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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3月,北军三路进攻湖南,作为主攻的张敬尧第七师,寸功未见。吴佩孚率领第三师攻下湘北重镇岳州,连下长沙,湘桂联军溃走。在这个时候,吴佩孚和张敬尧分别接到两个命令。给吴佩孚的是让他继续追击南军,直捣两广。给张敬尧的是让他做湖南督军兼省长。接下来,追到衡阳的吴佩孚,不再追了。而身在长沙的张敬尧,做了大帅<small>〔当时人按晚清的惯例,给督军上的“尊号”〕</small>,总算有了地盘,按规矩,可以算是地方诸侯了。

    张敬尧出身小站新军随营学堂,算是小站旧人。在北洋军里,资历绝对比吴佩孚老。1914年他做第七师师长的时候,吴佩孚才是个小营长。当年辛亥革命北洋军进攻武汉,后来国民党二次革命,北洋军进攻南昌,以及围剿“白狼军”,张敬尧还算是骁将。但是,到了入川跟护国军对阵之时,就已经不中用了。在段政府的南征中,作为段祺瑞倚重的爱将,实在是不争气,打一仗败一仗。如果不是段祺瑞用人不明,任人唯亲,湖南的督军,无论如何都到不了他的手里。

    可是,做了大帅的张敬尧,却发现他这个督军,能够控制的不过长沙周围几个地方。漫说远在衡阳控制湘南的吴佩孚他管不了,不仅管不了人,连地盘也不是他的。其他地方,由于分别驻扎着南征的北军各部,他实际上也管不了。一个督军,实际管辖范围,也就是北到岳州,南至湘潭这么大的湘北方寸之地。地盘不大,但军阀的毛病,张敬尧都有,首先要地皮,有了地皮,就拼命扩军。第七师进驻长沙不久,就扩充到7万人枪。人马多了,跟其他军阀一样,用人先用自己人,第一是兄弟子侄,第二亲戚同学,第三故旧乡亲。张敬尧排行老大,下面兄弟三人,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各个都身居高位,不干好事。湖南人给他们编了歌谣:“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军阀的部队有个通病,凡是驻扎地不是自己的家乡,纪律就不好。北军进入湖南,原本就是来征服的,先天不足,只有冯玉祥和吴佩孚的部队尚可,其他部队,口碑都不怎么样,而张敬尧的部队,就更是差劲。加上他的部队,大部分都是擅自扩招的,陆军部一时还排不上编制,因此,经常薪饷不继。严格来说,得要靠他自己筹饷养活。可是,他实际控>藏书网</a>制的地盘小,自己贪,几个兄弟更贪,弄点钱,先要往上海租界外国银行里存上,在天津租界购置产业,在安徽老家买地,余下来的,才能养兵。因此,他的部队,经常闹饷,然后自行搜刮,纪律一塌糊涂。

    在如此狭窄的土地上,骤然养了这么多兵,当地绅民肯定是吃不消的。张敬尧既要养兵,又要自肥,没有别的办法。跟所有没出息的军阀一样,只能一边加大征收幅度,横征暴敛,一边滥发纸币,滥发债券,同时还干点盗卖公产的勾当。特别遭人诟病的是,张敬尧还克扣湖南的教育经费。湖南是个士绅势力极大的省份,自晚清以来,教育经费就已是得到特别保障的,任谁当政,都不敢随便动一个指头。可是到了张敬尧手里,由于军费紧张,居然敢动教育经费的主意。先是挪用,然后以纸币代银元,继 800c." >而拖欠。各学校1月份的经费,时常拖到3月份方给,给的时候还要克扣打折。<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22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span>因此,引得新旧知识界对张敬尧格外地不满。

