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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第二章
河西中学
祖国到处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
那年，宁安县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我在河西中学读高二的夏天。
宁安在古代属于边境地区，历史上先后为匈奴、吐蕃、党项、蒙古等部落和中原的交界地带，自然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边民难以长治久安，人口稀少。明洪武二十八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充边设卫所，宁安人口渐多。宁安县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但真正在历史记载中的宁安古城最早是在河西镇。河西镇依山傍水，地势狭长，经过明清时期的几次大洪水之后，河道西移，河西镇更加狭小，河东反而堆於出大片滩涂地来，再后来河流水量逐渐缩减，加之战乱饥荒，河西衰落，河东便建设成为了一座新城。清同治末年妖乱之后，宁安县府正式移驻河东。
河西镇在明末就有一座关帝庙，河西中学现址就是当年红卫兵破四旧拆掉的关帝庙的旧址，所以在老一辈人口中，河西中学也被叫做关帝中学。《宁安县志》记载自明万历至民国，关帝庙旁边一直就是学堂。我想古代的学堂无非就是几间砖瓦的厅堂而已，过几十年翻修或者重建一次。这样的学堂在华夏大地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有。河西镇的这个学堂却是因为出了几个近代的历史人物而出名的。有清廷的大员，有辛亥的先驱，还有四十年代我党的地下工委委员在河西中学作教员，甚至民国时期坐镇本省的军阀年轻时也在河西镇当过汛兵。一九四九年，这位残暴的军阀在省城杀害了工委委员，和他一同被杀害的还有当时的工委书记。据民间流传：这位残暴军阀的母亲却是位吃斋念佛之人。军阀每有杀戮暴行时，这位老太太就在省城繁华的剧院前散施斋饭。无非是在为她这个残暴的儿子赎罪。这个残暴的军阀后来逃往**，后来又跑到海外客死他乡。他逃跑时为他带兵留守的哥哥主动向我党投诚，在之后的历次运动中也是受尽了折磨，后来从监狱释放后就死了。
八十年代中期，当年被杀害的工委书记和委员的遗骨在省城一处小学扩建的工地被挖掘出来。这个小学扩建的位置是当年军阀时期的监狱，他们被杀害的时候，工委书记是带着脚镣的，就是根据地址和脚镣确定了遗骨的身份。省委省**将他们迁入烈士陵园，在遗骨出土的原地建了纪念碑。这个小学更名为“革命小学”，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近年来北京部委及本省外省官场宁安籍中高层官员中，有几个当年恰同学少年偷鸡摸狗书生意气争风吃醋的时候就是在河西镇中学求学的。去年刚退休的省大学孟校长就是河西人，被国民党军阀杀害的地下工委委员就是孟校长的哥哥。孟校长退休以后回到宁安县城居住。这位孟校长是老师们经常拿来鼓励同学们的榜样：解放前在敌占区搞学生运动，坐过国民党的大牢。四九年以后在省大学工作，后来运动时是副校长，挨批斗的时候坚决不低头，被打瞎了左眼。关了几年，运动后复出当省大学的校长。在省大学里经常骑着一辆破的叮当响的自行车。我在宁安街上见过这位孟校长，还是骑着个破自行车，高个、微胖、大背头、近视眼镜，但看不出左眼是瞎的。他老人家走一路点一路头，不停地回复路人的致意问候。
八十年代，革命英雄主义还是时代宣传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多数是歌颂革命战争年代的主题。虽然同期也有反思运动和知青、讴歌改革开放主旋律的作品，但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还是革命英雄主义题材。对于孟校长和他哥哥工委委员、工委书记、军阀及其母亲和他哥哥这些人物的历史故事的交集、或者革命与反革命理念的交锋、再或者军阀的残暴和他母亲吃斋念佛的强烈反差、以及文各中孟校长和军阀的哥哥在同一个监狱关押的机缘际会等等的情况，我总是有种莫名的好奇和疑惑。当年还只是个学生的我，对所有问题的理解完全是处在“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的初步阶段，根本无法理解社会的复杂。
河西自古学风甚佳，人才辈出，教学质量好，升学率高。又因之与河东的宁安县城只有一桥和几公里路之隔，来往方便，所以，在河西中学读过书被本地人视为荣耀。
河西镇，顾名思义，在黄河以西。九曲黄河过了柳树湾就一路向北逐渐进入平原地带。河西镇像是镶嵌在河边的一弯弦月，弦月内弯就是河岸，弦月外弯依山而行，形成一个完美的弦月湾，弦月之内是平坦的滩涂地，弦月以西就是原上的戈壁滩。河西镇以北是大青山和黄河之间宽窄不等的几百里冲击平原地带。河西镇对岸是东塔乡，因为有一座佛塔，佛塔所在的寺庙就叫东塔寺，坐落在对岸的一座小石山上。历史记载这个寺庙最早是北宋时期西夏国建造的常宁寺。早先河道没有西移的时候，这个寺庙其实是在河西古宁安县城。后来洪水冲毁古城，寺庙古塔因为建在一座石山上而得以幸免，河道西移之后，寺庙就在河东了。古塔经过多次地震毁坏重建，最后一次是同治年间全部毁于妖乱，同治末年征西将军平定妖乱后重建，重建后更名为东塔寺，后来运动时期寺庙里的和尚被遣散，运动后才又有和尚进驻。
