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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非王朝，是由宗教支持的、有相同信仰的部落联盟，打败白羊瓦王朝和波斯其它部落建立起来的王朝。在这一过程中，以思想的统一性为纽带，维持不同部落之间的合作，进而完成了统一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伊斯玛仪是各方势力共同认可的这么一个共主。
但是权力就是权力，王权就是王权，对王权能够产生最直接威胁的势力，也只有当初支持王权的红帽军部落贵族军事力量。
在之后的几代人中，都是以打击红帽军部落军事贵族为主，同时加强王权的专制统治。
王权依靠的力量，就是合法的暴力权及财政权。
加强军队的建设、全国范围进行征税，就是加强这两项权力的措施。
而取消分封给红帽军部落军事贵族的领地，则进一步削弱了红帽军的势力。
在解决了红帽军部落军事贵族后，一直支持王权的教权便成为王朝的第二号势力。
红帽军部落军事贵族强势的时候，可以进行摄政；红帽军部落军事贵族弱势时，教士也想进行摄政。
萨非王朝几代人解决了红帽军部落军事贵族后，后任继承人对于教士阶层的教权却无能为力，导致了萨非王朝后期教士摄政的问题。
由于萨非王朝的统治者，没有能力改变教权授予合法性问题，促使教士阶层在王权与红帽军军事贵族几代人的争斗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在萨非王朝时期，王权、教权、部落军事贵族是最主要的三股势力。
三股势力互相争斗，伴随着其它部落的入侵，导致分封王朝的结束。
萨非王朝时期的统治者，虽然进行了君主专制的建设，但是依然没有完成，由分封部落王朝国家向君主专制国家转变。
萨非王朝的统治者，始终没有建立起由上到下的一套王权管理体系。
王权没有做到的事情，教权做到了。
教权依靠授予王权合法性的地位，获得独立的经济来源，建立了一个遍及波斯的众多宗教场所。
可以有效的影响波斯底层，这种影响跨越了民族和部落的界限，这一网络本应该是由王权完成的。
萨非王朝的末期，被打压的红帽军部落再度活跃起来。
各地都是部落军事武装割据，都在为后续的生存争取空间。
在一部记录热带雨林的记录片中，其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
一颗参天大树也是有生命力的，当这颗参天大树倒下的那一刻，笼罩在这可大树下的众多植物树木开始疯狂的生长，以期待能够获得足够的阳光来生长。
这种情况以某一颗树木，可以超越其他树木而重新垄断了阳光，其他植物就停止了快速的生长，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阳光可以生长。
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极限的，当这颗参天大树存在的时候，它能够获得大部分的阳光。
而在它下面的植物和树木，只能够获得很少的阳光以维持生长。
当这颗参天大树倒下的那一刻，所有的植物树木都要参与到竞争中来，以期待能够获得更多的阳光。
甚至是能够成为参天大树，以获得大部分阳光。
这是一个生态系统中，一个非常小的系统，因为热带雨林有好多树木，这是自然的进化力量。
这种例子放到人类社会中，或者是波斯历史中，或者是就萨非王朝后期出现的部落军事割据，其实都是相对应或是互通的例子。
当萨非王朝开始摇摇欲坠时，这种摇摇欲坠的情况是由外部部落入侵导致。
萨非王朝内部对统治者失去信心，各地部落军事贵族开始出现割据。
最后的结果，萨非王朝的统治者苏尔坦·侯赛因被迫退位，这是实质性王朝结束的标志。
这种斗争毕竟不仅仅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还要有一种大义来凝聚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就出现了各地拥护萨非王朝统治者的后裔的情况，都宣布自己是正统。
波斯北部的一些部落，拥护萨非王朝的塔赫马斯普二世，为萨非王朝的合法继承人。
这些部落共同认可纳迪尔的统领地位，由傀儡塔赫马斯普二世任命纳迪尔，为这些部落组成军队的总司令。
随后，纳迪尔率领军队解除了奥斯曼和俄国人对萨非王朝的威胁。
1729年，打败了阿富汗卡尔扎伊部落军队；
1730年，打败奥斯曼军队；
1732年，打败了阿富汗阿布达利部落军队，收复赫拉特。
塔赫马斯普二世最终被纳迪尔和红帽军部落首领废黜，由塔赫马斯普的儿子阿巴斯三世继位，而纳迪尔任摄政。
随后，纳迪尔彻底打败了奥斯曼军队，同俄罗斯建立同盟并确定两国边界线。
1936年，通过一次安排好的狩猎大会，纳迪尔抛开了萨非王朝统治者后裔的傀儡，自己加冕。
