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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时分发生的一件事让佟满堂陷入疯狂状态,他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想杀人的冲动。他家的母猪“黑妮”惨遭毒手,要不是肇事者麻老五舍弃赃物逃走,他佟满堂今天闹不好就成杀人犯了。

    事情是由麻老五的偷窃行为引起的,麻老五是下沟子村一个颇有名气的地痞赖子。下沟子村离岗子村只有两里地,多年来两个村子的村民彼此通婚嫁娶,血缘融合,几乎家家都沾亲带故。仔细说来,麻老五和佟满堂还算是远亲呢,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玩泥巴掏老鸦窝,很是知根知底。后来大了些,麻老五和佟满堂各自成了下沟子村和岗子村的孩子王,两人的关系才疏远起来,原因很简单,两个孩子王谁也不服谁,都拿自己当老大。

    成年后的麻老五越来越不上道儿,他生性懒惰,厌恶农活儿,又没什么本事挣钱糊口,渐渐变成了人人厌恶的二流子,成天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从古到今,这类青年在中国农村都很常见,几乎每个村子都有。

    满堂家在岗子村属于佃户,父亲佟春富是个老实庄稼人,靠给东家陈家兴当佃农度日。由于租种的20亩土地是陈家兴的中药园,种植的是各种草药,因此比种庄稼的收入高,佟家的日子在岗子村属于中等水平。

    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大旱,中原一带出现数百万饥民,方圆数百里炊烟绝迹,饿殍遍野,很多地区出现人相食的惨剧。岗子村大部分村民也断了粮,饿死了几十口人,村西头的陈保仓一家七口人全部饿死,没一个活下来。像这样的绝户,岗子村还有几家。若不是大善人陈家兴拿出积蓄到洛阳买粮赈济村民,村里至少会饿死一大半人。作为陈家兴最忠实的佃户,靠着陈家的慷慨施舍,佟满堂家不但没有饿死一个人,还养起了一头猪。说起来,此后发生的一切事都和这头猪有关,完全是这头母猪惹的祸。

    这头猪是佟春富去年春天在集市上用两斗玉米换来的,抱回来时只是个刚刚断奶的猪崽子,瘦得像只耗子。因为是母猪,满堂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黑妮”。灾年间人都没粮吃,何况是猪,是佟满堂带着铁柱和妹妹翠花靠打猪草,到池塘里捞水葫芦,切碎了喂猪,才含辛茹苦地把它养大,为的是把猪卖掉,给佟满堂娶媳妇。过了农历七月满堂就满19岁了,这个年龄在农村已经不算小了。

    如此说来,“黑妮”已经不是一头普通的母猪,它承载着佟满堂一家人对未来的全部希望,就是把它当先人一样供养也不为过。

    前几天,佟满堂又一次给“黑妮”过了秤,这货还真争气,体重居然长到一百二十多斤了。照这么侍候着,再有两三个月“黑妮”就能长到150斤以上。到那个时候,它就不再是猪了,它会变成一个俊媳妇,和佟满堂一起过日子啦。想到这里,佟满堂心里乐开了花,浑身上下洋溢着幸福感。

    在二里地以外的下沟子村,麻老五也已经等得有些心焦了。他和佟满堂一样,也盼着“黑妮”长大。麻老五的嗜好很多,其中最上瘾的是推牌九赌钱,其实他赌技并不高明,经常是输多赢少,因此落了一屁股债。不用说了,这“黑妮”如果到手,至少能抵消他一部分赌债。

    麻老五的作案工具很简单,一柄短把铁锤,半瓶烧酒,一个白面馍,一块蓝花布门帘,其中铁锤是从张家镇张铁匠那儿偷来的,蓝花门帘是从邻村蔡寡妇家随手顺来的。

    这天夜里,趁着月黑风高,麻老五终于行动了。他摸到满堂家猪圈前,用蘸了烧酒的白面馍喂“黑妮”,“黑妮”长这么大还没吃过白面馍,即使有些怪味道也不大在乎,于是它连嚼都没嚼就一口吞下。接下来“黑妮”就有些迷迷瞪瞪,它晃晃悠悠走了几步便一头撞在圈门上。这时麻老五出手如电,抡圆了铁锤照着“黑妮”脑门上砸去……可怜的“黑妮”还没来得及哼一声就轰然倒下。

    麻老五将蓝花门帘的两个角系在“黑妮”的两只前蹄上,然后抓住两只前蹄把“黑妮”背到背上,这样蓝花门帘就像披风一样把“黑妮”从头到脚全部盖住。麻老五心说了,回村还有二里地呢,就算碰上走夜路的,人家也看不清你背的是啥。

    可该着麻老五倒霉,这天夜里满堂和铁柱也出了门。因为听村里的佟大宝说,这几天鬼子和国军干了大仗,国军怕是顶不住了,大路上国军的败兵像潮水一样朝西跑,路上丢的东西多了去啦!佟大宝启发性地说,好不容易有点发财的机会,现在不去捡洋落儿那才傻嘞。

    满堂当然不想放过发财的机会,他和铁柱天刚擦黑就出去了,哥俩在大路边的灌木丛里蹲了半宿也没找着机会,大路上的败兵太多,都跟放了羊似的,一群一群向西跑。满堂琢磨着,要是这会儿窜到大路上去捡洋落儿,非他娘的让人家抓了差不可,这帮鳖孙正缺挑夫嘞。

    天快亮了,大路上的败兵还没有过完,这哥俩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便决定回家。这里离岗子村有三里地,在回村的路上,倒霉的麻老五鬼使神差般撞上了满堂兄弟俩。

    麻老五这趟活儿并不轻松,他要背着一百二十多斤重的“黑妮”赶两里地夜路,这无疑是件苦差事。路刚走了一半,麻老五就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后悔当初没找个帮手,哪怕分走一半猪肉也值了。正这么想着,迎面就遇见满堂兄弟。

    满堂模模糊糊见麻老五背着什么东西气喘吁吁地走过来,心里好生纳闷,心说这货咋深更半夜从岗子村方向过来?于是就大声问:“老五,你去哪儿?背着啥?”