河西镇自古就是交通要津，这里早先主要是以河道渡口出名，五十年代末铁路贯通全省南北，河西镇就有一站。六十年代初跨河大桥开通，河西镇交通要津的地位更加重要了。镇子周围逐步增加了部队、国营林场、煤矿生活基地、军工拖拉机配件厂等单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有几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西北支援边疆建设，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称呼：“支边人”。支边人以山东、浙江、江苏、河南、四川、安徽的居多。后来还有过两批北京和上海的知青。我父母就是响应国家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从家乡江苏苏州来到宁安县的。这些支边的外地人来到边疆省份，在文化和技术上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比较吃香。虽然有些人家最初是分配在农村或者山区的，经过多年拼搏奋斗，很多都升迁到了城镇或者省城。我家祖传几代中医，祖父传承的是针灸，主治风湿。我父母就在县医院工作。先后来到宁安县的支边人员有一百多家，以河南和四川居多，江浙沪的较少。因为江浙沪位置靠近，同属吴语语系，所以这些江浙沪的老乡来往密切。和我父母一起支边被分配到宁安县的江苏老乡最初有九家人，都是做老师或者会计、文员之类的工作。后来逐渐有搬迁到省城和返迁回江苏老家的几家，现在只剩了三家人了，而且都在找关系想返迁回老家。前几年有个政策，每个支边家庭和知青家庭有一个子女返回原籍城市落户的名额。各家都利用这个机会回去了一个成年子女，因为成年子女回去可以单独立户。大家都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只要在家乡有个独立的户口本，以后返乡落户就好办了。在地区医院工作的我大哥就这样先期回了家乡苏州。
我们这几家同乡人的关系，亲近的就像亲戚一样。谁家有人回家乡，都会带家乡的特产回来分给其他人家。探亲回来后大家总是要聚在一起，用家乡话说说家乡的变化。虽然我们的家乡在江苏不同的县市，共同的乡音和久居异地的孤独早就把我们紧紧聚拢在一起了。我家祖籍其实是在徽南唐村，是一个大家族，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都有唐氏子孙。我家祖上这一支在清朝咸丰年间定居苏州郊区，徽南那边的族谱还是完备的。我祖父一辈有弟兄姊妹七人，两男五女，继承曾祖中医衣钵的祖父和祖伯分别钻研了针灸和内科，我父亲一辈有弟兄姊妹五个，三男两女，我父亲排行老二。大伯和三叔早先也从事临床医疗，后来都在医院和卫生局做行政工作，荒废了医术。现在继承祖上中医针灸治疗风湿专业的就只有我父亲了。祖父已经退休十多年了，在家里开了个私人诊所继续从事救死扶伤的事业。他老人家一心想要我父亲调回家乡继承他的唐氏针灸衣钵，家乡大伯那边前一年就做好了调动手续，但是宁安这边不放我们回去。
“唐大夫医术精湛、名扬四方，深受宁安人民爱戴，别说县领导，地区领导都不放你走。”这是县卫生局领导说的。
我父亲也托过关系送过礼，这边还是不放。最近听老家人说省人民银行新上任的行长是徽南人，他老婆是唐村我们本家唐姓人，父亲就打算联系这个可能需要十八竿子才能打着的本家亲戚给宁安这边说说情，放我们回迁。
来支边的外地家庭，虽然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二、三十年，表面看起来已经和当地人没什么太明显的区别了，其实在心中总是有一种隔阂。尤其是我们这种江浙沪的与本地人生活习惯区别较大，还有自己来往亲密的圈子。我们喜欢吃米饭，本地人喜欢吃面条，我们做菜习惯是放糖，本地人习惯是放辣椒。我们过端午节都要包粽子，在窗户上挂艾草和菖蒲。本地人不挂东西，他们包粽子的很少，多数人家是煮一锅糯米红枣饭。我们管祖父祖母叫“阿嗲阿婆”，当地人叫“爷爷奶奶”。
支边的人家也有融入当地人圈子里的，主要是我们这一代和本地人通婚的。这样的家庭，到了下一代就会完全转化为当地人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交流融合的历史，就像当年从大槐树来到宁安的移民一样，最终会落地生根。
河西中学在河西镇沿河月牙形地带的南边，依山面河，与河对岸的东塔寺隔河相望。旧校区坐落在半山坡的一小块空地上。宿舍在旧校区下方靠近河岸的坡地上。后来学生不断增多，在山顶原上扩建了新校区和标准的运动操场，高中部就搬到了新校区，初中部仍然在旧校区。住校的多数是家比较远的同学，旧宿舍早已不够用了，很多同学就在学校附近的农户或者镇上居民区合租居住。这些在校外住宿的同学多数是搭伙做饭的，也有懒惰的男同学就在学校的食堂买饭。对于这些在校外住宿的同学放学之后的时间，学校是无法管理的。近两年发生了几起男生打架重伤和一起女生怀孕的事件，都是在校外住宿学生中发生的。尤其是女中学生怀孕这种事，在当年那可是天大的事。学校因此受到了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只有扩建学生宿舍，集中住宿管理。所以，今年寒假的时候拆了旧的平房宿舍，开春的时候开始建设新的三层宿舍楼。现在已经建了两层，计划要在九月份新学期开学时入住使用。这一学期，学校借了北边拖拉机配件厂的旧库房当临时宿舍。