    当然,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张敬尧在民国史上,名声的确很坏,但并非一个专门作恶的恶魔。他的军队,虽然纪律不好,但也不至于专门放出来烧杀淫掠。后来湖南“驱张”运动,胪列了张军的恶行,尽管已经极尽夸张之词,但比起后来督鲁的张宗昌,还是小巫见大巫。张敬尧种种搜刮恶行,的确很恶劣,但还没有到令人完全无法忍受的地步,跟他同时期的一些军阀,比如四川的刘存厚,也差不多是这样。五四运动后期,湖南学生和知识界发起“驱张”运动,大张旗鼓四处运作,到处去臭张敬尧。张敬尧能够让这些人从容发动,而且自由出入,可见张敬尧并没有人们说的那样穷凶极恶。可是,张敬尧倒霉就倒霉在他刚当上督军不久,就碰上了五四运动></a>。这个运动,就是冲着他所在的皖系去的,而张敬尧要对付的,不仅有全省各地尤其是省城的学生,还有在湘南剑拔弩张的吴佩孚,和在常德皮里阳秋的冯玉祥。是人都知道张敬尧是皖系的大将,痛打卖国贼,在北京目标是段祺瑞、徐树铮和曹、章、陆,在湖南,就是他张敬尧。

    说实在的,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吴佩孚撤防北上,张敬尧就像被放在火炉上烤的烤鸭,一边的火是湖南的知识界,一边的火是吴佩孚,直到烤成两面焦,最终被湖南文武两伙势力,驱逐出了湖南,官职丢了,残兵被人吞掉,片甲无存。一生的事业,从此烟消云散。

    我曾经介绍过,五四期间,湖南的抵制日货运动非常火爆。学生对买卖日货的人,往往采取暴力的行动,但军警却并不制止,有时甚至还向着学生。事实上,张敬尧根本不敢对运动说三道四,更谈不上镇压了。不仅如此,张敬尧还曾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罢免曹、章、陆,以丢卒保车。个中缘由,就像他在1920年5月26日也跟着众多军人通电主张续开南北和谈之后,给段祺瑞的密电里讲的,关节有五条:

    <small>此际适值外交棘手,各方多主续开和会。而尧一因湘省地当要冲,四面楚歌;二因湘省兵燹迭经,饥馑洊至,倒悬待解,望治孔殷;三因湘省金融枯竭,公私交困;四因青岛问题发生,湘省商民开通最早,激烈分子最多,多方煽惑,恐有他虞;五因湘省军队复杂,困难尤多。尧素主战,而实逼处此,不得已有宥日<small>〔26日〕</small>之通电。<span class="" data-note="《直皖战争》,第3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span></small>

    这里,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后两条。一则来自长沙学生和知识界的,一则来自吴佩孚和冯玉祥。两下夹攻,把个主战派健将逼成了这副模样。

    不过,尽管张敬尧对学生闹事基本上不敢过问,但毕竟不许抵货是北京政府的明令,而且基于当地经济的考虑,如果抵货的规模过于大了,而且商会出面要求干预,张敬尧还是得出面应付一下。但这一应付,出大事了,湖南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登场。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福州事件的刺激,学生加紧了抵货的步骤。1919年11月26日,学生查获了大批日货,准备在教育会会坪集中销毁。但同样参加抵货的商界人士,却大多主张罚款,双方争执不下,商会会长张先赞恳请张敬尧干预。于是,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带领军警,来到了教育会。军警和学生发生了冲突。据学生方面讲,他们遭到了军警的毒打和驱散,身受重伤者数十人。<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237—239页。"></span>可是,这场被称为“学界未有之惨剧”的镇压,后来却没听说学生入院治疗,受伤的学生后来怎样,也没人提及。依照运动时期媒体的惯例,如果真的打伤了学生,随后报纸就会大肆渲染,绝无可能放过的。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学生受伤。但是,随后长沙中小学生,全体解散,不上课了。张敬尧派人跟各学校协商数次,没有结果,于是亲自到教育会去跟各校校长和教员们去协商,委婉地说了软话,商会会长也道了歉。<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239页。"></span>但是,没有用。学生和知识界联合起来,一致决议开展“驱张”运动。具体地说,“驱张”运动的核心组织者,是健学会和新民学会,推举代表数十人,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和常德<small>〔还有一说,加上汉口和保定〕</small>,向各方申诉,要求罢免张敬尧。去北京,自然是向北京政府请愿。去上海,则主要是向媒体和外国人造势。去广州,则是对南方军政府呼吁。去衡阳和常德,则是对吴佩孚和冯玉祥做工作。其中,“驱张”运作的重点,就是北京和衡阳。两地的“驱张”请愿团,分别有三四十人的规模。按 href='2645/im'>《毛泽东传》的说法,毛泽东实际上是此次“驱张”运动的策划者。早在1919年的8月,他就有意图要“驱张”了。去北京的请愿团,实际上是他带领的。也因为“驱张”,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革职“驱张”通电和新闻里。<span class="" data-note="《毛泽东传1893—1949》,第54—5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span>去北京请愿的人中,我们还发现了杨树达、李振翩、李启汉等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在北京联络了在京的湘籍士绅熊希龄、郭侗伯、范源濂等168人联名上书,在京的湘籍国会议员,也都被动员起来。请愿团还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专门宣传造势。一时间,报上尽是张敬尧如何祸湘,如何镇压学生的消息和报道。

