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剿”“抚”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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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前提塘官的活跃身影，向我们提示着当时的通讯条件。各省的奏折、题本和咨文，通过兵部遍设全国的驿站系统，由驿卒骑驿马，一站站地接力，送往公文的目的地。从广州到北京，若以普通速度，驿递需时约30至35天；若以“四百里加急”，需时约20多天；若以“五百里加急”，需时约16至19天。至于“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速度当然更快，但会跑死驿马累死驿卒，一般并不采用。

 根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儒家原则，战争的一切决定都应出自圣裁。而今天看来如此缓慢的通讯速度，在对付地方造反、边境叛乱等传统战事时，已显露出弊陋，但大体还能应付过去。可是，在这场由近代化的敌手发动的鸦片战争中，驿马的速度相对于军情的顿变，则是过于缓慢了。清廷的决策往往比实际慢半拍，甚至慢一二拍。

 以下各章节讨论整个战争中清政府决策，不能忽略这一条件限制。

 正因为当时的驿递速度，更兼清王朝毫无战争准备，道光帝对战争的开局，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般清楚。这是因为，他最初得到的信息是很混乱的。可以说，在最初的20天内，他似乎是盲目行事。

 让我们列出一张时间表，看看道光帝依次得到的信息内容以及他相应的对策。

 1840年7月17日，定海失陷后第12天，道光帝收到两广总督林则徐于6月中旬发出的奏折，称清方火烧办艇篷寮，英方“实无能为”，非常高兴，朱批“所办可嘉之至”。

 三天后，7月20日，道光帝收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8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夷”三四千人已登陆定海。他不免大怒。由于前一段时间内收到的广东、福建的奏折，多称如何与英国鸦片船交战获胜，更由于林则徐错误的敌情判断，使他误以为窜犯定海的“英夷”，不过是在粤、闽受挫的鸦片贩子，“藉势售私”。他在乌尔恭额奏折上的朱批说明，他此时并没有把英军这伙“区区小丑”放在眼里。因对浙江文武的“张皇失措”不满，他调曾在平定川楚白莲教、张格尔诸役中屡立战功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入浙协助攻剿。两天后，即7月22日，他又根据定海的教训，命令沿海各省“加意防堵”，以防那些“售烟图利”而被断绝贸易的“英夷”，“分窜各地，肆行扰害”。

 7月24日，道光帝再次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11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定海失守，英“夷”进逼镇海。此时，他似乎看出侵犯定海者非为卖烟英船，即命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各派水师数千名援浙。以三省兵力合剿一处，道光帝颇具胜利信心。两天后，7月26日，他在命令各省查拿汉奸的上谕中称：“??咭唎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已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

 8月1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于6月24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国续来军舰9艘、轮船3艘，开始觉察到局势的严峻性。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表示，仅在林奏上朱批“随时加意严防，不可稍懈”。

 8月2日，道光帝收到乍浦副都统于7月23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舰1艘进犯乍浦。他即令杭州将军派兵增援。

 8月3日，道光帝又收到林则徐于7月3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又到英国军舰10艘、轮船2艘；并告知听闻英军可能北上舟山、上海、天津。他一面命令林则徐严密防守，“不事张皇”。一面根据林则徐的建议，命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到天津，若情词恭顺，“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既不准通商，也不准“据情转奏”；若桀骜不驯，立即统兵剿办。道光帝在天津布置的两手准备，表现出其原先一意剿办的旨意已有摇移。

 同一天，道光帝收到邓廷桢于7月16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厦门开战获胜，大为兴奋，朱批“所办好”，并对出力员弁优赏有差。

 8月4日，道光帝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24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国增添军舰，并投递“伪相”（指巴麦尊）文书等情。道光帝对照厦门“获胜”的战报，下令将乌尔恭额革职，留营效力，调邓廷桢赴浙主持军务，并兼署浙江巡抚。

 8月6日，道光帝收到邓廷桢于7月21日发出的奏折，称其得知定海战况欲赴浙江，但恐英军再犯福建，“转恐首尾不能相应”。道光帝令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

