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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联合</h3>

    东满的变化,是从贯彻“1·26”指示信后开始的。

    首先是撤销各级苏维埃政府,代之以人民革命政府、农民委员会,或反日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遂变成“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走狗的土地”。同时取消集体农庄,鼓励个体劳动,谁劳动谁收获。

    然后是尽力缓和“红区”与“白区”的关系。过去“红”“白”对立,从“白区”来的人都是“特务”、“密探”,到“白区”去就是“通敌”,与世隔绝般严禁人员往来、商品贸易。这回欢迎、鼓励探亲访友,互通有无,游击区物资困难得以缓解,也有了情报来源。

    再就是与各种抗日武装的关系。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笔者)的报告》(之七)中说:

    “现在我们和一切反日义勇军的关系有很大的转变,我们已经(同)间岛一带所有反日部队有很好的关系,不论大的小的,特别是大的部队和我们的关系更好。”“只要我们去信教(叫)他们来做某某工作或有什么事情,他们准能派全部队来或派代表来,和我们共同行动或讨论,能在我们任何的号召之下团结起来受我们领导。”

    之前是唯我反日,四面树敌,成了单干户。山林队,无论抗日不抗日,都是胡子,能缴械就缴械。对于救国军,既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当然也不会客气。结果到处都是敌人,或者追打救国军、山林队,或者被救国军、山林队追打。

    有老人说,再这么折腾下去,不用日本子打也快完蛋了。

    最初较大的联合作战,是攻打东宁县城三岔口。

    三岔口沦陷后,义勇军曾两打三岔口。第一次是1933年3月中旬,吴义成指挥救国军和山林队打的。第二次仍是他指挥,多了汪清、珲春游击队,金日成率领主动找上山门去的。为了表明诚意与决心,又主动要求主攻对攻城威胁最大的西山炮台。一打三岔口,打进去又不得不退出来,关键就是没有打下西山炮台。

    两县游击队100多人,其中60多人为“炸弹队”。2军装备与其他军的差异,是东满党最早建立兵工厂,游击队时期就能造当时称做“炸弹”的手榴弹,有铁铸的,有用黄泥糊制的。后者是把火药、铁砂,或是把铁丝剪成颗粒状,搅和后裹紧了,用黄泥糊上,再用麻线一层层裹牢。有球形的,有长方形的,还有圆柱体的,大小不等。球形的通常比拳头大些,把导火索点燃后,可直接投出去。再大些的,像两个二大碗扣在一起的,就拖着根米把长的麻绳,像链球似的抡圆了抛出去。长方形和圆柱体的,一般都绑着个木把,更像木柄手榴弹。抗联把轻机枪当成宝贝,炸弹则是2军官兵手中的利器,原因都是轻便,易携带。有没有这种“手中炮”,战场上的效果是不大一样的。特别是在攻打日伪据点和汉奸地主的大院套时。别的军缴获几颗日军的瓜式手榴弹,守财奴似的轻易不肯投出去,2军可就大方多了。缺点是土造的,导火索一样长短,有的燃得快,有的慢,点燃了有时未出手就炸了。黄泥糊制的,雨天、过河,就得倍加小心,雨淋了,水泡了,就成一摊泥了。

    天黑后发起攻击,步枪掩护,金日成亲自率领“炸弹队”就上去了。炸弹两颗一对用绳绑连着,挂在脖子上,每人十几颗。山上有战壕,有的是敌人挖的,有的是当初救国军守城时留下的,里面水深齐腰,个小的就得小心点儿。炸弹大小不一,小的投远,杀伤敌人,掩护自己,冲到近前,再发挥大的威力,对付比较坚固的地堡、暗堡。

    在炒豆般的枪声中,“咣咣咣”的爆炸声分不清个数,就这么“轰轰隆隆”地一路血火,终于将西山炮台拿下。

    另一支打得英勇的队伍,是救国军“史团”。撤退时不知怎么搞的,竟把身负重伤的团长史忠恒丢下了。汪清游击队的连长黄龙海见了,背起他一口气跑出两公里,到了安全区。

    二打三岔口虽然最终也未打下来,但却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威望。救国军和山林队都说,游击队是真打日本子,老高丽挺够哥们儿意思的。

    此前,柴世荣曾提出要和汪清游击队建立联合军指挥部。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好一番研究,认为这是柴世荣想当总指挥,那党的领导怎么体现呀?

