地主了，是不能讲理的，不服也得服。
无奈的王芬芳，只能丧魂落魄地向茅草村的方向走，去回她的陋居——稻草屋，这个将要不成家的家。
这时的王芬芳身子如负重山，两条腿如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在暮色氤氲下，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上，跌跌撞撞地走着！走着！每走完一步都要停下来唏嘘一阵。当走到山坡的高处时，踩在一块尖石头上，一个趔趄摔倒了。身子顺着山坡往下滚，滚过草丛、滚过荆棘、滚过枯叶、朽木和树墩，滚到了几丈远的山腰时，被一株拐枣树的树干截住了，横卧在杂草中，不省人事。她的衣服撕破了，脸、手划破了在流血。
早已经将晚饭做好，只等王芬芳回来吃晚饭的哑巴张晓阳，不断地走出屋，向小坳山村的方向张望。当大地最后一抹阳光，在西边的天际消失后，天地间朦胧一片，穹苍上出现了几颗稀疏的闪着微弱冷光的小星星时，天黑了。
哑巴张晓阳已经焦急地沉不住气了，带上门叫着大花狗向小坳山村急匆匆地奔去。当他走到靠近小坳山村的后山坡高处时，一直紧跟他身边的大花狗，好像嗅到了什么，忽然从山坡猛蹿下去。然后，哑巴张晓阳听到了大花狗在下面大声吠叫，开始他还没有太理会它，继续赶他的路。可是大花狗越叫越急促，声音如哀号，这才引起了哑巴张晓阳的注意。
张晓阳有些蹊跷地循着狗的叫声，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向山坡下面走去。山坡里黑蒙蒙一片，开始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到了大花狗叫声不断的地方，他蹲下身子拨开杂草，在寒星冷月下，挣大眼睛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在草丛里躺了一个人，顿时将他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再壮大胆子用手摸索着贴近仔细一看，认出来了是他的恩娘——王芬芳。让张晓阳大惊失色，陡地“哇！”地一声大哭，急忙将王芬芳从草里抱了起来，背在背上，用手攥着小树、荆条和野草一步一步地往山上爬。
张晓阳身大力不亏，爬到了山坡的小路上，毫不停顿的跑着，一口气将王芬芳背回了家，将王芬芳轻放在床上。他点着了油灯，用湿毛巾轻轻地擦拭王芬芳脸上、手上的血迹，边擦边泪流不止。一会儿王芬芳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张晓阳破涕为笑，赶紧将她扶了起来坐在床上。
王芬芳看到自己已经坐在家里的床上了，再看划破的受伤的手和感到火辣辣有些灼痛的脸，完全意识到刚才自己发生了什么。非常深情地望着哑巴张晓阳。张晓阳正想去灶屋给她拿吃的，王芬芳伸手将哑巴搂到自己的身边，望着他潸潸泪下，如泣如诉地说：
“晓阳啊！娘现在有话要对你说，你一定要好好地听着。我们的家要大难临头了，土改工作组要将我定为地主成份。你知道什么是地主吗？地主就是人民的敌人，我们俩人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果园，他们要没收，要分给别人。用我们的全部心血，精心培育起来的‘茅山柚’，我们再也保护不了它了，它是娘的命啊！我们这个还能避风挡雨的旧稻草屋，兴许也不让我们住了，身无安身之地，总之，我们要大难临头，遭灭顶之灾。今后我是人民的敌人，他们肯定不会让你再和我在一起过日子了，我们俩的缘分也就会到此为止了。”
哑巴张晓阳只不会说话，王芬芳说的他都听得明明白白，于是紧紧地将王芬芳搂住，自己在不停地流泪。
王芬芳亲情似火地用手抚摸张晓阳的头，接着说：
