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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下起了倾盆大雨,阿尔伯特夹着鞋盒,左手包扎着绷带,缓缓地推开了通往大楼院子的栅门。院子很小,堆满了门窗侧柱、轮胎、破旧四轮车的顶棚、断了腿的椅子以及一些无用的东西,没人知道这些破烂为什么放在这里,也不知道能用它们来干什么。地上凸起一块一块的方格,到处都是泥,下过雨的地面积了水,许多地方都形成了水坑,为了不打湿鞋,阿尔伯特只能向前跳跃,一只脚跨到没有积水的方格,另一脚又跨向另一个凸起的地方,轻松地就通过了这里。时间一长,地上的沥青褪去,没了弹性,他抱着装满安瓿瓶的盒子,跳着舞者的脚步……他踮起脚尖,穿过院子,回到居住的小楼,这里的楼层改建后用于出租,一间房要收二百法郎,和巴黎正常的房租相比,简直是少得可怜。

    6月,爱德华出院不久,他们就住进了这里。

    那一天,阿尔伯特去医院接爱德华。尽管生活拮据,他还是想办法找了辆出租车。战争结束后,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残废的军人回到现实生活中,他们中有各种各样受伤的士兵,战争带来了一幅令人难以想象的画面。这个被再一次赋予生命的士兵,拖着僵硬的腿,一瘸一拐地走着,脸上还有一个大洞,这吓坏了俄罗斯司机。阿尔伯特也一样,每周去医院看望他的战友时,都要被吓出一身冷汗。出了医院,外面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好像牵着动物园的猛兽在大街上闲逛,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说一个字。

    爱德华无处可去。阿尔伯特住在七楼的一间小房子里,房顶还有些漏风,屋子里有一间厕所,走廊里还有一个只有冷水供应的水龙头,平时,他就在这里随意擦擦身体,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会去公共澡堂。爱德华走了进去,似乎看也没看房间就坐到靠近窗户的椅子上,一会儿看看大街,一会儿看看天空,右边鼻孔处还插着一根烟。阿尔伯特立马就明白,爱德华哪里也不会去,于是,照顾他很快就会成为日常的主要工作。

    两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生活立马变得困难起来。爱德华很高,身上没有什么肉,骨瘦如柴,唯一比他瘦的只有爬过房顶的那只灰猫。光是他一个人就把房间占满了。房间本来只容得下一个人,现在两个人基本上就像挤在战壕里,压抑的感觉让人喘不过气来。爱德华睡在地上,身上只搭一床被子,白天抽着烟,僵硬的双腿放在身前,眼睛一直盯着窗外。阿尔伯特给爱德华准备了一些吃的,还有药剂、吸管、胶皮管、漏斗,在反复检查了哪些东西爱德华可以碰,哪些不可以碰以后,他才出了门。整个白天,爱德华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就像冻住了一样。似乎他就任由自己的生命匆匆流走,就和血从伤口不停流下来一样。阿尔伯特无法忍受不幸,他编造着各种理由,想快点离开房间。实际上,他只是要去迪瓦尔吃晚餐,因为同这样一个悲哀的人交谈是多么折磨人。

    他感到害怕。

    他不停地询问爱德华对未来的打算,想要知道他要逃避到哪里去。但是,对话常常在刚一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当阿尔伯特看到战友那沮丧的表情时,什么也说不出来。爱德华湿润的眼是这幅绝望画面里唯一有生命的东西,那是一个万念俱灰、无能为力的眼神。

    这个时候,阿尔伯特的心软了下来,他决定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要负责爱德华的全部生活,直到他身体变好,找回生活的乐趣以及开始人生新的计划。一方面,阿尔伯特认为恢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持续时间长,得以月来计算,另一方面,又避免去想以月为单位来计算不是个好的方式。

    他拿来纸和彩色笔,爱德华画了一个谢谢的表情,但始终没有打开包裹。爱德华不算是白吃白住,他不过只是一个空空的外壳,没有欲望,没有期盼,似乎也没有思想。就算阿尔伯特像人们抛弃自己的宠物一样,把他丢到桥下,立马转身跑开,爱德华也不会记恨他的。