    当然,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不可能答应请愿团的要求。漫说当家的是皖系自己人,就是别的派系当家,自打袁世凯死后,也没有一届政府能换得了兵权在握的督军的,除非让更有实权也有野心的督军下属顶<cite></cite>班。但如此声势浩大的请愿宣传,却弄臭了张敬尧。张敬尧臭了,使得原本就因五四运动而声名狼藉的皖系,雪上加霜,等于间接地为直皖之争中的直系加了分。去衡阳的请愿活动,虽然声势没有北京那么大,但取得的实效,却远远过之。去衡阳的请愿团,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里面有易培基、何叔衡、蒋竹如等重量级人物。这个请愿团组织严密,有总干事,下设交际、庶务、文书各股。除了请愿团之外,湘南学生几百人,也加入进来。事实上,决意“驱张”的湖南学生和知识界知道,真正对张敬尧能产生切实威胁的,也只有吴佩孚,即使当时看起来也很进步的冯玉祥,也得看吴佩孚的眼色行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

    大体上,去衡阳的请愿团,采取了三种战术。一是悲情打动,二是好话恭维,三是晓以利害。

    先看第一种战术。1920年1月9日,请愿团21人,加上湘南的男女学生400余人,游行至吴佩孚的司令部,推出代表,要求见吴佩孚。吴佩孚欣然出来接见学生,学生们注意到,吴佩孚出来的时候,“无一随身卫兵,与张敬尧兄弟武士环身者有别”。请愿代表“面呈递交请愿书,及张酋罪状书,并诉说去张之决心”,说到动情之处,放声大哭,顷刻间,“全队学生哭声大作,左右侍卫军士亦为泣下”。大家一起哭,请愿效果奇佳,“吴将军乃大感动,允三日答复”。但是学生还心有不甘,“以未得具体办法,席地守候,以示坚决”。后来是吴佩孚的参谋长出面,“切实担保”,学生们才离开,前往各旅的旅部继续请愿。<span class="" data-note="《蒸阳请愿录》,第7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span>

    求人办事,说人好话,这是中国人的规矩,赴衡请愿团当然懂得。况且,吴佩孚的军队,纪律的确不错,来到衡阳,说说吴佩孚的好话,也是现成的。请愿团到衡阳之后,发表告衡阳各界同胞书,是这样写的:“我们这次走到衡阳这个地方,觉得市面上的生意很兴旺。农工商学各界的人都安居乐业,好像别有天地一样。我们就考究当这连年兵燹以后,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太平气象咧!那么,人人都说有一位很仁义很道德的吴将军在这里保护百姓。唉!试一想到长沙、醴陵、株洲和别的地方,有被兵烧去了房屋的,有被兵强奸了妇女的,有被兵劫去了银钱衣服的,有被兵结果了性命的,弄得他们倾家荡产,饮泣吞声。要死不死,要活不活,受尽了无穷的痛苦!唉!这又是谁的罪过?那么,人人都说是穷凶极恶的督军张敬尧把我们湖南弄糟了。张敬尧除开造了这些罪恶以外,还把湖南的公产变卖进了腰包,把湖南的学校解散,弄得青年子弟流离失所<small>〔明明是学生自己宣布解散的——笔者注〕</small>。把湖南的金钱刮削尽了,又要勒捐军米。把湖南的人民弄得疲病不堪,又要勒种鸦片,唯恐我们湖南人不死绝。列位:试想一想,这种人做我们湖南的督军,你看我们湖南的人怎么得了!所以我们学生跑到衡阳来,请求很仁义很道德的吴将军设法驱除穷凶极恶的督军张敬尧。救我们湖南三千万同胞。”<span class="" data-note="《蒸阳请愿录》,第62页。"></span>

