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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像个没家没娘的孩子</h3>

    这是1933年的第一天,一支500多人的疲惫的队伍,在吉东的雪野中行进。

    穿着东北军服装的,更多的是与老百姓一般无二的,一致的是左上臂的“救国军”臂章,还有每人脖子上都挂条又长又细的粮袋子。步枪背着的、扛着的,有的横在背后的背包上,枪带在胸前耷拉着。狗皮帽子,或三耳瓜皮毡帽,帽耳紧紧护住腮帮、下巴,帽耳和眉毛、胡子都被霜凌糊满了。

    这是李延禄率领的补充团和救国军17团,刚从磨刀石战场突围出来,正向宁安县五河林转移。

    1932年11月,就在日军大举进犯吉东前夕,绥宁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补充团伺机脱离救国军,建立由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为此,李延禄提出率补充团到前线阻击东进日军,王德林同意了,并将17团和总部卫队营也交由他指挥。李延禄担心卫队营可能妨碍下一步行动,到达磨刀石车站后,又将其派回东宁总部。

    磨刀石位于牡丹江东20公里处,中东铁路从这里开始进入老爷岭。1933年1月1日晨,近2000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磨刀石发起攻击。救国军占据有利地势,顽强阻击。傍晚时分,迂回到东面的日军也发起攻击,救国军腹背受敌,李延禄下令撤出战斗,轻装突围。

    2日赶到五河林,即按中心县委决定,将队伍改编为抗日游击总队,李延禄任总队长,孟泾清任政委,张建东为参谋长。下编4个团,1团长杨太和,2团长李凤山,3团长史忠恒,4团长邹凤翔,另有1个游击支队,李延平为支队长。

    游击总队成立当天晚上,原补充团团部吴副官等人逃跑投敌。五河林保董赵保义,一边假意慰劳队伍,一边派人密报敌人。幸亏及时发觉,各团分头撤离,人员散失不少,全队只剩300多人。

    最急人的就是这300多张嘴了。磨刀石突围时,30多匹驮马所驮物资、钱款都丢了,仅剩的一点儿钱和药品又被吴副官等人拐跑,眼下吃饭都成问题了。

    几天后,在和尚屯见到宁安团县委书记李光林。谈到经济困难,李延禄问能不能通过地方支援一下。李光林说,一不能派粮,二不能“下大牌版”收捐税,要从敌人手里夺取,并说这是党的原则。

    王毓峰和冯守臣都是救国军旧部,与李延禄熟识,各率领200人左右的队伍在宁安地区活动,愿意加入抗日游击总队。队伍扩大后,改称东北抗日救国军游击军,来到团山子屯整训。日伪军来攻,被打退,游击军转移到八道河子。日伪军又来进犯,游击军弹药打光后,向南撤退到汪清县嘎呀河区马家大屯。

    马家大屯是吉东局所在地,典型的红地盘。儿童团站岗放哨,自卫队为部队送粮送菜,妇女会为官兵洗缝衣服,还与自卫队展开缴枪竞赛,来欢迎游击军的到来。图(们)宁(安)铁路工地上有一排伪军,屯>藏书网</a>里姑娘路过那儿,值班哨兵就说商量个事,嫁给俺当老婆吧。姑娘们反唇相讥,说嫁给反日的英雄,谁嫁投降军呀?打一辈子光棍儿去吧。这天屯里姑娘媳妇几乎全部出动,两个对付一个,伪军毫无防范,嬉笑打闹中枪就易手了。自卫队的小伙子当然不会示弱,也把鹿道伪警察所缴械了。

    红地盘的一切,都让游击军官兵耳目一新。

    东满苏区无论搞了多少左的东西,都给游击队提供了根据地。1军、3军、5军、6军、7军,也是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依托根据地发展壮大的。4军则是个另类。从补充团起就到处游击,仗没少打,战果也挺大,却像浮萍样没个根。更不用说直到这年夏天,在绥宁党的一些人眼里,搞“上层勾结”的李延禄的这支队伍,最多也不过是个“好胡子”了。

    李延禄提议北上东进密山。那里偏远,敌人统治薄弱,有不少李杜的自卫军残部活动,而且杨太和的1团已在那里打下基础,能在那里建立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就有根有家了。

