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 <small>在西晋及南朝</small>(1/2)_国史大纲_天涯在线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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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一、汉末之荒残</h3>

    灵<small>黄巾之乱。</small>献<small>董卓之乱。</small>以来,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分别言之,如:

    洛阳  董卓西迁,悉躯余民数百万口至长安。尽烧宗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后献帝还洛,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百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small>吴志一注引江表传:“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庚峻谒苏林,林曰:“鄢陵旧五、六万户,闻今裁有数百。”</small>

    长安  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郭相斗,放兵劫略,加以饥馑,献帝脱逃,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徐州  徐方百姓殷盛,流民多归之。曹操父嵩避难琅琊,为陶谦别将所杀。初平四年,操攻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泗水为之不流,五县、<small>彭城、博阳、取虑(下邳)、睢陵、夏邱(沛)。</small>无行迹。三辅遭李傕乱,流依谦者皆歼。曹操亦自谓:“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small>建安七年军谯令。</small>

    荆州  刘表在荆州,关西、兗、豫学士归者千数;表没,亦遭残破。

    寿春  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

    其他如山东,<small>为黄巾所残。</small>河北,<small>为黑山贼所残。又有刘虞、公孙瓒、袁绍父于相继屠戮。孟达荐王雄曰:“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魏志崔林传注)</small>甘陇,<small>为马腾、韩遂所残,苏则云:“金城郡为韩遂屠剥,户不满五百,到官抚鸠,见户千余。”(魏志苏则传注)</small>靡不凋残。

    以赤壁之战言,三方大较不到三十万人。

    曹操合中国<small>即北方人,共十五、六万。</small>及刘表众<small>七、八万。</small>共二十余万。<small>号称水步八十万。</small>孙权遣周瑜,谓“五万众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诸葛亮自称有“关羽水军万人,刘琦江夏战士亦万人”。<small>以战国、楚汉之际,及王莽末年,及至黄巾初乱时几次战争相比。</small>可见当时壮丁之缺乏。

    陈群谓:“丧乱后人民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殆非虚语。<small>杜恕亦谓:“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small>

    <strong>附:三国季年户口数</strong>

    <table><tr><td>蜀――亡时</td><td>户:280,000

    口:940,000</td><td>内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占1/9。</td></tr><tr><td>吴――亡时</td><td>户:530,000

    口:2,300,000</td><td>内兵二十三万,占全数1/10,吏三万两千,后宫五千。</td></tr><tr><td>魏――平蜀时</td><td>户:663,000

    口:4,432,881</td><td> </td></tr><tr><td>三国合计约得</td><td>户:1,473,423

    口:7,672,881</td><td> </td></tr></table>bbr></abbr>

    就全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small>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既备载后宫、将士、吏诸项,其数大约可靠。</small><q></q>

    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

    <h3>二、农民身分之转变</h3>

    农民在大动乱中,地方政权随着中央政权而解体,他们无所托命,不得不依存于当地或附近的强宗豪族。强宗豪族把他们武装起来bbr></abbr>,成为一种自卫的集团,他们便成为强宗豪族的“部曲”。

    如李典居乘氏,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袁、曹相拒官渡,李典输谷帛供曹军,后遂全部徙居邺。李典之众自有武装,故称“部曲”。亦有避地较僻,不需武装,而以政令约束相安者,如田畴率宗族避难无终山,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袁氏亡,畴将其家族宗人三百余家居邺。亦有相聚而为寇盗者,如李通拜汝南太守时,贼张赤等五千余家聚桃山,通攻破之。<small>此等例不胜举。</small>

    如是则农民由国家的公民,<small>编户籍,纳租税。</small>一变而为豪族的私属。<small>纳质任,称部曲。“质任”即抵押,凡为部曲,必纳其亲属子女为抵押品,以表诚信。</small>实在是农民身分之降低。

    局势逐渐澄清,各地的强宗豪族,逐渐消并其势力于几个大势力之下,再建政府,这便是三国。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只有兵队而无农民。<small>吴、蜀临亡时,兵籍均占全人口十分乃至九分之一。妇女去其半,老弱去其半,大体仍是有夫皆兵也。曹操得冀州,按籍自喜得兵三十万,亦指全冀丁壮言。</small>