    阿尔伯特很清楚“神经衰弱”这个词的意思,他打听询问后,得到的<bdi></bdi>答复都是“忧郁症”“抑郁障碍”“情感性障碍”,这些都无所谓,最大的问题是爱德华现在正在等死。不管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死亡,这都是他唯一可能的出路,不过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再简单不过了,没有多大的改变,向死亡屈服的他,像是沉默寡言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不再期待什么,只关心死亡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阿尔伯特不断地和他说话,但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他就像一个老人,独自坐在简陋的房子里自言自语。

    “不过,算我运气好。你虽然闷不吭bbr></abbr>声,可是要是一个难相处的人,专门跟我唱反调,那还要更烦呢。”他一边对爱德华说,一边搅拌着鸡蛋和肉汁。

    他尝试了各种方法来宽慰战友,希望可以改变他的精神状态,挖掘出那个从第一天就存在的谜团:爱德华要怎样才能笑起来呢?在最好的状态下,他的喉咙不过也只是发出一些尖锐的声音,让你感到不自在,忍不住想要去做些什么,那就像是口吃的人为了摆脱结结巴巴说话的方式,努力地发出一个音来,这真是令人恼火。不过爱德华很少这样,也许是疲倦造成的。阿尔伯特没有成功地让爱德华笑过一次。另外,自从被活埋这件事情发生以来,这并不是唯一萦绕在脑际里纠缠不清的想法。除了紧张以外,还有持续不断的焦虑和对未来突发事件的担忧,反反复复地烦恼着各种事情,直到累得筋疲力尽。最近他脑子里又一次出现了那匹死马的头。他把爱德华的画裱了起来,花了不少钱。这也是房间里唯一的装饰,也可以鼓励好友重新开始工作,充实过每一天。阿尔伯特常常站在他面前,手放在口袋里,不加掩饰地赞美着他的天赋和才能,说着,真的,真的,如果爱德华想要……而这些话都没有用,爱德华只是吸着烟,有时用右鼻孔,有时用左鼻孔,目不转睛地盯着锌制屋顶和烟囱看,沉溺在这样的画面里。他失去了所有的乐趣,在医院的几个月里,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做,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和医师或者外科医生唱反调,不仅仅是因为他拒绝自己新的样子,也是因为无法幻想未来的生活。时间已经停在了炸弹爆炸的那一刻,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家里的时钟出了问题,每天只会播报两次,这让爱德华十分难受。从受伤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爱德华也二十四岁了,看似原本属于他的一些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无论怎样都应该恢复正常。

    他长时间保持一种封闭的状态,闭着眼睛抗拒着一切,不与外界交流,和其他士兵一样,保持一种静止的状态。这场战争创造了一个疯狂的世界,有的人身体变得蜷曲,有的折叠,还有的歪七扭八。爱德华的画,尤其是他画的莫代,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对外界的抗拒。爱德华认为莫代是一个下流胚,只关心医学和外科手术的发展,对病人没有耐心。不管是不是真的,爱德华也不在乎了,他脸上有了一个大窟窿,早就没有心情去区别好坏。他抓住吗啡这根救命稻草,弄虚作假、装病哀求医生,甚至可耻地偷窃,也一定要拿到医生开具的吗啡处方。他可能会想:“即使我最后死于吗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总是在乞求更多的吗啡。在爱德华无数次拒绝移植手术、装假体和假牙之后,莫代教授也放弃了劝告,向士兵推荐最新的外科手术是替他们着想,但是他们不想改变,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就好像炸弹是我们扔的(士兵拉里维埃经常去见精神病科的专家,但是,他从来不回答他们任何问题,十分封闭和固执)。因此,那些专家便总结了一套士兵受到创伤后变得顽固的理论。莫代教授对这些解释从来不过问,也不在乎,他把时间和知识都花在了他认为值得的人身上。他甚至看都没看爱德华一眼,就签了出院证明。

