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司马光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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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皇帝看中的人，是司马光。

 证据就在前面那个案子里。当时，神宗为了平息韩琦和王陶双方的怒火，曾经打算将王陶调离御史台，由司马光出任御史中丞，王陶改任翰林学士，也就是让司马光和王陶两人对调。这个想法遭到了韩维的批评。韩维说，宰相跋扈可是要杀头的。王陶如果说得对，宰相岂能无罪？不对，王陶又岂能只<bdi>..</bdi>是调离？恐怕应该当庭对质，判明是非。

 司马光也不肯就任。他说：御史台人见人怕。陛下任臣如此要职，臣不敢辞。但是，如果弹劾宰相便被罢免，那就说明御史中丞做不得。王陶虽然未免小题大做，维护礼法却没有错。所以，臣要等到宰相押班以后才能就职。

 神宗皇帝只好作罢。

 然而他看重司马光却毋庸置疑。因此，虽然司马光曾经抗命，却仍在吴奎和王陶同时被处分那天再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应该说，年轻的皇帝对司马光是寄予厚望的。

 事实上，神宗也并没有看走眼。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宝元初年进士，仁宗末年已成为活跃于政坛的新锐人物。当时，皇帝迟迟不肯建储，宰相们一筹莫展。司马光便提醒韩琦说：相公一定要只争朝夕。此刻如不昭告天下，将来万一哪天半夜三更从宫中传出片纸，上面写着由某某某承继大统，请问还有回旋余地吗？

 韩琦连连拱手：敢不尽力！

 再看司马光在韩琦一案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神宗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未果，又想任命他为侍读学士，司马光便向皇帝力陈利害。他说：这两个职位资级相近。王陶如果担任侍读学士，吴奎肯定继续罢工。这时，陛下敦促他则会失去威望，罢免他则会失去人心。再说王陶在待罪期间得到美差，恐怕也不敢接受，岂非两边不落好？

 那么，又该怎么处理呢？

 司马光的建议，是不让王陶继续担任御史中丞，恢复到之前的旧职。这样一来，吴奎无话可说，不敢不出；王陶也心安理得，坦然接受；至于舆论，自然平息。

 这样看，司马光简直就是当宰相的料。

 司马光也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对帝国的弊端和隐患更是看得清清楚楚。嘉祐七年（1062）五月，他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其中最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的，是这样一句话：

 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变法的重要原因吗？

 何况司马光道德品质无可挑剔，学识才华难有人及。即便在那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代，他也是出类拔萃的。那么请问，司马光为什么没能成为熙宁年间的领军人物？

 首先恐怕是他不能让皇帝十分满意。

 就在韩琦罢相的第二天，司马光被召到延和殿。尽管此刻他那御史中丞的官衔前面还有一个“权”字，也就是“暂时代行”之意，但对皇帝的咨询依旧知无不言。

 话题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人事。

 司马光问：陛下知道薛向的为人吗？

 薛向是理财高手，正是帝国急需的人才，人品却似乎有争议。其实，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薛向品质恶劣。但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肯定是小人，肯定见利忘义。王安石变法备受争议终至失败，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就连神宗皇帝也未能免俗。他说，薛向固然很难说是正人君子，只不过会理财，也懂边防。

 司马光说：理财确实会，边防未必懂。

 接下来又说到另一个人，司马光也不以为然，甚至给他戴上了“奸邪贪猥”的帽子，皇帝便突然不高兴起来。他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就议论纷纷，闹得沸沸扬扬。风气如此，只怕不是好事。

 司马光说：不，这是天大的好事。知人善任可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何况陛下刚刚即位？万一用了奸邪，台官谏官都明哲保身一言不发，岂不坏了陛下的大业？

 神宗又问：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答：不知。

 神宗再问：巴结宰相和巴结皇帝，哪个好些？

 司马光答：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邪，但，一味迎合主上，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

 这就是皇帝不想听的话了。什么叫不迎合？难道唱反调就好？难怪朕指挥不动，也难怪不是今天这个罢工，就是明天那个称病，原来他们满脑子是这种思想！哼哼，此风断不可长，此人也得再看一看。于是第二天，司马光便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则换了别人。<span class="" data-note="以上司马光与宋神宗的谈话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黄以周等《拾补》卷二治平四年九月壬寅日条。据两书，韩琦罢相是在九月辛丑，前后只差一天。另据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丙寅，宋神宗命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与王陶对调，被司马光拒绝。庚午，王陶被贬，任命司马光权御史中丞，癸酉日受命。这次谈话后第二天，即九月癸卯，改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任命滕甫为御史中丞。">