    麻老五是个盗窃老手了,心理素质绝对强过一般人,他面不改色地回答:“哦,是满堂啊,莫事!俺老娘病了,去你们村找陈先生瞧病。”

    一听是麻老五的老娘病了,满堂就不能不表示一下关心,好歹两家还是远亲呢。满堂立刻凑了过去:“哎哟,是婶子病了,要紧不要紧?你歇歇,俺帮你背!”

    麻老五客气地说:“莫事!莫事!这就到家了,俺娘吃了药刚睡着,莫吵醒她。”

    满堂停住脚步:“那也中,往后婶子的病有啥要帮忙的,你给俺捎个话儿。”

    麻老五忙不迭地道谢,准备开溜。谁知这时“黑妮”从昏迷中醒来,发出一种怪异的哼哼声,麻老五的冷汗一下子顺着脑门流下来,但他毕竟是老手,早就练就了处变不惊的本事。他扭头柔声安慰着:“娘啊,俺知道你难受,忍着点儿,这就到家啦!”

    佟满堂这才感到哪儿不对劲,老五他娘的声音咋这么熟悉?不像是老太太的**,倒有点像壮汉打呼噜的声音。

    铁柱的脑子比满堂快,早看出麻老五有鬼,他冷不防一把掀开麻老五背上的蓝花门帘,“黑妮”那硕大的猪头立刻露了出来……

    麻老五见势不好,一把甩掉“黑妮”,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怒不可遏的满堂兄弟拎着柴刀杀进下沟子村,准备劈了麻老五这鳖孙。谁知麻老五根本就没回家,听邻居说,他半个月前就把老娘送到亲戚家去了,至于他亲戚家在哪里,下沟子村无人知晓。

    天亮时分,可怜的“黑妮”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它的颅骨几乎被铁锤打碎,能活到天亮已经是奇迹了。佟满堂一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在这可怕的大灾年里,“黑妮”的离去使满堂一家人的希望全部破灭。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大旱,全省夏秋两季庄稼大部分绝收。谁知祸不单行,大旱过后又遇蝗灾,数十亿计的蝗虫如龙卷风般席卷大地。蝗群遮天蔽日,呼啸而来,啃光了地面上的一切植物,全省受灾民众达500万之众,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中原大地饿殍遍野,赤地千里,河南的部分地区人口锐减,已达到十室九空的程度。经国民**有关部门私下统计,这场大灾难使河南省饿死了300万人之多。

    河南受灾后的惨状,自然引起大后方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除了《中央日报》之类的官方报刊,重庆几乎所有的民间报刊记者,包括驻渝外国记者,都蜂拥而至,赶赴灾区,一时关于灾区惨状的新闻报道汗牛充栋,国民舆论大哗。

    对河南灾区的新闻报道,蒋介石和国民**的大员们一开始并不重视,战争期间,大人物要操心的事太多,中国这么大,某个地区遭灾饿死一些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照理说,像这样巨大的天灾,**理所当然应承担起调集粮食进行赈灾的责任,但国民**也有自己的难处,长达六年的战争消耗,已经使积贫积弱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其综合国力的衰竭也到了临界点。当时的河南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中日两军的重兵集团隔黄河对峙,在河南境内,三面临敌的中国驻军达几十万人,其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唯一可以依靠的战略通道,就是西面的陕西省。而陕西省自古就是个缺粮的贫瘠省份,在粮食问题上自顾不暇,岂有余粮支援河南的几十万驻军和数千万庞大人口?

    算来算去,河南的军粮也只能在河南就地解决。战争时期,军人不能饿肚子。至于老百姓,只好委屈一下了。这一年,中央**给河南省的征粮指标一点没减少,这对赤地千里、嗷嗷待哺的灾区民众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给美国**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还包括地方**的征税,通过省**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发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记者张高峰的报道《豫灾实录》,披露了灾区哀鸿遍野、饥民相食的惨状。2日,《大公报》刊发主笔王芸生先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一石激起千重浪,大后方民众舆论鼎沸,悲愤莫名。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

    这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蒋委员长和国民**的大员们有着超稳定的心理素质,任你舆论闹翻了天,人家就是打死也不作为,看你有什么办法。

    对于**的不作为,中国的报人们闹腾一阵子也只好无奈地闭了嘴,可洋人们不大了解中国政治,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

    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就是这样一个“轴人”[1]

    。

    这位白修德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大学毕业后,他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于1939年来到重庆,任《时代》周刊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是继斯诺之后,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1943年2月,白修德从重庆飞抵宝鸡,又乘火车走陇海线到西安,经潼关进入河南洛阳,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两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有调整好相机,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

    这次灾区之行使白修德先生受到极大刺激,中国官员们习以为常的事,在白修德看来简直不可容忍,这不能不承认,东西方的价值观是存在极大差异的。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应该说,白修德的采访稿件是很犯忌的,因为重庆**的新闻检查制度相当严格。按规定,当时从中国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经新闻检查机构审查后方可发出。但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洛阳电报局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时代》总部。

    这篇来自河南的灾荒真相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时间是1943年3月22日。这件事惹恼了蒋夫人宋美龄,因为仅仅就在21天前的3月1日,宋美龄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蒋夫人这年2月刚刚在美国风光了一回,她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支持中国抗战的精彩演讲,她的魅力一时间几乎征服了整个美国。正在这节骨眼上,白修德的文章极大地败坏了蒋氏夫妇的国际形象,这不是毁人吗?