    爱德华带着医生的处方、几瓶小剂量的吗啡和一叠欧仁·拉里维埃的材料离开了医院。几个小时后,他来到战友那间小得可怜的公寓里,坐到了窗前的椅子上,似乎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到了肩膀上,像是判了无期徒刑后,被扔进专属的小牢房里。

    尽管无法理清思绪,爱德华仍然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日常生活上。“是的,他需要考虑钱的问题,他现在能做什么?自己这么大个人怎么办才好?”爱德华对此没有想法,大脑就像过滤器一样,思绪一下就飘远了。阿尔伯特干完活有时是深夜,有时是大中午,早就累得挺不住了。爱德华也捏紧拳头默默忍受,想象着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他总是去想母亲,但记忆里母亲的画面却很少,那些跑出来的一点儿回忆,他总是固执地抓住,牢牢不放。在模糊的画面和情感的汇聚中,他闻到母亲芬芳的香水,看到粉红色的梳妆台上的绒球头绳、护肤品和化妆用的毛刷,想到某一天夜晚,还是孩子的自己抓住母亲衬裙的边缘,感受到那柔滑的缎面。母亲弯下身体,靠近自己,金色的圆形颈饰垂下来,她缓缓打开,像是要说一个秘密。只不过,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一个字也没有,连一个眼神也没有。母亲在他记忆里消失,所有他认识的、还活着的人的记忆也变得模糊,那些脸也一并地从记忆里消失了,母亲的、父亲的、战友的、情人的、老师的、玛德莱娜的等等。当然,他常常想起玛德莱娜。爱德华想要回想起她的笑容,可是那张脸上再也没有了光芒。他疯狂地想要聆听那个笑声,画几幅夸张的表情就能轻易地让仆人们哈哈大笑,因为他们知道爱德华没有任何恶意。爱德华还对变装的恶趣味乐此不疲,而且他十分有天赋。玛德莱娜看着他的装扮,笑得有些尴尬,她总是说:“要是爸爸看到这个的话,你就完了!”她警惕着周围,以防父亲突然出现。

    偶尔,爱德华得躲起来,然后在冷冰冰的晚餐时间故意带着妆出现。佩里顾先生总是暴跳如雷,一把扔掉餐布,呵斥着儿子,让他离开餐桌,爱德华一脸矫揉造作的表情,十分惹人不快,然后大叫着:“啊,什么,我又做了什么?”但是,没有在笑。

    所有的这些面孔,就连他自己的,最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一个没有面孔的世界里,还能坚持什么,还能和谁做斗争?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脑袋,只有身体的世界,为了弥补,那些身体变到原来的十倍大小,比如父亲巨大的身体。孩童时代的情感像泡沫一样跑了出来,父亲时而令他害怕,时而又笑容满满地说:“儿子,难道不是这样吗?”父亲以成人的相处方式教育爱德华坦诚,或者是让他明白一些道理。他想象力变得贫乏,想象的画面都变成事情本身的样子。父亲总是走在前面,身体的影子扩散开来,占满了所有空间,完全就是画册里的吃人妖魔。还有背影!高大可怕的背影让父亲显得很魁梧,越拉越长的影子,甚至比爱德华还要高,这背影像父亲一样冷漠,像父亲一样轻视、反感爱德华。

    以前,爱德华憎恨父亲。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相互都不理睬对方。爱德华的世界崩塌了,因为连恨也没了,还有什么理由能支撑他活下去?他迷失在了这场战争中。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曾经经历的痛苦又一次在脑海里翻腾起来。每天,阿尔伯特都要出去找工作,很长时间才会回到家。当他想聊天的时候(阿尔伯特总是有很多话),爱德华就开始回想往事。通常是晚上8点左右,家里也不开灯,一点光线也没有。阿尔伯特忙活起来,劲头十足地东拉西扯,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说得最多的就是缺钱。他每天都要去一家叫作维尔格兰的商店,那是政府为最贫困的人开设的一家日常生活用品店,物品常常被疯抢一空。他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不是太在意吗啡的价格。虽然常常把钱挂在嘴边,可语气听上去还算是比较高兴,好像开玩笑后短暂的尴尬一样。比如在前线,为了鼓舞士气,人们会说战争是服兵役的另一种形式,一段最终会留下美好回忆的苦差事。对阿尔伯特来说,经济问题会得到解决,这件事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变好,爱德华受伤的补贴金很快就能缓解经济上的困难,可以养活他了。一个为了祖国奉献自己生命,再也没办法回到正常生活的士兵,一个赢得最终胜利的,让德国人屈膝下跪的士兵……阿尔伯特在这上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反反复复算着复员金、退伍补助、伤残费等等。