    兵队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农民非加入军队,无以自全。其后则兵队非仍转为农民,亦不能存活。袁绍在河比,军人仰食椹枣。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

    暂时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便是屯田制度。尤著者如曹操之屯田许下。

    献帝建安元年,曹操用枣祗、韩浩议建屯田,募民屯田许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

    邓艾之屯田淮南、北。

    齐王芳正始四年,建议屯田淮南、北:“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small>即五万兵队中常有四万兵轮番田种,以十分之二即一万兵专任防御也。</small>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阡陌相属。<small>其他如刘馥之在扬州,贾逵之在豫州,均兴屯田水利。吴、蜀亦然。</small>

    兵队代替农民做了国家的基本公民,管督屯田的典农中郎将,暂时便等于地方行政长官。

    魏末咸熙元年,始正式罢屯田官,以典农为太守,都尉为令长。至晋初泰始二年,又诏罢农官为郡县。但以后复有农官。当时要把军政的变态,转移到民政的常态,颇非易易。

    这是一个“复兵于农”的伟大运动。在中央首都<small>许。</small>的附近,乃至的腹地,<small>淮南、北。</small>都施行起屯田来。从整个政治问题而论,不得不说是一个绝路逢生的好办法。但专从农民身分而论,却又是一个大低落。

    两汉以来的农民,以公民资格自耕其地,而向政府纳租。<small>田地为农民所有,故农民得自由买卖。其出卖田地而变为私家佃户者,此暂不论。</small>现在是政府将无主荒田指派兵队耕种,无形中,农田的所有权,又从农民手里转移到政府去。这一个转变最显著的影响,便是农民的租税加重。

    汉代租额,通常是十五税一,乃至三十税一。魏、晋的租额是“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small>此据傅玄奏疏,及封裕谏慕容皝语。</small>这便是王莽所谓“豪民劫假,收什五之税”。现在是政府自做豪民。<small>邓艾疏:“四万人且田且守,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是屯田全入于官,而一人责百二十斛矣。其中岁课六十斛,就邓之初计则正是什五之税。咸宁三年杜预上疏:“乞分种牛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其额重如此。</small>

    经过长期的大骚乱,农民本已失去耕地,现在他们是以国家兵队的身分把屯田来代替吃饷。直到西晋统一,军事状态告终,这个情形实现到制度上来,便成西晋初年之“户调”。同时商业亦彻底破坏。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small>此是汉武以来社会通行的标准币。</small>命百姓以谷、帛为市。<small>曹操时户赋已只纳绢绵,不纳钱币。</small>可证明当时商业之不振。

    商业不振之主因,在于长期兵争之过分破坏。

    楚、汉之际,商人乘机渔利,可证其时社会经济动摇不如三国、五胡诸纷乱为甚。

    而因商人阶级之消失,更显明的形成农民与贵族世家之对立。<small>此后南方商业较盛,北朝殆至魏孝文迁洛阳后始有起色。史称梁初“扬、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钱;交、广用金银;余州杂以谷帛交易”。魏初民间皆不用线,髙袓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线。</small>

    <h3>三、西晋之户调制与官品占田制</h3>

    晋武帝平吴后,置“户调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疋,绵三斤;<small>按:此亦如魏制,输绢绵,不纳钱币。</small>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small>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small>

    这是户调式的条文。

    “调”本是调发之义,<q></q>故户调仍沿三国以来兵士屯田之旧规。

    “户调”二字始见于魏志赵俨传。对怀附者收其绵绢,此为袁绍在河北所行之制度。此与“部曲”之纳“质任”,乃同样为中央政府解体下一种乱世之临时办法也。曹操得河北,令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则“户调”与“田租”尚分两项。晋制于户调下兼田租,则时渐平康,由兵屯变为农民,故户必带田矣。

    男子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合一百亩,即古者一夫百亩之制。云“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者,并非占地百亩之外别给七十亩,乃是在其占地百亩之内以七十亩为课田。<small>“课”是课其租收。云“其外”,乃承上文输绢、输绵而来,谓输绢、输绵之外,再课田租。</small>换辞言之,即是课其十分之七的田租。

    泰始四年,傅玄上疏:“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可见晋室当时本有十七收租之制,傅玄虽有建议,晋室未能听受。户调制仍依私牛及无牛例收租,故百亩课七十亩也。

