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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衙有三班六房三班衙役：即皂、壮、快三班衙役，是州县衙门一个庞大的阶层，最低级的组织。一般来说，皂班值堂役，快班司缉捕，壮班做力差，其实也没有截然分开，皂、壮二班共负内勤、站堂、行刑、警卫、呵道等责任；快班又分步快和马快，专管缉捕。
所谓“三班衙役”也只是个概称，实际上也不只三班，除了皂、壮、快以外，还有民壮、弓兵、粮差、门子、禁子、仵作（即今之法医，女的称稳婆）厨夫、伞扇轿夫等，也属这个阶层，他们是衙门的役使人员、力役，也是广义的吏员，由衙门额定工食银（每年约六两），县官与百姓的联系必须依赖“吏”，吏是官民交接之枢纽，最基层的“执法人员”，民众正是从衙役的活动中感受到国家的存在和知县的威严。（引自搜狗问问）
六房：吏房掌官吏的任免、考绩、升降等；户房掌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礼房掌典礼、科举、学校等；兵房掌军政；刑房掌刑法、狱讼等；工房掌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县衙六房与中央六部相对应。（引自搜狗问问）
清代官方文献习惯上将书吏与衙役合称为书役，实际上二者在身份地位上有明显区别。经制吏有进身之阶，有一定文化，法律上不属于贱民，而衙役是差役，是“奔走于公家，执杂役之人”。因为差役的种类繁杂，选充差役也不尽相同。民壮、库子、斗级、铺兵在法律地位上“同凡”，即具有一般权利人的地位，因而，对其选充也比较严格。比如与仓库钱粮打交道的，要家道殷实、诚实良民才能充任。而其他充役者大多被视为“贱民”，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选任官职，他们的子孙在三代内也被限制享有这些权利。衙役在年龄上一律要求是成年人，著役时间是三年，著役时必须出具从前未充衙役的保证书。法律还规定，一身不能同时充二、三役，犯有侵盗钱粮焚赃之类罪行的，即使遇赦豁免后，也不得应役。退役后不得改换姓名，重新应役。
与书吏一样，衙役也有定额，他们被称为额役，收入基本得到保障，他们的报酬称为“工食”，年收入约有六两银子，大体上仅能维持一人温饱。各州县的额役不算少，一般都在百人以上，其中以民壮最多，州县的法定民壮数目是50人，新设衙门的人数会少一些。
与书吏一样，定额外的衙役数目也异常之多，他们通常被称为白役。每个在册的正役，都会雇用或跟随几个或十几个甚至多达几十个数额不等的白役。此外，还有数额不等的挂名衙役。这三项合起来，同样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如浙江仁和县和钱塘县，衙役总数均多达1500人以上。乾隆初年的江西省有几千人。乾隆末年，地方繁剧州县，所用衙役，有多达1000多人的，其中多数是挂名书役。清后期的山东大县，衙役在1000人以上，小县也数百人。对白役膨胀的势头，清朝**也试图整顿，但效果有限。刘衡在四川巴县做知县时，原有衙役7000人，经过裁革整顿，一年以后剩下的仅有100多人。但这只是个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衙役膨胀的势头。衙役如此之多，不但百姓深受其害，官员也经常因失察被降级或革职。（引自搜狐网）
三班衙役，除了壮班之外，都是贱民。一个家族有人干了这个，三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至少在理论上，比一般农民地位还要低。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儿，在古人看来，是一种不良之行，得罪人的活计，一种贱业。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正经人注定不屑于此，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做不良之事者，只能是不良之人，所以，在中国古代，人们也称捕快为“不良人”。其实，不止中国，古希腊城邦的警察，也是奴隶来做的，公民犯了事，要由地位低贱的奴隶抓他们。每逢开公民大会，好些偷懒不肯出来开会的公民，也是由奴隶拿绳子赶他们出来。
贱业由贱人来做，做这种事还要以官府的名义，等于是让贱民行使公权力。所以，实际上，捕快在民众中威风极了，一点贱的影子也没有。动辄拿人、锁人，谁见了都惧他三分。老百姓都尊之为捕快老爷，捕翁，街上做买卖的，都得定期孝顺，交保护费。捕快的职位，一般是要买的，买不到的，就不要名额，心甘情愿放弃平民地位，来做帮役，求帮役也不得的，可以做白役，一分钱补贴没有。很多大县，帮役和白役，动辄数以百计。但是，这样遭人羡慕的捕快，如果见了当地的乡绅，还是不敢造次，老早就得让在一边，躬身请安。即使一介穷秀才，如果没有县令的旨意，他们也不敢随便碰。至于县令老爷，更是从来不把他们当人，随意指使不说，有了案子，如果破不了，就把捕快拿来，当众扒了裤子打板子，严令追比，三日一追，五日一比，板子越打越重，既是责罚，也是羞辱。总之，在官府层面，没有人在意捕快的脸面。