    而爱德华就在一旁摇着头。

    “不,为什么?”阿尔伯特问道。

    爱德华心里很确定,不能这样做,他没有填表,更没有递交材料。

    “伙计,别担心,我来填。”阿尔伯特说道。

    爱德华再一次摇头。阿尔伯特总是无法理解自己的想法,他靠近小板子,用粉笔写下了:欧仁·拉里维埃。

    阿尔伯特皱了皱眉头,于是,爱德华站起来,从背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表格,表格的标题是《领取退伍金申报材料表》,上面列出了委员会审批所需的清单。阿尔伯特注意到了爱德华用红色下划线标明的一些材料:伤残证明原件、军队医院或医务室医疗登记原始证明、遣返档案、住院表等等。

    这真是令人震惊。

    无论如何,上面写得很清楚了。他们没有欧仁·拉里维埃在113战役中受伤而住院的材料。爱德华·佩里顾的记录很容易就能找到,撤离不久后因伤死亡,接着欧仁·拉里维埃就被转移到了巴黎,但是官方记录的材料很有限,无法证实这些是否属实。爱德华只有死亡记录,没有伤病记录,他以欧仁·拉里维埃的名字转移到了特吕代纳大街的洛林医院。因此,不可能提供所需的材料了。

    爱德华已经换了身份,再也没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什么也办不成。

    如果说政府深入调查,查找登记证明,最后查出有人动了手脚,改动了文件,那么得到的就不会是退伍金,而是坐穿牢房的待遇了。

    战争造就了阿尔伯特这个不幸的灵魂,这次他是彻底颓丧了,感觉到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一切都背弃了自己。他心里十分矛盾、慌乱:我该怎么办?从战争结束以来,一天天累积起来的愤怒一次性爆发了出来,阿尔伯特使劲用头撞墙,挂在墙上的那幅马头画掉了下来,玻璃杯从中间裂开,他一下瘫坐在了地上。近两周的时间里,他都驼着背、弯着腰,十分消沉。

    爱德华的眼眶每天都是湿漉漉的。不过,他在阿尔伯特面前哭的次数不多,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爱德华什么都明白,感到抱歉,总是拍着肩膀安慰阿尔伯特。

    很快,两人就找到了一个容身之所,一个偏执狂和一个残废住了进去。阿尔伯特每天都要精打细算,节省开支。报纸到处宣传着德国会赔偿战争全部损99lib.失的新闻,差不多半个国家都在谈论这件事。等待是漫长的,生活的开支不断地增长,而退伍金仍然没有发下来,补贴的钱一分也没拿到,交通混乱,毫无次序,也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国家才会供应生活所需。市面上因此出现了一些不法交易,很多人不得不想办法去搞钱,通过熟人介绍认识其他人,交换着各种信息和联系方式。这就是阿尔伯特找到佩尔斯巷9号的原因。这是一栋住着三个租客的房子。院子里的小屋被用作仓库存放货物,现在放着一些杂物,楼层里都空着,没什么东西。房子不太结实,但是空间大,还有一个烧煤的炉子。房间不高,所以很容易就暖和起来。房子有两扇大窗户和一扇画着牧羊人和羊群以及纺锤的屏风,屏风中间有些破损,看得见粗线缝补的痕迹。