    蒋夫人看到报道后大怒,她气急败坏地给《时代》周刊老板卢斯写信,要求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她的要求。

    事后白修德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

    白修德回到重庆就像鬼魂附了体,他发了疯似的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找了宋庆龄、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在与何应钦面谈时,两人还大吵起来,何应钦不承认军队抢了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认为这是共产党制造的谣言。白修德坚持说他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的汇报都是假的。

    两人就此闹得不欢而散。

    最后白修德终于见到了蒋介石。他在一封信中,以极不恭的口吻描述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这个老家伙给我20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好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发赈灾财的人该倒霉了。他们大多数是CC系和财政部的人。委员长对那些贪污犯,只要让他知道,那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惩治办法——把他们枪毙。”

    就这样,一场迟到而无奈的赈灾行动才开始实施。

    不过蒋委员长的赈灾行为着实令人费解:他一方面心急火燎地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省的总征粮数减为250万石,由国库拨款两亿元用于河南赈灾,同时命令征用所有的交通工具,火速将陕西的贮粮运往河南;另一方面,这位蒋委员长又同时强调今年河南省的军粮征收不能减免。

    蒋委员长的这一举动使日后的历史学家们感到一头雾水,一边是火急火燎的“赈灾”,一边是不由分说的“纳粮”,这两件南辕北辙的事居然搅到了一起。

    有人这样分析,蒋委员长“赈灾”是假,“征粮”是真,三面临敌的河南驻军不可一日无粮,老先生从战略角度考虑,无奈地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

    白修德写完那篇灾情报道后,又采访了一位中国军官,当他义愤填膺地指责国民**横征暴敛造成的惨剧时,这位军官却振振有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话应该很对蒋委员长的心思,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很希望老百姓应有这种觉悟,宁可饿死也绝不当亡国奴!

    可问题是,奄奄一息的数百万河南灾民们,此刻他们该如何选择?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当有饭吃的亡国奴?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悖论!似乎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若干年后,白修德对中国民众作出这样的评价:“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两辆美制军用敞篷吉普车在叶县通往洛阳的公路上艰难地爬行着。这段公路由于年久失修已变得凹凸不平,再加上日军的空袭,使原本已经很糟糕的路面上布满了大小不等的弹坑,车子颠簸得很厉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上将和幕僚、卫士们被颠得七荤八素。汤恩伯的帽子歪斜着,落满了灰尘的黄呢军服敞着领口,满脸的汗水混合着灰尘在他的圆脸上留下一条条污痕。

    汤恩伯的心情很恶劣。大战爆发的第一天,国军重兵防守的黄河防线就被撕开了两个巨大的口子,日军三面包围郑州,只在城西方向留出通道。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与其在攻城上多耗时间,不如迅速夺取交通枢纽,主力尽快南下控制平汉铁路。至于郑州的中国守军,日军干脆放开一条通道,使其主动撤退,避免守军做困兽之斗,增加日军攻城部队的伤亡。

    据中美空军混合团的侦察机飞行员报告,日军另有一股强大的兵力正向西南方向涌动。这一态势使蒋鼎文心里一惊,此时他就算再傻也看出了日军的路数,那是日军统帅畑俊六大将朝思暮想的心病:在豫中围歼汤恩伯集团的精锐主力——石觉的第13军。

    蒋鼎文为此惊得张皇失措,他知道13军是汤恩伯的心肝宝贝,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于是急令汤恩伯火速赶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这就是蒋鼎文的愚蠢之处,都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他还要正儿八经地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

    汤恩伯为了赶时间便轻车简从,只带了副官、参谋及四个卫士就匆匆上路了。

    汤恩伯本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蒋委员长的同乡,早年毕业于浙江讲武学堂,后来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炮兵科。回国后先任孙传芳部少校,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黄埔六期军训区队长,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军长。

    汤恩伯的威望随着13军的赫赫战功渐渐声名鹊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汤恩伯率13军在南口居庸关一带和日军血战14天,直到张家口被突破,才不得不下令突围。

    在1938年台儿庄会战中,汤恩伯才真正显露杰出的指挥才能,他率领第20军团猛攻枣庄、峄县。日军以一个旅团进援台儿庄,汤恩伯一个反手将日军第10师团圈入包围圈内,第20军团的骑兵团随即沿台枣公路展开攻击,上千名手持马刀的轻骑兵组成数道凶猛的攻击波,在日军猛烈的火力下前仆后继,连续攻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楔入日军防线纵深达四公里,数百名日军士兵横尸骑兵团刀下……

    一个随军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搏杀,他是这样报道的:“凶猛的中国骑兵展开战斗队形,旋风般冲进我们的防御阵地,随着战马冲击速度的加快,他们手中令人生畏的马刀犹如割草机,霎时造成我军血流成河的景象,即使是中世纪马木留克[2]

    骑兵再现,也不过如此了,我们一些步兵的神经系统处于崩溃状态……”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初期的传奇故事,汤恩伯军团和下属第13军功不可没。1939年随枣会战,汤恩伯军团纵横襄东平原,收复唐河、桐柏、枣阳、随县,其主力第13军成为中国陆军的明星部队。在当年的冬季攻势中,第13军奉命进击日军第3师团,大获全胜,成为冬季攻势中最辉煌的一役。1942年2月豫南会战,第13军与日军激战于舞阳,再度重创日军。

    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对汤恩伯这个老对手恨之入骨,以汤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汤恩伯遂成为国军中少数为日军所畏惧的将领之一。