    官兵大都是汪清、敦化、宁安一带的农民,恋家恋乡,在周边地区打游击行,穿越几县到密山去,就不干了。有个叫王凤山的,杀死连长,绑架营长,煽动80多人离队。李延禄连夜赶去,说明只要继续反日,可以留在宁安,这才释放了营长。

    出师不利,到密山后也不顺。

    密山县地广人稀,东南部与苏联接壤,日伪当局认为居民多有“亲苏倾向”。游击军6月到达这里时,境内有各种反日武装80余支,16000余人。游击军到达郝家屯当天,就有几支队伍的首领前来拜会。其中主动要求改编的“小白龙队”的苏衍仁,和他筹集粮款给养的办法,尤其引起李延禄的兴趣。自脱离救国军后,李延禄就为人吃马喂、弹药补给着急上火。他认为从敌人手中夺取是自然的,“小白龙队”的做法也是可取的。

    但在收编问题上,几位主要领导意见分歧。临来密山前,吉东局将孟经清、张建东调离,由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张文偕、张奎代理政委、参谋长,他们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应该听取密山县委的意见。

    据李延禄回忆,4月3日,他就在吉东局听童长荣传达“1·26”指示信。而密山县委是一年后才接到这封信的,这时也正为与山林队的关系挠头、闹心。受土龙山暴动影响,密山县农民,包括一些有钱大户,也在酝酿民变。一些山林队要和密山游击队合作,县委意欲支持,“但是在这个工作中恐怕犯勾结上层的错误”。李延禄曾向县委解说指示信精神,县委认为不是组织正式传达的,不算数。

    张奎去请示县委,不光带回个“不”字,还说驻平阳镇伪军郭宝山旅有党的内线,县委要他们派人去联络。平阳是密山县第一大镇,比县城还发达、繁华。即决定联合几支山林队,里应外合,将其拿下。

    副参谋长刘汉兴起草《告伪军士兵书》,其中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子”,有人认为没有阶级性,又发生争执。

    准备打了,各路人马还未到齐,平阳镇敌人先出动了。内线情报刚到,枪声响了。仓促应战,军部保安连连长以下24人阵亡,伤百余人。战后追究责任,各持己见。后来为7军军长的陈荣久,这时是军部副官,把刘汉兴的手枪缴了,说是奉政委的命令。刘汉兴一气之下,带传令兵回了宁安。

    之前,驻半截河日伪军曾来“讨伐”,王毓峰率2团接应军部,误入敌阵,牺牲15人。连吃败仗,一些官兵认为都是人生地不熟造成的,打日本子还非得在密山不可呀?!就又掀起一波回乡潮。

    东大荒夏短,转眼就是秋风飒飒。还穿着单衣的官兵,寒号鸟般瑟瑟发抖,不断有人离队。谁都明白,这个样子是挺熬不过这个冬天的。不久,王毓峰的2团和冯守臣的骑兵营也回宁安了。呼啦啦一下子走了400多人,李延禄率领的这支又改称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的队伍,基本队伍只剩下军部和1团不足百人了。

    吉东局和满洲省委都认为这支队伍“塌台了”,“塌台的根本原因便是勾结上层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下所断送的”。

    张文偕去吉东局汇报工作,就被吉东局派去饶河游击队了。刚调来的政治部主任李发,也被调回吉东局。当初派张文偕和张奎时,无疑是寄予厚望的。而密山县委对于由著名的“上层勾结”人物率领的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缺乏热情,这回就更无所谓了。

    半年间改换三次名称的这支队伍,简直成了弃儿。

    宁安可以收编“平南洋队”,这密山怎么就不行?李延禄不清楚于洪仁、李范五也在顶着强大的压力。他有太多的困惑,搞不懂打日本为什么会这么难,不是难在战场上的厮杀,而是场外因素、内部因素。

    他咬牙挺着。他知道他现在只能自己救自己,只能把困惑、忧虑,乃至悲怆,都发泄到敌人头上,而且终于被他抓住机会。

    9月下旬,得到情报,驻密山县城伪军陶团开赴饶河,城内兵力空虚。李延禄即派出一支队伍向半截河镇佯动,沿途大造声势,暗中调动主力和几支山林队,夜行军奔袭县城。10月6日半夜时分,枪声、口号声骤起,“是朋友交枪留命,是冤家比画比画”。驻守西门的保安队队长张保董,扯着嗓子喊愿开城门。前线总指挥杨太和,立即下令停止“比画”,放其出城。接着,其他方向攻城部队,也陆续突入城内。