在宿舍工地和河岸之间有大片的枣园，沿河岸边有很多巨大的垂柳，枣园中夹杂着一些桃、杏、李树。靠近宿舍的坡地上是成片的苹果树。这片果园属于南园村，前些年才包产到户分配到了各家各户。宁安县的苹果、梨、红枣是本省及周边省份有名的土特产品。据老辈人讲，河西镇早先全部都是果树林。因为靠近内蒙及黄土高原，近代以来，这一片沿河平原的水果自然就成为了周边地区的福利或奢侈品。经过60年代的饥荒和70年代的运动之后，很多果园都被改造为农田。靠河边方便灌溉的地方用来种水稻，坡地和原上的地方用来种小麦和玉米。仅存了两块旧果园，南园和北园，分别在镇子的南北两面靠山河交界的坡地。南园以枣为主，北园以梨为主。近几年，山顶原上也开垦了大片的苹果园和枣园，栽种的是新品种，树苗才开始挂果。因为地势较高，使用机泵提水灌溉。
旧校区坐西朝东，一条马路从河西镇南街延伸到学校门口，这条路有个特别的名称，叫“雅典路”，是前几年高中部还在这个旧校区的时候当时的高中学生叫出来的俗称。因为放学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出学校大门，场景有点像米开朗基罗的《雅典学院》。不知道是哪一个大言不惭的同学先这么叫了，最初可能只是同学们牵强附会的玩笑，后来老师们也这么叫，逐渐地河西镇的人们都习惯了“雅典路”这个称呼。
临路的是一排十几间坐东朝西红砖红瓦的教研室，中间有个敞开的两间房大小的门洞，就是学校的大门了。门外两边是两排简易的自行车棚。学校南边和果园相连，就借用了果园干打垒的土墙做了的围墙。西边和北边早先也有围墙，后来因为扩建拆掉了。
学校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末进行过扩建。南边的七排灰砖青瓦的教室是六十年代末的建筑，每排两间小教室。当年学生少，估计当时每间教室也就二三十个学生，现在学生多了，每间教室都有四五十个人，就很拥挤了。第一排是联通的两间图书室，第二排是音乐教学室和美术教学室，后面五排是教室。砖墙到处都是裂缝掉角，顶上的灰瓦已经更换了多次，山墙顶上沿边长满了一岁一枯荣的冰草和其它野草。墙边原始的散水地坪早已没了，现在铺着一米宽的红砖，扭扭捏捏高低不平。北边的十排红砖红瓦的教室是七十年代末扩建的（临街的教研室也是同期建成的），也是每排两间，教室更宽大一些。每排教室的南墙都是一块黑板报墙。红砖教室北边是个小操场，炉渣铺就的操场地面。操场东边是跳远的沙坑、单双杠、秋千吊环架。再往北边是一条由东向西通往原上新校区高中部的柏油路，大家俗称“高中路”。路北是拖拉机厂后门，临时借用的宿舍就是靠近路边的四个空闲库房。学校的食堂也临时安置在拖拉机厂的大院里。
新校区建在原上平缓的戈壁滩上，是两年前建的现浇混凝土的三排三层楼教室和一排两层楼的教研室。教室的西面还有大片的空地，是给以后再扩建预留的。教室的北面是标准的大操场。跑道是硬化的黄土路面，中间是足球场，东西两边摆着钢管做的锈迹斑驳的球门，只有在学校举行正式运动会的时候才会挂球网。足球场地面是细沙掺黄土，地面比较疏松。跑道南面是四个水泥地面的篮球场和排球场，球场外围四边砌着两层水泥台阶的简易看台。大操场的北西南三面种植着几排用来防风的新疆杨，都还很矮小，真正能起到防风作用还需要再长几年。
河西镇单位和人口的复杂构成决定了河西中学学生的不同圈子。一是农村户口的学生最多，住校的多数是周边较远的农村学生。二是本镇、周边镇子和县城城镇户口人家的学生。三是附近厂矿子弟，包括铁路、部队等以外地迁入人家为主的学生。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学生在衣着、用品、语言上都有所不同。如果仔细观察，甚至外貌上也有所不同。农村同学的衣服颜色相对来说比较单调，有些洗得发白发旧，款式也比较陈旧。有的弟弟妹妹穿哥哥姐姐的衣服，明显会有些局促短小又或宽松肥大，而且他们多数是穿布鞋。那些穿着时髦的流行服装和皮鞋的，肯定是本镇和县城以及厂矿子弟。厂矿子弟有的说普通话，他们还有一个衣着特点，就是各种工作制服。八十年代，在以户口和职业区分人的等级的那个时代，在那样一个小城镇，工作制服是一个明显的高等级身份象征。有工作制服的家庭必然是吃供应粮的城镇户口，必然是家里有人在挣工资的。当时，众多农村户口的学生上学的目的不外乎就是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挣工资吃供应粮而不用自己种地的人。
八十年代，也是新中国学风最盛的时代。国家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不幸之后，在拨乱反正的导向下，压抑已久的社会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就像是埋在地下孕育已久的胚芽隔着土壤感觉到了久违的阳光的温暖，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知识界就是这所有社会面的先锋。当时各地乡镇农村最好的建筑是学校，反应在一个小县城的表现就是对老师的尊重、对教育的重视。在宁安县及河西镇，一个老师走在街上，总有人不停的问候。这种现象当时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