“晓阳啊！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要将我定为地主，宝嫂子告诉我，因为娘收养了你，说我对你有剥削。你说，娘亏待过你吗？平时娘宁肯自己累一点，也不想看到你太累了，因为娘心疼你。”
这时哑巴张晓阳猛地急得捶胸顿足，有话要说，急得就是说不出，只得不断地打自己的嘴。王芬芳急忙抓住他的手由衷地说：“娘知道你虽然不会说话，娘待你怎么样，你心里都明白，如同亲娘，娘也心安理得。
晓阳啊，娘收养了你，虽然被人借机无事生非陷害，遭受到了如此毁灭性地打击。我的理想、我的梦，十多年的艰辛、含辛茹苦都要付之东流。但娘收养了你没有错，娘无怨无悔。我们能母子一场，相依为命，这不仅是我们的缘分，也是娘的福气。
有了你，在你爹、你弟都不在家的时候，娘才不感到孤独，我们才像一个家，有了家的温馨。生活是苦一点，但是我们很快活。今后无论我的命运如何，别人怎么用你来给我说事，都断不了我们的母子情，娘知足了。”
王芬芳无比悲哀地说：“晓阳啊，娘现在心里放不下的，一是我们的果园和‘茅山柚’，再就是你呀。果园和‘茅山柚’只能听天由命了；你，以后娘可能也照顾不了了，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你不会说话，一直是娘的一块心病，最近还在盘算过大年了，带你到省城去看医生呢。
县里的医生说：‘你的病是能够治好的。还有，娘也在为你张罗说一门亲事呢！你现在二十出头了，大小伙子一个，按照当地的习俗，该结婚成家了。为了你成家，娘平时从我们过日子的钱里给你省下了一笔钱，原想等你成婚后单立门户，用这笔钱安家用的。现在娘感到非常遗憾地是，没有来得及，给你一个家；没有来得及把你的病治好。”
王芬芳在流泪，哑巴张晓阳也在泪流潸潸。
王芬芳十分无奈地又极其痛苦地接着说：“今后，娘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以后对你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照了，你自己的事只能靠你自己的本事了。人心巨测，你不能说话，最容易受人欺侮，遇到了对你不公平的事，你不能太老实了，你的嘴不行，你的手脚都是好的，有的人就是欺负软的怕硬的，你一硬别人就会怕。
娘给你攒的钱都是袁大头，不用担心变得不值钱。今后我们这个屋还不知道会怎么着呢！这钱是不能放在家里了，今晚上你就在外头，找一个别人发现不了的地方，将它藏起来。”
哑巴张晓阳用泪水纵横，满怀感激之情的脸，面对王芬芳频频地点头。
这时王芬芳又无比悲痛地说：晓阳，你要是能会说话该多好！王芬芳忽地绝望地一声长叹！
“难道我命里注定就应该这样苦吗？！我的心不服啊！”
话音未落，她搂着哑巴张晓阳的双手突然松开，又一次晕倒了。急得哑巴张晓阳惊慌失措，深情地盯着，边哭边无奈地用双手捶打自己的头，自己的嘴。
半晌，王芬芳又慢慢地睁开了双眼，哑巴张晓阳露出了苦涩的笑容，他立即到灶屋端来了一碗饭和菜，双手捧到王芬芳的面前。王芬芳看都没有看直摇头，用手轻轻地推开了，哑巴张晓阳望着她，急得心碎，只有泪流满脸。
夜很深了，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雨点落在草屋顶上哗哗沙沙地响，风吹着纸糊的窗户一鼓一鼓地低鸣。哑巴张晓阳按照王芬芳的吩咐，戴着斗笠，穿上蓑衣，一手提着王芬芳给他的装有银元的瓦罐，一手拿着一把锄头，出了后门。哑巴张晓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顶着风雨摸索着走着，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深埋了盛有银元的瓦罐。