在官面上没有脸面的捕快，做起恶事来，自然肆无忌惮。老百姓摊事被拘，若要少受折磨，得送“脚鞋钱”，“酒饭钱”。如果被拘者暂时不想到官，得给“宽限钱”“买放钱”，甚至原告要撤诉，两边都得给捕快“说和钱”。更恶的事儿叫“贼开花”，如果有了窃案，捕快往往会指使拿住的贼多加攀指，把一些没有势力但家境富有的农户指为藏赃之所，为窝赃户。当然，这样的攀指，开始是不会让县令知道的，但是被攀指的农民，多半会央求捕快想办法，这样，大笔的钱也就来了。收了人家的钱，还落个人情。
最恶的事，是弄个无名尸体，趁深夜放在某些殷实人家的门口，谁被这样黑上，即使后来真相大白，家也肯定破了。弄不好，户主还可能进监狱丢了性命。再就是让娼妓假作良家妇女勾引过路行商，以拐带妇女名义讹诈之。这两种方式，都属于古代的“钓鱼执法”。最常见的恶事，是催缴钱粮。凡是碰到不肯痛快缴税的农户，捕快们就把这些农户的户主抓来衙门，关在他们平时休息的班房里，横加折磨，饿他们，打骂，逼他们吃屎喝尿，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直到被抓的人的家人实在看不过去了，乖乖把钱粮交了，人才放回去。当然，还得给捕快们一份额外的辛苦费。
捕快之害，当政者也不是不了解，清代就规定，要地方官尽可能限制衙役下乡。但是，大结构确定了贱人做恶事的格局，限制也限制不了。而贱人本身，也是制度造成的。把一些人人为地划成贱民，然后让他们做坏事，好转移老百姓怨恨的视线，其实，最后的怨恨，还是要落在统治者头上。（引自族谱网，历史文化板块。）
吏员。据清代刘体智《异辞录》一书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狱吏并不因他曾是“副部级”官员而对他另眼看待。不但如此，还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1万多两银子。张荫桓很纳闷：这狱吏的胃口怎么这样大？就问住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提督军务总兵官，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多了，我是享受“优惠”的，每天交6400两银子。狱吏说，本来要收8000两，打八折，减至6400两。二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吏有这么尊贵。
朱元璋为吏殴官而震怒
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在中国古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小吏不但对百性专横，对主官和属官专横也是常见的现象。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过胥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而且不止一起。此事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列有数章谈整治吏人的问题，例如《御制大诰续编》第十四章规定：布政司、府、州、县各衙门，今后必须将额定胥吏人数及姓名、职掌写在榜文上，告之于民。榜文写明，本衙门差役几名，姓甚名谁，当房掌文案吏员是谁，等等。在规定名额之外，不许滥用胥吏，不许“容留不明之人”。朱元璋还规定，榜上必须写上这段话：“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超过额定人数，非法使用的胥吏，朝廷允许民众将其扭送至京城，交有关衙门处置。
胥吏在本衙门的官员面前，无不卑躬屈节，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一副奴才的样子。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的，表示鄙夷的，则大有人在。
清人朱免敬在《瞑庵杂谈》一书中，谈到了胥吏背后的狂言：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恽世临，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曾先后任长沙知府、湖南巡抚。中进士前，他偶尔去北京一家酒馆喝酒，听到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恽世临听了，心中暗暗“怪叹”。
不久，恽世临考中进士，由翰林改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文选司掌管官员的任命、调动，是“跑官”的人要跑的一个部门。文选司的官员都是有权有势的所谓“热官”，该司的胥吏们也架子大贪欲大。他们曲解“选法”，即选拔官员的法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地方官员，因而暴富。
恽世临是个精细之人，他时时记得酒店里那名胥吏讲的狂话，提醒自己不要被胥吏们当作被驾驭的可悲可叹的“骡子”，遇事都要仔细核查，严防胥吏们弄鬼。胥吏们想舞弊也没有下手的机会，因而也就很难捞到油水。恽世临这位正六品的主事，断了胥吏们的财路，他们“奸不得施，怨之入骨，倒书其名于壁”，只能把恽世临的名字倒写在墙上，以低劣的手段发泄心中的不满，真是可笑。