每天下午放学时间，学生们蜂拥而出。初中部骑车的同学们都涌向正门，门洞口总是拥挤和缓慢的，其他同学就从北边进入“高中路”。高中部的同学们也是沿着这条路从坡上下来，在和“雅典路”汇合的路口是最拥挤的。在最初的几分钟，骑车的同学都是推着走的，人实在是太多太拥挤了，没办法骑车，只能推着走。经过最初的拥挤之后，人群逐渐分散为一个个三五成群的小队伍。在人群中追逐嬉闹快速穿梭的必定是玩性旺盛的低年级初一初二的男同学。越是高年级的同学，群体越小，速度越慢，年龄越大也就越稳重和矜持。住学校宿舍的同学们穿过“高中路”进拖拉机厂的后门回到库房宿舍，在镇上租住和借宿的同学们都是沿着“雅典路”朝镇中心走去，还有一些同学穿过果园里四散的小路去往附近租住的农户家里。
其实这时候还有一节课外活动时间。旧校区小操场这里就是初一、二年级同学们荡秋千、撑双杠、玩吊环、追逐打闹的地盘。高年级喜欢运动的同学们都涌向新操场，这里更像是一个大舞台或者集市。男同学们暴露肌肉展现矫健身姿以吸引女同学，女同学们互相攀比新衣服新头绳发卡搔首弄姿吸引男同学。球场上各种颜色式样的球衣球鞋就开始争奇斗艳，男同学尽情发挥着各自的运动特长，时不时露两手从电视上学来的新动作。女同学们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表面上为自己班级的男生鼓掌喝彩，其实眼光一直紧盯着的是他们健硕的身体。场外也有男生并不是来看比赛的，他们是来看自己暗恋的女同学的。那些早已心有所属或相互属意的男女小对象们则是暗送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心领神会的秋波。
我不喜欢运动，也没有暗恋的女同学，所以很少去操场。多数时候我就坐在教室里看课外书，有时候会去果园或者河边四处走走，没什么目的，就是喜欢自然界的绿色和清新的空气。前两天下过一点小雨，今天天气不热。我沿着宿舍工地边苹果树林里的小坡往下走。这里已经被同学们踩出了许多弯弯曲曲的小路。树下坡地上长满了冰草、马苋草、苦苦菜、蒲公英、艾草，间或有几丛黄花苜蓿和野枸杞。马苋草、苦苦菜和艾草是本地人喜欢的野菜，只有在四月开春的时候才吃，现在六月了就已经长老了没人吃了。艾草已经长出了挺直的茎秆。小时候见过父亲带着医院的同事们在家属院的小广场上做艾条。他们将晒干的艾草粉碎后和水搅拌，然后灌进一个漏斗，挤出来细长的艾条，切成相等的长度，晒干。七十年代的时候，县医院在东郊还有一片地，用来种草药的。每到秋天，家属院的广场上就晒满了各种草药，主要是藏红花、党参、丹参、黄芩这些比较精贵的药材。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院里再也没晒过药材了。
下了坡就是枣园，枣树都很高大，说明这片枣园历史悠久，这些是老树种小圆枣，树龄也有几十年了。有些结果少的老树已经被从根部锯掉，露出一个个树墩，这是同学们背书的天然座位。有些同学会在放学后跑步过来抢占位置好的树墩。绿色的小枣还只有米粒大小，隐藏在枝叶中，要仔细注意才能看到，完全成熟要到十月中旬了。枣树叶表面像是抹了一层蜡油，总是绿油油的，在阳光下泛着星星点点的反光。在这里背书的都是住校的同学，而且多是成绩好的学习尖子。这一片地方是河西最好的风景区，像我这样来果园和河边纯粹散步的很少，那些低年级喜欢追逐嬉闹的小同学也不好意思在这里玩耍影响别人背书。在林间踱步背书的同学都有一个标准的动作：小步慢走，拿起书看一眼，然后垂下手，背几句，然后再拿起书看一眼，再垂下手，背几句……，周而复始，走一段然后掉头继续背。有的女同学手里捻着一支黄色的蒲公英或者蓝色的矢车菊。
我沿着被人踩出来的小路向南，来到一条小沟边，这是附近田地共用的一条排水沟，大约四米宽。水沟两边有一米多宽平整的沟坝，沟坝上爬满了矮芦草和马苋草，一直向东延伸到河里。我的到来打扰了青蛙们的奏鸣，它们悄声止息，有几只“噗通噗通”跳进水里。
排水沟上有两座小石桥，一座靠近河边，一座在水沟中间部位。还有一条灌溉引水的水泥渡槽。对面是新枣园，种植的是新品种的大长枣，这是前几年才种植的，树高只有四、五米，树的间距紧密而整齐。枣园里的田埂上有几排蜂箱，草地上扎着养蜂人的军绿色帐篷，帐篷旁边堆着废弃的蜂箱和盛蜜的铁桶，一个折叠圆桌上放着暖壶茶杯碗筷盐罐醋瓶等，一个小煤炉上架着乌黑的钢精铝锅，煤炉冒着缕缕青烟，一条黄狗趴在枣树下啃骨头。养蜂人带着草帽斜坐在折叠椅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是听不懂的什么地方戏曲，说明他也是个外地人。
背书的同学们一般都会以这条排水沟为界，很少有去对面的。我沿着沟坝往东就通向河边，河岸边狭长地带散漫地生长着古老的垂柳林，据说有的已经三百多岁了，推算起来最早的应该是明末清初种植的。河边是石块垒砌的二、三级防护堤。有些靠近河边的大柳树半斜在河面上，细长的柳枝飘水面上随波浮动。常年被树荫遮蔽的石头上长满了苔藓。树荫遮蔽不到的石头则散发着太阳暴晒过的余温。现在还不到汛期，水位较低。夏秋之际雨水多的时候水位就会漫过一、二级防护堤。
河堤上的草地被早晚路过的羊群和背书的同学们踩出了几条小路。野花在不经意地绽放，几头黄牛在林间悠闲地吃草，成群的麻雀聚集在几棵相临的大柳树上嘁嘁喳喳，树下落了一层灰白的麻雀粪便，初夏的斜阳穿过树林，将落日的余晖投在草地上，远处树林深处升起了第一缕炊烟。
