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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早在战国、秦、汉年间彻底打破。然而东汉以来的士族门第,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位,几乎已成为变相的封建了。

    <h3>一、九品中正制与门阀</h3>

    东汉士族地位的获得,本由当时的察举制度。三国丧乱之际,“士人流移,考详无地。”<small>卫瓘语。</small>用兵既久,人材自行伍杂进。“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small>李重语。</small>两汉文治精神所托命的州、郡察举制,一时逆转,而倒退为秦、汉初年之军功得官。要对此种情况加以救挽,于是有魏尚书陈群之“九品官人”法。<small>事起延康元年,始议则自何夔。</small>

    朝廷用人委之尚书,然尚书“不能审核天下人才士庶,<small>刘毅所谓“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鑑人物,何异以管窥天?”但又不愿漫无标准,一切委之军队或私人关西。</small>于是委中正铨第等级,<small>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small>凭之授受。”<small>通典语。</small>

    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small>自汉末舍之州牧,于是州在郡上,自成一级。</small>大中正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small>通典语。</small>故“中正”乃中央官之兼职。<small>故晋书职官志别无“中正”之官。</small>

    中正何以必须本处人任之?因非此无以熟知各本处之人才。中正何以必须中央官兼职?因乱离之际,人才集中中央,就近访察为便。

    各地郡中正可以各就所知,汇报各本州大中正。大中正得根据乡评,定其品级与进退。

    通典云:“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此虽为军政状态下一时之权宜,然其初“犹有乡论余风”。<small>卫瓘语。</small>故其后有“正始胜流”之目。<small>李重语。</small>今按:此制与州、郡察举有相异者两点:

    一、州、郡察举之权在地方官,而州大中正则为中央官之兼职。故士庶求出身者,于察举制度下必须归于地方,而在中正制度下则须奔集中央。

    此制本因人才不在乡里而立。但既立此制,则有使人才永不反归乡里之势。

    二、州、郡察举只为士人进身之初步,至于以后在官职位之升降与转移,则与察举无关。

    九品中正于各本州人士,无论已仕、未仕,皆以入品。

    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谓:“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卫瓘谓:“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故居官者因清议而进退。<small>谅陈群初意,盖欲藉此澄清当日浊乱之官场也。</small>陈寿父死有疾,使婢丸药,乡党贬议,遂致沉滞。后又因遵遗嘱葬母洛阳,坐不以母归葬,再致废辱。东晋温嶠为丹阳尹,平苏峻有大功,司徒长史以嶠母亡遭丧不葬,下其品。<var>?</var>

    如是则官位之升降,乃不系于居官服务之成绩,而操于中正之“品状”。

    “品”者履行,“状”者才能、绩效。中正可得定“品”,不能知“状”。应于入仕之后,别有考课之法。今品、状均付于中正。如王嘉叙吉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云其“德优能少”是也。此制初意,本欲使官人之权不操于在下,而结果转使在下者持官人进退之柄。<small>故刘毅谓:“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实名,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small>又按:州、郡察举,每岁不过数人,故易识别;中正品状,同时网罗合境人才,势难周悉。于是只凭门第,兼采虚誉,虽欲中正,亦不能得。此又为察举制与中正制相异之一点。

    关于第二点,魏夏侯玄已求矫正。

    谓:“中正但当考行伦辈,铨衡专于台阁,不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众职各有官长,但使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

    但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正结欢强族,自谋篡窃,夏侯玄不免杀身之祸,集权中央之政见,难见实施。

    关于第一点。西晋统一以后,刘毅、卫瓘、李重诸人均有论列。九品中正本系三国军政时代之权宜办法,今天下复归一统,自当仍将察举权付之地方长官,不必再要一个中正。

    此亦所谓“土断”。卫瓘云:“臣等以为宜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如此则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也。”