    打开密山县城,缴获甚丰,低落的士气为之一振,眼前的难题也得以解决,却丝毫改变不了弃儿的命运。

    <h3>吴平来了</h3>

    吴平是1934年9月到吉东的。

    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吴平同志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穿着件长袍,布底鞋,完全是一个小学教员的打扮。举止潇洒,神态文静,眉目却显得英俊,有种感人的豪气。”

    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满洲省委巡视员”,进入东北后的第一个动作,是端午节前在密山县哈达河沟里,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重要内容之一,是传达、学习“1·26”指示信,当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实事求是,针对性极强的有所批判。

    吴平说:指示信之前,东北党执行的是“北方会议”路线,满洲省委5月会议决议已经作了检查。这是我们党犯的错误,同志们不必背包袱。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检讨自己,过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过去认为义勇军上层领导都是反动的,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就是“上层勾结”,这是错误的。开展上层统一战线,正是为了便利下层统一战线,并不矛盾。我们必须明了东北的特殊性,明了反日不止是哪个党派、哪个队伍的事情,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情,要造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12月8日,《吴平致陈亚的信》中说:

    目前反日游击战争哪怕是不在我们领导之下,甚至哪怕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只要在目前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他做武装流血斗争,在客观上都是使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减弱,因此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这一点你们是未了解的。

    被扩大进会议的李延禄,振奋中,感觉这回是解放了。

    1934年3月20日,密山游击队正式成立,曾与附近几支山林队联合行动,县委拿游击队的标准要求他们。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分管军事的副书记朴凤南,严厉批评“亮山队”、“丘甲长队”侵犯群众利益,公开鼓动士兵造反、夺权,山林队的首领火了。8月,在联合攻打汉奸地主大院后,“亮山队”将游击队一个分队缴械,抢去步枪9支、匣子枪4支和一部望远镜。县委派人交涉,“亮山”带队跑了。县委要李延禄率队到哈达河,出面通令“亮山”送还枪支,否则就出兵围剿。李延禄到了,吴平也来了。

    这事得听听吴平的意见呀。他的办法挺简单,建议给“亮山”写封信,枪在你那儿也是打日本子,就送给你了,今后咱们继续合作抗战。“亮山”见信后,连忙赶来道歉,其他山林队也都服了,与游击队的关系立即改观。

    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他的眉目之间,发出一种聪慧过人的光辉”。

    密山县委“左”得厉害,主要领导人不团结,凭主观意志办事,不把保密工作当回事。当地群众大都知道县委机关驻地和领导人姓名,一人叛变,全都完了。10月上旬,吴平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改组县委,将当地人都认识的干部,全部调到部队。早已寻到踪迹的敌人,半个多月后,就在哈达河一带进行了一次大搜捕。大家倒吸一口凉气:真悬哪!

    李延禄是没想到来个吴平,手脚立刻就舒展开了。宁安那儿也被折腾得好难好苦的李范五,则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于洪仁的鲜血迟滞了反“右倾”的进程,也不过是拖过初一,拖不过十五罢了,而且明确要求,必须在高粱割倒之前完成任务。就是说,在此期间,既要把所有“勾结”入党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军官”开除出党,肃清县委的“右倾”毒素,同时还要做好秋冬季的反“讨伐”准备。只剩下半个多月时间了,硬着头皮正折腾得焦头烂额,团省委特派员张林从密山来了,把密山的情形一五一十一讲,李范五心中大喜,这回可有救星了。

    吴平是12月上旬从穆棱来到宁安的。李范五病了,起不来炕了,在泡子沿邓家油坊邓甲长家。这天进来个人,戴眼镜,八字胡,穿件深灰色长袍,提个黄褐色的药包。迈进门槛,就冲坐在南炕上的邓大娘请个安,一口南方话,介绍自己是个“种花先生”(“花”即牛痘),兼看风水、采坟茔地。他说大娘气色挺好,身板也硬实,接着便唠起家有几口人,孩子都种过“花”没有。这时李范五一阵咳嗽,“种花先生”即转过身道:你是这家的老弟吧?你的气色不好,我给你摸摸脉,说对了用我的药,说错了算我歇歇脚,傍晌还得赶到东京城去。

