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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dfn></dfn>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到处是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mark></mark>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它难民一样，艰难地维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毯，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咀，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迭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开创了全世界最大的笔记计算机制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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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线。（林百里和父亲）</b>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马上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满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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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厚修的孩子在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一岁的马英九）</b>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型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
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跳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 4e86." >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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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年轻的蒋震）</b>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惨重，宣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公布“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后面有美国中情局，”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dfn></dfn>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拚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零零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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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b>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七分钱。房子藏书网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零零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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