    除了初始阶段的幼稚和“左”的干扰外,东满统战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这支主要为朝鲜(族)人的队伍,如何才能消除与其他抗日军的民族隔阂。由于过去一系列左的行为,再加上偏见、误解,一些人对“老高丽”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

    东满党的做法实际而有效——后面将会写到,东满的许多变化是在魏拯民主持工作后开始的。

    首先是经常和抗日军一起活动,联合作战。有的队伍人少势单,冬天插枪,夏天也不轻易活动,游击队就带着他们。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在一起久了,彼此了解了,一些偏见、误会自然就没了。战斗中缴获,规定是平均分配,实际上都给他们多分些。有的这次战斗没参加,也把自己的那份送去点儿。不在多少,一种心意,心里有你,也就人心换人心。游击队有被服厂、兵工厂、医院,平时再给他们做衣服、修理枪械、治疗伤病号,都是无代价的。这样,即便隔道冰墙,那心也不能不热乎。当然也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只要感情近了,道理就容易讲一块儿去了,语言障碍也无所谓了。

    <h3>分区作战</h3>

    东满是伪满最早建立“集团部落”的地区之一。1933年秋,由朝鲜总督府和日本驻延边总领事馆协力试行,当年建成5个,1934年增至25个,1935年达120多个,1936年和1937年又分别建了192个、167个,约5.5万户迁入“集团部落”,游击区大都成了无人区。

    1937年1月17日,曾任2军2师、5师政委的王润成,在莫斯科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日寇“组织集团部落或大屯,召集我党的叛徒,训练妥当的走狗,地主富农的子弟组织自卫团驻守着。并且在每个集团部落或大屯里,都有它的最忠实走狗作指导官,专门监视群众哪些人有反日的思想,反日的行动,是否还给抗日军队送给养、买物品、通消息。并且有通匪者与匪同罪。十家连坐的法令的颁布,弄得群众不敢动转,结果使我们反日的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隔绝起来,给养服装军需物品的筹划购买异常的困难,队员无从补充。以前的工作,是经常卡击敌人的交通,攻击小街与防所,而现在是经常为解决服装给养忙。以前是什么东西都有法购买而没有钱,而现在则是有钱无处去买;以前是人多枪少,而现在则是枪多人少;以前是常住在村子里,而现在则是常住在山上;以前是敌人的行动我们容易知道,而现在则是我们的行动敌人容易知道。而到三五年珲汪部队活动的区域,仅剩大甸子没有建立集团部落”。

    5个“以前……而现在”,道白了建立“集团部落”的前后两重天。

    江西中央红军是在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的。

    东北抗联是陆续被“集团部落”挤压逼走的,而东满是最早感受到它的严酷的。

    从1934年冬到1935年3月,在冬季反“讨伐”中,各县党组织和当地群众,陆续撤离已经难以立足的根据地。延吉县撤出弯弯沟、八道沟、三道湾,大都转移到安图县车厂子一带,少数去了宁安县南湖头等地。和龙县撤出渔浪村、二道沟,转移到车厂子、东南厂。汪清县撤出大荒崴,转至绥芬大甸子。珲春县1934年夏即撤离大荒沟、烟筒砬子,之后不断迁移,落脚在汪清县火烧铺、金仓一带。

    冰天雪地中,党政机关和拖儿抱女的百姓,由2军独立师各团护卫着,向着既定地域艰难而又坚定地迈进,去那里开辟、建立新区。

    2军是1935年5月20日正式成立的,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以4县游击队为基干编为4个团,另有1个游击大队,兵力1200多人。

    离开老区的2军,应该如何动作?

