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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下午，在锦州北部松岭山脉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十几辆马车正由北向南驶来，车上坐着的大多是妇女和孩子。在队伍最前头的那辆马车上坐着陶杏生，她抱着女儿秋文，皱着眉头，抿着嘴唇，侧耳细听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从炮声来看，战斗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随着离锦州城越来越近，她的心就越揪越紧。她不知道战斗的结果，也不知道丈夫的死活，她现在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尽快见到丈夫周太暄。坐在陶杏生身旁的是邢长城的妻子龚玉玲，她怀里抱着儿子邢南岗。龚玉玲看出陶杏生心里十分紧张，她安慰陶杏生：“杏生，别太担心，你家老周和我家老邢是地方干部，不是攻城部队，应该不会有太大危险。”龚玉玲小时候练过武术，抗战时期曾是河北省农村一个游击队的队长，她会使双枪，以胆大泼辣闻名。
陶杏生说：“这我也知道，不过，你听这炮声，炮弹不长眼，谁知道它会落到什么地方。”
龚玉玲点点头，她虽然参加过几次小型战斗，但还从来没听见这么大的炮声，简直和打雷一样。其实，她的心也悬着，她知道枪炮不长眼，她在心里默默地为丈夫祈祷。
大约三点多钟的光景，马车转过一道弯，车夫停下车，扬鞭指着眼前的那片平原说：“看，那就是锦州。”
众人喊叫着跳下马车，站在山路边，俯瞰远处的锦州城。
远远望去，在群山环抱之间有一小片平原，模模糊糊的可以看到片片房屋和一座高耸的古塔，还有两条闪亮的河流，由北向南，蜿蜒流入大海；不时地，可以看到平地里冒出一股股冲天的浓烟，接着传来隆隆的炮声。
这时，警卫排高排长跑了过来，他大声问车夫：“为什么停下来了？”
车夫指着前面说：“锦州到了。”
高排长往锦州方向看了一眼说：“快赶路，天黑前我们一定要赶到锦州。”
马车队在晚上六点多种赶到锦州城北门，高排长安排大家原地休息。
陶杏生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地上是一个个深深的炮弹坑，空气中漂着硝烟和血腥，路上是从城里押出来的国民党俘虏，路两边倒着无数的伤兵，他们在撕心裂肺地嚎叫着……
辛文章把陶杏生带到一个炮弹坑旁坐下来，他从挎包里拿出窝头递给她：“陶大姐，吃点东西吧。”
陶杏生问：“还有水吗？”
辛文章摇摇军用水壶，“还有一点，”他把水壶递给陶杏生，“你喝了吧，喝完我再去打。”
陶杏生把水壶放到周秋文干裂的小嘴旁，一点一点地把水倒进孩子嘴里。她摸了摸孩子的额头，自言自语道：“这么热，这孩子可能是病了。”
辛文章说：“大姐，我去搞点水来，秋文可能是缺水了，多喝点水就会好的。”说罢，辛文章往城里跑去。
这时，天边出现了几架飞机，接着，远处传来隆隆的爆炸声。
高排长跑来，他一边跑边喊：“大家注意啦！敌机轰炸，赶快躲到炮弹坑里去！”
高排长跑到陶杏生身边：“陶大姐，快下炮弹坑。”说着，他接过周秋文，下到旁边那个足有两三米深的炮弹坑底。
安排好陶杏生，高排长说：“你们就在这个炮弹坑里待着，哪也别去，等飞机走了我来接你们上去。”说完高排长爬出炮弹坑。
高排长刚走，又有十几个同志躲进炮弹坑。
一会儿，辛文章回来了，他看了一眼说：“陶大姐，这里太挤了，我看见龚大姐和赤峰来的同志都在路那边的弹坑里，咱们也过去吧。”
陶杏生说：“高排长说就待在这里，哪也别去。”
辛文章说：“没事儿，我看见高排长了，咱们还是过去，大家在一起也有个照应。”
陶杏生点点头，随辛文章爬出炮弹坑。他们离开不久，一颗**就在刚才那个弹坑爆炸，飞机扔完**，掉头向西方飞去。
高排长飞奔而来，他扑倒在陶杏生刚才待过的炮弹坑上，用手拼命地扒着。覆盖在弹坑上面的土非常松软，高排长不时从里面扒出一块衣服碎片，或是一截残肢断臂，挖着挖着，高排长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周太暄从城里赶过来，他找到高排长，“看到陶杏生了吗？”
高排长指着弹坑呜咽道：“她们母女就在这个坑里。”
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周太暄惊呆了，望着被**翻过的土地，看着泥土中的残肢断臂和破碎的布片，他的泪水涌了出来，他揪着胸前的衣服，内心仿佛被痛苦撕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爱人和女儿就这样死去，他感觉整个世界都暗了下来。