 8月9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天津防务的奏折。直到此时（即定海失陷后一个多月），他才发现自己对“夷情”实在是一无所知，便想起几天前乌尔恭额提到“伪相”文书的情节，作出了一项破例的决定，谕令琦善：“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在天津接受外国人的投书，本不符合“天朝”体制，更何况投书者已有“逆反”行迹。但在此时，道光帝急欲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就不顾及祖制。这对守成的道光帝来说，确实是大胆的举动。然而，因不知道英舰是否会到天津，同一天，他还谕令正赶赴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部署了种种了解敌情的手段。

 从这张时间表看，道光帝依次得到信息的时间与英军行动的顺序，恰恰颠倒，其对策也有不得要领之感。如浙江的主帅，先后有余步云、邓廷桢、伊里布之三变，逐级加码。从7月20日至8月9日，他在这整整的20天内，总算是明白了英国已发动战争这么一个事实，但仍然没有弄清楚引起战争的原因。当然，他这20天内对此的基本态度，毫无疑问是主“剿”，这也毫无疑问是“天朝”统治者对“逆夷”的本能反应。

 但是，从后来发生的情势来看，8月9日道光帝关于接受“禀帖”的谕令，却是清王朝决策的一大转机。

 和道光帝一样，直隶总督琦善一开始也是主“剿”的。

 当7月22日道光帝命各省“加意严防”的谕令到达后，琦善立即采取了三条对策：

 一、天津以北各小口，改派立有军功的将领负责指挥，“密授防御之策”。

 二、亲赴天津海口坐镇指挥，并令地方官“暗备火攻器械”，岸炮与火攻并举。

 三、“由官授以器械”于村民，“示以赏罚，使之暗相保护”。

 琦善的这些方法，与前章所叙广东的情形相比，似乎是一种袖珍版的林则徐制敌方略。

 8月4日，琦善又收到道光帝命其作两手准备的谕令。对如何剿办，他又作了一些具体部署；而对如何劝谕，感到迷惑不解，上奏中称：“伏查英夷诡诈百出，如专为求通贸易，该逆夷岂不知圣人天下一家，只须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在浙江占据城池？”他的结论是，英国“显怀异志”，“不可不严兵戒备”。

 就在琦善收到命其接受“禀帖”上谕的第二天，8月11日，英军舰队抵达。他遵旨派出游击罗应鳌与英舰威厘士厘号舰长马他仑（与1838年来华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同姓，非为一人）接洽，但收到的不是“禀帖”，而是懿律致琦善的“咨会”。按照当时清官方文书的程式，“咨会”是一种平行文书。义律等人盼望已久的中英平等文书的直接往来，终于在大沽口外以炮舰的方式得以实现。而久官北方不谙对外体制的琦善，似乎没有发现其中的变故，随奏附呈时未作任何评论。

 懿律的“咨会”陈述了厦门、镇海拒收投书的情节，声称此等行为“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要求琦善在6天内派人前往英舰，接收“大英国家照会之公文”。

 “冤情”、“疏闻”等语，与道光帝谕令中“果无桀骜情形”的规定相吻合，但派人登舰接受“照会”，谕旨中没有相应的规定。琦善感到没有把握，不敢擅专，连忙上奏请旨。道光帝于8月13日批准。

 于是，琦善于8月15日“札复”（而不是清朝官员以往惯用的“谕令”）“英吉利国统帅懿”，表示派人前往接收“公文”。他此时还弄不清“照会”的性质，在“札复”中问了一句，“是否贵国王进呈大皇帝表文，抑系贵国王移咨本爵督阁部堂公文？”他约定在10天内对英方“照会”给予答复，并要求英舰不得内驶。

 8月17日，以千总而冒牌守备的白含章取回了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琦善立即上奏进呈。

 也就在此时，琦善主“剿”的信念动摇了。接收投书一事，使他亲眼看到了英军的实力。原先脑海中朦胧浑沌的“泰西”，已经物化为具体实在的“火焰船”等诸般利器。他在奏折中虽然没有松口，但今人读此犹可体会到其隐隐的心迹。

 当时的英国还吃不透中国。正如他们依据本国国情错误地以封锁海口来迫清朝就范一样，巴麦尊外相的公文，也错误地将收件人指定为中国宰相。<span class="" data-note="英文本作Minister of the Emperor，英方译为“钦命宰相”。对于致书中国宰相，懿律和义律有一段解释：“至大英制度，如非礼仪大典，即国主并不与各国皇上移文，而凡国家公务有通外国之件，即降旨命宰相移文照会该国宰相或大臣。此乃历来办理之定制也。”（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1页）可见英方完全是按其国内制度行事。清朝的这一体制一直成为中外交涉的障碍，一直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方改观。">