    很显然,这个面向各界的文告,主要是给吴佩孚看的。可以肯定,吴佩孚看了以后,会很受用。作为一个地方的统治者,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有人拿他跟相邻的统治者比较,而他什么都好,邻居则万恶居之。

    恭维后面是直接的催逼。在何叔衡和匡日休给吴佩孚的请愿书里,先是申明大义,开首直接点明山东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皖系政府卖国,而张敬尧则是仰安福系鼻息之国贼。在胪列了张敬尧种种恶行之后,请愿书说道:“夫国势已危亡急矣!湘民之疾苦深矣!自将军以战胜之师,首倡和义,次争外交,继斥安福之祸国,信义昭于中外,威望洽于全湘。而今近则湘人,远则国人,其视线已尽于将军之一身。时至势迫,以待枢机之潜运。倘将军于斯时而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国贼可除,国权可争,倒悬之湘民可救矣。”<span class="" data-note="《蒸阳请愿录》,第47—48页。"></span>而蒋竹如的请愿书,则干脆言明:“将军已有不可不克日兴师之势,何况湘省人民望将军之拯救者,若大旱之望云霓乎!”<span class="" data-note="《蒸阳请愿录》,第49页。"></span>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吴佩孚似乎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

    光戴高帽子,肯定不够,请愿团也知道晓以利害,以吴佩孚的切身利益,来打动他。在请愿团的第三次给吴佩孚的上书中,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点:

    <small>况将军仗义执言,早已见疑于中央,见忌于张督,尤府怨于安福。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征诸往史,甚足寒心。当此群疑震撼之秋,不为先发制人之计,一旦群奸蹈隙,宵小乘机,将军又何以善其后乎?传曰,持斧不伐,贼人将来。蒯通有言: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今日之事,将军宜捐一日之利害,而谋千载之荣施;脱一姓之羁縻,以求万兆之幸福。即乞当机立断,举旌东行,而国是于是乎定矣。<span class="" data-note="《蒸阳请愿录》,第40页。"></span></small>

    引秦末蒯通游说韩信的故事,来劝吴佩孚“造反”,通篇几乎跟《战国策》和 href='2203/im'>《三国演义》里的游说词一样。固然合情合理,但策士游说的味道,实在太足了。

    其实,“驱张”运动对于吴佩孚,无异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本来直皖之间,因为五四的契机,趋于剑拔弩张,而且势力此消彼长,已经接近摊牌。即使没有湖南学生和知识界的“驱张”运动,吴佩孚撤防北上,也是早晚的事。现在“驱张”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大批学生来到衡阳,向他情愿,则给了吴佩孚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难得的借口,有了这个借口,吴佩孚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防北上了。这个借口就是,既然战争给湖南人民带来如此大的痛苦,而战争的“果实”,张敬尧督湘,又是如此遭致人民反对,那么,北军撤走,让湖南人自己解决湖南的问题,岂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在请愿团率领大批学生对他“效秦廷之哭”之后,他马上给北京的徐世昌,给长沙的张敬尧和保定的曹锟,连发三电。在给张敬尧的电报说道:学生的举动“系出于爱国一片血诚,应为略迹原心之对待,只可以理晓喻之,万勿以力遏之”。<span class="" data-note="《蒸阳请愿录》,第13页。"></span>而在给徐世昌的电文中,则夸张地说,“长沙学生男女数百人,每日齐来师部效秦廷之哭”,<span class="" data-note="《蒸阳请愿录》,第13—14页。"></span>他无法应付,明显是在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在给曹锟的电文中,他不仅强调了给徐世昌电文中的夸张,而且具体叙述了学生要求直系动手“驱张”的请求,转而要求曹锟能否设法运作把张敬尧调走。<span class="" data-note="《蒸阳请愿录》,第15页。"></span>这些电文,真正的意图,只是起到一个广而告之的作用。告诉这些人,你们看,湖南的老百姓已经在恳求我“驱张”了。而他自己,则在请愿团到达之时,就在跟南方军政府和湘军紧锣密鼓地谋划撤防事宜。<span class="" data-note="《直皖战争》,第1—3页。"></span>到了这年的2月,双方已经具体谈到军政府接济吴军的撤防费用问题了,据当时南方军政府总裁之一的岑春煊密电,吴佩孚要求的价码是60万。<span class="" data-note="《直皖战争》,第4页。"></span>显然,对于吴佩孚1师4旅之众,这个开拔费并不多。当时的规矩,凡是让某地军队自己开拔,非得付开拔费不可,俗称“打开发”,就是打发。不掏点银子,人家就不走。对于特别想吴佩孚走路的南方军政府和湘桂军而言,付出这么点打发费用,也是应该。反过来说,即使是满口正义的吴佩孚,其实也未能免俗。