几个男女同学坐在一棵低矮的大柳树叉上，有我认识的同班和隔壁班同学，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初中年级的小同学，是和哥哥姐姐一起住校的。这是个不固定的读书交流小组。以我班的李正贤和张建军为主，经常在一起交流课外书。我以前也参加过几次，觉得他们看的书太杂，很多内容我理解不了，后来就参加的少了。我走近他们，几个人手上拿的是《五角丛书》和《走向未来丛书》的小册子，我和其中的同学也交换着看过几本。他们在谈英国历史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
“我们作为现代人能够接受新思想，就比如说牛仔裤和霹雳舞，我们就觉得很时髦，但是我们的爹妈就很传统，他们认为流氓混混儿才穿牛仔裤，爷爷奶奶就更不用说了，在他们看来，牛仔裤就是伤风败俗的，霹雳舞就是疯子舞。他们连新事物都不能接受，更不可能接受新思想。”这是李正贤同学，他家在河上游的银沙村。
“现代人的概念和传统人的概念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的人可能只能接受一部分新事物新思想，处在两种人中间。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现在不能接受一个新思想，过一段时间就接受了。但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代沟始终是存在的，现代和传统的对立也会一直存在。”这是我班的江忆南，她老家是南京的，父母也是支边来宁安的，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两家经常走动，她哥哥叫江之南，也按政策调回老家了。
我说到：
“按你这个说法，以后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也会有代沟，我们也会变成传统人，人类每一代都是自己下一代的传统人，同时又是自己上一代的现代人。”
“应该是这样吧。”江忆南回道，“不过，我将来一定不会做子女的传统人，我一定会理解下一代的观念，毕竟人类是一代一代走向进步的。我们作为新时代的现代人，应该信任下一代。”
“书里批判了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交往和信任不如传统人，我认为批判的不对，现代人之间交往多，就了解的多，了解多了才可能建立信任。”这位说普通话的是六班张建军，他家是火车站的，类似他这样的厂矿子弟多数是说普通话。铁路职工家属可以免费坐火车，每年寒暑假他家都要出去旅游，见多识广。
谈到交往和信任这个话题，大家又聊到了《人性的弱点》。当时这本书虽然只是个简写的小册子，它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在我的记忆中，这本书在同学之间传播的频次是最高的。多年以后，我在特区经营书店的时候，发现这本书的全译本竟然是个大部头。虽然我再也没有翻过这本书，但我始终认为它是人们交往时的心理礼仪教材。
又聊了一会儿，快到正式放学的时间了，大家每人读一段书，这是读书小组交流会的保留节目。
张建军先读：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代美国社会的结构是双层次的。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供了广泛的权力分配，公开宣布所有的公民一律平等。但是美国的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上，由此产生了公民生活水平和物质福利上的悬殊差别。这种差别必然的被作为刺激——奖励和惩罚，用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国民总产出的生产。平等权利和不平等收入的混合结果，造成了民主的政治原则和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那些大获市场激励的人用金钱来谋取额外的权利帮助，致使出现权利不平等的现象。对于那些在市场上受到惩罚的人来说，其后果是一定程度的被剥夺，这与人类尊严和相互尊重的民主价值观相冲突。人们设计了一些经济政策，来减少那种既削弱对经济的刺激又损害经济效率的不平等的范围和数量。在制定这些政策时，社会面临着选择：或是以效率为代价的稍微多一点的平等，或是以平等为代价的稍微多一点的效率。”（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
六班的柳红娟：