    1940年,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与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做法,将战区中的党政军大权集于军事长官之手。不过,汤恩伯的主政之才却不敢恭维,1942年豫南大灾,汤恩伯不事赈灾、救民于水火,反而大肆扩军,为了维持军费,居然在重灾之区大肆征敛,河南省征起了著名的“汤粮”。汤恩伯部的大肆扩充,只要数量,不求质量,因此大批散兵游勇、土匪流寇被招入其中,他的部队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共计30万人。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所需军费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致使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谣不胫而走。这便为此次的豫中大溃败种下了不可逆转的苦果、恶果。

    中午,汤恩伯一行穿过伊川县城,两辆吉普车颠簸着向北开过一个小村子,只见村口一间土坯房的墙上用石灰写着“岗子”两个字,已被雨水冲刷得斑驳模糊,几乎辨认不出。村中道路冷冷清清,两个村民慌慌张张跑回家,将院门紧闭。更多的院门缝隙后面是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两辆汽车穿村而过。

    村子北口有一棵巨大的古槐树,汤恩伯无意中看了一眼,他发现这棵古树的树皮已被饥民们剥得精光,早已死去,狰狞的枯枝冷冷地伸向灰色的天空,一群乌鸦被汽车的轰鸣声惊起,发出一阵阵鼓噪。

    汤恩伯看了看手表,已经是12时30分,他觉得有些饿了,于是吩咐停车,吃一点东西再走。

    副官从后面的警卫车上搬来食物箱,在村北口的打谷场上铺开一块军用雨布,打开折叠椅,请汤恩伯坐下,然后开始分配食物。

    卫士们每人分到一个野战饭盒,这是美军标准野战口粮,里面有涂好黄油的面包片、午餐肉、果酱和色拉调料等,还夹有两支“骆驼”牌香烟和三根火柴,饭后还可抽上几口。

    汤恩伯和几个军官吃得要好一些,他们的午餐是美军C类战斗口粮,这是一种使用工业化生产包装的战斗口粮,以中国军人的眼光看,这种食品简直太奢侈了。每份口粮重三千克,有六个小铁皮罐头和一个附件包,其中三个罐头是肉类、蔬菜、通心粉、腊肉、鸡蛋,称为M成分。另外三个罐头是主食类,有饼干、混合压缩麦片、糖衣花生仁或葡萄干、速溶咖啡、速溶柠檬粉或橙粉、水果糖、果酱、可可饮料粉和褐色牛奶糖,称为B成分。附件包里有九支香烟、净化水药片、火柴、卫生纸、口香糖和开罐头器。这六个罐头组成一天的口粮。在多数情况下,美军的C类战斗口粮为冷餐,但也可加热食用。

    这种专门设计的野战食品都兼顾了营养、热量和口味,体现了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工业化程度,属于《租借法案》物资中的一部分,在盟国军队中很普及,每个士兵都可以享用。

    1941年以后,中国战区也分到少量的《租借法案》物资,但由于数量太少,只能优先供应驻印军和远征军,像这种C类战斗口粮也只有汤恩伯这个级别的高级将领才能够享用。

    汤恩伯的胃不太好,平时几乎不能吃凉食品,但今天也只好凑合一下,在兵荒马乱的路途中,能有这种食物已经很奢侈了。

    饭刚吃了一半,军人们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对,不知何时,周围出现一些围观的庄稼汉。一开始他们并不在意,这种情况以前也有,乡下农民没见过世面,部队休息吃饭也时有围观者。但不一会儿工夫,围观的庄稼汉已达到数百人,更严重的是,他们手里拎着锄头、扁担、柴刀等五花八门的家伙,已经把军人们严严实实地围在中间,庄稼汉们都沉默地盯着用餐的军人们。

    满堂和铁柱手执菜刀站在人群的最前边。

    一个少校参谋站了起来,他根本没把这些农民放在眼里,右手习惯性地扶着腰间的枪套,厉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满堂向前跨了一步,蛮横地回答:“没啥事,车子和身上的家伙留下,你们走人!”

    少校参谋大怒,他感到匪夷所思,这些农民简直是疯了,居然打劫到堂堂国军头上,想找死啊!他冷笑道:“小子,知道车上坐的是什么人吗?”

    满堂一脸不屑:“俺管你是啥屌人,咋这么多废话?”

    铁柱上前一步:“就是蒋委员长从这儿过,也要把家伙留下。”

    “小兔崽子,简直没王法啦,想造反呀?卫兵!”气急败坏的参谋骂骂咧咧地想掏枪。

    庄稼汉们哪还容得他掏出枪来,五六把粪叉立刻顶在少校的喉咙上,少校的脸色变得惨白,摸枪的手在不停地抖动着,几个卫兵刚刚举起***,还没来得及开保险,枪已经到了人家手里。

    汤恩伯刚要说话,忽然觉得脖子上凉飕飕的,原来满堂已经把菜刀架在他脖子上了。汤恩伯斜眼瞟了一下,发现这菜刀是刚刚磨过的,如剃刀一般锋利,他只要稍稍动一下,就很可能被割断颈动脉。汤恩伯无法想象,一个身经百战的陆军上将会稀里糊涂死在几个傻乎乎的庄稼汉手里,这事要是传出去,非让畑俊六、冈村宁次等日军将领们笑掉大牙不可,他们做梦都想干掉汤恩伯,这下可省事了,还没等日本人动手,汤恩伯上将就被几个中国农民给宰杀了,这事儿想想都窝囊。

    汤恩伯再看看自己部下,发现他们的处境也没好到哪儿去,每个人后脊梁上都顶着几杆梭镖,脖子上架着菜刀,头顶上是斧子。如果此刻贸然开枪,也许能打倒几个,但军人们转眼就会变成肉酱。

    见此情景,汤恩伯算是彻底丧失斗志了,他把手一挥,泄气地说:“都放下枪吧,有事好商量!”