    同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六)中说:

    以安图游击区为中心从第一、第二,二团(个)中抽出三分之二的力量组织二个派遣队,每队至少三个基本连编成,向西南与西北等地出发,其任务:扩大游击区,实际上与南满第一军取得联系,将东满的游击区与南满的游击区打成一片,和南满第一军今后的军事上取得呼应。

    以汪清大甸子为中心,从第三、第四,二团(个)之中亦抽出三分之二的力量编成一个远征队,这一队至少九个连向东北二方面出发,任务:扩大游击区,实际与吉东的游击区打成一片,和吉东的第四军、第五军取得联络,在今后的军事动作上成为呼应之势。

    二十六岁的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站在东北四大游击区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掂量的是东北抗战的战略大局。倘能与南满、吉东打成一片,进而与北满成呼应之势,比之单纯的与关内取得联系,无疑是更现实,对东北抗战全局走势更具实际意义的。而且,这位戴副近视镜的多病的文弱书生,颇懂日本人的战术和游击战的精髓,让人想到那位小个子、大气魄的赵尚志。从老区到新区,他不是只在家门口打圈子,更不是把炕头坐热了再说,而是一出手就来个分头远征。

    除了“南杨北赵吉东周”,后面还将具体分析,从能力、魄力到个人品性、魅力,魏拯民都是个能掌舵、担大任的人。

    实际上,在2军成立前后,远征队已经分头出动了。

    4月底,王德泰率1团、2团主力从车厂子出发,向敦化、额穆挺进,最终目的地是舒兰、五常一带,打通与3军的联系。

    5月1日夜,1团进至敦化县哈尔巴岭与大石头火车站之间,王德泰决定颠覆、截击列车。参加战斗的还有“平日军”、“天良军”、“明山好”、“王连长”等山林队。2日凌晨2时40分左右,从朝鲜青津直达长春的202次列车驶来,“轰隆”一声巨响,车头和前面几节车厢就脱轨倾翻了,伏击部队随即发起攻击。押车的鬼子在尾部,很快被消灭了。登车搜查,逮捕13名日伪军政人员,包括1名高级军官和1名满铁重要职员,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钱款(钱款被山林队拐跑了)。

    哈尔巴岭截车震惊了敌人,远征队西进途中,不断遭遇围追堵截。6月在额穆县青沟子一战,毙伤敌百余,光机抢就缴获6挺,远征队也伤亡10余人。7月进至额穆与舒兰交界时,处境越发困难,遂决定改变原计划,留下部分兵力在当地活动,主力撤回安图。

    8月,2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2团150余人西进南满,9月初到达濛江、桦甸、抚松3县交界处的那尔轰,与1军胜利会师。

    由3团、4团和青年义勇军组成的北满远征队,在军参谋长刘汉兴、3团政委金日成、4团团长侯国忠率领下,6月初挥师北上。第一仗在东宁县老黑山,将伪靖安军一个连几乎全歼。之后挺进宁安,在南湖头与5军会师。从此,穿着2军灰色军装的4团(后来扩编为2师,1路军成立后改称5师),就留在绥宁地区,与5军并肩战斗。前面 第18章 引文中说周保中多么忙,还要担任2军军长,指的就是还要指挥2军的这个师。

    1937年6月24日,周保中在《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说:“枪支质量,五军远不如二军。”

    1937年12月30日至1938年1月5日,《中共吉东省下江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中说:“二军作战非常顽强,长于埋伏截击及夜袭敌人坚守的防所,常常消灭日贼军出扰的整个部队,二军半数以上是高丽人,直到现在老队员占全员百分之四十以上,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

    <h3>“东满一只虎”</h3>

    中等个,长方脸,浓眉下一对犀利的目光,被金日成说是“具有一种能够准确地透视人们心灵深处的惊人能力”的王德泰,人称“东满一只虎”。

    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一)中,写道:

    王德泰,军长,中国人,一九三一年入党,奉天人,28岁,农民,游击队员,小队长,中队长,中队政委,第二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现任第二军长兼第一师长,工作很积极,勇敢,比较精细,有游击战争的相当经验,对党对革命很忠诚,政治问题知道的很少,在队员中有信仰,在安图一带亦有不少的信仰,反民生团很积极。