“控制论指出：大系统的演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当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偏离适应状态以至于旧结构无法再维持下去时，引起旧有结构的奔溃，其结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消除和压抑了三个子系统中尚未成熟的新结构的萌芽，这样就使得大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这种系统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性的震荡机制。所以从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控制论把这种体统称之为超稳定体统。”（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
接着是李正贤的小妹妹李正君，她和我小妹是初二（1）班的同学，她俩关系挺好。她读了一首叶赛宁的诗“我又回到这里，回到亲爱的家……”：
“我又回到这里，回到亲爱的家
我的乡土
沉思的、温柔的乡土啊
山那边袅袅升起的暮色
像用洁白的手在向我招呼
那阴沉日子留下的白发
在寒风中散乱地飘动
那夜晚的忧郁难以抑止地
在我心湖荡起了波纹
在教堂的圆屋顶上
晚霞已投下它的阴影
我已不能再见到
昔时共同欢悦的友人
在欢悦中消磨了年华，
随后你们也走向他方
只是飞速转动的水磨后面的小溪
和往日一样喧闹阵阵
但我仍常伫立在苍茫暮色里
在折断香蒲的脆声中
对着烟雾冥蒙的大地祈祷
保佑那一去不返的遥远的友人”
李正贤：
“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竞争，就是人才与人的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文章不仅对偏远落后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同样有借鉴作用。”（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
江忆南：
“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只要有可能的地方，就会存在不受任何道德规范束缚的残忍的牟利行为。人们在与外国人或者非本族群的人进行交易时，往往就像打仗或者海上劫掠一样胡作非为。这种双重道德标准容许在与外部交往的时候干出他们在内部往来时禁止的事情。”（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四班的陈卫国同学：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的感到，必须严肃认真的对待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走向未来丛书——序言》）
陈卫国的弟弟陈卫民读了一段散文：
“怎么想，就怎么写，怎么跟他说话，就怎么往纸上涂呗！
兴奋的时候，我的宇也往往眉飞色舞；沮丧的时候呢，它们却很可以跌跌撞撞；紧张的时侯，信纸是信手拈来的“边角料”；悠闲的时候呀，我必然挑选素雅的信笺，外配带点儿气派的信封和富有艺术感的邮票……
难怪他们说啦——嘿！收到你的信，先别看内容，只消
瞄一眼信封，信纸和字迹，心里便有底了。
对了，有一点不太理直气壮的是，我始终也没能学会写
信的正统格式，没学会那些带礼貌性质的规范——这倒不能不是小小的缺憾……”
（曹明华《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
他们都读完了，轮到我了，我拿过旁边李正君手里的《外国诗人成名作选》，翻开来读了一首普希金的《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
它会死去
象大海拍击海堤
发出的忧郁的汩汩涛声
象密林中幽幽的夜声
它会在纪念册的黄页上留下暗淡的印痕
就像用无人能懂的语言在墓碑上刻下的花纹
它有什么意义
它早已被忘记在新的激烈的风浪里
它不会给你的心灵带来纯洁、温柔的回忆
但是在你孤独、悲伤的日子
请你悄悄地念一念我的名字
并且说
有人在思念我
在世间我活在一个人的心里”
读书结束，大家起身回家回宿舍。河堤上牧归的羊群踏着轻扬的尘土，欢乐地“咩…咩…”叫着。揽牛的老大爷吆喝着黄牛回家。割草的汉子背着一捆紫花苜蓿从我们旁边经过，一股清新的青草味轻轻飘过。有些背书的同学准备回宿舍，一会就要开饭了。有些托同学代为打饭的会在果园里继续背书。
李正贤的小妹妹李正君在问张建军坐火车旅游的一些事情。她说自己也做过火车，就是从银沙村那个小站坐慢车到河西这十几里路。再远的地方没坐过。还说她放假的时候就在银沙站等那趟慢车来回两趟卖鸡蛋、红枣、苹果、梨。张建军说道：
“那你也是一个香雪了。”
李正君不解地看着他。
“你没看过那篇小说？《哦，香雪》。我有本短篇小说集，里面有这篇小说。就是写你这样的，在山村火车站卖东西的小姑娘。写的太好了，山村小姑娘天真纯朴，有对陌生未来的热切追求，还有突破现状的冒险精神。挺感动人的，你看了会有共鸣的。书借出去了，这两天就还回来，星期天我们正好去你家玩，我给你带过去。”