    军人们顺从地交出了武器,汤恩伯很不情愿地把自己那支名贵的象牙柄****交给了满堂,这是一个美军准将送给他的礼物。

    少校参谋这时换了一副面孔,他点头哈腰地和领头的满堂商量:“我说好汉,我们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得马上走,您看是不是这样,这汽车和车上的东西您可以留下,只给我们留几条枪即可,现在正打仗,路上不太平啊。”

    满堂不耐烦了,张嘴便骂:“我日你个娘,快点滚!再废话爷爷我连你身上的衣服都扒了,让你光着腚上路,你狗日的信不信?”

    汤恩伯气得七窍生烟,但又不敢发作,他铁青着脸对少校参谋说:“没有时间和他们纠缠了,军务紧急,我们赶快抽身走人!”

    少校参谋低声骂道:“娘的,遇上汉奸了,山不转水转,咱们走着瞧!”

    他话音未落,后背就结结实实挨了一扁担。铁柱凶狠地再次举起扁担:“你个狗日的骂谁?”

    汤恩伯烦躁地训斥着少校:“你就少说两句,我们走。”

    少校参谋不吭声了,军人们就这样两手空空狼狈地离去。

    这一天对岗子村的村民们来说,简直是个狂欢的节日。

    岗子村大街上人头攒动,男女老少都涌出各自家门,观看满堂、铁柱领头打劫来的战利品。半大的孩子们爬上汽车按着喇叭,抱着方向盘,嘴里“轰轰轰”地学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女人纳着鞋底子唧唧喳喳议论着,老人们则摇头叹息,悄悄退回自家院门。

    佟满堂和铁柱正忙着清点战利品,东西虽不算多,但看着还值些钱。除了两辆吉普车无法估价,那几支手枪、***都各有各的价,附近专门有枪贩子来收购,他们信誉不错,一向是用“袁大头”支付,其中手枪收购价5元,步枪10元,轻机枪、***15元。

    铁柱掰着指头算了算,仅枪支一项今天就能换回百十块“袁大头”。还有两箱C类战斗口粮,上面印着不少洋字码,谁也看不懂是什么,满堂和铁柱还没来得及下手,这些食品就被村里的老少爷们当场瓜分了。大家都饿疯了,各种罐头被粗暴地用柴刀砍破,老少爷们滚在地上抢作一团,有两位村民还为抢食厮打起来。

    铁柱抡起菜刀扑上去,也想抢上几口,却被满堂止住:“算啦!这帮鳖孙不要脸,咱还要脸嘞。”

    最奇怪的是一个小铁箱,上面有十几个表盘、七八个按钮。老少爷们谁也不认得是什么玩意儿,这东西好像留下来没啥用,扔了又觉得糟践了。满堂吩咐道:“管它是啥,留着吧,等枪贩子来了给他看看,兴许还能卖俩钱。”

    老少爷们将汽车推到村南打麦场上,用麦秸草把两辆吉普车盖好,大家开始琢磨如何把汽车变成现钱,然后平分。

    满堂家后院的李狗娃踢踢汽车轱辘说:“这货可值老鼻子钱啦,八成连县长都买不起,我看还得卖给国军的大官儿。”

    满堂在李狗娃屁股上踹了一脚:“放你娘的屁!找死啊?从国军手里抢的再卖给国军,人家先要你狗日的小命!”

    铁柱问:“哥,那你说咋办?这么大个铁家伙搁在这儿,早晚搁出事来。”

    满堂歪着脑袋想了想,也没想出什么办法,便吼了一声:“日他个娘!这铁家伙先放着,乡亲们都别围着啦,先散散,以后再说!”

    众人各自散去。

    满堂和铁柱推开自家院门,见他爹佟春富正怒气冲冲地坐在院子当中的小凳上,看样子他早听说了满堂兄弟抢劫的事。母亲满脸愁云,不声不响地纳着鞋底,时不时停下手叹口气。13岁的妹妹翠花胆怯地躲在娘的背后,像一只瘦弱的小猫,手里不停地择着野菜,一双大眼睛不时观察着爹的脸色。见两个惹是生非的儿子回来了,佟春富铁青着脸怒骂起来:“鳖犊子,越来越出息啦!敢造反啦?官府要是知道了,咱家是满门抄斩的罪过!”

    满堂分辩道:“爹,话不能这么说,这叫官逼民反,闹灾快两年了,咱这一片哪个村没饿死人的?远的不说,光是咱村和下沟子村就死绝了好几户!可官家照样征粮征税,不管咱死活,咱不偷不抢就要饿死!”

    佟春富气得发抖:“你个鳖犊子还有理了?你有种去抢鬼子抢汉奸,咋抢起自己人啦?你帮着鬼子打自己人,这是汉奸干的事!”

    满堂索性破罐破摔了:“爹,你爱说啥说啥,反正俺不能让全家人活活饿死。再说了,那汤司令的兵没一个好东西,打鬼子没多大能耐,糟蹋起老百姓来,个个是他娘的好手,这种队伍比鬼子还坏,就该抢他娘的!”

    佟春富被气昏了头,抄起一把铁锨:“俺活劈了你们两个孽种!”他举着铁锨满院子追打两个儿子,满堂和铁柱抱着脑袋四处乱窜,满堂娘忙扔下鞋底,死死拖住丈夫的袖口:“当家的,当家的……有话好好说,咋动起真家伙来了?”