    王德泰祖籍山东,具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闯关东来到延吉县茶条沟,不详。已知的是,这个种田、烧炭,有时还摆摊卖点花生香烟“光头饼子”(一种用面粉烤制的点心)的庄稼人,像王明贵、陈雷等人一样,是受当地朝鲜(族)人影响参加革命并入党的。

    金日成说王德泰沉默寡言,不善交际,比较古板。把这样性格的人派去山林队中“办外交”,显然不是上佳选择,却是逼上梁山。延吉地区蜂起的山林队几乎都是汉族人,而党和游击队中没几个汉族人,那是赶鸭子上架也只得赶了。

    王德泰是1932年夏,去到三道湾“长江好队”的。躺在炕上抽大烟的“长江好”,瞅着这个挺结实、精神的小伙子,冷冷地道:你为什么来找俺入伙呀?王德泰说:俺开的“小铺”(小卖部,又称“小床子”)叫日本子烧了,家里人也死了,俺要打日本子报仇。

    说时迟,那时快,“吧”的一声炸耳根子的脆响,“长江好”手中的烟枪变成了匣子枪,一颗子弹从王德泰耳边掠过,那人纹丝未动。

    这样一个人,在任何一支山林队都是不难立足的,更不用说还有一手好枪法了。

    几个月后,王德泰从“长江好队”中拉出一支20多人的队伍——这应该是延吉游击队中最早的一批汉族队员了。

    王德泰没读过书,能在“长江好队”中当上“字匠”(文书)。一口流利的朝鲜话,跟朝鲜(族)人没什么两样。如果仅仅是这些天分、悟性,汉族同志在东满再稀有、宝贝,从小队长到2军独立师政委、师长、军长,王德泰这步子也未免太快了点儿。

    延吉游击队初创时期,人多枪少,没枪的当然不高兴了。王德泰出个主意,叫“歇人不歇枪”。除了几个神枪手外,全队分成几个战斗小组,每组20人左右,每天派一两个组持枪出去活动,回来后别的组接枪再干,一支枪顶两支用,而且每个人都受到锻炼。

    惨烈的苏区保卫战,火烧血浸的根据地,使人们认识到死顶硬抗是不行的。只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人还须付出相当的代价,才能摸索到游击战的真谛。而王德泰就在那弯弯沟神出鬼没的伏击战中,打出“东满一只虎”的心得和虎威。

    车厂子是安图县东部的一个据点,地处僻远,地势险要,抗联就喜欢找这种地场建立根据地。王德泰率2团一天一夜行军90公里,突然出现在那里,一个猛攻,将其拿下。

    这是撤离老区后的第一仗,车厂子成了新区开辟的第一个根据地。

    大甸子镇是安图县城西北部敌人的重要据点,拿下它不光是拔掉一颗钉子,关键是为撤离延吉的军民开辟新区扫清障碍。

    1934年7月,王德泰指挥独立师和山林队近千人,突然将镇子团团围住。先把电话线割断,再把敌人援军来路卡住,断绝镇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主力按兵不动,每天只是派出小股部队偷袭、骚扰,特别是晚上,这边还没消停,那边枪又响了,闹得敌人惊恐不安。<mark></mark>

    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昨天烈日暴晒,今天大雨倾盆,蚊虫脸前脑后“嗡嗡”,一把能抓好几个。山林队闹不清这是打的什么仗,独立师官兵也耐不住了,说怎么不打呀?围到啥时是个头呀?

    王德泰给大家解释:咱们今天跟日本子打仗,就像要饭花子跟龙王比宝,比不起,就得跟它斗心眼儿。你们看人家那工事,就算一家伙冲进去了,痛快了,得死伤多少人哪?这两天兵营里冒烟少了,镇子里枪声也稀落了,说明敌人吃的东西不多了,心劲也不大足了。俺估摸着,再挺上几天,不用打,它自己就得跑了,那时揍它就容易、省事了。

    围到第11天头上,敌人终于熬不住了,弃城而逃。独立师和山林队一顿猛打猛追,缴获无数,只有几个人受了轻伤。

    接着,又拿下大浦柴河镇和大沙河镇。

    8月中旬,得知敌人来犯,王德泰即下令撤离驻守一个多月的大甸子。就在敌人庆贺“收复”大甸子时,王德泰已经指挥部队攻进安图县城,占领部分市街。当敌人狗爬兔子喘地赶回来时,兵营的大火已快熄了。