    因为租货车要花很多钱,所以阿尔伯特和爱德华只能用手拉车来搬家。9月初,他俩住进了这里。

    新房东贝尔蒙夫人的丈夫1916年死了,一年后她的兄弟也死了。她还很年轻,说不准还有些魅力。她和女儿路易丝住在一起,“两个年轻男子”的到来让她感到心安,因为一个年轻女子住在巷子的这间大房子里,出了什么问题可指望不上现在那三个房客,何况他们年纪还很大。她靠着收房租简单地过活,时不时地也做些打扫清洁的活儿。剩下的时间里,她就一动不动地站在窗户边上,看着丈夫过去存放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多都已经没有用了,而且堆在院子里早就生锈了。每当阿尔伯特俯身靠近窗户,总是能看到她。

    女儿路易丝是个机灵的女孩,十一岁,有一双猫一样的眼睛,可是脸上的雀斑却总是让她有些害羞,还有些怕生。有时候,她像岩石上的流水一样充满活力,可是有时却一下子安静下来,纹丝不动,像一尊雕像。她话很少,阿尔伯特不常听到她说话,连三次都不到,笑容更是一个也没见过。不过她长得很可爱。但她这样肯定会引起麻烦的,所以,阿尔伯特一直弄不明白她是怎样和爱德华和平共处的。通常来说,他不想观察任何人,但是这个姑娘却总是那么吸引人,让你不停想要去看她。从第一天搬进这里来,她就守在楼梯下面,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众所周知,小孩子的好奇心很重,特别是女孩儿。母亲准是告诉了她最近住进来了新的房客。

    “不要去偷看,据说,那个男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房间,一直是他战友照顾他。”

    这样说肯定不是什么好方法,没有那么容易就能打消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的好奇心。阿尔伯特常常在想,这女孩总得厌烦了吧?但是,她完全不会。她很多次跑到楼上,坐在大门边,脸上一副期待的表情,一有机会,就往里面看,而且门本来就大开着。小姑娘坐在门槛上,嘴巴张成一个圆圆的O形,睁大着双眼,不打算离开。爱德华的脸看上去可谓惊心动魄,大开的嘴中,上排牙齿比真实情况看起来要大一倍,没有什么可以和这张嘴相比,阿尔伯特也不会拐弯抹角,直接对爱德华说:“伙计,你的样子看上去真的很可怕,我从来没见过谁的头是这样的,不过你至少得到了别人的<big></big>关注。”事实上,他这样说都是为了劝说爱德华做手术,这一点,我可没骗你。为了证明这件事,阿尔伯特指了指门口的地方,小女孩一发现有人看到自己,立马惊慌地跑走了。爱德华无所畏惧,抽抽烟就很满足了。他堵住一个鼻孔,用另一个鼻孔吸了一口烟,由于无法从喉咙吐气,烟又从同一个鼻孔喷了出来。阿尔伯特常常说:“爱德华,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很害怕,那里就像一个正在喷发的火山口,我不骗你,不信你可以照照镜子。”虽然阿尔伯特在6月中旬才接了战友过来住,但是他俩就像一对老夫妻。日常生活十分不方便,又总是缺钱,但是这些苦难反而让两人的关系更亲近,像焊接在一起一样分也分不开。阿尔伯特是个感性的人,对于朋友的悲剧,他无法掩藏内心的情感,无法摆脱自己作为救世主的想法,如果不是为了拯救爱德华,那……这种想法从停战后一直就停留在了脑海里。爱德华也会去思考,想象阿尔伯特一个人是怎样挑起两人生活的重担的,因此,他也努力去减轻阿尔伯特的负担,做做家务,我向你保证,他们就像一对夫妻。

    几天过后,上次跑掉的小路易丝又出现在了门口,阿尔伯特认为爱德华的样子吸引着她。路易丝在大厅的门槛上坐了一小会儿,二话没说就进了房间.99lib.,走到爱德华身旁,向脸的方向伸出食指。爱德华跪在地上(显然,阿尔伯特看过这种滑稽的样子),任由小姑娘的手指在那个大漩涡边缘来来回回游走。她一副沉思的样子,沉浸在这样的动作中,就好像在做作业,专心致志地用铅笔在地图上勾画着,以便牢记法国的轮廓。

