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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如果有实力，有手段，会宣传，会公关，没有什么对和错，甚至野蛮也会被原谅和忽略。
日本很会宣传，很会公关。
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西化，要脱亚入欧。既然要入欧，就要让欧美各主要国家认为你日本和他们有一样或者相似的价值观，有和他们一样或者相似的现代和文明。
驻外公使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也是一个国家的窗口，为了争取欧美各主要国家对日本的好感和认同，日本派驻欧洲和美国的公使都是万里挑一的能手。
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哈佛大学毕业，多年的美国教育和美国生活的熏陶，他很清楚美国想什么，要什么，很清楚怎样和美国打交道，博取美国的好感。
在欧洲，日本更为重视，特意派驻了更有分量的外交官，曾经担任日本外务大臣，极具政治经验，外交经验和全局眼光的青木周藏，委屈身份，担任驻英国，德国公使。
甲午战争打响后，欧美各主要国家申请派出记者和武官随军采访和观战，就是在青木周藏和栗野慎一郎的大力推动下，日本军方终才同意，欧美各主要国家17名记者随军采访，7名武官随军观战。
在当时，没有其他的宣传工具，报纸是最广泛和最具影响力的宣传工具，除了欧美17名记者外，日本自己也派出了114名记者，14名画师，4名摄影师，55名僧侣，6名神官的庞大的采访宣传，布道慰灵的团队。
那时候，日本的普通百姓生活很穷很苦，可以说是吃不饱饭的状态，关心自己的生活还来不及，哪里会关心战争？日本民众的战争热情被点燃煽动，这些记者的采访报道宣传功不可没，并且居功至伟。
日本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在大清帝国的宣传也同样重视，战争当中，文和武两手抓。
日本有一位很有学识，很有文采的间谍，叫宗方小太郎，写了一篇檄文《开诚布告十八省豪杰》，四处散发张贴。檄文大意是说满族人建立的大清帝国是外夷，灭了华夏，奴役华夏已经很久了，日本是来解放华夏的，号召华夏儿女一起，推翻满清朝廷，恢复华夏。檄文的主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主旨很讨巧，击中了很多汉族民众内心最深处的柔弱的地方，很有效果，根据日本记者报道，日军在进入辽东的凤凰城的时候，受到很多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宣传和公关是一处没有枪炮硝烟的战场，帮助日本把战争进行的更加顺利。
在整个战争中，日本遇到两次重大的公关危机，都一一化解。
第一次公关危机是高升号商船被击沉事件。
战争前夕，李鸿章往朝鲜增派援军，分三批，走海路，最后一批乘坐高升号商船在公海被日本军舰浪速号击沉。
日本虽然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但是，只是仅仅救起了包括船长在内的4名外国人，另有4名英国船员，800多名大清帝国的士兵葬身大海，仅仅200多名大清帝国的士兵被过往的欧美船只救起获生。
消息传来，李鸿章暗喜，因为高升号是租用的英国商船，船上赫然飘扬着英国的国旗。
英国商船被击沉，英国船员遇难，英国岂能不管不问，善罢甘休？英国应该会责难日本，甚至有可能攻击日本，如此一来，大清帝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或许可以避免；就算战争还是无法避免，最起码，英国会站在大清帝国这边，给大清帝国更多的支持吧！李鸿章这样想。
李鸿章的想法是一厢情愿，在日本的公关下，事情的发展完全相反。
高升号被击沉后，英国舆论哗然，举国震惊。
英国各大报刊都在报道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的消息，矛头直指日本，甚至有呼声要求国家派军队对日本采取对等报复行动。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斐里曼特本就同情大清帝国，在战争前和战争中给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提供了不少日本海军的情报。高升号事件发生后，斐里曼特就率领舰队赶赴事发海域，搜寻证据，准备问罪日本海军。致书日本海军大臣和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质问浪速号军舰是否是奉命行事？后又单独致书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声明以后绝不容忍大英帝国的船只在任何情况下被攻击。
英国外务大臣也代表英国通知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态度明确，日本应该负主要责任。
英国举国震惊，日本也朝野震惊，因为英国是日本惹不起，不能惹的大国，强国。
日本朝野震惊之余，立马展开行动。
