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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不仅认识的字多,而且字写的也好看,既工整又大方,会好几种笔法与字形。在小屋东间北墙上那个有一张姥爷抱着一岁的我的照片的旧木相框旁,挂着一支细毛笔,那是姥爷以前记写东西用的,他曾用这支毛笔教我怎么握毛笔写字,在见到我对那只笔感兴趣时,三个指头放在毛笔一侧,大拇指顶在另一侧,于食指与中指的三分之二处,我学会了拿法,却没学会他那赋字以刚正飘洒的写法。
现在他不用毛笔了,用铅笔、圆珠笔或黑色签字笔,从衣橱的抽屉里或衣橱顶上的针线盒里拿出一个本子记账,靠着炕沿半蹲跪着,手肘撑在炕上,眼睛眨巴着,脑子转着,嘴巴也时不时动几下,在本子上写下一个又一个工整的字体。姥娘虽不识几个字,但会凑近看着他写,问句“你在写什么”,姥爷就说在写什么记什么,她便像个小孩似的继续看着他写。
姥娘识字的途径有两种:一是从药盒上识字。因为他的病需要每天都吃药缓解,所以炕的一边放着一堆关于心脏病、高血压等的药盒,加上大家平时不让她下炕干活(不过她经常偷偷下炕干活,导致累的住院),可能闲着实在无聊,便钻研起药盒上的字来。她会把不认识的字用铅笔在下边划个线,等去人时便拿起药盒问那个字念什么,有些很小的字她没法划线,则会记住那个字长什么样,问人时艰难地在一行行小字间找着那个“形样字”。二是若她的哪个孙子外甥放在炕上一本书,她也会拿起来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记着,遇到认识字的人就问,很难想象她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不停地学习认字。姥娘跟我们说,小时候她上过学学过字,不过那时候的学校不叫学校,而叫“夜校”。因为只有在晚上上课,白天老师学生都没空,忙着去田里割草喂猪,在地面上晒地瓜干,到了晚上,姥娘说,她就带着两块瓦片学字去了,用一块瓦片写在另一块瓦片上,在抹去,再写。说得来了兴头,姥娘还给我们背起“小清河,长又长……”
我两岁左右便有了模糊的记忆,很模糊,就像是胶卷底片上的那种影像,不过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四岁时,姥娘还能从小屋走去二舅家拌料喂猪,带着我和小宏两个小孩。听妈妈说姥娘年轻的时候还很能抽烟,甚至比姥爷还迷,后来因为自己的病才戒了。那时姥爷在辞去大队长之职后,整天用那辆大梁单车载着姥娘四处寻医看病,买各种药,直至今天,姥娘的病情还在加重,还得整天吃药买药,姥爷这个急性子难免窝火,一急就呵斥姥娘。妈妈说姥爷就是太逞能了,有难解决的事也不跟儿女说。确实,姥爷这个面子强的大男子主义者,什么事都喜欢自己撑着,本来应该属于尤其是儿子们的一份责任也自己来承担了,当然,这不全怪他。
我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姥娘又病重住院,姥爷又一个人在那儿照顾。我和妈妈还有小宏一同去看望,上了三层楼找到那个病房,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靠墙的那张床,姥娘躺在上面,两眼紧闭;姥爷剃了个光头没戴帽子坐在一旁的凳子上削苹果,看起来黑了不少,瘦了不少。见有人进来,抬头一看是我们,脸上绽出一种很僵硬又很欣慰的笑,一手拿着未削完的苹果,一手拿着刀子,站起来,说了句:“来了”。妈妈应了一声,坐在病床旁,问姥娘的病况。
“还是那样,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可能好了点。”
此时姥娘疲倦地睁开了眼睛,慢慢地把头转向我们,我叫姥娘,小宏叫奶奶,她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显得很痛苦。闭了一下眼,停了两秒左右又睁开看着我们。我问是不是嗓子疼啊,“心脏疼,脊梁疼,胳膊疼,哪里都疼”,姥爷无奈又有些愤懑地说,“17号晚上两点了爬起来嚷嚷着这里疼那里疼的,嚷嚷着喘不动气”。
姥爷或许太烦闷了才会抱怨,也或许在心里压抑了太久说出来才好受些,毕竟除了大家一起把姥娘送去医院那晚,之后就把姥爷自己扔在那儿陪床。
有人去替一下,姥爷就可以离开一会儿,出去抽根老汉烟,这对他来说就是放松放松,解解郁闷了。