之后的时间，纳迪尔开始一连串的领土扩张，最远达到印度莫卧儿王朝境内。
在纳迪尔死后，由纳迪尔建立的阿夫沙尔王朝，没有出现像纳迪尔这样的猛人，而变得摇摇欲坠。
一颗大树要倒下了，这颗树的生命力也太短了。
桑德部落军队打败了阿夫沙尔王朝的军队，与另一个部落巴赫蒂亚里部落联手，占领了波斯西部的领土。
这两个部落以萨非王朝统治者后裔为大义，建立起了地方割据政权。
后这两个部落翻脸，桑德部落击败了巴赫蒂亚里部落，成为波斯西部的霸主。
桑德部落和巴赫蒂亚里部落合作，随后又翻脸的事情，符合人类的行为原则，即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
在应对波斯西部霸权的问题上，双方有共同合作的基础，及由实力带来的互相承认即互惠利他。
由这种成功后，如何分享权力的问题上，便遇到亲戚选择的问题，即霸权应该谁来继承的问题。
合作由互惠利他来实现，而分裂由亲戚选择而展开。
这两条原则适用于打天下时与打天下后的变化，这种历历在目的历史，可以清晰的往这两条框子里装填。
这两条社会行为原则，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是基于生物学研究得出的结论。
人类存在的数百万年前，也就是说在猿人状态时，这两条作为猿人群居动物的行为原则就存在，或者说猿人群居社会就具有的两条社会行为原则。
而人作为猿人的一支，也是具有这两条社会行为原则的。
这种两条原则，是基于社会行为合作的基本形式，存在于人类社会，并且通过现代生物学家的观察，发现人类合作行为的两个自然来源。
亲戚选择，即人或者是猿并不是单一的个体继续生存，而人或者是猿作为体内基因的继续生存，这是生物进化的竞争导致的结果。
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将这一行为概括为：包容适存性原则或是亲戚选择。
这种原则认为，有性繁殖的个体，对待亲戚时是利他的，利他的程度与分享的基因成正比。
例如，父母和孩子，亲兄弟姐妹，分享50%的基因。
这种利他的程度，要原超过他们与表亲之间，因为后者只分享25%的基因。
这种情况也不止出现在人类之中，在动物之中也有发现。
例如，黄鼠在筑巢的时候能够分辨出嫡庶姐妹。
这种亲戚选着的社会行为原则，在人类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就是裙带关系。
这不仅仅是基于社会缘由，且也有生物学缘由。
将资源传给同自己分享基因最多的个体的欲望，是人类社会最持久的状态。
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一原则被国家层面的非人格化建设所不容，即国家层面的行政、立法、司法领域，不能够以裙带关系的人格化来建设。
互惠利他，与没有遗传基因的陌生人合作。
这是亲戚选择之外的第二种社会行为的生物学来源，在许多动物中也是可见的。
社会中的陌生个体如何进行合作，取决于如何解答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游戏。
在这些游戏中，如果处于这种情况中的人合作，那么参与的人都会获益；如果别人合作，自己免费搭乘，那么获益更多。
在20世界80年代，一位政治学家罗伯特·艾克塞罗德，组织了一场囚徒困境的电脑程式比赛。
获胜战略是一报还一报，即如果对方在较早的比赛中是合作的，则采取合作的态度；如果对方以前不予以合作，那么采取拒绝的态度。
这位政治学家以此为论证，随着理性的个体彼此间长期的互动，存在于这些个体之间的行为原则会建立起来，这些行为原则都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
这种互惠利他原则，在动物世界中也可以看到。
例如，生物学家观察到吸血蝙蝠和狒狒，会喂养和保护伙伴的后代。
在人类社会，这种互惠利他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基于相同、相近或者是基于其它需求而建立彼此的关系，以达到能够互相惠及对方的关系。
当这种关系以一方实力的消失或者是增减，亦或者基于需求的消失，这种互惠利他的关系就可能变得不牢固。
我们经常听说，某个人以前对我是怎么怎么样，自从我怎么怎么样后，变得不一样了。
桑德部落和巴赫蒂亚里部落的合作与分裂，是这两个原则在社会层面的体现。
这种行为并不是现代人类出现后才有的，在猿人时代或者说在类人猿或其它群居猩猩的身上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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