    李范五心头一阵猛跳,这是接头暗语。随即道:庄稼人头痛脑热不算个啥,干点儿活,出身透汗,啥病都好了。

    吴平一把抓住李范五的手:你就是李大个子。

    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说:“自从我担任穆棱、宁安县委书记以来,第一次听到上级领导如此明确地阐述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透彻精辟地分析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听了他的一席话,心里顿时感到十分亮堂。”

    12月10日,吴平在宁安县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的报告。

    吴平到吉东的使命,主要是纠正各地党组织“左”的错误,贯彻执行反日统一战线,建立吉东特委,收拾吉东局被破坏后的残局。

    从密山、穆棱到宁安,这个文质彬彬的“南蛮子”,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

    前面 第18章 中写到的“吉东特委向五军坚决的提议”,要5军跳出宁安老区,到新区去发展,开辟根据地,也是吴平的意见。

    对于纠正吉东党的“左倾”关门主义,吴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吉东的作为和贡献,是全方位的。

    吴平到吉东,魏拯民去东满,固然有共产国际的背景、指示,他们个人的魅力却是绝不可低估的。

    吴平,原名吴兆镒,1907年生于湖北省大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先后就读于武昌高师附小、武汉中学。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调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受中共代表团委托负责满洲省委工作,曾任吉东特委书记。1938年2月回到延安,改名杨松,作为中宣部第一副部长,还在中央马列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中国历史和联共党史。1941年3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942年11月13日因肺病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毛泽东说:“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该记住他,学习他。”

    <h3>好马救主</h3>

    离休前为宣化炮兵学院技术教研室主任的曹曙焰老人,1919年生于奉天省凤城县曹家堡子,不到1.60米的个头,挺敦实,快人快语。笔者采访20多次,进屋坐下,老人第一句话就是:“昨天讲到哪儿了?”

    老人说,我有个舅姥爷在穆棱县莲花泡子,我十岁那年,一家人奔去的。在那儿租地种,不合算,又去了密山县柳毛河子五道沟。那地方走出几十里难见户人家,地肥,用句常说的话,抓把土都冒油。庄稼人希图个啥呀?搭个窝棚,就起早爬半夜地开荒种地,两年间刨了十来垧地。第三年,来个姓张的地主,说明年你们得交租子了。一听这话,心凉去半截。原以为这是没主的地,刨了就是自己的,谁知道叫人跑马占圈了呀?其实是不是他的,只有天知道。要在今天,你说是你的,拿出地契呀?那时哪敢问呀,人家带着炮手。那地界杀人没人管,也没<mark></mark>人知道。

    老人说,没等交租子就事变了,遍地起胡子。老百姓不懂“义勇军”,就叫胡子。大帮胡子没什么,“缕缕嘡嘡”(形容人多,络绎不绝)就过去了,最可恶的是棒子手。你一家人南北大炕上睡着,他进屋了,拿着棒子斧子什么的,一下一个,想拿什么拿什么。有点儿风声,人们就都上山了。我有个三大爷,说大冬天上山也冻死了,没走,让棒子手打死了。

    到了1935年,常来常往的就是抗联了。有个关团长,特别喜欢曹曙焰,见面就说“小嘎豆子”(小不点、小孩),跟俺走吧,还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亡国奴”一听就明白,“殖民地”怎么讲也不大懂。懂不懂,这日子也熬不下去了。当抗联,打日本,就算死了,也是个正儿八经的中国人,值。

    曹曙焰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这年秋天打林口。黑灯瞎火,也不知道去哪里,就是跟着走、跑。冲进镇子,听到马叫,一家院子里拴匹日本大洋马。跑到近前绊了一跤,是个死鬼子,手里还有支王八盒子。