 自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后，明、清两代皇帝都是直接理政。而雍正帝改题为奏后，内阁的“票拟”也随之取消。皇帝不藉手他人亲理一切政务。用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拟，即“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虽有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官，时人亦誉呼为“相国”，但只是秉承皇帝旨意草拟圣旨，大抵相当于今日官场中的秘书班子。每日由奏事处将各处奏折原封进呈，皇帝拆封批阅后，发下军机，由军机大臣据朱批或面谕拟旨，经皇帝审核后发出。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除军机大臣有时承询答疑外，决策全凭皇帝本人，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制约（当然也要受到“祖制”、儒家经典等间接制约）。

 二、每日收到的奏折一般都在当日发下，决策也随之作出，十分迅速。

 以一个人的智慧，在短时间内，对大小政务作出决策，这不仅需要雄才大略，而且需要周密精细。此外，体力和精力的充沛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档案，我们知道，清代皇帝每日须批阅上万字的奏章，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决策，稍有疏漏，便会铸成大错。

 这种空前的高度集权的方式，对皇帝的人选提出了接近于神的要求，完全失去了合理性。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作出，往往跟着君王一时的感觉走，尽管这种集权方式在真正的英明君主操纵下，可能会更有效率。

 然而，此时柄国的道光帝，却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

 道光帝，名旻宁，1782年生。他是嘉庆帝的嫡长子，年轻时曾亲执鸟枪迎战闯入皇宫的天理教造反者，而一显英发果勇之姿。1819年，他顺利地登上皇位，但接手的却是嘉庆帝留下的烂摊子。以他的智力和魄力，根本无法振衰起弊，开创一个新局面，但他以不灭的恒心和毅力，守住这份祖业，看好这副摊子。他的为政之道，我在前章已多次提及，即“守成”——恪守祖制，想用祖宗的方法来重建祖宗昔日盛世的风光。当然，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在才华不如祖父乾隆帝，精明不如曾祖雍正帝，胆略不如高祖康熙帝，他所标榜所追求的守成和实政，既是其禀性之使然，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藏拙之道。

 道光帝虽然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膏肓。他不是从生理上改变机制而谋新路，仅仅是从病理上追求调补疗效。他曾经形象地向一名即将上任的官员谈到为政治国之道，把之比做“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因此，一旦出现问题，他总爱把责任推诿于臣子们对他的欺骗，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常常怀疑大臣们的忠诚，对最亲信的人也不例外，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对于臣下的功绩，他从未苛惜颁以赏赉，但一旦有错，那就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毫不犹豫予以严惩。在他这种不无乖戾的治理下，道光一朝大小臣工无不谨小慎微，得过且过。官场上粉饰之风大盛。

 智商平常且乏胆略的道光帝，绝不缺乏自信，总是以为他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前节所叙邓廷桢的任职，就是明显的一例，由两广而两江而云贵而闽浙，尽管每一次调动道光帝都有充足的理由，但毕竟缺乏通盘的考虑。他的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道道圣旨，是其目光短浅所限。他从来就没有一种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前章所叙禁烟决策，又是明显的一例。

 尽管道光帝有着种种缺陷（本来世上也无完人），但若有智明识远的军机大臣相辅，仍不失为宽猛互济。可是从不认为自己尚有缺陷的道光帝，在军机的人选上，又采用了最最可怕可恨的“老实听话”的标准（是否“老实听话”又是另一回事）。他所信赖的曹振镛、穆彰阿以“多磕头，少说话”为主旨，战战兢兢，随伺如同伴虎。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帝意，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

 这么一种决策机制，这么一位决策人，从此视角检讨鸦片战争中的清廷决策，我们不难发现，其犯错误的概率极高。这是因为道光帝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全新的问题，根本就无祖制可守可循。

 由于清朝并无宰相，更兼清朝并无负责近代模式外交事务的机构和职官，巴麦尊照会由琦善进呈后，直接由道光帝批阅。8月19日，道光帝收到这份将近4000字的照会，当日并未发下，而是破例地留中一天，次日才发下军机。期间他是否垂询过军机，今已无从查考，但期间又批阅过其他奏章并颁下不少于9道的谕旨（内容从旅顺设防到旌表民妇不一），又可见之于《实录》。可见道光帝职守所在，公务繁众，心不能一。尽管他自称对巴麦尊照会“详加披阅”，但从他的时间和工作来看，必不能潜心研究。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两天之中，他的旨意完全转变了，整整180度，即由主“剿”而倾心于主“抚”。