    8月29日,王德泰联合山林队和两江口起义的伪警察,趁敌不备,再次攻打安图县城,激战5天,将其攻克。

    “政治问题知道的很少”,说的是王德泰对马列主义和党的理论、知识,乃至共产党员为之奋斗的终极理想、目标,知道的很少。

    在当年的文件中,类似的评述干部的文字,并不鲜见。

    像王德泰、夏云杰、戴鸿宾,以及后面将要写到的一些军长、师长,包括政委(政治部主任),让他们理解这样的“政治问题”,应该说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现实的。但是,从统一战线到分区作战,毫无疑义,王德泰是党的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酒量挺大有节制,话语不多,吐口吐沫是颗钉。豪爽、义气、强悍,机敏、灵活、果断,用脑子打仗,又总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挥。1938年(无月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之产生及其发展的经过》中写道:

    第一师政委王德泰同志,因其同士兵在战线上,共同甘苦,枪林弹雨之下,来往指挥。所以他的威信,亦猛然提高,使所有反日部队内部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求他去解决,一切的战事活动,听他指挥。

    2军坚忍不拔,英勇顽强,能打硬仗,又善打巧仗的战斗作风,与王德泰息息相关。

    车厂子根据地建立不久,日伪军就来“讨伐”。王德泰利用山势地利,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一次次重创来犯之敌。1935年秋,敌人在附近建起“集团部落”,根据地重又陷入半年前延吉老区的那种窘境,不得不再一次撤离了。

    1936年1月中旬,最后一块根据地安图县南部的奶头山也丧失了。

    3月上旬,在安图县迷魂阵召开的2军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由王德泰、魏拯民指挥1师、3师,向抚松、桦甸、濛江、临江、长白等地进军,建立长白山根据地,与1军呼应,配合作战。

    8月中旬,王德泰指挥6师和几支义勇军攻打抚松县城,虽未攻克,但2军之强悍,已使敌人惊悸。

    接下来,从落叶纷飞到大雪飘飘,2军的两个师就在长白山区到处游击,将越来越多的敌人拖进林海雪原。10月10日,在安图县东清沟附近,4师与伪混成7旅10团遭遇。两军相逢勇者胜,4师毙敌数十人,其中包括鬼子石川隆吉大佐和河村中佐。

    随着日寇“治标”、“治本”的不断深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已不可能,只有依托密营,选择敌人薄弱部位灵活游击。而1路军成立后,2军攻打抚松县城和接下来的到处出击,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是牵制、调动敌人,掩护、配合1军的第二次西征。

    11月初,王德泰率4师来到抚松、濛江交界处的小汤河村,被敌人探知。7日凌晨,从抚松、濛江赶来的伪骑兵团和教导队学兵,突然向4师发起攻击。激战中,军部警卫班机枪手金山浩中弹牺牲,副射手也阵亡了,王德泰端起机枪射击,不幸头部中弹,倒在雪地上。

    从军长到士兵,官兵的鲜血染红了白山雪。正是因了这种献身,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才使西征失利、再次遭受重创的1军,得以顺利完成战术撤退,在密营中休养整顿,渡过险境难关。

    读下去,读者或将感叹,兄弟军的这种相互协同、配合,对于东北抗联是多么地重要和弥足珍贵。

    <h3>痛打“红袖头”</h3>

    离休前为总后勤部车船部副部长的蒋泽民老人,1.80米左右的个头,光头上的头发茬子全是白的,八十四岁身板仍很结实。

    他是辽宁省黑山县小蒋屯人。老人说那地方穷,想扛活都没个地主,我十一岁给地主放猪,然后当半拉子,都是在外村。“九一八”事变,到处都是义勇军,胡子也下山打日本。那年我十八岁,血气方刚,也去参加,人家不要,说你没枪。詹家窝棚有个小地主苏海泉,挺和善的一个人,有支撸子,我给他扛过活,知道。我起大早去的,说你把抢借俺打日本子,天下太平了就还你。老爷子说行,俺为反日出这把枪。他儿子不干,这小子是个大烟鬼,说你得给钱。爹就“喝呼”儿子:要什么钱?蒋老二哪来的钱?这世道枪是惹祸的东西,弄不好把小命都丢了,老老实实过泰和日子比什么都好。