    战后归来,谁也没有曹曙焰神气:骑着大洋马,腰间别着王八盒子——忘了摘枪套,不然斜挎着就更神气了。

    班长告诉他,缴获东西要归公,然后由上级统一分配。

    曹曙焰说:不行,这是俺得的,俺用它打日本子,又没骑回家去种地、“打围”(打猎)。

    排长对他说,这是抗联的规矩、纪律。他理直气壮还是那套嗑,心里话:眼馋了?想糊弄俺,诓去自己用啊?想得美。

    看到别人把缴获的马匹枪弹都交到连部了,曹曙焰傻眼了。

    老人笑着说:抗联没“立功”一说。不然,我第一仗少说也能立个三等功。

    1936年3月下旬,李延禄奉调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准备再派回国到关内做统战工作,由李延平代理4军军长。4月1日,李延平率军部卫队连护送李延禄到密山县委,亲哥俩依依话别。之后,李延平率队去方正、通河,找2团和留守部队,途经勃利时发生战斗,损失惨重,同行的1团政委李守中和原3团政委邓化南都牺牲了。

    准确时间不详,具体地点有人说是大四站地区,有人说是青山里西北楞。可能为新中国成立后此战仅存的亲历者曹曙焰,认为应该是后者。

    从军长到士兵,一行38人都是骑兵。之前在小五站休息一天,连夜赶路,黎明时分到达那里。那是一片草甸子,前面一条进山的爬犁道。4月初的勃利,山野仍是一片洁白,山沟里积雪没膝。前面尖兵发现爬犁道旁山坡上,有堆像木柈子垛似的黄糊糊的东西,赶紧报告,军部陈副官就见那“木柈子垛”动了。是鬼子,约一个小队的样子。

    李延平问:能不能打?

    陈副官说:要是就这些日本子,能打。

    曹曙焰老人说,这一仗是不该打的,理由很多,关键是敌情不明。一个小队日军轻易不会进山,附近肯定还有,最差也是伪军,实际上全是小鬼子。<mark>..</mark>骑兵目标大,踏雪“咔咔”响,耳朵不管用。敌人可是能看还能听,它在山坡上,树很少,又是清汤林子。敌人首先发现我们,而且看准了我们就是那些人。看到“木柈子垛”动了时,距敌还有二里多远,掉转马头,他步兵怎么追?绕道不是照样去方正、通河吗?

    李延平下令抢占南面的小山头,敌人则往北山上爬,双方相距也就300米左右。打一阵子,从东边上来一股敌人,少说一个小队。李延平命令重点对付这路敌人。待敌人进至百米左右时,机枪手大老于一阵猛扫,十几个鬼子当即倒在雪地里,有几个再没动弹。

    这样打了半个来小时,又一股敌人从西边上来了,也是一个小队的样子。这回不能打了,留下一个班掩护,其余下山奔“马桩子”。

    曹曙焰和何畏在山下小树林里“打马桩子”。骑兵下马作战,要有人看护战马,把马拴在树上,或是别的什么物件上。没有可拴的东西,就把这匹马的缰绳拴在那匹马的脖子上,通常是五匹一串,一人能看两串,比较耗费人力。“打马桩子”绳子必须系猪蹄子扣,这种扣马越拽越紧,人一拉就开,翻身就能上马。

    曹曙焰老人说,敌人的火力几乎都对准了我们这支马队,轻机枪“嘎嘎嘎”,重机枪“咕咕咕”,山沟里那雪地开锅了似的,不断有人马倒下。机枪手大老于落马了,一只脚还在马镫子里,枪套带在身上,都在雪地上拖着。他胸前都是血,大睁双眼,人是不行了,我就伸手去抓那枪。机枪是抗联的宝贝呀。那雪有膝盖深,春天的雪又实称,马跑不快,跟人小跑差不多。我勒下缰绳,把身子探到右边,抓两把没抓住,就觉着小胳膊像挨了一棒子,险些落马。这一仗就回去十几个人,就何畏没受伤,我左腿和右胳膊两处中弹。那时就怕马伤着了,马没事,人就能回来,马是骑兵的两只脚啊。

    老人说,军长李延平在我前边,也就二十来步远,我不知道他腿上负伤了,只看到那匹铁青色儿马脖子中弹了。只见一股红,又一股红,从马脖子上不断往外蹿血,衬着雪地,映着刚出山的太阳,那个红啊。那马却不减速。都说“骒马上不了阵”,那要是匹骒马,早熊了。儿马皮实,只要有口气儿,就会按照主人的意志玩命——好马救主呀。