    然而当时世族门第之势力已成,九品中正制正为他们安立一个制度上之护符。中正“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贵。”<small>亦卫瓘语。</small>“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small>段灼语。</small>“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small>刘毅语。</small>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此为当时尽人皆知之事实。在此形势下,故家大族,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因此这一个制度终于不能废弃。<small>陆机荐贺循、郭纳表,谓:“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观此知西晋北方士族擅朝政之概。宜乎元帝渡江,有“寄人国土,心常惭愧”之语也。</small>

    <h3>二、学校与考试制度之颓废</h3>

    两汉官人,与察举制相辅并行者,尚有学校与考试。东汉的累世经学,即为造成门阀之一因,但到门阀势力一旦长成,学校与考试制度即不重要,难以存在。

    汉末丧乱,天下分崩,学校自无存立之地。魏黄初、<small>文帝。</small>太和、青龙<small>明帝。</small>中,屡次想振兴学校,然而“高门子弟,耻非其伦”。<small>齐王芳时刘馥语。</small>博士既无高选,来者只为避役而已。

    两汉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魏高柔疏:“博士迁除,限不过长。”<small>最低级之地方官。</small>其升迁既有限,宜遴选不<bdo>.</bdo>得其人矣。

    中央的尊严已倒,王政转移而为家教,自然高门子弟不愿进国立的太学。

    国立太学的传统教育为六经与礼乐,而当时名门世族的家庭风尚,是庄老与清谈。六经礼乐本求致用,<small>此两汉之学风。</small>庄老清谈则务于自娱。<small>中央政府无权驾驭世族,世族亦不愿为中央所用。</small>

    直到东晋成帝时,<small>咸康三年。</small>还有人<small>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small>以为江左寖安,请兴学校。遂重立太学,征求生徒。然当时士大夫多讲庄老,看不起儒家,终于没有人来理会。

    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学,乃以玄为首,国立太学改讲庄老玄谈。然庄老根本理论便不承认国家有教育人民之必要。宜乎南朝立学,皆旋立旋废,亦仅为具文而已。

    中央既无登用人才之权,如何再能鼓舞人心来受中央的教育?

    <h3>三、南渡后之侨姓与吴姓</h3>

    九品中正制已为门第势力安置一重政治上外在的护符。晋室东迁,中原衣冠,追随南渡者,依借勤王之美名,又在政治上自占地步。故当时有侨姓、吴姓之别。

    过江者为“侨姓”,<small>王、谢、袁、萧为大。</small>东南则为“吴姓”,<small>朱、张、顾、陆为大。</small>吴姓不如侨姓。

    东南本为胜国,自不敢比望中原。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齐孝武帝欲以张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绪少有清望,诚美选,然南士由来少居此职。”乃止。褚彦回曰:“江右<small>指东晋。</small>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为则。”

    而侨姓中又分早、晚渡江之不同。

    杜骥兄坦告宋文帝:“臣本中华高族,亡髙袓因晋氏丧乱,播迁凉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

    中央政府本属虚置,只得对之优借。

    故“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small>梁书高帝纪。</small>宋、齐以来,甲族“起家即为秘书郎”。<small>南史张赞传。</small>帝王偶尔破格用人,便足自傲。

    梁武帝以张率为秘书丞,谓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冑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

    这都是当时政治上的不成文法,为故家世族拥护权益。

    <h3>四、当时之婚姻制度与身分观念</h3>

    故家世族为要保守他们的特权,亦复处处留神,一步不放松。最紧要的自属婚姻制度,这是保守门阀一道最重要的防线。齐代王源嫁女富阳满氏,沈约至特上弹章。<small>沈文云:“自宋氏失御,礼教凋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可见当时门第势力已日就隳弛。又云:“源见告穷尽,因与满为婚,聘礼五万。源先丧妇,以所骋余直纳妾。”是门第之混淆,大率由于贫富之颠倒也。</small>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帝谓:“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bbr>..</abbr>