 决策如此重大，变化又如此轻易。

 琦善主“剿”信念动摇的主因，在于目睹英军的“船坚炮利”，自忖不敌，这是英方完全可以想见的并希望达到的效果。而道光帝主“抚”意向的萌生原因，却是英方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的，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竟是巴麦尊照会的翻译问题。

 尽管巴麦尊对其照会的汉译提出了详尽严格的要求，但该文件的第一句话的翻译就有严重错误。道光帝看到的汉译本为：

 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对照英文，“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一语，原为“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 and redress”，若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此外，该文件还多处将“匡正”译为“伸冤”，“抗议”（protest）译为“告明”，“赔偿”译为“昭雪”，“要求”译为“催讨”，等等不一。

 如此重要的文件如此译法，实为难解之迷。<span class="" data-note="关于巴麦尊照会为何会如此翻译，我还不能解释其全部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琦善没有搞鬼。理由是佐佐木正哉在英国档案馆所抄的中文本，与琦呈的进呈本完全相同。我推测，义律久在中国，在中英文书的平等往来，费尽了心机。他完全明白，根据清朝的体制，有违悖字样的文书必定会被拒收。很可能因此而授意马儒翰等人在翻译中尽可能地符合清朝官方用语的习惯。对此，我还可以提出一个证据。1840年8月16日，他给琦善的“咨复”中，对翻译用语曾作一番解释：“且思两国风殊俗异，礼仪不同，或在咨文之内，偶有奇异之处，情所难免。而本公使大臣等，总求敬钦，乃英等常以老实直言论事，倘有所忤求，为见谅终者。”（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2页）这段话表现义律等人尽可能地不致出现“忤求”的愿望。">

 前面已经提及，道光帝除此照会外，还收到琦善进呈的懿律“咨会”中有“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和琦善奏折中称英军军官的“负屈之由，无以上达天听”的言词。所有这些，使英方的表现显得“情词恭顺”。毫无疑问，这些卑下的文句颇合“天朝”大皇帝的脾胃，使得道光帝由此居然将领兵上门要挟的敌凶，看作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

 从巴麦尊照会来看，前面约占五分之三的篇幅，是对林则徐广东禁烟活动的指控，后面才提出五项要求：一、赔偿货价（指被焚鸦片）；二、中英平等外交；三、割让岛屿；四、赔偿商欠；五、赔偿军费。如果我们用中国传统的“讨贼檄文”之类的文献作为参照系，巴麦尊照会显得不那么义正辞严。按照不熟悉西方外交词令的道光帝和琦善的理解，前面对林的指控，属于“伸冤”，后面的各项要求，属于“乞恩”。

 由于道光帝没有（也不可能）花许多时间来研究巴麦尊照会，更由于他头脑中的“天朝”观念使之不得要领，他对英方对林则徐的指控，印象比较深刻，打算予以“伸冤”；而对英方的各项要求，觉得荒谬无理，自忖不难严词驳斥，更况大皇帝之于外藩，本有权力“施恩”或“不施恩”。

 8月20日，道光帝发给琦善两道谕旨。

 第一道谕旨指示琦善如何“驾驭”“外夷”：一、对于英方的“冤抑”，告以将逐一访查，以折服其心；二、对于割让海岛，告以清朝准许英人通商已属“施恩”，不能再“致坏成规”；三、对于商欠，告以应由两国商人自行清理；四、对于“货价”，告以鸦片本属“违禁之件”，又已销毁，“不得索价”。而对于中英平等外交、赔偿军费两项，道光帝似乎没有能看明白或没有注意，未给予指示。此外，他对巴麦尊照会中的一个细节，即要求“赐令特派钦差大臣”前往英舰进行谈判，又格外注重，专门指示琦善：“至所请钦差大臣亲赴彼船面会定议，自来无此体制，断不可行。”

 第二道谕旨是让琦善向英方宣布的，谓：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这道堂堂俨俨的谕旨中，道光帝凌凌然十足“天下共主”之古风。最妙的是“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一语，居然给英军直接下起命令来。在这道谕旨中，道光帝还表示将派琦善为南下查办的钦差大臣。