    吴平到吉东巡视后,4军的全盛时期就开始了。

    密山游击队编为2团,“小白龙队”编为3团,之后又将饶河游击队编为4团。同时,李延禄派人到勃利、宝清、依兰等地联络山林队,许多首领都表示愿意接受改编。一年后的秋天,4军已发展到7个团和2个独立旅,兵力达1600余人,游击区扩大到穆棱、林口、勃利、宝清、依兰、方正、虎林、饶河等县。

    1935年6月,林(口)密(山)线上的滴道车站,进驻一个日本“宣抚班”。这是一帮政治特务。16日夜,1团长杨太和率团从陡峭的滴道后山攀援而下,将车站包围后,突然发起攻击。不巧,“宣抚班”头一天走了。此战击毙1名日军,俘虏全部伪军,并毁坏站内设施和部分铁路,使其运输中断数日。

    年初,2团攻击勃利县方家沟伪军骑兵队,接着又和3团攻打依兰县土城子伪警备团团部。4月27日途经阁凤楼镇时,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给驻守伪军连长写信,晓以大义,劝其反正,被这小子一口回绝。当晚兵分三路,发起攻击,将镇子拿下。

    勃利县有个日资“清水木业组合”木场,附近还有个军马场,由一中队伪森林警察护卫。3团和独立营一举将其击垮,缴获军马数百匹,木场的房舍成了3团的营地。

    6月,在当地“外白内红”的爱国人士协助下,4军在方正县大罗勒密建立了根据地。

    4个月后,就发生3军误杀“小白龙”苏衍仁的事件。

    关于由“小白龙队”改编的3团的战斗力,同年10月15日,5军政治部主任、东部派遣队负责人胡仁,在给吉东特委的报告信中这样评说:“长官无主张,下级不服从指挥,士兵表现张(慌)忙失措,序次紊乱,和山林队遇战无二也。”

    可以肯定的是,苏衍仁的几个磕头弟兄在为他报仇上,是很有“战斗力”的。他们打死了在九龙沟密营养伤的伤员,其中包括团政治部主任张一武和军部卫队连连长金百万,然后率队投敌。日寇如获至宝,把这些叛徒派到吉东各地充当密探。4军在大罗勒密镇建立的秘密系统全被破坏,人员被捕,重要人物被杀害。设在牡丹江的吉东特委,也因4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罗英去汇报工作时,被3团原机关枪连姓宣的连长认出来,招致破坏。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延平代理4军军长。

    指挥的第一仗,又打成那个样子。

    <h3>“四军软弱,无开展”</h3>

    6月,李延平的腿伤好了,一起在勃利青山7团密营养伤的伤员也基本痊愈了。根据吉东特委指示,勃利县委让在当地活动的3军4师和5军东部派遣队就近帮助4军,并由3军4师政治部主任金策代理4军政治部主任,协助李延平指挥3军4师和4军军部、卫队连、7团,东征宝清。

    6月20日出发,7月15日到达宝清县兰花顶子一带,开辟游击区、根据地。

    兰花顶子属完达山脉,为三江平原南端,北与富锦相连。这里山高沟多,每条山沟几户、十几户人家。山边为丘陵地带,村落较多较大,各村都有大户、大院套,有的还有炮楼,养的炮手。这里过去没有抗日军,当地伪军也就没打过什么仗,老百姓也不了解抗联。

    李延平、金策、郝贵林经过研究,决定首先宣传群众,包括召集十家长、百家长会议,说明抗联是什么样的队伍。部队所到之处要多唱歌,这样既是宣传自己,又能一下子就显示出与胡子的区别。关于今后的行动,不能蹲山沟,要主动游击,向山外扩展。对于有钱大户,要争取他们合作抗日,如果抵抗,那就武力解决。

    几天后,部队分头进入几个较大的屯子,有几家大户抵抗,很快都被制伏。打进去后什么不动,但要罚款,每户500元至1000元,并向群众公布。之后,周围大户、百家长和双柳河子伪自卫团团长都来求见,说山沟子人没见过世面,不开化,不知者不怪,现在都欢迎抗联。伪军伪警察龟缩据点不敢动。部队进出大院套征粮征款,不少青年农民要求参军。

