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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通常，当下所产生的痛苦都是对现状的抗拒，也就是无意识地去抗拒本然（what is）的某种形式。从思维的层面来说，这种抗拒以批判的形式存在。从情绪的层面来说，它又以负面情绪的形式显现。痛苦的程度取决于你对当下的抗拒程度以及对思维的认同程度。</small><small class="right">——摘自德国哲人埃克哈特·托利的著作《当下的力量》</small>
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有两年，我患了严重的抑郁症，不仅痛苦，而且还险些导致我毕不了业。
对待沉重的痛苦，人们通常的办法有三种：麻木、逃跑或对抗。总之，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减轻痛苦。
但我没有和这沉重的痛苦对抗，这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做法，没有人也没有书籍告诉我这样做，我只是自然而然地做到了这一点：沉入悲伤中，体会它，看着它，理解它……
两年后，抑郁症自然化解了，它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发酵并转化成了另外的东西。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对感情乃至人性的了解深了很多，似乎一下子什么书都可以看懂了，什么人的故事都可以听懂了。
我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广州，先是做国际新闻编辑，从2005年起做心理版编辑，到现在积攒了很多次类似的体验。这些体验让我确信，一份体验，不管它带给我多大的痛苦，只要不做任何抵抗地沉到这份痛苦中，体会它，看着它，那么它最多半个小时后就会融解并转化。
因为我的这些体验，也因为从其他人那里知道他们有更神奇的类似体验，我会在咨询中这样做：当来访者体验到一种痛苦并试图对抗时，我会说，试着不对抗，试着接受它，并沉入这痛苦中。
我会觉得，“接受”这个词都不足以描绘这种做法，因为接受看起来还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而任何主动的行为，都是在给这份痛苦本身增加一些内容。痛苦来了，只需自然而然地感受它就可以了。
这个办法，有时会有效得可怕，有时则看起来没有那么有效。之所以有时没那么有效，也许一个原因是，当看到来访者难以承受一些痛苦时，我也会担心，所以会做一些事情，让来访者感觉舒服一些，暂时适当远离这种痛苦。
这也是心理治疗的经典做法，即心理医生要根据来访者的接受程度处理其痛苦。或者说，让来访者自然而然地去展开其痛苦。一般说来，随着来访者与心理医生的关系越来越牢靠、越来越信任、越来越安全，来访者会自然而然地展现更多和更大的痛苦。
这就像剥洋葱一样，痛苦只是洋葱的内核，而围绕着这个内核，一个人发展出了复杂的防御方法，也就是对抗这个痛苦的种种办法。但因为在心理医生那里感觉到安全，那些外层的防御方法一个个被放下，最终那个核心的痛苦——也即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可怕体验——也可以展开了，这时也就有了修复的机会。
不过，有时我总是会幻想，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也许可以陪伴来访者直接去面对这个内核。
痛苦与思维，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痛苦究竟是什么？譬如，失去一个亲人，这是痛苦吗？不是。这只是一个事实，围绕着这个事实所产生的体验才可能是痛苦。
之所以说是可能，因为失去亲人并不必然带给一个人痛苦。例如古代的哲学家庄子，他<bdo></bdo>在妻子逝世后鼓盆而歌，即一边把瓦盆当鼓敲一边唱歌，友人惠施前来吊唁，看到庄子这样做很不满，于是指责他说：“你的妻子和你同居，为你抚养子女，如今老死，你不哭就罢了，反而鼓盆唱歌，太过分了吧？”
庄子说：“不是这样的。她刚死时，我何尝不悲伤？但后来想，起初她没有生命，没有形体，没有气息，而后在若有若无的自然变化中，气息、形体、生命渐渐成形，如今她死亡，就如四季运行般自然。她已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间中，而我却在旁边大哭，这样就显得太不通达自然的命理了。”
不同的看法导致不同体验。作为一般人，若失去一个亲人，会认为对方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且还认为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不仅会为自己也会为这位亲人悲伤。但是，在庄子看来，死和生一样，都是“如四季运行般”的自然现象，而且她也并非彻底没有了，她反而是“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间中”，那又何必悲伤呢？
看法和体验之间有着很复杂的关系。通常，我们会不自觉地认为，是事件导致了我们的体验，例如我们会认为，是失去亲人这件事直接导致了痛苦。但很多心理学理论会认为，不是事件导致了体验，而是你对事件的看法导致了体验。
但是，看法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此，埃克哈特·托利认为，看法，或者说是思维，是用来对抗体验的。他在著作《当下的力量》中提出了“向思维认同”和“痛苦之身”这两个概念。他说，我们不能承受“痛苦之身”，于是发展出了种种思维，并认为，这些思维就是“我”，也就是将思维等同于自我，最终令我们陷入思维的墙中，而不能活在当下，与当下正在进行的事物建立毫无障碍的关系。