我们几个同学都去过银沙村李正贤家，那时候关系好的同学们会在假期相约去串门，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到某个同学家去聊天、交换课外书，再吃顿好吃的。每家的家长都会做最好的午餐招待同学，过些天就换另一个同学家再吃一顿。大家喜欢去的都是农村的同学家，每家都有大院子，绿树成荫，还有各种当季的新鲜瓜果。银沙村靠河边，我们去李正贤家总是要去河边玩，有带足球和鱼竿去的，有时候还会带双卡录音机，这个就是比较费电池。家里有相机的同学还会带相机，买胶卷和洗相片的钱由带相机的同学先垫上，洗出照片后按每个人要照片的数量收钱。前两年哥哥姐姐们玩的120黑白相机已经淘汰了，现在都是135的彩色相机，胶卷是乐凯或者柯达，洗相片还要到省城去。河边有李正贤舅舅家的玉米地，其实烧玉米是我们最喜欢的活动，这个要带皮烧，还要适当烧焦一点，味道才是最香的。
和我一样家住宁安县城的同学们，沿雅典路往北走大约五、六百米到镇子南街十字路口坐公共汽车回县城。路口往东就是通往宁安县城的跨河大桥。因为宁安县城在河西镇中学上学的学生比较多，所以就有了早晚对开的几班公共汽车。还有附近各个县市以及省城开往宁安县的长途班车都要路过河西镇。同学们多数都是用月票坐早晚班的公共汽车，一是月票便宜，学生月票每个月3块钱，除去星期天，每个月上学26天，每天早晚一个来回，共计坐车52次，每次不到6分钱。长途班车的票价是两毛钱。二是方便，公共汽车在县城有几个站点，大家可以选择离家近的站点下车。长途班车除了在过河不远的东塔乡有一站停靠，之后一路到县城汽车站走的是环城路，再没有停车的站点。只有贪玩或者有事耽误了公共汽车的同学才会搭晚一些的长途班车回县城。
我看见小妹和她几个要好的同学挤上了前面的一辆班车，我排在后面等下一辆。有几个老师是和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回县城的。同学们都会把座位让给老师，然后围在自己喜欢的老师周围谈天说地。一些年纪大的或者本身不怎么和大家交流的老师会客气的回应一下学生的问候，然后就保持沉默。教导主任高缪因老师就是这样的，他是个瘦高个的国字脸，戴着黑框方形眼镜，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秋冬春三季总是灰色或者黑色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系的严严实实，夏季总是长袖或者短袖的白衬衣，不论多么热的天气，最上面的扣子始终没有解开过。他走路和讲课的时候身板总是挺直的，坐在公共汽车上也是正襟危坐，同学们都没见他笑过。他老父亲一个人住在我们县医院家属区里的一个老旧平房里，家里有很多书，我借过几次书。和高老师正好相反，他家老头是个小矮个，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已经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独自生活，自己做饭。老头的孙子、高老师的儿子高季瑰是县教委的会计，有时候骑车来给老头送米面油菜、糖茶水果之类的。老头每天早晨在旧平房后面的菜地旁打太极拳。口袋里经常装着水果糖，见小朋友就发糖，大院里的小朋友们都和他亲近。据大院里的邻居们讲，老头原来是国民党时期的最后一任宁安县副县长，黄埔军校某一期的。虽然是主动投诚的，五、六十年代还是在青海坐了十几年大牢。这些经历我没主动问过老头，老头也没和我讲过。我在他家书架上看到几本关于黄埔军校的书。上次去还他的竖排版繁体字的《廿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时候，本来想借《春明外史》，老头推荐我看《海上花列传》。他说这个是吴侬话写的，可能我看起来不费劲。他说按时间段，看完《海上花列传》，再看《春明外史》，社会场景就会比较连贯。
平时公共汽车上围着同学最多的老师是我们的历史课老师文靳水，他是公认的才子。24岁，省师范学院毕业。中等身材，圆形娃娃脸，喜欢和同学们踢足球。在省报上发表过几个豆腐块的时评小文章，县广播站也经常播放他写的通讯稿。他经常和同学们打成一片，男同学们都喜欢和他踢足球。他自己也是个大男孩性格，以前招呼同学们去踢球的时候总是说：
“弟兄们，今天放学去踢六班。”
他对同学们的这种称呼被其他的老教师在会上提出了批评，那以后他就不这么叫了。因为他的一张娃娃脸，又经常穿一身运动服，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个高中生，被人误会的多了，他也嫌麻烦，就故意留一点小胡茬装老成，我们早已习惯了比较随便地和他说话。
围着文老师的同学们都是本校的学习好又活跃的同学，他们经常谈论的都是时事政治、哲学、诗歌这些比较高雅的话题。这种讨论热烈的场合我也会参与，位置总是在边缘。我呢，属于那种成绩一般，性格随和，普通，没有特点，扔在人堆里就看不见的那种人。虽然有时候心中也会有点烈火但是表现不出来。这种场合我很少发言，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偶尔谈到古诗词或者小说的时候，我还能插两句。
