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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pic/plate_89522_1.jpg" /><b>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调景岭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b><samp></samp>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处，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u></u>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两百零七万。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整个工厂的工人 90fd." >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官、国军中曾经是抗日英雄的将领和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术家，有知识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女，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兵，在某一次战役中变成残废。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情景：断了腿的伤兵，腋下拄着拐杖，衣服肮脏，独自站立在陌生的街头，不知往哪里去；很多，还是少年。
救急救难的东华医院出面收容难民，消息一传开来，闯过了罗湖的人，潮水一般涌到东华。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黄杰的残部和豫衡联中的孩子们被逼进十万大山和越南边境的时候，东华医院开始照顾难民。半年之内，收容了八千两百多人，其中残废的人占极高的比例，将近两千。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刚好是韩战爆发后的一天，七千个难民被送到吊颈岭。极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内全部运送完毕。
吊颈岭在九龙半岛的东端“魔鬼山”的一片荒凉山坡上。这个无人的荒地，有一个废弃的面粉厂；一九零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务员伦尼，买下了这片荒地，建了一个面粉厂，没想到三年之后破产，伦尼就用绳子吊着自己的脖子，绑上巨石，然后还跳海。工厂所有的机器被债权人搬走，原来运货的小码头荒废，山坡上的厂房逐渐变成狰狞的废墟，从此以后，魔鬼山本来叫“伦尼面粉厂”的这片山坡，就被称为“吊颈岭”。
港府聪明的公务员，将“吊颈岭”正式改名为“调景岭”。
七千个人只是登记领饭票的，其实还有没登记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时，近两万人住在调景岭营区内，包括八百个孩子。国军和眷属大概占一半以上，湖南和广东籍的最多，但是也有来自青海、西康、甘肃和热河省的，东北的伤兵和难民也不少。
这是一个没水没电没路的荒山，一切从头开始。港府已经在山坡上筑构了上千个字形油纸棚，一个棚住四个人；三十个大葵棚，分妇女组、医务组、平剧社、自治纠察队等等单位进 9a7b." >驻，一个大葵棚容纳七十个人。社会局供给难民的配额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鱼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咸鱼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大人则十人一组，每天两次，排队去领饭。饭领回来，坐下来同吃的却有十四、五个人，那没有饭票的，也是同乡同学同是天涯沦落，难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难民营不一样，调景岭难民里头，真正的卧虎藏龙。随便看过去，在山路上扛着一袋面粉正迎面走下来的，可能就是个“营长”。譬如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广东增城的陈宝善。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samp></samp>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会垮得这么厉害呢？
一九四九，在华东医院和调景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两次，难民排队领饭，你可能看见陈宝善在行列里，他二十九岁，眉宇间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气，但是神情抑郁；如果你不细心，你就不会想到，他曾经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信念：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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