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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以来,湖南在中国的名头很响。自湘军兴,帮助清廷守住了江山,清朝的中兴名臣,排在最前面的4个,胡<small>〔林翼〕</small>、曾<small>〔国藩〕</small>、左<small>〔宗棠〕</small>、李<small>〔鸿章〕</small>3个出自湖南。外面的人说,无湘不成军。湖南人自己说,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中国有湖南,中国就不会亡。然而,在上个世纪头20年,湖南却是中国的一个最危险的火药桶,南边北边打仗,湖南是战区。

    但是这个火药桶,却给了吴佩孚一个最大的机会。

    本来,吴佩孚一口气冲到衡阳,剽悍的桂军退回了老家,湘军被打散了,幸亏师长赵恒惕,收集散兵游勇,凝聚力量,总算为湘军保留了一点元气。在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因前方的败绩而出现分裂,西南军阀唐继尧和陆荣廷原本就不太买孙中山这个非常大总统的账,此时则策动一部分非常国会的议员,将军政府改成总裁制,总裁设有7人之多,而孙中山则由原来的非常大总统,变成毫无权力的7总裁之一。而且新的军政府,不断向冯国璋献媚,公开表现出妥协的态度,逼得孙中山愤愤地发表武人之争雄“南北皆一丘之貉”的宣言,下野回到上海。这样,最令北京政府头痛的孙中山,似乎已经被了结了。武力统一的胜利曙光,似乎就在眼前。据陶菊隐先生说,刚刚拿下衡阳的时候,吴佩孚还踌躇满志,胜利在望。写了一首感怀诗,其中有句道:“元首余威加海内,偏师直捣下衡阳。寄汝征南诸将士,此行关系国存亡。”这里的元首,到底是段祺瑞还是冯国璋,说不太清楚。但无论指谁,此时的吴佩孚,还是在为元首分忧哪。也就是说,刚刚占领衡阳的吴佩孚,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无不满。作为此番南征唯一的常胜将军,这时,还做着建功立业的梦。<span class="" data-note="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第10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span><bdo></bdo>

    然而,一只脚踏在两广大门口的吴佩孚,按兵不动了。或者说,此公的梦忽然醒了。因为北京政府发表了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这下子给吴佩孚的刺激可不小。张敬尧在北洋系资历比他深,但却一向为他所看不起。当年在四川抵御护国军,吴佩孚就见识过此人的无能。此番南征,张敬尧又是以优势兵力,屡战屡败。如果不是他加入战阵,湖南的战局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呢。可是,打赢了,桃子却给了这个草包。吴佩孚是个自负而又刚愎的人,根本受不了这个气。于是,这位南征的先锋,放下他元首的大业,开始学湘军名将彭玉麟寻访梅花,跟当地士绅诗酒唱和。第一件要务,居然是跟湘军建立联系,释出善意,免得擦枪走火。一句话,吴佩孚不想打了。在当时的中国,军阀之间要想建立联系,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在很多情况下,即便双方正在交战,双方的代表也会在上海或者汉口的租界里把酒言欢,今天开战,明天兴许就是盟友。当时南北交战,但西南军阀跟皖系军阀之间,照样存在着正式的联系。双方的代表,在一起喝酒打牌,无所不为。吴佩孚作为前方的一个师长,不算是交战中的一方,没有跟对方接触的正式代表,但要想建立联系,找个把双方都熟的人,却也易如反掌。

    一个说法是,吴佩孚托人找到谭延闿和赵恒惕的好朋友童锡梁,从长沙来到衡阳,托他带话给谭、赵,表达休战之意。<span class="" data-note="章君榖:《吴佩孚传》(上),第247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span>还有一种说法是,吴佩孚派后来成为他第一号谋士白坚武来到湖南永州,谭延闿的驻扎地,“暗示吴将按兵不进”。然后谭延闿派萧仲祁回访,据说吴佩孚“接待颇殷,饮酒和诗,意气殊洽”。<span class="" data-note="萧仲祁:《谭延闿联吴(佩孚)驱张(敬尧)的鳞爪》,《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19页。"></span>交战的双方接上了头,休战就休得比较踏实了。一来二去,双方的主帅也见了面,吴佩孚就是在这个时候,跟湘军实际的统帅赵恒惕订交。赵恒惕也是湘中一员很有本事更有见识一个战将,吴佩孚钦佩他居然以数千收拢来的散兵,打败了张怀芝一个主力师,双方惺惺惜惺惺,彼此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两人生命结束。吴佩孚年谱的作者,对吴佩孚休战罢兵,跟南方合作这件事,描述得很有戏剧性:1918年“端午节前夕,接段祺瑞急电,饬进攻两广,并允以广东督军为酬,先生<small>〔指吴佩孚——笔者注〕</small>批一‘阅’字,明日邀全军团以上军官与湘军各将领驻衡代表高会饮酒,众大惊诧”。<span class="" data-note="《吴佩孚先生年谱》,《吴佩孚先生集》,第215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span><tt>.t>