 单凭这一点，司马光就只能待命。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插曲，熙宁年间的司马光恐怕也只能在洛阳专心致志编撰 href='6042/im'>《资治通鉴》。因为他虽然看到了帝国的弊端和隐患，也主张改革，却反对变法。在那封写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此公明确指出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是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改革的关键也可.９9lｉｂ?以概括为八个字：

 在于择人，不在立法。

 也就是说，旧制度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用人不当。既然如此，司马光怎么可能赞成变法？更麻烦的是，司马光并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是一味地讲修心治国善于择人之类的大道理，这种空话又岂能解帝国的燃眉之急？天下细小之事，皆未足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再据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六月戊申日条，当时旱情严重，难民流入京师，司马光还在讲“圣王之政，使民安土乐业而无离散之心，其要在于得人而已”。"><big></big>

 能让神宗为之一振的，便只有王安石。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神宗皇帝看中的人，他起用这两个新锐前后只差一天，头一天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第二天就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时间是在神宗皇帝即位的三个月之后，可见皇帝的另眼相看和迫不及待。

 司马光却坚决不肯接受任命。

 皇帝只好把他召到御前询问。神宗说：古之君子，要么有学问没文采，要么有文采没学问。爱卿却兼而有之，请问为什么要推辞翰林学士的任命？

 <h3 class="ter">治平四年（1067）有关事件一览表</h3>

 <table><tr><th>月</th><th>日</th><th>事件</th></tr><tr><td rowspan="2">正月</td><td>初八 </td><td>英宗驾崩，神宗即位</td></tr><tr><td>十一 </td><td>三司使韩绛等上书称国库空虚

 神宗下令英宗皇帝丧事从简</td></tr><tr><td>三月</td><td></td><td>欧阳修被诬</td></tr><tr><td rowspan="2">闰三月</td><td>二十五</td><td>王安石任江宁知府</td></tr><tr><td>二十六</td><td>司马光任翰林学士</td></tr><tr><td rowspan="7">四月</td><td>初八</td><td>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曾公亮</td></tr><tr><td>十七</td><td>韩琦、曾公亮上表待罪闭门不出</td></tr><tr><td>十八</td><td>王陶弹劾未果，宣布罢工</td></tr><tr><td>十九</td><td>命司马光与王陶对调，司马光拒绝</td></tr><tr><td>二十二</td><td>参知政事吴奎请罢王陶未果，宣布罢工</td></tr><tr><td>二十三</td><td>王陶与吴奎并罢，司马光权御史中丞</td></tr><tr><td>二十五</td><td>吴奎官复原职</td></tr><tr><td rowspan="4">九月</td><td>二十三</td><td>王安石任翰林学士</td></tr><tr><td>二十六</td><td>韩琦和吴奎被免去宰相和副宰相职务</td></tr><tr><td>二十七</td><td>神宗召司马光询问朝政</td></tr><tr><td>二十八</td><td>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td></tr><tr><td rowspan="2">十月</td><td>初二</td><td>令司马光专心修史</td></tr><tr><td>初九</td><td>赐新书名 href='6042/im'>《资治通鉴》</td></tr></table><var>..</var>

 司马光说：臣不会写四六骈文，无法草拟诏书。

 宋神宗说：不用。像两汉那样就行。

 司马光说：本朝惯例不可。

 宋神宗说：爱卿进士及第，怎么可能不会写骈文？

 司马光竟掉头就跑，皇帝也只好派宦官去追，追上以后仍然不肯受命。宦官只好根据皇上的命令，将诏书硬塞进他怀里，司马光这才勉为其难地当了翰林学士。

 王安石的态度同样让朝廷头疼。实际上，神宗皇帝最早的考虑，是要把他召到中央政府来工作，没想到远在江宁的王安石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病假。最后，皇帝急了。他问宰辅们：这个人到底是真有病，还是在讲价钱？

 众说纷纭。曾公亮认为王安石是真有病，吴奎认为他不来是因为韩琦在朝，韩维则认为他胸怀大志，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就召来的。此事当然不可能有结论。好在，王安石接受了江宁知府的任命，这才没有继续讨论下去。

 显然，如果说司马光是被神宗看在眼里，那么，王安石则是被皇帝记在心中。这不仅因为韩维的不断推荐，更因为此人还没有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就已经满堂喝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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