    老人说,我参加的那个队伍有200来人,头是个营长,姓刘,大个子,东北军的。第一仗在大虎山附近打的,开头是伏击,把鬼子打死不少,飞机就来了。那飞机狂呀,欺负人,贴着树梢飞,一些人仰卧在高粱地里打,真打下一架。接着又在沟帮子打,之后就往南退,退到岫岩北边被打散了,我就回家了。回家不行,日本人要抓我,又跑了。兵荒马乱,乡下有钱人进城了,城里工人失业,我这干几天,那干半月,混口饭吃就行。这样挨了大半年,这“满洲国”没法待了,进关吧。走到热河省北围场东边一个镇子,一个伪军冲我喊,这不是“蒋半拉子”吗?仔细看,是陈国清,当初一块儿给地主扛活,后来当了做饭的大师傅。

    两个人唠一阵子,已是伪26旅少尉副官的陈国清说,到俺那儿混吧。蒋泽民没>..</a>吭气儿,心想俺才不穿这身狗皮呢。陈国清见他不乐意,就说:没亲没友的,你去关里咋办?还得过“国境线”,你有护照吗?俺也是混日子,好歹有个待着的地方,还能发俩钱。听说就要进关打仗了,那时你爱咋的咋的呗。

    二等兵当了没俩月,蒋泽民所在的伪26旅35团1营1连开拔了,不是进关,而是坐着闷罐车“呼隆呼隆”开进了长白山的珲春县大荒沟。

    大荒沟四面环山,山上森林遮天蔽日,沟里一个小村十几户人家,大都是朝鲜(族)人。原来驻防50多日军,还有部电台。村子里有反日会,经常给抗联送粮食送情报。鬼子不知道,接防的伪军也不知道,2军4团什么都知道,副团长侯国忠就是这大荒沟人。

    这个连是1935年3月末在枪口下起义的。

    1连有个指导官远藤,因为过年时跑了两个士兵,被上司叫去延吉挨训了。连里没了日本人,就像放假了似的,摸纸牌,打麻将,连长也不管。蒋泽民烟酒不沾,更不用说赌博了。二十多岁,精力充沛,心情郁闷,有空就去爬山,出一身透汗,心里就敞亮、舒坦点儿。

    这天早晨,蒋泽民爬到半山腰,站那儿一口气没喘匀乎,猛然间发现周围都是人。清一色灰衣服,把他吓一跳。再一看,几个山头上也是人,还架着机关枪。

    六十二年后,在沈阳蒋泽民老人的家里,老人说:

    侯国忠,三十来岁,高个,挺壮实,挺和气,让我不用害怕,告诉我他们是什么队伍,来这儿干什么。他说你们的情况俺们都有数,投降也行,起义也好,别的都是死路。我说我乐意跟你们打日本子,可我是个小兵,哪主得了这样的大事呀?他笑了,说你把俺的话跟你们连长学一学,告诉他,想打歪心眼子,那就不客气了。

    这个连原是东北军张海鹏的部队,事变后打日本很厉害的。当时100多号人,有12挺捷克式机关枪,带领一些义勇军打下黑山、北镇、义县,想进关没进去,弹药也不多了。大汉奸张海鹏派人劝降,就降了。那一茬军官都换了,老兵大部分还在,都恨日本人。连长赵玉玺是中尉,远藤是少尉,就是中校也得听日本人的,谁叫你是亡国奴呀?