    与户调制相附并行者,尚有“官品占田”制。令官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small>依次减五顷,至九品十顷而止。</small>又各以品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small>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此。</small>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与佃客。<small>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笫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small>

    按:“荫”者皆私属,无公家课役。即是国家允许将此一部分民众田地划归私有;同时国家对百官亦不更班禄,其制甚似古代之封建。史称:“自晋至梁、陈,都畿民皆为王公贵人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佃谷与大家量分。”既役其力,又食其租。可见此等皆不属政府。是虽有官品占田制明令相限,未必切实有效。直至南渡后情况犹然也。

    这一个制度的用意,并不是授与强宗豪族以私占的特权,乃是要把当时强宗豪族先已私占的户口及田亩括归公有,而许他们一个最高限度的私占额。

    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此事难能办到。惟自农民言之,则大体上一样是二八收租、三七收租,在公在私,无所别择。

    晋武帝泰始元年诏复百姓繇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small>“质任”乃部曲对其私主所呈之抵押信物,大抵以子女为之。</small>咸宁三年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质任。此均在颁行户调制以前,用意均不外要将强宗豪族的私民众夺归公家。然晋武以开国之君,对民众绝无丝亳善意与德政,户调税收,依然与屯田兵一律,只想凭王室威严,向其下强夺豪取,岂能有成?晋室不永,只此等处可见。

    <h3>四、南渡之士族</h3>

    东晋南渡,一辈士族,又大批的结集着宗亲、部曲流徙南来。

    祖逖传:“逖,范阳人,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又以为豫州。逖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small>又如林、黄、陈、郑四姓之入闽,见陈振书录解题。明何乔远闽书,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族。</small>

    他们在南方未经垦辟的园地上,着手做他们殖民侵略的工作。“擅割林池,专利山海。”<small>任昉语。</small>“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small>宋书羊玄保传。</small>“贵势之流,亭池第宅,竞趋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small>南齐书顾欢传。</small>活是一幅古代封建贵族的摹本画。

    尤著者如宋书孔季恭传:“其弟灵符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

    虽王室颇思裁抑,然力量不够,颓势难挽。

    晋壬辰<small>成帝时。</small>诏书:“占山护泽,以强盗律论”,然并不能禁。占山封水,渐染复滋。<small>羊玄保传。</small>百姓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武帝又禁断之,<small>见南史本纪。</small>然仍不绝。<small>梁高帝、齐废帝郁林王、梁武帝,又屡诏及之。</small>

    相应于此种情势下之赋税制度,则自度田收税转成口税。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率亩税米三升。至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税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此盖豪右田多,特为优饶。税田则富多贫少,税口则富少贫多也。<small>马端临云:“晋制,丁男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计,当口税一斛一斗;今除度田收租之令,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岂所谓‘王公以下’云者,又非泛泛受田之百姓欤?待考。”今按:晋初户调,一家丁男丁妇田租六十斛,马氏亦以亩收三升说之,误也。口税五石,并有无田者,此制自不为轻。然较之两晋户调,亦未见特重。马氏疑口税只及王公贵人,则更误矣。</small>

    如此则贵族盛占田地,而无赋税之负担。<small>梁武帝天监四年,大举伐魏,令“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此租谷归私家之证。惟按陈宣帝太建三年、六年诏,似其时又行田租。</small>宋孝武为特设“官品占山”之制。

    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笫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

    其用意与西晋官品占田令一样,但效果依然很少。<small>见上引齐顾欢、任昉语。</small>占山封水的士族们,不仅自己借着侨寓名义,不肯受当地地方政府的政令;其附随而来的民众,亦依仗他们逃避课役。所以自咸康以下,晋室屡唱“土断”之论。

    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又哀帝隆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断。

    “土断”是要侨寓的人,亦编入所在地的籍贯,一样受所在地方政府的政令。然咸康土断黄、白分籍,<small>侨户土断者白籍,土著实户黄籍。玉海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石虎诏:“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是也。</small>依然有土断之名,而无土断之实。<tt></tt>

    孝武时范宁为豫章太守,上疏极论其非。谓:“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制作,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按:范疏不主分黄、白籍,谓“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即指服从地方政府一切政令言。谓“小人怀下役之虑”,即要其一致应课役也。据范疏可知侨寓小人,亦不应役,盖皆为白籍阴庇耳。

