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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的雪见得很多，南国的冰却从未刺骨我是山东人，粗略来说，算是北方人，我有两个家，北方的家在烟台，南方的家在蚌埠，其实把蚌埠称为南方，确实有点牵强了，所以在很多时候我喜欢称它为南国。
我在一岁的时候就出了一次同龄人少有的远门，那一年我被到南方出差的父亲送到了南国的那个小站，我姥姥姥爷舅舅小姨的家，那时候的我很小，能多小呢，听姥姥说，知道我要来的那天，他们早早的就在门口等着，那时候是冬天，南国不曾有北国的寒冷，父亲手里夹着他的羽绒服，姥姥左右不见孩子的身影，直到父亲掀开了羽绒服，里面裹着的，正是熟睡的我。
姥姥姥爷都是党员，家也是山东烟台，后来因为工作调动，他们一大家子都离开了老家掖县，大姨和母亲都来了黄县，舅舅和小姨跟着姥姥姥爷奔了蚌埠，大姨和母亲长的不像，更多是神似，而小姨和母亲是着实挺像。
从那天起，我就住在了那个一直被称之为东站的家属楼里，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东站究竟是什么镇子，什么村子，蚌埠铁路发达，姥爷就是在铁路局工作，东站是一个绿皮火车站，每天呼啸而过的绿皮车是我儿时最大的兴趣，那里的火车是不要票的，每天只跑城里和东站，姥姥姥爷们就时常带着我坐火车去城里玩耍，对火车的热爱，直到现在。
但是我记忆中的蚌埠，却是我第二次去的了，我一岁时，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年，回了山东，又去了一次，住到了四岁，到四岁时，就非回不可了，并不是我自己要回，而是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
姥姥说，我没像其他孩子一样成天嚷嚷着找妈妈，现在想，或许是他们把父母原有的爱，在添油加醋之后，更加丰盛的给予了我，模糊记忆里，呼啸而过的绿皮车，姥爷每天捶打的小铁匠铺，我也学着样子敲打着，后来有一次不知怎的，我小拇指的指肚被掀开了一块肉，那天哭的很凶，可我的记忆里，却没有痛，可能我们都会不经意的忘却一些伤痛吧。
姥爷时常带我去一个叫司马庄的村子喝大碗的粥，看那个腿都比我高的大黄牛，也常带我去市里的百货大楼，游乐场。
好像每次去，姥爷都会指着那几个大箱子弯下腰来问我是想喝果汁还是稀饭，稀饭在司马庄可以常喝，我当然选果汁了，百货大楼里其他的地方我不记得，我只记得那里的玩具，无论在哪个家，我的玩具都是很多，我曾有一个精致的坦克模型，精致到什么程度呢，丝毫不亚于今天常见的手办，以至于我第一次接触手办时，还在想着我那个精致的坦克模型。
坦克我是带回了山东的，是小学时玩坏掉的，其实他根本就不是玩具，而是一个精美的摆件，百货大楼的玻璃柜台里，整齐划一的停放着数不清的小坦克，我最迷恋的就是百货大楼了，迷恋到只要舅舅早上上班穿袜子时提了一句百货大楼，那就足够让我哭上一个小时了。
我喜欢吃棒棒糖和泡泡糖，直到现在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车里时不时还会藏着一根棒棒糖，不是哄孩子，而是自己吃，有时候中午午睡时我便会提出要吃泡泡糖和棒棒糖，姥姥就去外屋给我变，我问她是不是去买的，姥姥说她会变的，要多少都有，相比很多小时候家里不给糖吃的孩子，我那时已经赢在了起跑线。
东站的家属楼很多，好像是八十年代的楼房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年代感很重，蚌埠的夏天热，到了傍晚，楼里的邻居们拿着小板凳聚集在楼下，住在那里的人们，大多都有着体面稳定的工作，楼房都是单位分配，姥姥家是最后一个单元楼的一楼，出门往西走就是一片稻田，农田中央有一户自己盖的房子，家里有一个上小学的哥哥，和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妹妹。
那个小女孩叫苗苗，长的不好看，或许现在也好看了，他们一家过的挺困难，他们不是蚌埠人，我也不知道他家的过往，但不记得什么时候起，我就知道苗苗是一个捡来的孩子，印象里我们总是在一起铲蜂窝煤渣，偶尔我也会去她家，苗苗妈妈很喜欢我，额，我也不记得苗苗是叫她妈妈还是奶奶了，她家的地面都还是不平的黄土，姥姥心善，每次苗苗来都会塞给她吃的，前年的姥姥姥爷来我家的时候还提到过苗苗，他们也早就搬走了，是不是在蚌埠我不记得了，下次见姥姥时我一定要问清楚，只听说日子过得还可以，是啊，他们是应该可以的，把一个捡来的女孩当成自己的亲闺女养，老天爷凭什么理由让他们受苦。