现在他们在谈两个月前卧轨自杀的海子的诗，为了纪念海子，上个月年级黑板报还刊登了海子的三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五月的麦地》、《以梦为马》。有同学提出如果以梦想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这种太理想化的追求是不是不现实？海子是不是就因为他所追求的梦想太过遥远不切实际，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而诗人好像都是追求完美的人，是不是因为这种差距的失落感太强，所以导致海子不能接受现实才卧轨的？那个年代，信息流通缓慢，当时还没有任何海子遗书的信息流传到我们那里，大家都是从海子的诗歌里来臆断海子为什么自杀。文老师说其实大家都是这么理解海子的，他认为海子这样一个少年大学生十九岁就毕业，二十岁从事哲学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他来说思想追求的压力太大。如果他学的是理工科，从事的是理工科的研究工作，思想追求上的压力在理工研究工作中就容易释放，很可能会有巨大成就。而在哲学和美学这种纯思辨的学科里，思想追求很难有什么明确的路线可循，研究越深入，思想上的矛盾可能就越多。
“我觉得海子的内心是很矛盾的”。文老师说。
文老师还说：海子的诗是真正的达到了上古文人“言志”的标准，是回归了诗的本源，这种“志”就是志向、理想。《以梦为马》的“梦”其实就是海子的“志”。他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诗歌总是给人一种沉重思考的感觉。我们肯定对他的诗理解不透彻，我相信，谁越是理解海子的诗，也就越是理解海子的思想，也就接近于理解海子的做法。
今天公共汽车上的讨论会挺热闹，围的人多了，圈子扩大了，把后面的高老师也围在了圈子里。
有个同学提出来《以梦为马》里四次写到“祖国”，一次写到“中国”，一次写到“家园”，虽然“祖国”这个概念我们都知道，都理解，但是在有些诗歌里“祖国”好像是个虚幻的东西，不好理解。
“怎么不好理解呢？你们说说祖国是什么？”文老师抛出一个问题。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祖国’是海外华侨的称呼吧，我们在国内的应该称呼‘国家’吧？”
“是的，我们称‘国家’或‘中国’更准确。”
“那么，我们‘中国’这个‘国家’是要有‘他者’来对比的，有对比才能有区别，那么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对比有许多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就是我们‘中国’作为大家理解的‘祖国’吧，你们说说我们‘中国’有什么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吗？”文老师好厉害啊，他竟然能说出“他者”这个词，我在其他同学看的一本当代西方哲学的什么书里见过这个词。
“三山五岳。”
“地大物博。”
“人口多，十亿人。”
“五十六个民族。”
“汉语。”
“二十四节气。”
“天干地支，五行八卦。”
“四大发明。”
“春节放鞭炮。”
“月饼、粽子。”
“大熊猫。”
大家七嘴八舌，文老师看看一直没说话的我，那意思是让我也说点什么。我脱口而出：
“东塔的苹果河西的梨，南园的枣子比蜜甜。”
大家哄堂一笑。
高老师说：
“‘祖国’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和人，大家说的很多是属于文化。这也就是中央所说的‘中国特色’吧。”教导主任水平就是高，总结精辟。
在这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会想起当年在河西中学的这段时光。这些生活在祖国西北边陲农村乡镇的积极上进的同学们，他们热切渴望新知识，憧憬美好的未来。他们热烈的讨论着能够想到的所有问题：古今中外、历史地理、性、人性、艺术、美、熵、海洋、天空、星辰、宇宙等等等等。有些问题和个人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甚至在讨论中国怎么办？现代化怎么办？中华民族如何复兴和更加辉煌？
在那之前，历史原因造成的封闭，拉开了我们和世界的距离。全世界在那十年的变化和进步非常之大。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各种新知识、新观念蜂拥而至。思想解放中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在那个知识大爆炸的年代，人人都怀有激情，充满希望，憧憬未来。每个学生都是问题青年，都洋溢着一种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对知识与思想的渴望。祖国到处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
公共汽车驶上东塔寺山坡停车的时候，正好能够全揽对面河西中学周围。醉红的夕阳半卧在大青山顶，原上几群羊踏着白尘涌下山来。学校笼罩在一片氤氲尘雾之中，青白的炊烟半浮在树林里，斜阳映红了河水，准备夜游的青桩鸟掠过河面落在稻田里……
河西中学这一刻的景色和这一天放学后的情景历历在目，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以致永生难忘。因为，河西中学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一天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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