    不仅他们对于婚姻制度如此谨严,即日常私人交接,亦复故意的装身分,摆架子,好像他们果然舆别人有一种不可踰越的界线。

    中书舍人王弘为宋太祖所爱遇,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纪僧真幸于宋孝武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愿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谢蕍,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丧气而还,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官爵以外,别有其身分与地位,此事从东汉以来已有之。<small>除却道德、学问等问题不论。</small>惟东汉尚为名士,而至此遂成贵族。<small>名士及身而止,贵族世袭罔替。</small>然而士大夫特意装身分的故事,至宋、齐以下而转盛,<small>永明中,王俭与贾渊撰百家谱,谱学亦自此乃盛也。</small>这便是告诉我们,当时士族门第的界线,实已将次破坏了。还有一事可以见出当时士族门第势力消长之朕兆者,便是朝廷御史官之轻重。御史本为朝廷振肃纪纲之官,当时士族既目无中央,自不乐于有此职。此在宋、齐时极显见。

    宋延颜之为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王球甚矜曹地,从弟僧朗除中丞,谓曰:“汝为此官,不复成膏粱矣。”齐甲族多不居宪职,王氏分枝居乌衣者为官微减,王僧虔为中丞,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试为耳。”故齐明帝谓“宋世以来无严明中丞”。

    但梁、陈以下,御史官遂多称职,此亦世族渐失地位之一征。

    江淹弹中书令谢朏等,齐明帝称为“近世独步”。张缅居宪司,号劲直,梁武帝至遣工图其像于台省。其它如张绾、到洽、孔休源、臧盾、江革、<small>皆在梁。</small>孔奂、袁宪、徐陵、宗元饶等,<small>皆在陈。</small>皆以任御史举职称。

    <h3>五、北方的门第</h3>

    士族门第同时亦在北方留存,但北方的士族其境遇与南方不同。

    一、南渡者皆胜流名族,在当时早有较高之地位,其留滞北方不能南避者,门望皆较次。<small>故思想上南渡者皆能言清玄,而留北者,皆较笃实。(时称“鄙俗”。)</small>

    二、南渡衣冠,藉拥戴王室之名义,而朘削新土,视南疆如殖民地。北方士族则处胡族压逼之下,不得不厚结民众,藉以增强自己之地位,而博得异族统治者之重视。故南士借上以凌下,北族则附下以抗上。情势既异,其对各方态度亦全不同。

    三、南方士族处于顺境,心理上无所忌惮,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分裂而为小家庭制。

    宋孝建时,<small>孝武帝。</small>周朗<small>魏书刘骏传以为周殷。</small>上书献谠言,谓:“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鐺各煮鱼。”<small>日知录卷十三有“分居”一条论及此。</small>..

    北方士族处于艰苦境况下,心理上时有戒防,时抱存恤之同情,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团结而为大家庭制。

    宋书王仲德传:“北上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small>南人则有邻而各自为族者。</small>河北有薛、马两姓,各二千余家。<small>北史薛允传。</small>薛安都,河东汾阴人,世为疆族,族众有三千余家。<small>宋书。</small>杨播、杨椿兄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small>其家仕魏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small>魏书节义传:“博陵李氏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其它六世、五世、四世同居者甚多。又颜氏家训谓:“北土风俗,率能恭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南北奢俭之风,亦因处境积虑而异。<small>家训又云:“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滕终家事。河北鄙于侧出,是以必须重娶。”此亦因家庭制度之大小而异也。</small>

    故南方士族直是政治权利上之各自分占,而北方士族则几成民族意识上之团结一致。当时异族视之,亦俨如一敌国,比之刘渊、石勒,不敢轻侮。

    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谓:“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small>南齐书:“刘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以为南方所少有也。又按:北史毕义云传:“毕家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为州里患。其家私藏工匠,有十余机织锦,自造金银器物。”又北齐书循吏宋世良传:“清河东南曲堤,为成公一姓蟠居。群盗多萃此。谚云:‘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北方豪姓亦多仗暴力 4e3a." >为奸利者。要之其自身具有一锺力量,与南方贵族仰赖于政治势力者不同。</small>