 从这两道谕旨来看，林则徐倒运了。他当了替罪羊。

 如果仔细地追究起来，道光帝的后一道祸及林则徐的谕旨，很可能与林则徐的建策也有关系。

 1840年7月3日，林则徐奏称：

 若其（英军）径达天津求通贸易，谅必以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英国夷官啰咡啊????〔口德〕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藉可散其爪牙，较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藉口。（重点为引者所标）

 林则徐提出这一建策，事因有二：一是行商转呈美国商人之禀帖，称英军可能往诉天津。二是看到了英方的告示，内称“粤东大宪林、邓等，因玩视圣谕‘相待英人必须秉公谨度’，辄将住省（指省城广州）英国领事、商人诡谲强逼，捏词诓骗，表奏无忌”；“且大宪林、邓捏词假奏请奉皇帝停止英国贸易”。他由此而得出结论：一、英军的北上是为了“求通贸易”；二、北上的英军必定会全力攻讦自己。<samp>藏书网</samp>

 于是，林则徐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便主动要求钦派大臣来广东查办。他深知，自己的一切行动，尤其是英方公告中点明的“强逼”缴烟和“停止”贸易，都已请旨或是奉旨，皆有案可据，绝对清查不出什么问题来。而此时“边衅”已开，圣怒随时可能发作的情势下，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若道光帝仅仅听信英方公告中的一面之词，自己将百喙难辩。

 林则徐的这份夹片于8月3日到达北京，距道光帝8月20日发出谕旨，仅差17天。

 从字面上看，林奏中的“倘所陈系恭顺之词”可“优加怀柔”“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与道光帝的办法确有相通之处。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样明显地看出两人中的不同点：一、林要求将“?递词人”由内河送往广东，道光帝命令英军“返棹南还”；二、林要求派大臣来查明自己是否有罪，道光帝在未查清之前就宣布林“措置失当”；三、也是最重要的，林此时尚不知定海已经失陷，“优以怀柔之礼”应当理解为不必立即开枪开炮，而道光帝此时已倾心于主“抚”，将会出台一些给予英人的“优惠”政策。林则徐与道光帝之间，还是有原则区别的。

 毫无疑问，尽管道光帝此时已经答应英人将对林则徐“逐细查明，重治其罪”，但心中绝对清楚林属无辜冤枉，因而在谕旨中凭空加了一句为林开脱的话，“受人欺朦”，以便为后来的减轻罚处预留地步。可是，在他内心的深处，对此是不在乎的。为了解脱朝廷的困境，别说是冤枉，就是牺牲个把大臣，那又算得上什么？

 以上我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叙及道光帝因英方文献翻译错误显得“情词恭顺”而倾心于主“抚”，只是谈到了问题的表层。根据道光帝后来诸多谕旨和朱批，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此似乎仍有一个全面的考虑。

 最能反映道光帝的这种心思的，要数他后来在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折上的一段朱批，谓：

 朕立意如此羁縻，想卿亦以为然也。再本因办理不善，致彼狡焉思逞有以召之也。若再误之于后，衅端何时可弭？且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想卿亦必以朕之识见为是也。（重点为引者所标）

 如此之长的朱批，在道光一朝并不多见，活脱脱地表露出道光帝自以为得计而意气张扬的心情，也全盘地向我们透露道光帝主“抚”的层层原委。

 一、“衅端”不能及时消弭。

 道光帝根据邓廷桢和琦善的奏折，已知英军“船坚炮利”，水师非其对手，因而清军的战法只能是七省戒严，郡县有备。这种坐待敌方进攻的方法，不能及时全歼来敌，擒获敌酋，战争将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

 如果我们联系起在此之前道光帝处理的最大战事——平定张格尔之役，就不难理解他的用心。在那次战争中，张格尔初被击溃，逃往浩罕国，尔后数次犯边，至1826年，连陷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数城，南疆震动。道光帝由此看出一两次的胜利，不能彻底解决后患，决计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捉住首犯张格尔。正是在这种作战思想的指导下，清军在多次获胜后仍不罢手，数次深入浩罕。直到张格尔被槛送北京时，道光帝才真正放下心来。这种代价巨大擒贼擒王的战法，看起来笨拙，却一劳永逸，为南疆获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定。道光帝一贯强调实政，要求办事完美利落，不留罅隙。