    到了3月,请愿团还在衡阳没走,吴佩孚将要撤防的消息,就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下轮到张敬尧恐慌了,左一个密电,右一个密电给北京政府,给他的主公段祺瑞督办<small>〔时段祺瑞担任北京政府太上皇的边防督办〕</small>,“万急”,“万万火急”,“万万特急”,跪求他们设法让吴佩孚别走。到了3月底,撤防的事就彻底公开了,吴佩孚和曹锟跟北京政府正式摊牌。5月10日,吴佩孚开始北撤行动。张敬尧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称“人心恐慌,达于极点”。<span class="" data-note="《直皖战争》,第30页。"></span>5月31日,吴佩孚率1师4旅之众,安然抵达汉口。吴佩孚撤走,其他非张敬尧系统的北军,如冯玉祥、范国璋各部,也先后自行撤离湖南。张宗昌和张勋前安武军则稀里哗啦也退了。湘军随即发动反击,张敬尧的部队当时虽有7万之众,在人不满万、枪不足3000的湘军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到了6月13日,张敬尧已经完整地把湖南丢了,残军退入湖北,被湖北督军王占元收编,张敬尧丢了本兼各职,光杆司令一个,下野到租界做寓公去了。从此,在历史就等于没这个人了。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侵华动作,张敬尧在日本特务策动下,食指大动,谋有所为,结果被国民党军统在北平六国饭店给杀掉,到死还落了个汉奸的骂名。这年的7月,直皖正式开打。但是,我们看到,直皖之战的前哨战,其实就是“驱张”。张敬尧原本是给皖系看大门的,可是,用不着直系动手,就一败涂地。这一个前哨战,似乎已经预示了直皖大战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驱张”,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一个子运动,直接就跟直皖之战发生了关联。

    “驱张”的最大赢家,是吴佩孚。他没有动一兵一卒,还捞了大笔的开拔费,北撤大军路过长沙的时候,吴佩孚和张敬尧所部,都剑拔弩张,但一枪都没放,吴佩孚还礼节性地见了张敬尧,双方客客气气。理论上说,两人并没有扯破脸皮,以后还是可以见面的。可是,吴佩孚却赚足了民意,成为解湖南人民倒悬的大英雄。当然,“驱张”的成功,也的确跟他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吴佩孚的撤防,以及这样的撤防背后跟湘桂军之间说不清的密约<small>〔人人都担心被出卖〕</small>,让所有的北军,不是跟着撤,就是人心恐慌,在湘军的反攻下,毫无抵抗能力,一溃千里。“驱张”,就这样痛快淋漓地实现了。事情过后,参加请愿的学生对吴佩孚万分感激,他们说:“在衡阳的代表,幸而遇见一位主持正义的吴子玉将军,替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不然,我们宣告上所说‘张一日不去湘,学生等一日不返校’的话,不晓得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咧!”<span class="" data-note="《蒸阳请愿录》,第129页。"></span>其实,湖南的学生用不着感激吴佩孚,他们正好赶对了时机,即使没有学生“驱张”,甚至南方军政府不给吴佩孚开拔费,吴佩孚还是会撤防北上的,直皖之争,已经到了非打一仗不能解决的地步。皖系不肯自动下台,直系则不动刀兵,果实落不到自己口袋里。但是,就跟五四运动的爆发一样,“驱张”给了吴佩孚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湖南的学生惠及吴佩孚的,比吴佩孚给他们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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