    佟春富正在气头上,他胳膊一甩,满堂娘就飞了出去,一头撞在篱笆上。

    翠花慌乱中打翻了箩筐,野菜撒了一地,她死死抱住父亲的腿,尖声叫道:“爹!爹!求求你,别打俺哥呀,让哥认个错还不行吗……”

    一家人正闹得鸡飞狗跳墙,院门开了,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传来:“春富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八大锤大闹朱仙镇吗?”

    东家陈家兴手提一杆长长的烟袋锅,白净的面皮刮得利利索索,唇上留着精心修饰的小八字胡,略有少许银丝的头发向后梳着,一尘不染。他迈着不紧不慢的方步走了进来,儿子陈少林跟在后面。

    佟春富一见来者,顿时收起了铁锨,恭敬地向陈家父子鞠了一躬。乖巧的铁柱立刻从屋里搬出两把椅子,请陈家父子坐下。陈家兴把长衫前摆一提,坐在椅子上,开始专心致志地往烟袋锅里装烟丝,满堂急忙欠身替他点上了火。

    陈家兴是伊川县有名的乡绅,也是中医世家。他的祖父陈德元为晚清举人,做过伊川县令,又有祖传的中医手艺,在洛阳开着一家叫“德慧堂”的中药铺。陈德元辞官后在自己的药铺坐堂问诊,其医术之精湛,在伊川县极有口碑。陈家兴的父亲陈广济除行医外,还在乡里办了私塾,教授本族子弟,家境逐渐殷实起来。到了陈家兴这代,除了经营洛阳的药铺外,还在岗子村置地二百余亩,租给佃户耕种。

    陈家兴为人豪爽,广结善缘,他牢记陈家家训:“庶民之业,唯士唯尊;贾而崇义,儒而尚仁。读书知礼,乃陈氏之尊荣,积德行善,本陈氏之家风……”陈家的地租比起邻村的地主要少二分。他还经常放债借粮,如果对方太穷还不上,他便淡淡地说一句:能还多少是多少,实在还不上就拉倒。给乡亲看病,完事后就问一句:“手头紧吗?”见对方难以启齿,他会心一笑:“那就算了。”同时奉送五付草药。

    陈家兴的管家老黄对东家的乐善好施很有意见,曾几次向陈家兴辞工,说:“您这家我没法管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每当这时,陈家兴便双眼紧盯着黄管家,不作一句辩解,足足三分钟,盯得黄管家心里没了底儿,终于败下阵来。有什么办法?!这黄管家原是陈家私塾里的学生,因家境贫寒,陈家兴免了他的学费,后来又是陈家兴亲自登门请老黄当管家,解了他囊中羞涩之围,所以老黄深知欠陈家的太多,实在不好意思真辞职。

    民国十一年,陈家兴的妻子难产,生下独子陈少林就死了。满堂娘那年刚生了满堂,奶水还足,佟春富便让妻子给陈家小少爷当奶妈。本来嘛,陈家待佟家不薄,孩子吃几口奶算什么!可陈家兴不这么想,他认为陈家的孩子吃了佟家的奶,这种人情一辈子也还不完。就这样,陈家少爷陈少林从小到大一直管满堂他娘叫奶娘,而佟满堂小时候也沾光同陈少林一起上了三年私塾,陈家兴特地免了满堂的学费,两家的关系非同寻常。只是这陈少林长大了却不肯学陈家的祖传中医,自己做主上了郑州的新式学堂。陈家兴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很失落,总觉得这儿子没什么出息。

    此时陈家兴坐在椅子上,吸着烟锅不动声色地问:“满堂啊,听说你带着村里老少爷们把当兵的给抢了,有这回事吗?”

    佟满堂低着头回答:“陈老爷,有这回事,是俺领头干的。”

    陈家兴仰天长叹:“唉,天灾人祸,世道艰难,这倒也罢了,更可恨的是官吏无道,鱼肉乡民啊,百姓们活不下去,干些出格的事,也是情有可原……”

    佟春富垂手肃立,恭敬地说:“陈老爷,俺是个庄稼人,官府的事俺闹不懂,可满堂这么干,不是在帮着鬼子收拾咱自己人吗?”

    陈家兴看了满堂一眼叹息道:“是啊,**也有**的难处,都不容易呀!抗战打了快七年了,打得民困国穷。我只是担心又要出事,打民国三十一年起,旱灾、水灾、蝗灾就没消停过,可**征粮派款却丝毫不减……”

    陈少林插嘴道:“爹,其实早就出大事啦,去年七月,豫南七千多灾民抢了驻信阳国军的枪,**派兵镇压,听说杀了五千多人,血流成河啊!结果灾民暴动从豫南蔓延至鄂北,灾民们到处袭击国军的小部队,甚至把国军整排整连地缴械,直到现在也没平息下来。”

    “陈老爷……”满堂咬牙切齿地说,“年初谢保长就把我家种子粮收走了,后院李狗娃家的老黄牛也被拉走顶了数,三十一年闹蝗灾,咱村一下饿死了五十多个!村北头贺长顺家去年年关把最后20斤玉米交了军粮,全家六口吃耗子药自杀了,您该知道吧?**这么干,就不怕遭报应吗?”

    陈少林插嘴道:“爹,咱家从去年起就没收上过租子,现在吃的粮食都是洛阳药铺的伙计从米市上买来送到村里的。前些日子谢保长又来咱家征粮,是黄管家拿钱顶的数,连咱家都快过不下去了,何况佃户?满堂哥抢了国军的车,我看也是活该!逼急了,咱们也暴动!”

    “胡说八道!”陈家兴瞪了儿子一眼,训斥道,“**就是再不好,也是咱中国人自己的**,我们就是再委屈再难,也不能胳膊肘朝外拐,帮小鬼子打中国人,这么干对不起列祖列宗!”