 根据林则徐、裕谦关于英军不善陆战的奏折，道光帝误以为，在陆地上与英军对敌还是可以稳操胜券的。就在他命令琦善在大沽口“抚夷”时，得知英军在奉天（约今辽宁）海面游弋，于1840年8月29日谕令盛京将军耆英：“该夷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岸，则一无能为，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勇痛剿，使聚尔歼旃，乃为上策。”他的这种作战设想，还向江苏、山东等地官员交代过。

 然而，在道光帝的心目中，此役与平定张格尔之最大不同，在于无陆地可追。地面战斗的一两次胜利（当时地方官员已报有厦门，乍浦、崇明等处“击退”敌军），并不能算作是最后的胜利。如果在陆战中不逞的英军退至海上，南北窜犯，清朝势必要在全国几千里海岸线上部署持久的防御。这种看不到结局的战争，正是道光帝希望避免的。

 二、“国家财赋”经不起“消耗”。

 道光帝继位时，国库已不充盈。以后的张格尔之役、河工诸项，开支动辄以千万两计。由于“永不加赋”的祖制，更兼道光帝缺乏新的思路和胆略，他没有办法改善财政，多辟来源（此时似也非绝对没有办法）。因此，尽管道光帝心中极不愿意，但又不能不大开捐例，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开支（当时也有通货膨胀之虞）；而他最主要的对策，是厉行节约，从减少开支中谋寻出路。在清代11个皇帝中，他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花钱如同割肉。

 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事。至1840年，清朝的国库存银为1034余万两。这笔款项根本应付不了一次大的战争，更何况是旷日持久不知结局的战争。道光帝还指望用这笔钱来应付其他急需，也舍不得将之投入战争这一无底洞。

 后来鸦片战争的事实也证明，在战争前期，各地还能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到了战争后期，各地的军费主要靠捐纳来维持（详见第六章）。财政困难是道光帝在整个战争决策过程中遇到的一大恶魔，挥之不去，纠缠不清。

 三、英方的要求在于“贸易”和“诉冤”。

 尽管道光帝于1840年1月才正式宣布停止中英贸易，然因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英贸易的停顿实际始于1839年3月。由彼及此，历时已达一年半。然而，虎门口外的英国商船大多尚未离去，新的商船间有开来。由于林则徐和琦善的奏折，道光帝对英方迫切希望尽早地恢复贸易的企图，感受是很深的。

 由于巴麦尊照会及其他英方公文，言辞直攻林则徐，坚决地反对禁烟运动，道光帝误以为，前来“诉冤”的英军，本是冲着林则徐的。

 由此，道光帝自以为窥破了英方的底蕴。他从最最直接的反应出发，认为此次中英关系恶变，对清朝而言，在于三点：一、林则徐禁烟；二、鸦片被焚；三、停止贸易。那么，只要清朝惩办了林则徐，恢复贸易，最多再在“货价”上作一些小小的让步，就已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也就是说，只要清廷取消了1839年3月之后的一切对英不利的措施，中英关系就应当自然而然恢复到1839年3月之前的局面。以这些让步换取避免战争，道光帝认为是合算的。

 至于巴麦尊照会中提出的各项要求，道光帝本来就不觉得是应还之债，只是“英夷”藉故而“乞”非分之“恩”，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心上。从后来的谕旨和朱批中，我们还会发现，他甚至都忘记了（详见第四节）。

 道光帝完全打错了算盘。只要看看巴麦尊照会中的出价，就完全可以断定，道光帝的主“抚”政策注定失败。而他自以为在陆路还能取胜、国库中还有一点银子，也就为他交易不成重新主“剿”铺通了道路。

 道光帝不无豪迈地写下“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时为1840年10月13日。此时英军已果如其命，“返棹南还”了。

 8月22日，琦善收到道光帝决意主“抚”的两道谕旨后，立即派人寻找正在山海关一带游弋的英军舰队，告知大皇帝已有“恩旨”，“速来听宣”。此后的20多天里，他与英方的往来照会共达10通，并于8月30日在大沽海滩的帐篷里与懿律和义律直接面谈。在最初的日子，他听到一位“通事”（翻译）的“私相吐露”，感到英方“似有愧恨之心”，自觉尚有把握；然而后在长达6小时的直接谈判中，争吵的声音一直传到帐外人的耳中，又觉得事情不那么好办。尽管他内心清楚，以武力对抗并非善策，但在谈判一无进展之时亦决定，若英军登岸滋事也只能“开炮轰击”。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9月13日，他同时发出两道谕旨，据“理”辩析，劝懿律等南返；两天后，英军竟然真的同意了。