    此后桓温、刘裕又屡主其事。

    安帝羲熙九年刘裕上表:“大司马桓温庚戌土断,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渐用颓弛。离居流寓,闾伍不修。请依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然一弊方弥,他弊又起。宋、齐以后,侨寓的特待,似算取消,而因士庶不公平的影响,又引起更纷扰的冒伪问题。只要伪注籍贯,窜入士流,便可规避课役。这一种情形,越来越甚。

    齐高帝建元二年诏:“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small>黄籍即担当国课之民籍也。</small>自顷氓俗巧伪,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同时虞玩之上黄籍革弊表,亦谓:“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无一。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今反役人。”梁武帝时沈约上疏,亦有“落除卑注,更书新籍,以新换故,不过一万许钱。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之说。<small>按:虞表又云:“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沈约则谓“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奸伪互起”,又曰“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盖宋制一面抑豪强,一面则伸寒微,武帝永初元年已有“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之诏,晋代士庶藉贯之改动,必自此始。此可为南朝与东晋截分界线之一事也。惟苟不能确立一种制度,而仅以宽假为讨好,宜乎不久流弊即滋矣。</small>

    担当国家课役的,依然尽是些赤贫下户。

    南齐书陆慧晓传:“山阴一县,课户二万,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

    大规模的伪窜冒改,使黄籍理无可理,究无可究。却告诉我们:那时一般的民众,已不让文酒清谈的贵族们独自安享其特益了。

    沈约诸人不能根本设法消冺士、庶界线,<small>北朝政制即向此路走。</small>乃欲究据晋籍,用来重新厘定,这真可算是代表了南朝士大夫的眼光与见识。

    <h3>五、兵士的身分及待遇</h3>

    军人从三国以来,即已与农民截然分途。

    此事魏、蜀、吴皆然。

    刘颂奏:“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需,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末改。”魏嘉平六年诏,有刘整、郑像赐爵关中侯,各除士名。又钟毓传:“为廷尉,创制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又卢毓传:“重士亡法,罪及妻子。”高柔传亦有士逃法。曹植奏:“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尚有小儿,七、八岁以上,十六、七以还,三十余人。”是魏制士、民异籍,并各家世相袭也。吴、蜀亡后纳籍,皆士、民异贯。

    大抵“强者为兵,羸者补户”。<small>此语见陆逊传,可据以推魏、蜀,大抵不甚相远。</small>

    尤强者隶中央,其次则配私家,更羸瘁者则留南亩。

    华阳国志:“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置五部都尉。分其嬴弱,配大姓为部曲。”吴志陈武传:“武庶子表,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简视皆堪好兵,上疏陈让,乞以还官。谓:‘枉此劲锐,以为憧仆,非表志。’吴主权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补其处。”

    其先入士籍者得优廪,又可免役,其时则兵胜于民。渐次军旅之事,不为时重,则士伍惟以供役,又廪给日薄,其时则农胜于兵。

    陆凯传:“先帝<small>孙权。</small>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以死效。今<small>亮、皓以后。</small>之战士,供给众役,廪赐不赡。”

    晋武帝平吴,诏悉去州,郡兵,此乃复兵归农之意,惜不久天下即乱。

    咸宁五年伐吴,诏:“调诸士家,二丁、三丁取一,四丁取二。”是其时依旧士、民异籍。去州、郡兵,即是去士籍也。晋政之病,在田租照屯田额征收,不复两汉什伍税一之制,又无两汉都尉肄民战阵之制,使农不知兵,则武备一切废弛。

    东晋民归豪强,政府对兵役需要,殊感缺乏。

    吴志:陈武庶子表,受赐复人得二百家,乞还官,孙权嘉之。他如朱桓部曲万口,潘璋妻赐复客五十家。邓艾传云:“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此等部曲、僮客,皆是私户,为国家课役所不及。

    于是有所谓“发奴为兵”。

    发奴为兵之议,起于刁协、戴渊。习、戴皆南人,晋元帝依仗以谋抑王氏者也。自后每有征讨,往往发奴。庾翼发所统六州奴北伐,庾翼亦晋室外戚,颇欲为强干弱枝之谋者。可见发奴为兵,正是中央与豪族争夺民众之一事。宋武时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此正以僮奴为豪族私产,故见发而还其直。