这听起来会有点复杂，简单说来就是，我们用思维来对抗痛苦，最终又爱上思维，这导致了种种问题。
这样看来，思维和痛苦就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了，思维是用来对抗痛苦的，而思维又产生了新的痛苦，新的痛苦又导致新的思维……
这种复杂的关系，仍可以用洋葱来比喻。最核心的还是痛苦，围绕着痛苦的第一层对抗性思维就是第一层“洋葱皮”。但你势必会发现，仅仅这一层思维并不能消灭痛苦，于是，你又发展出第二层“洋葱皮”。但这还是不够，于是你又发展出第三层……
不管我们发展出多少层“洋葱皮”，其实都是在使用同一个逻辑——“我不要某些体验”，并因而发展出了种种对抗办法，但如果能放下这个逻辑，那我们就可以一层层地破除掉思维的“洋葱皮”，最终也破除掉最核心的痛苦。
痛苦更大，还是消除痛苦的痛苦更大？
当我们想破除这一层又一层“洋葱皮”时，可以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到底是那个原初痛苦更痛苦呢，还是想消灭这个原初痛苦的努力令我们更痛苦？
有一次我去深圳一家公司讲课，课后，一位女士对我说，她爸爸严重痴迷于彩票，想问该怎么办。
她问的“怎么办”的意思显然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老人家痴迷于彩票这个痛苦。我先问她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她说试了很多种办法，都没效果。因为我课上讲了“接受”的办法，所以她说，她和家人也试了“接受”他痴迷于彩票的事实，但还是没有效果。
这显然不是“接受”，因为她说的“接受”中还是藏着一个逻辑：既然我们表现出接受了，爸爸你就应该不那么痴迷于彩票了吧。
总之，她和家人尝试过的种种办法都是试图与她爸爸买彩票这件事对抗的，最后全是徒劳无功。
我问她：“到底你爸爸痴迷彩票这件事带给你们多少痛苦呢？”她说，其实没多少痛苦，因为爸爸只是痴迷于研究，但每次只花很少的钱买彩票，他们只是觉得这件事不合理而已，同时也担心他太投入这件事了，会影响他的身体——因为很少运动，也会影响他的生活——因为都没时间交朋友了。
我继续问，假若他不玩彩票了，他就会运动，就会交朋友了吗？
她愣了一会儿说，那倒也不会，因为他本来的个性就内向且孤僻。
“这就是了，”我继续说，“照这样看来，痴迷彩票是内向且孤僻的他消磨时间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种乐趣，而你们却想剥夺他这种乐趣，真的有必要吗？”
最后，我再反问：“到底是你爸爸买彩票这件事本身的痛苦多呢，还是你们想消灭他这个行为的努力带来的痛苦多呢？”
她想了想说，显然后者多得多。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常见。还有一次，我在广州一个小区讲课，课后一位年轻的妈妈问我，她该怎样让女儿不再痴迷于打电话。
原来，她正读中学的女儿在两年前迷上了网络聊天，管理着一个QQ群，每天都会花一定时间。她认为这会影响女儿的学习，所以想尽办法让女儿不要玩QQ，最终剥夺了她用电脑的权利，如果要使用电脑就必须经过大人的同意。
女儿玩QQ这件事因此而消失了。但紧接着，一个更大的痛苦产生了，女儿喜欢上了用手机聊天，每天晚上都会用手机和朋友们聊天。并且，她越干涉女儿这件事，女儿用手机聊天的时间就越长，先是聊到晚上10点、11点，后来聊到凌晨1点、2点，甚至更久。
相应的，她对女儿聊天的事情越来越敏感，她经常会在女儿房间门口偷听女儿有 6ca1." >没有打电话聊天，如果有，她就会很“果断”地冲进女儿房间，对女儿大喊大叫，严重时会一边喊一边哭泣，女儿有时也会一边喊一边哭。这时，她先生和她的公公婆婆都会从床上爬起来，一起冲到小女孩的房间里，一边安抚她一边训斥女儿。
对这位妈妈，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到底是女儿打电话这件事严重呢，还是你的做法所导致的后果更严重呢？
这两个故事，尤其是后一个故事，很像是一个经典的洋葱生长过程：一层皮长出来，又一层皮长出来……最后，一层又一层的皮围绕在原初痛苦外，而且它们的体积和重量远远胜于那个原初痛苦，根本不成比例。
<h3>好的治疗会引出更大痛苦？</h3>
以上两个故事，都是我们试图消灭别人的某种“不良行为”而不能成功的典型，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和姐姐都患有鼻炎，中学时，我的鼻炎严重到经常不能用鼻子呼吸，最后自己会因为窒息感而醒来，不得不大口用嘴呼吸，姐姐情况严重时也是如bbr>.</abbr>此。
但不同的是，我从来没有因为鼻炎而求治过，现在鼻炎基本好了，只留下了一点后遗症——吃重庆火锅之类的辣菜时会流很多鼻涕，但姐姐从十几岁就开始到处求治，用了种种办法，最后采取激光手术的办法，暂时消灭了鼻炎。
可是，她为什么要消灭鼻炎呢？通过一次谈话我才明白，她之所以一心一意要消灭鼻炎，是因为她认为，在别人面前老流鼻涕、擤鼻涕样子不好看，这样子<cite>９9lｉｂ?</cite>别人会不喜欢自己。
那么，消灭了鼻炎，不再流鼻涕、擤鼻涕了，别人就会喜欢自己了吗？这显然不可能，这其实是两回事。
放下这一点不说，在我看来，鼻炎带给姐姐的痛苦，远不如她想消灭鼻炎而产生的痛苦大。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她如此执着地要消灭鼻炎，反而更让大家视为怪人，更不接受她。
所谓的“脸红恐惧症”也有同样的逻辑。这通常见于年轻的女孩，因为一次在男性或公众面前脸红，她觉得不能接受，于是她叮嘱自己“下次再遇到这种场合一定不能脸红”。