首先，安抚高升号上获救的外国人，给予高升号船长2000日元，大副1500日元，导航员800日元的高额救恤金。那时，伊滕博文身为首相，月薪也不过800日元，可见日本的安抚很有诚意，很能打动人心。
再者，日本向英国驻日本公使表示，如果日军确有违法操作，确有错误，对英国商船造成的人员和财物损失，将会给予相当的补偿。态度很好。
然后，日本法制局快速高效的制定出舆论应对策略。
日本法制局没有偏听偏信日本海军的一面之词，询问了所有被救起的外国人，以及大清帝国北洋舰队投降的操江号上的外国人，全面掌握事情过程和信息，从中剪取有利于日本的信息。
之所以让法制局出面调查，是因为法制局研究且熟悉国际法，法制局的确专业，没有让人失望，剪取出来的信息无不对日本有利，比如：
1，当时两国关系已经极为紧张，日本已经向清国发出了最后通牒，清国无视最后通牒，仍然派遣援兵，这本就是挑畔行为；
2，请国的北洋舰队军舰首先向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发动攻击，两国已经处于交战状态；
3，高升号上装载不是商品，而是派往超朝鲜的清国的作战部队和武器，这些严重威胁日本的安全；
4，日军要求高升号随日本军舰而行，高升号船长已经同意，但船上的清军士兵不听命令，劫持了船长，由此一来，高升号船长已经失去了对高升号的控制，高升号已经落入清军之手，不再属于英国所有。
对自己有利的好话当然不能自己讲，要让别人讲，并且是权威人士讲，这样才有信服力。
让别人说自己的好话，并不是什么难事，日本特批了一批公关资金，拨付青木周藏用于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的媒体公关。
或许是日本法制局剪取的信息混淆了视听，让人信服；或许是青木周藏平时在欧洲的公关工作卓有成效；也或许是日本的特别公关资金收买了人心。英国著名的大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两位著名的国际法教授，先后在英国最著名的报纸《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日军的行为是正当的，无可指责。
传媒和舆论很多时候可以影响国家的决策，就算不能，日本也有能力说服英国。
日本驻英国公使馆法律顾问希伯特会晤英国外务次官巴鲁奇，就高升号事件为日本辩护，所用理由基本还是日本法制局剪取的信息，希伯特以扎实的国际法知识和卓越的口才，竟然让本来同情大清帝国的巴鲁奇对日本的态度渐渐缓和。
日本法制局剪取的信息有多少歪曲事实的成分，不敢肯定，可以肯定的是首先发起攻击的是日本军舰，而非大清帝国军舰。
当时战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给大本营发电报汇报战争经过，很明白的说到是日本军舰首先攻击，只是大本营有人篡改了电报内容，日本首先攻击，变成了大清帝国首先攻击。很多年之后，当时的文档被公诸于世才真相大白。
国家之间，真假对错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利益。
大清帝国和日本黄海大战之后，英国对日本的态度很明显的缓和了。
当时的英国富得流油，因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印度是它的殖民地，在大清帝国也有极大的商业利益，当时大清帝国进出口贸易，英国独占七成。太富有往往会遭妒忌，力量不断增强的俄国不断向亚洲扩张，势必威胁到英国的既得地盘和利益，英国急需在亚洲寻找一个强大的有力量可以抵制俄国的伙伴。
日本和俄国都觊觎大清帝国的东北和朝鲜，是对手，有冲突。日本明治维新后，焕然一新，英国就有意拉拢日本；现在日本的联合舰队大败誉满亚洲的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英国就更加有意要拉拢日本，以便利用日本，抵制俄国。
拉拢日本，抵制俄国是大事，高升号一艘商船相比而言绝对是小事，在大事面前，小事必须让步。
英国对日本让步，便是对大清帝国残忍。英国主持的对高升号事件的裁判，结果是日军的行为正当合法，高升号所有损失由大清帝国承担赔付。
再一次公关危机是旅顺大屠杀事件。
日军攻占旅顺后，采取灭绝政策，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不管是妇女还是儿童，不管是老人还是病弱，格杀勿论。据说幸存者只有36人，用于搬抬尸体。整个城市尸横遍野，连走路都没有插脚的地方，只能够踩着尸体前行。地狱是什么样子？应该不及旅顺被屠杀灭绝后的样子吧！
日军屠杀的原因是报复。
日军一支侦查小队十几人，被清军俘虏后，被砍头，断肢，切除生殖器等等野蛮残忍的对待。日军攻入旅顺，看见吊在树上的同胞的血肉模糊的头，残缺不全的尸体，野性大发。
屠杀的凶手是日军第二军下辖的第一师团，师团长是中将山地元治。
报道屠杀的是随军记者之一，美国《纽约世界》报纸的记者克里曼。
克里曼是一位客观公正的记者，好与坏，他都会如实报道。
在旅顺大屠杀之前，克里曼报道了很多日军的优点，比如，忠诚爱国，训练有素，军纪森严，作战勇猛等等，被日本人看作是值得尊敬的朋友。
旅顺大屠杀之后，克里曼也毫不隐瞒，毫不客气的将日军野蛮，残忍的行为公之于众。
《纽约世界》刊载的旅顺大屠杀的文章引人注目，成了美国最受关注的新闻，连英国的所有报刊都在转载克里曼的报道，国际舆论对日本又一次极为不利。