    四、南方士族早有地位。故不頋再经心世务,<small>高门大族门户已盛,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故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small>乃相尚为庄老玄虚。北方士族处异族统治之下,既不能澄清驱攘,只有隐忍合作,勉立功业以图存全,故相尚为经术政务。<small>处异族统治下,惟经术可以进退自全,如刑名、纵横,皆危道也。</small>

    故南方士族不期而与王室立于对抗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多半为消极的。北方士族乃转与异族统治者立于协调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大体上为积极的。

    因此南方东晋以至南朝,历代王室对士族不断加以轻蔑与裁抑,而南方士族终于消沉。北方自五胡迄元魏、齐、周,历代王室对士族逐步加以重视与援用,而北方士族终于握到北方政治之中心势力,而开隋、唐之复盛。<small>唐代士大夫多沿北朝氏族。</small>

    <h3>六、郡姓与国姓</h3>

    北方门第至元魏时亦有郡姓、国姓之目。“郡姓”为汉族。

    山东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以韦、裴、柳、薛、杨、杜首之。

    “国姓”即鲜卑。

    亦称“虏姓”,代北以元、<small>拓拔。</small>长孙、<small>拔拔。</small>宇文、于、<small>勿忸于。</small>陆、<small>步六孤。</small>源、<small>秃发贺,太武赐姓。</small>窦<small>纥豆陵。</small>为首。

    魏孝文迁都,诏以门第选举。

    诏曰:“代人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故宦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small>范阳卢、清河崔、荥阳郑、太原王。</small>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其旧为部落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给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尚书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亦为族。凡此姓族,皆应审覆,勿容冒伪。”

    在孝文之意,一面因为忻慕汉化,重枧汉士族之门第;一面则实欲援借汉族门第制度来保护鲜卑族的政治地位。当时北方门第有“膏粱”、<small>三世有三公。</small>“华腴”、<small>三世有令、仆。</small>“甲姓”、<small>三世有尚书、领、护。</small>“乙姓”、<small>三世有九卿、方伯。</small>“丙姓”、<small>三世有散骑常事、太中大夫。</small>“丁姓”<small>三世有吏部正员郎。</small>之目,<small>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small>亦几乎是一个变相的世袭。<small>孝明时,清河王怿上表,谓:“孝文制出身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无有亏没。”魏帝用意,皎然可见。</small>

    当时君臣讨论,诸臣皆请惟拔才用,不论门品,而孝文不以为是。

    北史韩显宗传,李冲曰:“未审上古以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儿地,为欲益政赞时?”帝曰:“俱欲为人。”冲曰“若欲为人,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冲曰:“傅严、吕望,岂可以门见举?”帝曰:“如此者希,旷代有一、两耳。”李彪曰:“陛下若专以地望,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犹如向解。”韩显宗曰:“陛下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帝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盖若惟才是用,则鲜卑自不如汉人;论门品,则鲜卑以王室亲贵,尚可保其优势,所以较之南朝君臣的意态,恰相反对。<small>北朝学校制度,亦较南朝像样。</small><dfn></dfn>

    但是魏孝文只能在门第的观念与制度上,设法使鲜卑汉化,<small>故既改其姓氏,又奖励与汉族高门通婚姻。</small>而与中原故家士族同操政柄;并不能排除汉族,让鲜卑独巩其治权。

    当时在上者既力主门品,则门第在政治上的地位自然稳固。

    他们已然经历长时期的惊风骇浪,现在居然能苦撑稳渡,慢慢见岸。中国文化,赖藉这些门第的扶护保养而重得回生。北方士族所遭境遇,视南方士族远为艰苦;而他们所尽的责任,亦较南方士族远为伟大。

    然平情而论,南方门第对于当时传统文化之保存与绵延,亦有其贡献。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卓越之造诣;经史著述,亦灿然可观;品高德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复多有。而大江以南新境之开辟,文物之蔚起,士族南渡之功,尤不可没。

    要之,门第之在当时,无论南北,不啻如乱流中岛屿散列,黑夜中灯炬闪耀。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扩斯文,斯皆当时门第之功。固不当仅以变相之封建势力,虚无之庄老清谈,作为褊狭之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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