    这时,山上开始唱歌喊口号,山下就乱了。打吧打不过,跑又怕被山上“点名”。我下山也没去连部,直接找到于喜奎。

    于喜奎四十多岁,山东人,上等兵,参加抗联后牺牲了。这人脑子够用,有主见,在老1连打日本时就是把好手,是连里的拜把子大哥。9个班长,就8班长没磕头,全连近半人是把兄弟,都听他的。他说咱去找连长,得把大伙都带走。连长说让他们下来谈判,派我俩上山,还让带些香烟。这事也真得上去合计合计,得听抗联的。

    连部里面在谈判,于喜奎等得不耐烦了,对我说:谈个屌,你把房子点了,俺去招呼弟兄们准备走。

    春天风大草木干,营房是草房,在房檐下点着了,“呼啦”就蹿上房顶了。

    这下子就不用谈判了,想不起义都不行了。

    东宁县老黑山驻扎一连伪靖安军,连长是个日本大尉,一脸络腮胡子,人称“大胡子连长”。靖安军军官都是日本人,官兵一长一短都是双枪,除轻机枪外,每连还装备重机枪和迫击炮。这个连四处“讨伐”,特别骄狂,当地抗日军都挺怵它。这帮小子还经常化装成抗日军,怀疑谁家“通匪”,半夜三更去敲门,不少人上当受骗,抓走就没影了。谁家孩子哭闹,不听哄,说声“大胡子连长”来了,立刻就噤声了。

    伪靖安军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久居东北的日本浪人和田劲在奉天建立的,由关东军供给武器并指挥。“满洲国”成立后,交与伪军政部直辖,但始终由日本军官统率,其中有些在乡军人,会说中国话。兵员开头都是些兵痞,后来主要招募青年学生。这支非同一般的伪军,装备精良,待遇也高。一般伪军都是布衣,靖安军清一色黄呢子。一般伪军每月津贴,二等兵5元1角,一等兵6元5角,上等兵7元2角,靖安军最低也在10元以上。因其袖口有一道红边,老百姓叫它“红袖头”,一般伪军则称其为“‘满洲国’的‘皇军’”。

    “红袖头”最先在东北道投入战斗,之后陆续在东满、吉东、北满出现,和抗联交手,屡吃苦头。

    1935年6月,2军北满远征队在金日成、侯国忠率领下来到老黑山,决心教训下这连“红袖头”。先派出一支小部队,到“红袖头”驻地附近筹粮,临走时让老百姓去报告敌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把粮食弄走了,这还了得,“大胡子连长”立即集合人马,跟踪追击,进入远征队在头道沟布下的口袋。

    敌人进了沟口,骑马的都是日本军官,另有重机枪、迫击炮驮在马背上。按照骑马者的先后顺序,远征队已事先编好号数,选神枪手两支枪打一个,侯国忠一支三八大盖专门对付“大胡子连长”。

    “吧——勾”!“大胡子连长”应声落马。这一枪也是开始攻击的发令枪,头道沟顿时被枪声填满了。鬼子军官纷纷跌落马下,有的被惊马拖着乱闯,把蒙头转向的敌人冲得更找不着北了。这时两侧伏兵齐出,随着出手的炸弹的爆炸声,基本就是抓俘虏了。

    有几个敌人快跑出沟口了,蒋泽民眼尖,拔脚就追。

    老人说,开头那距离少说也有半里多,可我个高腿长,又总爬山,他们根本不是“个儿”(对手)。那也追出二里多,他们都累瘫那儿了,有个小子还吐血了。他们把长枪都扔了,我就去他们身上摸短枪,共是7支。后来想,就我一个人,要是回头搂一梭子,可能就跑了。侯团长表扬我,说小蒋真行啊,一个人抓了7个。

    前面曾经引用过的王润成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以前在东满关于“满”军、自卫团、大牌会等工作,可以说是没有,将他们与日军看成一样,别的话没有,就是“打”。自冯昆(魏拯民——笔者)到后,才开始转变这一工作。

    但是,转变了,并不是什么样的“中国人”都不打了。像老黑山的“红袖头”,能不打?大荒沟的那个伪军连,要不是居高临下被枪口逼住了,能起义?对于那些甘愿当狗的伪军、伪警察和自卫团、大排队,不但要打,而且要一次把它打老实,打掉和日本人的连裆裤,才可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h3>金日成</h3>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出生于朝鲜平壤市万景台,后移居中国东北,先后在长白县第七小学、桦甸县义塾、吉林毓文中学读书。1932年创建安图游击队,任队长兼政委,之后任2军独立师3团政委、3师师长。1路军成立后,为6师师长、2方面军指挥。