 懿律和义律所以同意南下，是因为长达一个多月的交涉毫无结果，如此无基地的海上漂泊不知将结束于何时；北方的军情、地理不熟悉，贸然进攻感到没有把握；更何况季风将要过去，北方冬季海洋冰冻，将给舰船的行动带来不便。于是，他们改变手法，曾在9月1日的照会中提出清方先允诺部分要求（赔偿烟价）作为南下的条件。

 琦善在会谈和照会中，感到烟价一事绝不会轻易了结，奏折中也数次提起。而他在9月13日的第二道照会中，对此答曰：“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自必颜面增光。”<span class="" data-note="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3页。查此通照会，与琦善进呈本相较，差异甚多。按琦善进呈本，在“要必使贵统帅有以”之后，还有一短文字：“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亦可伸雪前抑，缘恐空言见疑，为此再行照会贵统帅，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65页），两者为何出现此种差异，尚待考证。就文字而言，琦善进呈本更通顺一些，意思也明确。但这里讨论的是英方对此的反应，故采用佐佐木正哉的抄录本。又，佐佐本正哉的断句为“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似为误点，改。">用“天朝”语言的角度来看，琦善这一段答词，似乎没有承担赔偿烟价的义务（至少也不符合英方“奉御廷明示”的要求）；但若从西方的外交词令来看，又似乎已承担了义务。“天朝”与西方的话语，本来就有相当大的差距，致使此后的谈判，屡屡出现此类问题。依据懿律和义律的理解，琦善已同意赔偿烟价，在复照中称：“是为货价之所以必行偿还”，“本大臣等接文，将大见安慰”，于是立即率军南下。而琦善的真实用意，其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

 一面恪遵谕旨，示以烟土本系违禁之物，既经烧毁，在大皇帝断无准令偿价之理。复因该夷曾向委员有只求可以复命之说，故臣仰体密谕，作为出自臣意，以经钦差大臣秉公查办后，总必使该夷有以登复该国王。另给公文，隐约其词……（重点为引者所标）

 按照琦善的这一说法，9月13日他给懿律的两道照会，前一道是朝廷的正式答复；后一道是据道光帝“相度机宜”的谕旨，以直隶总督的身份进行劝告的“说帖”。此时道光帝尚未同意赔偿烟价，琦善虽有此心，但也不敢承担义务，故“隐约其词”。<q></q>

 可是，就我们看到的这两份公文来说，格式完全一致，起首有“为照会事”，结尾作“须至照会者”等语，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虽说“照会”这一公文格式也有琦善的创意，<span class="" data-note="据我所见，“照会”一词成为西方正式外交公文“Note”的中文名词，始于此时，尽管意义还不很明确。1841年8月11日懿律致琦善的“咨会”（此名词显然模仿当时中国官场的平行文书的称谓）中称，要求派人接受“大英国家照会一文”，这似乎为“照会”一词的首次出现。1840年8月15日，琦善“札复”懿律，在末尾中使用了“须致照会者”。1840年8月28日，琦善给懿律的公文中，起首写道“为照会事”，末尾写道“特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咭唎国统帅懿”。很可能英方觉得此种公文格式不错，亦如此写。此后双方的公文皆用此种格式。">也为当时中英平等文书的往来找到了一条出路；但他毕竟没有近代外交知识，分不清对外国说来，朝廷或直隶总督都代表政府，都应承担责任；个人的“说帖”不应由官方名义出现。无怪乎懿律等人将后一道名为“照会”实为“说帖”的文书，当作正式的答复。而且，退一步说，即便是“说帖”，琦善这种“隐约其词”的方法，又哪里像是办理近代外交的模样？

 然而，对道光帝说来，英军的南返，无疑证明其主“抚”决策已明验大效，就连由琦善进呈的懿律和义律的照会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兹据贵爵阁都部堂钦奉谕旨，令为南回粤省，本公使大臣等，即将依照而行。”（重点为引者所标）明确表示对大皇帝的“恭顺”。同时，他还因为琦善善体其意，晓谕开导而建奇功，又在琦善9月13日的第二道照会上朱批：“所晓谕者，委曲详尽，又合体统，朕心嘉悦之至。”9月17日，他一面由内阁明发上谕，命琦善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一面由军机字寄上谕，让琦善料理完结大沽口诸务后，“迅速来京请训”。