王芬芳一夜无眠，眼睛哭肿了、泪流干了。哑巴张晓阳躺在床上，想到王芬芳给他说的话，想到王芬芳不吃不喝，开始也是着急地睡不着。终究，他年轻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一睁眼，天已经大亮了，赶紧起床做早饭。
饭做好后，哑巴张晓阳自己不吃，先盛了一碗饭，夹上菜，双手捧到王芬芳的跟前，王芬芳还是没有看一眼，直摇头，轻轻地推开了饭菜。哑巴张晓阳忧心如焚地望着她，想说话，脸憋红了没有说出来，一阵心酸，只有眼泪噗噜噜地往下掉。
到了中午王芬芳还是如此，不吃不喝，哑巴张晓阳心急火燎地望着躺在床上，惘然若失的王芬芳，心里一阵涌动，有满腹的话想说，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口。
哑巴张晓阳在愁肠百结中过了一天。到了晚上，当他再一次捧着饭菜到王芬芳跟前，正当王芬芳仍然摇头伸手推开饭菜时，忧心如焚的他，陡地扑嗵一下跪在了王芬芳的床前。内心一阵急烈地涌动，将心田里憋闷了十多年的千言万语，凝聚成了一句话，猛然从口中喷涌而出，冲着王芬芳情真意切地大声地一叫：
“我的恩娘！您可要吃饭呀！！”
哑巴说话了！！让王芬芳顿即全身猛烈地一震，惊喜交集中赶紧从床上起来，先接过哑巴张晓阳手中的饭菜，再用双手将跪着的哑巴张晓阳扶了起来，喜出望外地说：“晓阳，你会说话了？”“我的恩娘！”哑巴张晓阳又是一声情深意切地大叫。两人情不自禁地紧紧地抱在一起，哭了！哭了！但这是大喜的哭。
王芬芳在大难大喜中，让她如梦初醒，大彻大悟。心想：我这样不吃不喝是在自己糟踏自己，家人不在身边，谁会在乎我，除了我的养子已经会说话的张晓阳，没有别人。我就是这样饿死了，地主的帽子也会照样给我戴。
想到这里，王芬芳自己撇嘴冷笑：我这样不吃不喝地自残，谁高兴，是哪些存心陷害我的人；谁倒霉，只能是我自己。我不能让丈夫没有妻子；儿子没有娘。也不能让我身前的刚刚会说话的张晓阳，没有我这个恩娘。
再说了，我王芬芳问心无愧，无田无地，自食其力，没有剥削任何人，没有做过对不起社会、对不起茅草村乡亲们的事，更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新中国的事，我身正不怕影子歪。
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候，我自己一定要沉得住气，要有泰山压顶身不歪的骨气，无论别人怎么说，我自己要有自信。**是有政策的，政策里没有我这样的地主。
即使遭到人陷害，错误地给我戴上了地主的帽子，今后的生活再艰难，社会怎么对待我，都要快快乐乐地活着。丈夫多次对我讲过，共产党是最讲实事求是的，既然**的政策里没有我这样的地主，总会有一天，**就会替我这个苦命女人说一句公道的话；我不是地主。
王芬芳想是想开了，可是只要想到果园要没了、‘茅山柚’没了、多年的辛苦白费了、多年的梦想彻底破灭了、深切地期盼要变成绝望。一时很难接受的她，还是愁思绵绵，心头的郁结，难解难消。
王芬芳想到这里，先是深情地对张晓阳说：“我的好儿子，难为你了，娘感谢你，我吃饭。”
王芬芳要吃饭了。张晓阳如释重负地长嘘了一口气，笑在心里，一整天愁眉锁眼的他，脸上舒展了许多。
正当王芬芳端起饭碗要吃饭时，突然传来了三愣子的堂客，用战抖凄厉的声音，一声紧接着一声地大喊大叫：“不得了呐！三愣子吃农药了！要死人了！
要死人了！王芬芳听到后，端起饭碗刚要吃饭的她，毫不犹豫地撂下饭碗，出了屋就往三愣子家的方向跑，张晓阳端起她撂下的饭碗，紧跟在她的后面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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