    又有所谓“料隐为兵”。

    庾冰传:“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毛琚传:“讨得海陵县界亡户近万,皆以补兵。”此等隐匿之户,其背后亦多有豪强阴庇。

    复有“罪谪为兵”

    范宁疏:“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义云:“旧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户口减耗,亦由于此。”<small>又宋制劫同籍期亲补兵,见何承天传。又以罪谪兵,亦见王弘传、何承天传。</small>

    并及其家口。<small>罪人家口补兵,见刘秀之传。</small>

    又强逼世袭兵役。<small>见前引范宁疏。</small>

    宋武帝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輙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small>按:兵役世袭亦见于三国时,魏志引魏略,“陈思王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者无几,而复被取”云云是也。</small>

    因此有所谓“兵家”<small>梁王琳本兵家。</small>与“营户”、<small>沈庆之前后所护诸山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small>“军户”<small>董回以有功免军户。</small>诸称。

    那时的衣冠士族,既不受国家课役,自然谈不到从军。

    此乃魏晋以下贵族与春秋先秦绝异之点。他们在政治上占有特权,而他们并无武装兵力以自保卫,不仅自己不能武装,即其所属部曲家兵等,亦已解散武装,与三国时士大夫不同。

    另有一部分则受衣冠族士族阴庇而为其佃客、衣食客等,他们亦对国家逃避课役及从军之义务。

    而且因有衣冠士族的特权阶级压在上面,从军作战的武装兵卒,亦没有他们的出身。<small>要为军人谋出身,势必与贵族特权势力相冲突,如战国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之事。</small>

    因此兵卒在当时的社会上变成一种特殊卑下的身分,固与贵族封建时代兵队即是贵族者<small>此北朝部族兵略近之。</small>有异,亦与西汉定制,凡国家公民皆需服兵役者<small>此北齐兵制亦然;北周府兵则略为变通。</small>不同。军人的地位,只与奴隶、罪犯相等,从军只是当苦役。国家的军队,实质上亦如私门的部曲与僮客,他们没有公民的地位,<small>此正如西晋户调,只从部曲屯田兵变成州县民户,而实际上的待遇,还是屯田兵,不是农民。</small>政府亦常常将他们赐给私家。

    当时大臣有赐千兵百骑者,如卫瓘、<small>此据北堂书钞、御览引晋起居注。</small>汝南王亮、荀组、陆晔等,至于赐亲兵数百人乃至班剑数十人,亦不胜指数。

    私家亦公然占公家兵户为己有。

    范宁奏:“方镇去官,皆割方镇精兵器仗为送故。送兵多者至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small>宋书刘敬宣传:“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调发工巧,造作器物”,此即官兵亦供私用也。</small>

    军人的地位如此,如何可以为国宣劳,担负光复中原的重任?

    只有荆、襄上流,因粮食较充,镇兵稍稍可用。

    元帝时“使军各自佃,即以名廪”。至武帝咸宁初,诏“以奚官奴代甲兵种稻”当时国家并未为军队特定饷糈,江南农事尚未发达,故襄、汉上流遂得独有重兵。

    而每为权臣内乱之利柄。

    直待谢玄镇广陵,创为招募,号“北府兵”,兵人地位始见提高,遂建淝水奇绩。东晋王位拱手而让于此系军人之手。

    王、谢虽同称东晋盛族,但两家情形稍有不同。王以拥立为业,谢以攘却为功。一则惟守门第,一则尚建勋绩。江北、河南之众,纪瞻尝用以拒石勒,祖逖用以向汝洛,而王导弗能任,以专倚王敦于上流,不欲权势之分也。王敦、桓温以外重内轻之资,常挟荆湘以起内乱。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北府兵强,权重始归朝廷。中原南徙之众,本多磊落英多之士,谢玄择将简兵,六年而有淝水之捷,实非幸事。<small>苻坚军队,则亦系签兵杂凑,宜乎虽多而不能与晋为敌。</small>

    惜乎刘宋以后,社会依然在士、庶阶级的对立面,军人依然找不到他们应有的地位。<small>真要到侯景之乱,梁室覆亡,南人皆以兵戎纷起。然既失士族之领导,南方新政权亦不久即灭。</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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