 有论者将道光帝、琦善等人此期的主“抚”，概括为“投降”，并引申出“投降派”的种种说法。我以为，此论似缺乏历史感。

 就中文的本义而言，“抚”指的是“抚慰”、“安抚”，有时也作“据有”讲，如当时的一句套话，“大皇帝抚有万邦”。在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术语中，“抚”的意义大抵相当于今日的“和”，但其中又有重要且微妙的差别。“抚”与“羁縻”可以互通互换。它是指中央朝廷对各地的造反者和周边地区的民族或国家，采取妥协的方法来达到和平，其结果不外乎对受“抚”者作出一些让步，并加官晋级。它有着由上而下，居于主动的地位，也意味着受“抚”者对施“抚”者的臣服。施“抚”者与受“抚”者在地位上有高下之分。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历史中，“抚”就如同“剿”一样，是帝王们交并轮番使用的两种重要手段。一般地说来，可战而胜之时用“剿”；战而不能胜时则用“抚”。用“剿”时命将出兵，讨而伐之；用“抚”时往往换马，诿过于主管官员（实为替罪羊），另宣大皇帝新“恩”，以能循归常态。无论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仅在清朝的历史上，“剿”与“抚”都有诸多的实例和经验，道光帝也知详用通。

 按照儒家的理论，大皇帝是“天下共主”，对于“负屈”的外藩理应为之“伸冤”，方显得大公至正。按照清朝的实践，英国本属“化外”，若非问鼎中原而一时难以“剿”灭，作一些迁就，宣示一下大皇帝的浩荡皇“恩”，也不失为是一种恰当的解决方法。

 由此可见，道光帝此时主“抚”，全可从祖法祖制中找到根据，非为无来历，“抚”与“降”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巴麦尊要中国伏“降”，道光帝却要英国就“抚”，今人看来实属荒谬，然当时决定“抚”计和执行“抚”策的道光帝和琦善，却感到道顺理合。９９lｉｂ?

 1840年10月3日，第二位派往广东“查办事件”的钦差大臣琦善，在面聆圣训后，踏征途，出京南下。道光帝究竟对他讲了什么，今天成了难以查清的谜；但道光帝先前的一道谕旨，又似可全部概括其使命：“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毫无疑问，这道貌似全面的谕令，如同先前的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一样，又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悖论。在琦善一行仪仗前驱摆队列班的威风之中，我们可以隐约看见，5个月后，他披枷带锁兵弁押解原道返回的身影。

 英军南下了。

 琦善也南下了。

 北方的危局消弭之后，道光帝对自己的“驭夷”能力产生了虚假的估计。为了使英军顺利南下，他根据英方的请求，下令沿海各省不必开枪开炮，以免再战。为了节省军费，他收到山东巡抚关于英军已过山东洋面的报告后，急忙下令沿海各省酌撤防兵。尽管此时定海还在英军的手中，但全国紧张的局势也似乎在表面上已平静下来，他估计战事即将结束。<span class="" data-note="1840年10月23日，道光帝收到闽浙总督邓廷桢的奏折，要求拨银15万两作为军费。结果他由内阁明发上谕进行驳斥：“现在该夷仅只防守，并未敢四出滋扰，邓廷桢等所称腹背受敌，未知所受何敌？该夷因闽浙疆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现在特派大臣赴粤查办，不日即可戢兵。邓廷桢等所称该夷猖獗，不知在何处猖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525页）内阁明发上谕与军机字寄上谕不同，后者是保密的，前者是公开的。道光帝对战争前景的乐观估计，势必会影响清王朝内大小臣工。">在一派踌躇满志之际，他又忽然想到当时主“剿”时的忙乱，觉得是一场虚惊。如果早日收到英夷“伸冤”的投书，如果早日相机办理速定主“抚”大计，那又何来此等许多周折。为此，他越想越恨，不免圣怒大作。10月7日，他下令将已革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拿问解京，交刑部审讯，罪名竟然是拒收“夷书”！<q></q>

 在专制社会中，独裁者原本可不用讲道理的。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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