舆论公关战，日本有着高升号事件的经验，操作起来驾轻就熟。
首先，日本统一口径，发布官方声明，大意如下：
1，日军训练有素，不会滥杀；
2，攻城前旅顺平民均已逃离，被杀的都是伪装成平民的清国士兵，并且，他们负隅顽抗；
3，清军残忍虐杀日军俘虏，激发了日军的复仇情绪；
4，在旅顺俘获的355名清军将被送往日本，待遇良好；
5，克里曼的报道有夸大不实之处，污蔑日军。
再次，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指示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金钱收买各大报社和记者。各大报刊纷纷转载日本的官方声明，纷纷批评克里曼的独家新闻有夸大成分，不足为信。
克里曼一个人的呐喊，终究抵不过一群人说话，舆论渐渐转向。
同时，陆奥宗光指示驻外公使们把官方声明递交欧美各大国，为日军辩白。
日本的舆论公关漂亮，随后战场上的动作更加漂亮。
旅顺大屠杀之后，日本尽快的打扫战场，焚化尸体，在旅顺设立行政署，从国内派送200多名文武官员管理旅顺，恢复旅顺政务和生活。
旅顺行政署向当地民众免费施米一个月，号召流散在外的居民回到旅顺，重新开始生活。
再后来的山东半岛威海战役结束之后，日军为受伤清军疗伤，释放清军俘虏，礼送大清帝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遗体回大陆，等等。
这些动作都是在随军记者和武官的众目睽睽之下做的，有力的宣扬了日军的仁义和文明。
新的文明的举动被不断的宣传和放大，旧的野蛮的行径被渐渐的淡忘。
任何事情都是多面的，日本能够化解两次重大的公关危机，一方面日本的宣传公关能力的确强大，另一方面大清帝国的宣传公关能力的确太弱。
说大清帝国的宣传公关能力太弱，不准确，大清帝国根本没有宣传公关。
日本允许本国记者，外国记者，外国武官随军采访和观战，这种开放的姿态，首先赢得了欧美各国的好感和认可。
大清帝国拒绝外国记者和武官随军，非但拒绝，战争中，有两名外国记者误入清军阵地，被清军斩杀，给欧美各国留下恶劣的印象。
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报纸在大肆报道战争的时候，大清帝国的报纸却遭人嘲笑。
大清帝国有报纸，不多，因为不能随军采访，朝廷也不开放消息，所以报社没有及时准确的消息。如果态度认真，转载欧美各国报纸的内容，也能起到报纸应有的作用。遗憾的是，不多的这些报纸，态度并不认真，把道听途说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当做新闻报道，比如，丰岛海战，大清帝国大败，却报道大清帝国大胜，从此，落下笑柄，也没有了信服力。
日本法制局努力寻找对自己有用的资料，灵活运用国际法为自己辩护。
反观大清帝国，根本没有什么国际法，西太后的喜怒哀乐和行事作风就是一切的法。李鸿章有欧美人做幕僚，部分北洋水师将领曾留学欧美，部分驻外公使也研究西学，他们多多少少是懂一些国际法的，但和大清帝国整体的法律认知，以及西太后的威权相比，他们的声音太过微弱，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克里曼报道旅顺大屠杀，这是对大清帝国利好的消息，是宣传公关的机会。事实上，大清帝国没有发表哪怕一篇的谴责日军罪行，争取国际支持的文章，没有任何的声音，任由日本宣传和公关。
或许是因为中国本就有屠城和屠杀的战争传统吧！大清帝国很彻底的继承了传统，还在东北发展的时候，就有辽东大屠杀，济南大屠杀；后来入关，定鼎华夏的过程中，又有扬州大屠杀，嘉定大屠杀，等等，多个城市的大屠杀；这次的战争，清军开出赏金，鼓励斩杀日军首级，事实上，清军确实野蛮残忍的对待日军俘虏。所以，日军在旅顺大屠杀，大清帝国才认为这是正常的，才没有反应。
整个战争前后，只有在李鸿章准备前往日本谈判的时候，才频频拜会各国公使寻求帮助，才指示驻外公使们在欧美各大国中寻求支持。如果这也算是公关的话，则是大清帝国仅有的公关，但那时，战争已经结束，大局已定。
大清帝国大败，惨败，还得不到同情，真是可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大清帝国可怜又可恨。
日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和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联合给大清帝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有一段话，说那时的大清帝国，可谓一针见血------
贵国败至今日，并非君臣一二人的过错，实为从来墨守成规的制度所累。有史以来，贵国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千年的历史证明这种制度并非完美。贵国一直如此，则孤立于世界之外，自然会永远失去美好的事物。现今世界，不断变化，夜郎自大，孤陋寡闻的国家，怎能不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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