中午妈妈、我还有小宏要去医院对面的超市买饭,姥爷一直说少买点就行,上次小梅送的饭还没吃完,“买够你们吃的就行,俺俩吃不多”。
妈妈买了一些馅饼和小菜,特地给姥娘买了半斤多水饺,说她咬不动馅饼。过马路回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每次姥爷出来买饭时都得小心看好左右来回蹿的车才好走到对面,虽然身体还可以,但那么大年龄了,实在为他捏汗担心。好的是他来回穿马路买饭的次数不是很多:一是小梅姐经常去送饭,二是姥爷在医院待久了难受,有人去替班时他会用老年卡去坐那免费的公交回家办点事、透透气,再回医院的时候一般会带几盒饼干,几袋牛奶,有时吃饭就和姥娘吃这个,也是为了省钱。
住院时,两个老人我都为他们担心,姥娘每次都是被病痛折磨的受不了了,半夜爬起来吃药的情况下被送去的医院,而姥爷每次都得受折腾。住院时的费用一般都是由自己先付上,而后再由自己的儿子们补给他,自己的钱就是平时打零工扫大街一点点攒的。另外,陪床大多都是自己陪,儿女子孙们都忙,没时间。这段时间应该是最折磨他的,怎么也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一般这个年纪的老人不是在家理理园子、打打牌,就是拿个马扎整天到街上闲坐,几个人聚在一起聊聊天,总之,就是安心养老了。姥爷却没这么幸运。
等姥娘出院回家后他还要再经历一段“苏醒期”,因为姥娘这种病一住院就得半个月以上,姥爷几乎天天在那儿陪着,天天在城市的医院里,回家后要渐渐融回到乡村中,正如他经常所说的:“就像是被人用粗棍抡了一下似的”。
当然,铁人也有倒下的时候。姥爷也曾抑闷出病,也曾在干活时闪到腰,可幸他足够的乐观与坚强,身体与同龄人比起来也还算是硬朗,也渐渐的学会了知足。每次提起他年轻时一腔热血去闯青岛的时候,他都会以当时村里一同前去的四个人如今就只剩下他自己还活着来结尾,然后用嘿嘿哈哈的笑把这句话给自己引发的情感掩饰在心里。
工作和父母哪个重要?如果这是一道选择题,肯定大多数人会选择父母,可如果放到实际中来,大多数人做出的则往往是相反的另一个选择。仗着姥爷尚能拖着强硬的身躯在医院给姥娘陪床,他的儿女们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忙于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即使去探望,也只是象征性地待上几分钟便匆匆走掉,殊不知,这种快节奏正使亲情不断减淡。在这点上,我知妈妈是例外的,每次姥娘住院她都要拿一半的昼时陪在那儿,我承袭了这点,会一直把孝放在首位;而我认为现在不孝的人,将来是没有资格埋怨自己的孩子不孝的,毕竟“榜样”是自己做的。有一次我买了一斤炸鸡叉,去小屋跟等在那儿的妈妈一块回家,我问姥爷吃不吃炸鸡叉,好给他放下一些,他笑着摇头说不吃,我也就没再礼让。回家后妈妈跟我说我应该直接从饭橱找个碗给姥爷和姥娘夹出几块炸鸡叉放里面,他说不吃,实际上是想吃的,我一听就立即明白了。姥爷每次在医院陪床其实也很需要有个人去换换班,替他一下,虽然去了人他会说自己就照看了,不用老麻烦来。做父母的不都这样嘛。
姥娘出院后,我和妈妈还会隔三差五地去小屋探望。有时候姥爷不在家,问姥娘他去哪儿了,如果说上菜园去了,那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他回来了;如果说出去耍去了,那一两个钟头都见不到人回来。姥爷好串门聊天,尤其是刚从医院回家那阵,这应该是他从村里获取自己离开这几天信息的途径,回来后便忙着烧火做饭,并一边跟我们分享着自己刚刚获得的“情报”。“谁谁家没有了(去世了)”、“谁谁家前天又上了院”、“谁谁家他儿结婚了”,姥娘听不清就一个劲地问,姥爷说了好几遍直到朝她大声喊她才听清楚,听清后便知足了。然后过了一小会儿再跟我诉苦,不光是我,跟她的其他孙子外甥也经常诉,说自己现在听不清人说话,聋,都是有一年姥爷想吃油饼,她用大锅烧火做油饼时烧草里突然响了个爆仗,把她给震聋了,怪罪不知道哪个小子把爆仗扔到烧草里。让人无奈又想笑。
多亏了姥爷长久以来耐心的照顾,一身病的姥娘才能撑到现在;多亏了两个老人相互扶持相互陪伴,生活才得以驶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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