“文暄！”有人在周太暄后背击了一掌。
周太暄回头一看，看见陶杏生正抱着女儿调皮地冲自己笑。
“你们还活着？！”周太暄张开双臂，将妻子和她怀中的女儿紧紧搂进怀里。他们夫妇开心地笑着，眼里流下幸福的热泪，只有小秋文依旧昏睡。
周太暄激动地喃喃自语：“都活着，我们一家人都活着！锦州解放了！解放了！”
陶杏生抿着嘴角幸福的泪水，声音颤抖地说：“是的，解放了！我们胜利了！”
第二天，周太暄一家参加了部队入城仪式。陶杏生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和周太暄并肩走在锦州的大道上，他们夫妇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自豪，他们的小女儿秋文歪着头躺在母亲怀中熟睡。
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个年轻人，三十三四岁，矮个子，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也激动地随着欢迎的人群热情地欢呼着。他叫路广田，锦州城有名的儿科医生，陶杏生怀里的孩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儿科医生的职业敏感让他觉得孩子有些异常，在锣鼓鞭炮的喧嚣声中，这个孩子怎么睡得这么沉？
路广田分开人群，快步来到陶杏生面前，他关切地问：“同志，孩子是不是病了？”
陶杏生说：“孩子可能在路上着凉了。”
路广田用手摸了摸周秋文的额头，热得烫手，他吃了一惊：“这孩子病得非常厉害，我是儿科大夫，请赶快跟我走。”
周秋文被送到了医院，经检查是急性肺炎。经过路大夫一个星期的精心治疗，小秋文康复了。
女儿出院那天，路大夫看着周太暄夫妇有些责备地说：“小秋文得了急性肺炎，再烧下去，即使活下来了，也可能成为痴呆儿，你们做父母的也太大意了！”
陶杏生天真地问：“这么小的孩子也会得肺炎？”
路大夫被逗乐了：“孩子虽然小，她也有肺呀！”
陶杏生不好意思地笑了。
周太暄紧紧地握着路大夫的手说：“路大夫，这孩子的命是你捡回来的，真是太感谢你啦！”
不久，周太暄被任命为锦州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兼书记。到任后，周太暄发现学校师资和校舍严重不足，两个主要专业中文和数学都缺乏骨干教师，系主任的位置都还空着。
最让周太暄头痛的是中文系主任的人选，东北受日伪长期统治，中华文化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想找一个国文功底深厚，道德文章俱佳的人物绝非易事。
有人向周太暄推荐了卢书安先生。卢先生原来是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卢先生流亡到北京任教，后来老母病重，他返回锦州。伪满**曾请他出来教书，他拒绝了。迫于生计，他开了个杂货店，勉强度日。
推荐人对周太暄说，卢先生是本市国学界难得的人才，如果能将他请来，锦州师范语文教育振兴有望；不过，卢先生这个人恃才傲物愤世嫉俗，请他出山不是件容易的事。
几天后，周太暄驱车前往卢先生家。吉普车在卢书安的杂货铺门前停下来，周太暄跳下车，来到门口，门关着。周太暄四处看了一看，卢先生家位于杂乱的闹市，是一栋低矮的红砖平房，红砖已经退色，窗户上的油漆已经斑驳，门边挂着招牌，上书“书安杂货铺”。“书安杂货铺”几个字写得苍劲有力，周太暄看了，不禁暗自叫好。
周太暄敲敲门，门开了，一位穿灰布长衫，须发灰白的长者前来开门。看见一身戎装的周太暄，长者狐疑地上下打量着，他淡淡地问：“长官是要买货么？”
周太暄连忙自我介绍：“您是卢先生吧？我是师范专科学校的，我姓周，能让我进去谈谈么？”
卢先生的目光从周太暄身上移向屋外，看到了停在外面的美式吉普车和腰间佩戴手枪的司机小廖，他冷冷地回答：“我一个卖货的和长官大人有什么好谈的？”
周太暄感觉到了卢先生的敌意，他亲切地说：“卢先生，我们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卢书安低垂双目，声音仍是冷冷的：“共产党，国民党，对于政治我是一窍不通，我就这么一个小生意，如果你们觉得需要共产，拿去好了。”