这句话本身就藏着一个误区——她以为，脸红这件事是自己的思维可以控制的，但其实脸红是植物性神经系统的事，是我们普通人很难控制的。相反，“下次再遇到这种场合一定不能脸红”其实是一个暗示，她的潜意识，或者说植物性神<var>?</var>经系统很难接受到“不能”的信号，相反倒接收到了“脸红”的信号，于是再到了类似场合，她反而会更容易脸红。
第二次脸红会让她更紧张，而且她会发现，渐渐的，她不仅在这个特定的场合会脸红，而且在类似场合也会脸红了。例如，本来她只在这个男人面前脸红，但渐渐的，她在其他男人面前也会脸红。发现这一点后，她会再次努力告诉自己，一定不要在男人面前脸红。
这种努力，就意味着第二层“洋葱皮”产生了。如果她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结果就有第三层、第四层乃至更多层“洋葱皮”生出，最后，她在所有人面前都可能会脸红。
本来是在一个男人面前脸红这么一件小事产生的痛苦，最终却发展出了这么庞大的痛苦，这是无数心理疾患之所以会产生和发展的共同逻辑。
怎么破掉这个逻辑呢？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找一个不错的心理医生，在他面前先感觉到安全，然后愿意脱掉最外层的“洋葱皮”，感觉到更安全后，再脱掉更里一层的“洋葱皮”……
这个过程意味着，看心理医生绝不等于快乐。很多人会不自觉地认为，看心理医生，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如果在心理医生那里反而更痛苦，那一定是不对的。
恰恰相反，看心理医生，随着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增加，一些更深层的痛苦反而会映现出来，于是会体会到平时生活中都体会不到的痛苦。
<h3>对痛苦越敏锐，就越能承受痛苦</h3>
如果你决定也这样做，你可能会有一个疑虑：怎么沉入并体会痛苦呢？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的办法是顺其自然，有时候就是硬挨。后来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办法了，那就是，当痛苦来临时，我越保持不动就越好，保持不动的同时，我会注意自己内心的种种变化，但我绝不引导这种变化，只是看着这种变化而已。
有时候，我会暂时失去觉察力，即这种变化看不清楚了，甚至会觉得没有心力去看，那么，也可以不看，这时只是允许这个变化进行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不逃避就可以了。
当然，有时候我会难过得不得了，这时我也会找朋友聊一会儿，寻求一下支持，而我找的朋友，基本上都不会提什么建议，他们主要是倾听。
现在，我多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办法，这是学来的办法。当一种痛苦的感受产生时，我会坐下来，或躺下来，感受我的身体，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从这个部位开始感受，然后一点点地转移注意力，感受整个身体。如果某个部位的感受很强烈，尤其难受的感觉很强烈时，我就会把注意力放在那里一段时间。
一般而言，将注意力在这些难受的部位多停留一会儿，转化就会发生，这些部位会开始发热。但这是我自己的体验，每个人的体验会有不同。
不仅如此，<samp></samp>同时我也会观看我的脑海中出现的画面和想法。
很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感受、画面还是想法，我尽可能不做任何努力，不做任何引导，而是把自己交出去，让这些感受、画面和想法自然发展变化。
多做这样的练习，你的觉察力会越来越敏锐，你会发现，你的思维是何等疯狂，而思维又是如何利用你的恐惧而控制了你，令你对哪怕一丁点的痛苦都无比惧怕。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我们都是疯子，是思维令我们发疯的。
以前，我自动发展出的办法中，注意力的焦点主要是想法、情绪和一些莫名的感受，而现在学来的这个办法中，注意力的焦点是身体的感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以前，我总是不自觉地认为，在“身、心、灵”这三者中，心理和灵性是很重要的，而身体没有那么重要，但现在我越来越重视身体，也越来越发现，身体真是非常直接、非常真诚的一条路，它不像心理和灵性那么难以捕捉，而且心理和灵性层面很容易出现自欺，但身体很少自欺。
同样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发现，随着对身体的觉察能力越来越强，我对身体疼痛的承受能力也越来越强，就好像是因为多了一个内在的观察者在看自己的身体，我和身体的痛苦多了一些距离似的。这种感觉有点怪，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些疼痛是越来越敏感。
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因为多了这样一个内在的观察者，我不再会将自我等同于埃克哈特·托利所说的痛苦之身，我是可以更敏锐地体会身体的疼痛，但我同时明白，疼痛并不是自我，所以反而会有更强的承受力。
试试看，你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我们还会发现，假若我们不再认同自己的思维，又会有多么美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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