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们敢于如此蔑视官员？一是因为胥吏们看透了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处理政务、公务的实际本领；二是他们相信，官场由他们撑着，官离了吏，便玩不转。连嘉庆帝都说：百官听命于书吏。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只会签字画押，不能实际处理政务、公务，都委权于胥吏，因而一日离不开胥吏。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员？
衙门里抄抄写写的书吏乍看似乎什么权也没有，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所抄写的文件，都是机密，是机密就有人要打探，探听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于是，不规矩的书吏便将他们抄写的文件内容当作“资源”，奇货可居，待价而沽，跟有关官员进行交易。
清代最高军政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军机处，就多次发生过抄写人员泄密案。事为乾隆皇帝所知，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二日上谕中提出严厉批评：“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
乾隆上谕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联络官。其职责是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件，实际还兼有刺探朝廷动向的任务，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们地位不高，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微未之人”，但他们神通广大，无孔不入。各省总督、巡抚视他们为亲信，常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直隶、江南、浙江等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提塘，买通军机处的书吏，将不发至省级的机密文件，抄寄这些省的总督、巡抚。乾隆帝对有关总督、巡抚从处理，免于查究。但对于泄密的书吏，自然要受到严肃处理。
小吏专权为何难以解决
古代胥吏专权是官场一大痼疾，许多有识之士都大声疾呼要坚决铲除这一祸害，但是，直到封建社会终结，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第十三章中说：“天下诸司所用走卒不可无者，持簿书亦不可无者。然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他觉得奇怪，怎么好端端的良家子弟，一旦做了书吏或差役就变坏了，而且很少有不害民的。进入吏的行列，为何好人会变坏？朱元璋没有悟出这是制度出了问题。
古代实行的是“一衙两制”，亦即官员属国家编制，由国家任免，由国家提供的俸禄供养；而吏不进入国家编制，不由国家聘用，不由国家薪金供养。正因为这样，朝廷无法考察、管理和考核这部分人。吏归衙门的主官任用，他们对使用他们的主官负责。一位官员到任，带来一批吏；一名官员卸任，带走一批吏。官员自己聘用吏，难免不沾亲带故，难免良莠不齐。一旦有害群之马的吏出现，因为是官员任用的私人，往往受到官员的庇佑。
因为国家不发薪金，薪金要由聘用他们的官员负担，吏人的收入往往很低。这逼得他们自己找食。古代有过“高俸养廉”，但没有“高薪养吏”。一些素质差、有贪欲的吏，便借机敲诈，中饱私囊。
古代各级衙门用的主官，多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他们熟悉《四书》、《五经》，有的诗文做得很好，但这些跟处理政务、公务毕竟相去甚远。那是另一门学问和技能，官员们没有在吏的岗位历练过，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这样，就造成官员们“跛足”的现象。他们熟悉的知识不大用得上，用得上的学问他们又缺乏。正如梁启超所说：“官制不善”造成官员们“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只会签字画押的官员们，不得不“委权胥吏”。也就出现“大官拱手惟吏之从”的局面，胥吏弄权就是势所必然了。
胥吏这一行，因为是具体经办各类官府文书和各类公务，需要行政、人事、刑狱、钱谷等方面的经验，需要熟悉朝廷的法规及历来有关谕旨。做一名胥吏，是要经过多年专门学习和训练的，往往父传子，子传孙。因而在胥吏这一行，存在着家族世袭的现象。胥吏形成一股势力，“植根固本，不可动摇。”朝廷即使知道胥吏之害，也奈何不得。因为这是制度严重缺陷造成的，而修补制度不是轻而易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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