    要是追溯两人关系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是那个时刻。一放学回家,她就会跑上楼去找爱德华,给他展示从城市各个地方收集来的前两天或者前一周的日报。这是爱德华日常生活唯一的消遣,读读报纸,做做剪报。阿尔伯特看过一眼那本存放着各种剪报的文件夹,里面记载了战争死亡和纪念的报道以及失踪记录,看了让人十分难过。爱德华不会阅读巴黎的日报,他只看外省的。路易丝总是能收集来很多,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找到的。爱德华几乎每天都能拿到很多旧期刊,比如《法兰西西部报》《鲁昂报》《东部共和报》。爱德华抽着卡波尔香烟,剪下文章的同时,她就在厨房的桌子上做作业。路易丝的母亲对此没有任何反对。

    日子过得很快,就快要到9月中旬了,一天晚上,阿尔伯特带着广告牌,十分疲惫地回到家。整个一下午,他走遍了巴士底狱和共和国广场之间的林荫大道区的所有地方,身体前后挂着广告牌(一头是品客公司的药丸宣传:改变一切只争朝夕。另一头是朱弗尼公司的女士紧身胸衣的广告:全法两百家供你选择!)进门的时候,他发现爱德华躺在那张年代久远的土耳其式长沙发上,这张沙发是好几个星期前才放进来的,当时全靠索姆河战役中认识的战友留下的小推车才弄来这个玩意儿,战友死的时候,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抱住阿尔伯特,这是他独特的延续生命的方式。

    爱德华用一只鼻孔吸着烟,脸上戴着一种特别的面罩,从鼻子底部开始,一直到颈部,整个脸的下半部都被盖住,面罩的颜色是夜一般深蓝,就和希腊悲剧故事里演员的胡须一样。蓝色布料上布满了金色的小点,虽然布料颜色很深,但是却油亮发光,就好像在烘干前撒了些亮片上去。

    阿尔伯特很惊讶,爱德华用手做了一个戏剧化的夸张动作,像是在说:“你觉得怎么样?”奇怪的是,这是阿尔伯特认识爱德华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他有人情味,实际上爱德华现在只能这样表达自己的意思。

    接着,他听到左边传来了一声很低沉的声音,转过头的那一瞬间,便看见路易丝嗖的一下跑向了楼梯,还没听到笑声,人就不见了。爱德华还是戴着面罩,路易丝也是一样,仍然没有取下她神秘的面纱。又过了好几天,爱德华换了一个纯白色的面罩,上面还画着一个大大的微笑。笑眯眯的眼睛闪烁着光芒,那样子像极了一个意大利戏剧演员,有点斯加纳列尔或者帕利亚奇的感觉。每当读完报纸,爱德华就会准备纸浆来制作面罩,白色部分都是粉笔,路易丝和他一起刮下粉笔灰,然后再给面罩上色。这件事后来很快就成了日常消遣的全部。路易丝就是一个女巫师,总是能变出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她找来蛹衬、珍珠串、彩色毛毡、鸵鸟羽毛和人造蛇皮,当然还有许多报纸。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大工程,得跑遍全城去寻找所有这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阿尔伯特不知道要去哪里才能找到这些东西。

    爱德华和路易丝享受着他俩的时光,制作了各种各样的面罩。每个面罩最多只会戴两次,新的就会换下旧的,然后旧的会被挂到房间的墙上,和它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像是打猎的战利品,或是变装商店里展示的那些化装用品。

    阿尔伯特晚上回到家,还没走上楼梯就已经9点了,胳膊下夹着一个盒子。

    尽管马蒂诺医生给他缠了绷带,左手被希腊人割破的伤口仍然痛得要命,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抢劫来的这些存货给了他一点儿喘息的时间。寻找吗啡变得如此重要和迫切,他不禁陷入慌乱不知所措的情绪中……还有,沉浸在无数次幻想杀死爱德华的痛苦之中。

    他向前走了三步,那里放着一辆破烂得只剩下一点儿零件的三轮车,然后掀开盖在上面的帆布,移开那堆仍然堆在斗车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放了进去。

    在回家的路上,他就已经开始盘算了。即使爱德华保持着现在这么高的吗啡注射剂量,他们也能享受六个月的安宁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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