周太暄笑了：“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共老百姓的产，而是要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产，对于人民通过劳动所得到的财富，我们共产党是给予保护的。关于共产主义我们以后再讨论，我今天来是想请您出山，到师范专科学校去教书。新的中国即将建立，我们需要培养千千万万的建设者来建设这个新中国。卢先生，我已经听说了您的经历，我敬佩您。面对日伪**，您不为五斗米折腰，宁肯开杂货铺，也不为汉奸**工作，您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英雄。现在人民解放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就要出现在世界东方，现在是您出来的时候了，人民需要您，您也需要学生，也需要一个发挥自己才干的天地。卢先生，来跟我们一起干吧！”
卢先生没有说话，但周太暄看到了他厚厚镜片后面闪动的泪花，他的手在微微颤抖。过了一会儿，卢书安抬起头，沧桑的目光透过镜片仔细地审视着周太暄，周太暄脸上带着真诚的微笑，目光里闪着期望和热情，卢书安很久没有见过这种目光了，这是一种充满着无限生机的目光，这是一种难以拒绝的目光，卢书安慢慢地抬起了手，轻轻地说：“请进来吧，周先生。”
周太暄和卢书安谈了很久，他们谈古论今，谈了新中国，还谈了语文教学的心得和思考。总之，这次谈话使卢书安冷却的心又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火焰。到周太暄离开时，卢书安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恨不得立刻回到久违的讲台。
不久卢书安来到师范专科学校，成为中文系的主任。
中文系的领头人有了，数学系主任的人选还没有确定下来。原来的系主任叫孟君儒，他的数学水平虽然很高，但由于历史问题，现在还在家里呆着。
孟君儒毕业于日伪满洲建国大学，满洲建国大学俗称新京建国大学，是伪满洲国的最高学府。根据伪满洲国规定，建国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即可做官参政，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孟君儒是建国大学数学科的高才生，数学科毕业后他又选学了哲学，可以说是文武双全的人才，不过孟君儒毕业后没有选择到伪**从政，而是选择到师范专科学校任教。
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接管东北，孟君儒以其出色的工作得到了赏识，曾担任三青团区队长。
孟君儒的背景确实有些复杂，一个在日本人和国民党时期都很吃得开的人能跟新中国一条心么？周太暄心里很矛盾，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去会会孟君儒。
孟君儒家住在学校的宿舍，宿舍在学校南边，是一排红砖瓦房。来到孟君儒家门口，周太暄敲门，出来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女子，她剪短发，红扑扑的脸上带着淳朴的笑容。
周太暄估计这位应该是孟君儒的妻子，便笑着问：“请问孟君儒先生在家么？”
女子笑着把周太暄往屋里让，一边冲着里屋喊：“君儒，来客人了。”
听到喊声，里屋的门帘被掀开，一个男人探出头来，看见周太暄，他笑着问：“请问您是？”
“我姓周，是学校的新校长，你是孟君儒先生吧？”
“先生不敢当，叫我孟君儒吧，周校长，您请进。”
孟君儒一边客气地把周太暄往屋里请，一边对妻子说：“立秋，给周校长倒杯水。”
周太暄见孟君儒的妻子已经有孕在身，便连忙劝阻：“别客气，我刚喝了水过来的，不渴。”
周太暄随着孟君儒走进屋子，屋里有一铺炕，一张大桌子，一个装满书籍的书柜，两把木椅子，屋里很乱，炕上、桌子上、地上、椅子上，到处都是书。周太暄左右一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孟君儒有些不好意，他自嘲地说：“我这个家就像个猪窝。”
周太暄笑道：“猪窝好呀，家字不就是上面一个房子，里面一只猪么。”
孟君儒听罢哈哈大笑：“看来我有知己了，我也是这么看的，有一个房子遮风避雨，里面再养上一群小猪仔，就是一个家了。”
周太暄被逗得哈哈大笑。
这时，孟君儒的妻子宋立秋端着一杯热水进来，她笑着对周太暄说：“周校长，您喝水。”
周太暄接过水杯。
宋立秋转身把散乱的书往书柜里放，嘴里还嘀咕着：“我家老孟呀，就是喜欢把书摊得满屋都是，我说他还不听，说这样看书方便。”
孟君儒笑呵呵地对妻子说：“你说的很对，读书就是要随时随地，小时候，妈妈做饭，我就在旁边帮妈妈拉风箱，我一边拉风箱，一边看书，我的书就是这么读出来的。”
周太暄颇有兴致地看着他们夫妇，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他感觉到一丝家庭的温馨。周太暄打量着孟君儒，他相貌堂堂，身高一米八多，宽宽的额头，一双睿智的眼睛，讲起话来面带笑容，从容不迫。