按照前面说的，家里其实还有一个成员，她就是我姥爷的母亲，我也说不懂应该叫她什么，反正，我是一直叫她老太太，她好像很少下地，也不出门，偶尔出来上厕所，还经常和姥爷拌嘴，姥爷脾气不好，可从不对我发火，对他这个老母亲也是万般无奈，因为那时候，老太太就已经接近九十岁高龄了，她很喜欢我，姥姥姥爷忙的时候我就去她床旁，她就拉着我的手念叨着民谣，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零四年，三年后，九十九岁高龄的她，与世长辞。
有些邻居喜欢开玩笑，时常逗我说你咋没有爸爸妈妈，后来他们真的来了时，我竟才反应过来，原来小孩确实都该有爸爸妈妈，姥姥说，那天我拉着爸爸妈妈给邻居们挨个介绍，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我就要离开这个南国的家了，我也记不清姥姥是不是哭过，反正我是哭了很久，父亲说是回家，我一直在喊蚌埠的家才是家。
这一走就是四年，姥姥实在忍不住对我的想念，到底在我走的第二年也追到了山东，住了些日子，后来算一算，我回过东站两次，零四年一次，一三年一次，可我一共去过四次蚌埠，一五年那次我没去东站，一六年那次，也没去东站，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东站还是那么的思念，有时在梦里还能回到那里。
零四年回去时，东站的居住人口就已经减少了很多，那一次我记忆还是挺深的，舅舅带着舅妈，我们一家还有小姨一家，大姨也在，我们拍全家福，老太太拄着她的板凳吃力的下地，她的原则就是不拄拐棍，确实是原则，那晚是在东站睡得，睡得很踏实，我还远远望了苗苗的家，好像很久没人去过了，我也坐上了心仪的绿皮车，也又去了百货大楼，那一次的感觉，真的就像是回家了一样，真的，一样。
和东站的一别，又是九年，一三年暑假去蚌埠时，我极力要求让小姨带我回一次东站看看，再坐一次绿皮车，那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们就坐公共汽车回到了东站，这个让我思念无比的地方，却突然那么陌生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拿着拐杖走路不便的爷爷，小姨告诉了他我的小名，他开心的握着我的手笑着，那笑容不是装出来的，他还记得我，只不过第二年，他就过世了。
那天的早饭是在司马庄吃的，还是那几间破房子，不平的地面，十几年了这个餐馆没有变化，大碗粥还是那么香甜，姥爷的铁匠铺歇业好多年了，姥姥收养了两条流浪狗，它们好像也很喜欢我，让我摸来摸去，这一次本应是一次对故乡的美好回忆了，可不知道究竟怎么了，那天在东站度过的半天，竟然是那么的模糊不清，我的脑子不是很好，时常忘记一些东西，可我觉得，不应该忘记那么重要的东西。
回城的时候，我坐上了心念的绿皮车，慢悠悠的开往市区，东站离市区最多只有半个小时，那一天，过的好踏实，等写完这篇，我一定要去查查东站的正确叫法，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既然有人问了，我就一定要清楚的回答。
对于东站，我在大学时曾写过一篇散文《南国的年轮》后来那篇散文被我送给了心理学科的曲老师，那几年在稚嫩的笔风下，把所有混乱的记忆捏凑到一起，可时至今日也是如此，也或许就是这么多年我的写作水平就不曾长进，也或许那段情感不能用文字形式来表达。
东站的楼房现在或许更老了吧，姥姥姥爷隔几年就会回山东来住上一年半年，相比而言，和他们相处的时间还是不少的，可对于东站的记忆，我是愈发的模糊，我怕我突然有一天忘记了东站的模样，我也怕如果有一天在蚌埠我该怎么找回东站的家，姥姥姥爷都在盼着明年回山东，来看看他们外孙的婚礼，我是不幸的，也是最幸的，对于东站，后面的故事里，也会慢慢提到，这么多年，东站，除了姥姥姥爷，总感觉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一直在等我再回去。
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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