    陈少林轻声说:“听说日本人在郑州过了黄河,看这架势要打通平汉线。国军本来就有点撑不住,正一肚子火没地方出呢,满堂他们这一闹事,我估计上面不会轻易罢手。”

    满堂倔头倔脑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俺不会连累大伙,你们把俺绑去见官,我没的说!”

    佟春富又来了气:“你个鳖犊子说得轻巧,这是什么罪过?满门抄斩啊!你早晚把全家人都拖累了……”

    满堂猛地飞起一脚将小凳子踢出老远,然后一头撞进屋里,铁柱连忙跟了进去,满堂又回身关门,把门摔得山响。

    满堂娘急得一个劲敲门,满堂既不理睬也不开门。她回身埋怨丈夫:“满堂从小脾气倔,你又不是不知道,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

    佟春富指着满堂娘斥责道:“都是你给惯的,要是倒退20年,我非宰了这鳖犊子!”他回身暴怒地去踹门……

    陈家兴想化解冲突,急忙站起身来拉住佟春富:“春富啊,你该去药园子干活了。唔,我看金银花和连翘两块地也该浇啦,跟我走吧!”

    一见东家发了话,佟春富立刻拎起铁锨跟着陈家兴父子走了。

    屋子里满堂还坐在炕沿上生闷气,铁柱慢慢走到满堂的背后,双臂搭在哥哥的肩膀上,把头靠在满堂后背上轻轻地说:“哥,不管以后出了什么事,我都听你的!”

    满堂一言不发,只是轻轻拍了拍铁柱的胳膊。这兄弟俩的感情非同一般,佟满堂和史铁柱并不是亲兄弟,史铁柱是佟春富夫妇收养的一个孤儿。

    六年前的民国二十七年,兰封会战失利,日军逼近郑州,国民**情急之中“以水代兵”,扒开郑州近郊的花园口黄河大堤,豫东皖北44县一片泽国,遇难百姓达89万之众。史铁柱是中牟县人,那年只有10岁,他爹挣扎着将儿子抱到一块门板上,在铁柱脖子上套了一只长命锁以祈求平安,再返身去救全家人时,房屋轰然倒塌,全家人包括父母、弟妹、奶奶五口全部遇难。苦命的铁柱被人救上大堤后,跟随逃难的人群流浪乞讨四百余里来到伊川县,在一个暴风雨交加的夜晩昏倒在佟家的草屋门外……

    那年佟满堂13岁,他在门外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史铁柱,满堂二话没说就把铁柱扛进了家门。满堂娘点燃油灯,一家人凑上前来全惊呆了:这孩子上身**着,下身穿条黑色土布裤子,裤子膝盖以下已经磨得不见踪影。双脚血淋淋的,瘦得像副小骷髅,如果不是在瑟瑟发抖,还真看不出是个活物。这孩子已处于昏迷状态,肯定是饿的。佟春富赶紧吩咐满堂娘热了碗面汤,给孩子喂了下去,不到一袋烟工夫,孩子缓了过来。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翻身下炕双腿一并,跪在全家人面前流泪磕头:“大爷大妈,行行好,别赶我走,只要给我口吃的,我给你们做牛做马……大爷大妈,行吗?”

    满堂娘鼻子一酸,把脸背了过去,抽泣着:“作孽啊,这苦命的孩子!”

    佟春富仔细看看这孩子,一张小脸上布满泪痕,眼眶深陷,眼睛显得格外大,一副招人心疼的模样。

    佟春富的眼泪也一下子流了出来,他回头对满堂娘说:“他娘,现在让我把这孩子赶出去,我下不了手,干不了这缺德事儿!收下这孩子吧,做饭时多添一碗水,多摆副筷子就行了。”

    佟春富把铁柱抱上了炕,这才看见铁柱的脖子上挂着一把长命锁,黄铜质地,锁面两端刻着两朵牡丹花,中间有四个小字:富贵长命。这长命锁刻工精细,佟春富拿起来仔细看着:“唉,说不定这东西真的管用,你的命已经够硬啦!娃呀,你叫啥?”

    “俺叫史铁柱。”孩子怯生生地回答。

    就这样,史铁柱成了佟家的第二个儿子,为了让铁柱牢记死去的亲人,佟家没有让铁柱改姓。善良的陈家兴对佟春富的义举大为感动,特地将佟家的地租又减了一分,说是也算他为这孩子尽一份力。

    说来也奇怪,佟满堂从第一眼看见史铁柱那天起,就有一种说不清的亲近感,他认准了铁柱就是自己的亲弟弟,就算爹娘不同意收养这孩子,他也要把铁柱留下,大不了他把自己那份口粮分给铁柱一半就是。

    外边满堂娘拍门叫道:“满堂啊,你爹走啦,你们兄弟俩还没吃饭呢,快点吃了,到北面河担水浇地去,那块地可是保命田,不能旱着。”

    满堂弟兄俩在院里的小桌旁大口喝着野菜糊糊,满堂娘一脸愁云地望着他们,满堂虽说19岁了,长得一副好骨架,就是长年吃不饱,瘦骨嶙峋的。铁柱更是没长开,都十六七岁了,乍一看就像个十三四岁的大男孩,身子骨单薄得轻飘飘,风大点就能被刮倒似的。满堂娘一直在自责,觉得对不住铁柱死去的爹妈。这世道太艰难了,她操持这个家早就心力交瘁,满堂早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可哪有钱去提亲呢?