很快，桌子和椅子上的书收拾干净了，孟君儒搬过一张椅子让给周太暄坐，他自己坐到桌子另一边。闲聊几句，孟君儒开始谈起他的身世。
孟君儒出身贫寒，从小就对数学发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但家里实在太穷，小学没毕业时就交不起学费了。多亏了大伯的资助，他才读完中学。中学毕业后，孟君儒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建国大学数学科。
在建国大学数学科，孟君儒的成绩又是出类拔萃，数学科结业时，日本人提出让孟君儒到东京大学继续深造。日本人很看重孟君儒，但孟君儒心里对日本人非常不满，他受不了日本人骨子里对中国人的蔑视。他以母亲年迈为理由拒绝去日本，并选择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二专业。孟君儒不仅接触了西方哲学，还读了许多日文版的河上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从建国大学毕业后，日本人请孟君儒到伪满洲国教育厅做官，孟君儒说自己喜欢学生，希望当一名老师，最后去了满洲国锦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孟君儒到师专不久日本人就投降了，后来国民党接管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那时候孟君儒打心眼儿里高兴，日本人垮台了，中国人自己的**回来了，他真心地拥护中央**，希望为中国贡献自己的才华。他拼命地工作，迅速得到提升，从数学教师到数学系主任，后来又兼任教务长。国民党认为孟君儒是党国将来管理东北所需要的优秀青年人才，为了在政治上培养他，他们让孟君儒担任了三青团区队长。
孟君儒开始干的也很卖力，可不久他就对国民党感到失望。腐败迅速在各个领域蔓延，社会充斥着享乐颓废的风气，孟君儒渐渐地感到窒息，感到绝望。他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锦州解放前夕，他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献上了自己亲手绘制的城防图纸。
孟君儒感叹道：“我今年二十七岁，虽然年纪不算大，但经历了日本人、满洲国、国民党的统治。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由皇帝和官僚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民国**本质上还是由蒋介石为首的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本质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人民这种社会里处于被统治地位。这种把人按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分成三六九等的社会，是不平等，不公正，不人道的社会。我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人类社会从奴隶之开始，进入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接下来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孟君儒的一席话令周太暄非常吃惊，他没想到孟君儒对马克思主义有这么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还读过河上肇先生的文章，这一点让周太暄感到特别亲切，当年李仁送给他的那本《资本论入门》就是河上肇先生所著。
这次见面，孟君儒给周太暄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周太暄认为孟君儒说的很真诚，他有有思想，有深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周太暄甚至有一个预感，这个人可能不仅仅是自己业务上的帮手，还可能成为一个能在思想上深度交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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