    前面引用过的魏拯民的报告(之一)中说:

    金日成,高丽人,1932年入党,学<var>99lib?</var>生,23岁,勇敢积极,会说中国话,游击队员提升的,有民生团的口供很多次,爱在队员中说话,在队员中有信仰,在救国军中亦有信仰,政治问题知道的不多。

    1941年7月1日,《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中说:

    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分子,他在满洲南部和野(鸭)绿江东、朝鲜北部地带能起很重要的活动作用。

    同年9月15日,又在给王新林的信中说:

    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现在唯一重要的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两同志牺牲以后,只有金日成能继续负起南满游击指导之责,而这个问题关乎南满全部问题。

    安图游击队成立后,就和当地救国军联合作战。接着远征南满,欲与梁世凤领导的朝鲜革命军合作抗日。之后又北上东宁,要和王德林联合。在当时北方会议的背景下,虽然未能达成目的,却表<q></q>现了这支游击队非同寻常的活力和远见,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金日成的风格。

    毛泽东曾经说过:“东北抗日联军实际上是中朝联合军。”这种中朝联合军的性质,在2军表现得最为明显,不仅因其朝鲜(族)人最多,还因为金日成曾多次率部过界挺进朝鲜作战。

    1937年6月,经过精心准备,金日成指挥精干部队,神不知鬼不觉渡过一江春水的鸭绿江。4日夜,突然向普天堡发起猛攻,捣毁统治机关和防所,缴获两挺机枪、20多支步枪和大量军用物资。在向群众散发传单和宣传品后,迅速北上渡江重返长白山。

    这是1934年冬李红光率部两次越界攻袭后又一次果敢出击,极具象征意义,最能刺痛两岸侵略者的敏感神经。被打个冷不防的敌人,调集一个联队越界追击,被占据有利地势的2军又一顿痛击。

    1939年6月,金日成率部进入朝鲜茂山郡三下洞,召开国内干部会议,布置反日工作。之后,多次派遣小部队深入朝鲜,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反日组织,收集敌人情报。

    对于东满反“民生团”斗争的最终停息,金日成是有特殊贡献的。

    东满自“发现”“民生团”后,斗争紧紧松松,就未停过。1934年秋,日寇特务组织“间岛协助会”以“民生团”的名义大肆活动,造谣惑众,混淆视听,东满党组织再一次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斗争迅速升温。满洲省委为此派来特派员,并带来一封信,批评特委“改造民族成分”的错误提法,指出必须防止和纠正党内互相猜疑和不信任朝鲜(族)同志的倾向。但是,由于省委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又错误地强调反“民生团”斗争是东满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认为许多派争领袖是“民生团”,派争和“民生团”同是反革命组织,等于火上浇油。

    又一轮刑讯逼供杀人。2军独立师师长朱镇,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也被供出是“民生团”。两个人逃跑后,被敌人抓去,都叛变了。

    就在这时,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省委巡视员名义派到吉东的吴平,从周保中那儿得知东满反“民生团”的一些情况,嗅出一种异味儿,即与率部在北满活动的金日成谈话。

    这是一次意义非常的长谈。说一口流利的汉话(用当年老人的话说是“那汉话讲得呱呱的”)、抗联退到苏联后又很快能用俄语对话的金日成,把已知的反“民生团”的来龙去脉和个人认识、忧虑都讲了,实事求是,没有保留。应该说,吴平不但印象深刻,而且颇受震撼。2月10日给东满特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严肃批评东满党组织在反“民生团”斗争中的严重错误,成为扭转东满恐怖、混乱局面的开端。

    从2月底到3月初,在大荒崴召开的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以金日成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历数反“民生团”的错误、危害,让许多人替他们捏着一把汗。

    作为一个“有民生团口供很多次”(多次被人供出是“民生团”)的人,谁都明白这样做最需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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