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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鉴于孙中山的病势日渐沉重，曾留学日本的医生王纶推荐了一种叫“卡尔门”的新药，从3月1日起连续注射了五次。开始时孙中山脉搏、呼吸渐渐平稳，不过肚子依然鼓涨，腹水一点没有消退的迹象。直到注射至第七次，王纶医生也彻底失望了。
11日清晨，孙中山的瞳孔开始放大。午后，可能是返光回照的缘故，孙中山的神智略显清醒，对身旁陪伴的人道：“我这次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的。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惜，但是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
中午时分，由宋庆龄扶着他的手腕，颤抖着在政治和家事的二份遗嘱上签下了“孙文，3月11日补签”。随后，又用英文在秘书陈友仁和鲍罗廷商量后拟的《致苏俄遗书》上签了名。汪精卫在笔记者一栏签名；证明人一栏则依次有张静江、宋子文、邵元冲、戴恩赛、孙科、吴稚晖、邹鲁、何香凝、孔祥熙、戴季陶等人。
12日上午9时许，孙中山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一刻，陪伴着的人依俙听见他口中喃喃道：“介石、介石、介石；和平、奋斗、救中国！”。随着声音越来越微弱，至9时30分许，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溘然长逝。
根据孙中山对宋庆龄的遗言，表示死后愿意“按友人列宁保存遗体”的方法，用防腐方法保存。当天中午，燕京临时*府依照孙中山的遗嘱，派专人给他遗体穿上大礼服，裹上陀罗经被，上盖海陆军旗帜，用病床送往协和医院施行防腐保存手术。
协和医院在给孙中山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时，意外发现最初的病症并非肝癌，而是胆囊腺癌伴有胆囊管梗阻，直接扩展到肝及横膈，造成肝癌。
在孙中山即将离世之际，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到他的身后问题。汪精卫认为人们都把孙中山当做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化身，一旦逝世，似宜葬在北京景山为好。
没想到汪精卫这话被昏睡中的孙中山听到了，他从病榻上一下子回过头来，连声说：“否！否！我欲葬紫金山也。”
在场的人一时感到十分愕然，尤其对紫金山位于何处感到茫然，但为了安慰孙中山，都连连答应。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把孙中山的遗愿告诉了在京的国民党要人。大家一时也是面面相觑，不知紫金山究竟是在何处，只好可能是广东，或者是广西地胡乱猜测。
在座的陈去病是个文历史学家，对南京的历史尤为熟悉。见大家众说各词，争执不休，遂起身道：“总理欲葬的紫金山，就是南京明孝陵所在的钟山是也！”
经陈去病一说，大家顿时恍然大悟。南京，是民国最早的首都。朱元璋，是驱逐鞑虏、光复汉室的杰出人物，想必都是孙中山一生恋恋不舍的。由此，孙中山的葬地被确定在明孝陵所在的钟山。
3月13日，广州各界人士在滇军干部学校大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有二千多人参加。此次追悼大会，代行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到会演讲。之后，又组织了以黄埔军校留校学生为骨干的宣传队，分赴广州市重要聚会场所、公园、戏院等进行演讲，宣传中山主义与历史，解除群众可能产生的错觉和安定民心。
3月19日，家人为孙中山举行了家庭式的基督教葬礼。葬礼上，由连襟孔祥熙致悼词，着重强调了孙中山对基督教义之虔诚，一如他对革命事业。接着举行了盛大的公祭，国民党在京要员纷纷在内层扶柩而行。值得引人注目的是，俄国驻华大使馆人员，包括大使加拉罕也在内层扶柩而行。
公祭结束后，孙中山的灵柩被运送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北京市民自发地进行了各种吊唁和瞻仰活动。
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陈炯明得知孙中山逝世后，也亲自拟写了一幅挽联：“唯英雄能生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孙中山的治丧委员会由张静江、汪精卫、于右任、宋子文、戴季陶等12人组成。因当时紫金山陵园尚无头绪，治丧委员会决定将遗体暂且移到燕京西山碧云寺。
之后，宋庆龄、孙科与陈去病等人到南京东郊紫金山下踏勘。他们看到紫霞洞左有一座山峰，气象雄伟，视景开阔。宋庆龄望着眼前一派苍茫的山麓，沉思了好一阵说道：“小茅山固然安全，但毕竟太低了点；如果选在山顶，高是高了，在军事上又有危险，我看还是建于南坡平阳处为好。”于是，墓穴遂选定于紫金山中部小茅山南坡，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中山陵所在地。
因为被孙中山的人格所感召，段祺瑞特此发布明令，予以国葬。通过杨杏佛的四处奔走，江苏省**答应圈出二千亩土地，用于建造孙中山的陵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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