    满堂娘的目光落在小桌上三个掺了豆饼米糠的小窝头上,两个儿子谁也没动它。

    她敲敲桌子说:“儿啊,这是爹给你俩留的,说你俩的活儿最重,他自己才吃了半个就走了。别看他又打又骂的,心里还是疼你们俩。”

    铁柱看了一眼翠花,小心翼翼地说:“娘,让妹吃一个吧?”

    “哥,俺吃饱了!”懂事的翠花立刻提着野菜篮子,两个小辫子一撅一撅地扭头跑了。

    满堂娘看不下去,背过身撩起衣襟擦着涌出的泪水说:“什么吃饱了?就喝了一碗糊糊,说是给大哥二哥留着。”

    满堂和铁柱面面相觑,满堂急忙掰了半拉窝头咬了一大口说:“娘,别伤心,我吃还不行吗?”同时用眼光示意铁柱,铁柱这才把另外半个窝头拿了起来。

    满堂娘深深叹了口气:“这点豆饼和棒子面还是跟东家借的,估计也撑不了多久了,离麦收还有两个多月呢,你爹说不能再开口借了,东家也难啊,租子收不上来,你没听少林兄弟说他家也要拿钱上洛阳买粮吃啊。”

    铁柱捧着半个窝头在流泪。

    满堂娘问:“儿啊,你咋啦?”

    铁柱擦了擦眼泪说:“娘,剩下的这个窝头给翠花妹留着吧,她要不吃,我以后也不吃,光喝糊糊!”

    铁柱说完扛起扁担拎着水桶走了。

    汤恩伯带着几个随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恼怒之中还把路走错了。汤司令主政河南,积怨太深。这次在伊川县境内被暴民打劫,连车带电台被抢,他算是亲身体验到了什么叫作“报应”。

    汤恩伯任高官已久,哪里吃得这般苦头,他的黄呢军服袖子开了口儿,脚板上磨了几个硕大的血泡,脚上精致的皮靴也张了嘴儿。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和随从们都扯下了军服上的领章,一路风餐露宿,沿途由随从们向老百姓讨口饭吃,有几次还被灾民们拿着棍棒给赶了出来,因为他们看到汤司令穿着黄呢子军服,便认定他是大官,对大官百姓们从来没有好脸,不宰了他们已经是客气了。

    从伊川到洛阳这短短几十公里路,汤恩伯一行居然整整走了四天。等他们灰头土脸赶到洛阳见到蒋鼎文时,汤恩伯一路上的愤怒和委屈一发不可挡,他还没说话,眼泪已经流了下来。

    蒋鼎文一见汤恩伯的狼狈状,惊得眼镜差点掉在地上,他一面大骂灾民,一面好言相劝,众参谋在一旁也唏嘘不已,无人说话。

    这次军事会议至关重要,几天来众将领已纷纷赶到,就等汤司令了,如今汤司令终于赶到,于是蒋鼎文等不及汤恩伯梳洗休息,立即宣布开会。

    按这类军事会议的惯例,蒋鼎文先要讲几句铺垫语,对众将领风餐露宿赶到洛阳表示慰问。可几句寒暄话还没讲完,一个作战参谋就冲进会场急报:“长官,前方来电,郑州失守!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已退守荥阳、汜水一带。敌37师团主力沿平汉路向南猛扑,现已攻破新郑,敌12军在新郑设前进指挥所。敌110师团、62师团沿黄河南岸向洛阳方向迂回!”

    蒋鼎文像挨了一闷棍,一下子傻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汤恩伯也大吃一惊,就在他们被抢后步行的四天里,战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31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第28集团军司令官李仙洲等将领不停地用无线电台要“跟汤长官讲话”,他们吼得嗓子都哑了,众将领实在闹不懂,在这兵败如山倒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汤司令为什么像被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众将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各自的指挥部里跳脚骂街。

    祸不单行的是,王仲廉与汤恩伯通话不成,跳脚骂街后仅一天,他的指挥车和随从们也被一群暴民缴了械!

    汤恩伯气急败坏地用电话向各部队下达命令:“刘昌义暂编第15军固守许昌,贺粹之第12军分别守叶县、襄城、邱城、源河,以上各部必须死守,阻敌南下,作战不力者,擅自逃跑者,军法重处!石觉第13军各师,分别由临汝、禹县、密县向北运动,迅速在登封地区集结,伺机侧击从郑州向西进攻和南下之敌!”

    汤恩伯一下摔掉话筒,他喘息未定地吼道:“妈的,开战不到一个星期,我军指挥系统已陷入一片混乱!怎么会这样?”

    蒋鼎文急得在会议室里团团乱转,嘴里不停地说:“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汤恩伯不说话了,气鼓鼓地把身子背了过去。室内全体参谋和幕僚都站得笔挺,大气也不敢出一声。蒋鼎文走到汤恩伯身后,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说:“恩伯,我看这样,我马上托人把你的车和电台要回来,这是当务之急,刘参谋,给我接嵩县肖万成家!”

    汤恩伯斜了蒋鼎文一眼,没好气地说:“那就劳您大驾喽,汤某不胜感激!”

    [1]

    轴人:北方民间土语,指固执的人,爱钻牛角尖的人。

    [2]

    马木留克:中世纪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的奴隶兵,主要效命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是由希腊的色雷斯、马其顿,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地方的人组成的奴隶兵团。马木留克骑兵都是不到六岁时,就从他们的故乡被购买或者拐骗而来,这些男孩经过筛选后一律被阉割,然后投入冷酷无情的军事训练,主要学习的课程是马术和格斗,被训练为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甚至没有**的战争机器。他们骑术精湛,擅长使用弯刀进行攻击,凶悍异常,曾称雄欧亚大陆300年之久,最后在埃及金字塔战役中败于拿破仑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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