    局面打开了,郝贵林和金策率领3军模范师继续东征虎林、饶河,李延平带4军留在当地活动。

    1937年是东北抗联大发展之年,四大游击区各部频繁出击,发展壮大,11个军达3万余人。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伪军动摇、哗变,出现一个小高潮。形势之好,有人用“骑大马,逛大屯”形容之,意即可以公开活动,不像过去那样总躲在暗地里打了就跑了。

    但藏书网是,“四军软弱,无开展”。

    1师1团长满景堂,抽大烟,丢下队伍和女人鬼混,还与日本人联系,要拉队伍投降,经审讯处死,保住了队伍。1935年冬2团随3军活动,这年秋天才回4军。3团团长吴明月夏天牺牲后,再无团长,队伍随1团活动。

    2师师长李天柱,9月攻打国强街基牺牲后,队伍<u>.</u>没了核心,基本散了。

    3师没散,师长宫显庭躲在密营里,保存实力,不听指挥、调动。

    4师9团团长丛海山,要杀军部派去的师政治部主任朴德山和青年科长曹曙焰。师长刘振国说你们走吧,俺保证不了你们的安全。不久,丛海山宣布9团脱离4军,刘振国也离队了。只剩下个10团,团长唐青山又被“老来好队”杀了,4师也就不存在了。

    这个样子的4军,还能有多少战斗力?

    李延平,1903年生于延吉县城郊,学过皮匠、开车,之后种地。1932年参加救国军,任参谋、补充团副官、绥宁游击队支队长。1933年冬被组织派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返回东北战场。1936年3月任4军代理军长,1937年11月任军长。

    曹曙焰老人说,李延平中等个头,性情温和,是个好人,就是能力不大行。带兵打仗,得当机立断,有主见,有威严。那时人们觉得他这人软,说他不“压茬”(能镇住场面),没股子“煞楞”(果断、干脆利落)劲儿。也是没经验。你想想,团长没当过,一下子把军长的担子压到肩上,搁谁那也是够戗。那时对苏联崇拜得很,听说他在苏联读过两年大学,就觉得这人可是了不得,后来觉得他就是个学生了。第一仗一下子牺牲两个团政委,一多半人没回来,他痛苦,也更缺乏自信了。

    老人说,4军除了2团,几乎都是山林队改编的。这种队伍比较复杂,你强大时他跟着你,看你软弱就想自己的道眼了。青山里打了败仗,我们这些残兵败将跑去7团宫显庭的密营,那个狼狈呀。宫显庭后来为什么不听调动,他看了能没想法吗?派我和朴德山去4师做政治工作,有人要杀朴德山,把我们撵走了。4军要是兵强马壮,或是老军长李延禄还在,或是换成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他们敢那样对待我们吗?

    赵尚志恨不能统兵百万,杀去东京,李延平则认为自己当不了这个军长。

    李延平说,都怪俺无能,把队伍带成这个样子,很对不起党,希望领导上另派一位军长。

    他是真诚的,说这话时已向吉东省委表达了这种愿望。

    <h3>周保中整顿4军</h3>

    1937年9月29日,吉东省委在依兰县四道河子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联第2路军(所属部队为4军、5军、7军、8军、10军和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义勇军),选举周保中为2路军总指挥。

    按照省委决议,会后周保中即着手整顿各军,首先是4军。

    11月下旬,周保中与勃利县委书记鲍林,来到宝清县大叶子沟4军密营,与李延平等人商定,将4军整编为两个师。1师师长张相武,政治部主任由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兼任,2师师长宫显庭,一个月后变为王毓峰。每师编3个团,实际1师只编了2个团。

    有人是主张撤换李延平的,周保中没这样做,而是给他带来一位副军长、原5军2师师长王光宇。实践证明,这是深谋远虑的,既以4军发展、前途为重,又兼顾了各个方面的明智之举。在某种意义上,在当时的吉东党内,也只有周保中才能处理得如此圆满、稳妥。

    东征宝清前,因黄玉清要带1团继续在勃利活动,李延平几次给勃利县委写信,要求金策到4军代理政治部主任。在宝清,无论哪个军的部队来了,李延平都高兴,感到信心、力量,与之共同作战。无论能力如何,他都是个识大体、顾大局,有抗日救国的决心和献身精神的人。如今,有个精明能干的副军长,师团领导也大都换了,上上下下都有股子向上的劲头,他那心劲儿自然也不一样了。

    4军又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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