    吴佩孚按兵不动,急坏了段祺瑞和徐树铮。一面给了吴佩孚一个“孚威将军”的头衔<small>〔这个头衔,级别跟督军同,意味着从此而后,吴佩孚和张敬尧平起平坐了〕</small>,一面由徐树铮亲自出马,亲临衡阳前线,指望靠他的三寸舌,说服吴佩孚继续南下。孚威将军这类头衔,在级别上虽然跟督军一样,但属于空头衔,当然,这种头衔给一个下野的将军还是给一个实权的师长,意义是所有不同,但毕竟跟一省督军不能比。此时这种迟到的安慰奖,对吴佩孚根本是没有用的。时人有评论曰:

    <small>吴氏为识时之俊杰,胸中自有一定之主张,岂区区之虚荣,遂足以使之入于彀中哉!<span class="" data-note="濑江浊物:《吴佩孚正传》,《近代稗海》(5),第630页。"></span></small>

    不过,亲到衡阳劝驾的徐树铮,却以为自己的一番口舌功夫,已经打动了吴佩孚,大功告成。因为在劝说吴佩孚的同时,他以奉军副总司令的名义,调来了3个师的奉军,开到湘东,大兵压境。一向自以为智谋过人的小徐,一相情愿地认为,前有高官厚禄为引诱,后有虎狼之师督战,不愁吴佩孚不就范。安排停当,徐树铮给段祺瑞发了个电报,老段接报大喜,立马给吴佩孚发了一电,极尽笼络之意,开了总理给一个师长直接联系的先例。亲政府的《公言报》,也忙不迭地发表社论,批驳吴佩孚顿兵不前,是因为没有得到湘督,而心怀不满的言论。说是张敬尧做湖南督军,本出于曹锟的“推举”,因此,所谓曹锟、吴佩孚的不满,无非是谣言,“今吴氏奋斗如故,曹氏督率如故,则与中央发生意见,自非事实。”<span class="" data-note="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一册,第370—37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span>

    没想到,几乎在顷刻之间,吴佩孚就给《公言报》一记耳光,他到了衡阳,按兵不动,并没有“奋斗如故”。小徐和老段的如意算盘,全都落了空。最糟的是,连已经向南开拔的奉军,也变了卦。原本他小徐能调动奉军,是因为在北军发动第二拨攻势之前,他策划让奉军从秦皇岛劫走了足以装备3个师从日本进口的军火,这些军火原本是北京政府以参战名义从日本订购的,小部分应该拨归山西陕西,大部分归陆军部统一调配。有种说法是,可能会拨给江苏督军李纯。徐树铮为了拉拢奉系,不惜破坏规矩,把军火情资违规给了奉系。在他看来,为了能调动奉军南下参战,必须出点血。下这招狠棋,他连段祺瑞都瞒着,老段知道真相后,也无可奈何。而小徐因此,得到了张作霖奉送奉军副总司令作为回报,徐树铮也就大着胆子,调动奉军3个师南下。不过,小徐忘了,作为军阀,土地和军队是命根子,如果这仗在华北打,有扩展疆土的可能,张作霖兴许还会同意,张作霖显然不可能喜欢自己的部队跨越数千里之遥,跑到湖南去打仗。这种打法,纯属于为他人作嫁,自己损兵折将,得不到半点好处。因此,南下入湘的奉军,到底能不能真的投入战斗,其实还很难说呢。接下来又传出徐树铮侵吞了奉军140余万军费的消息,这笔钱,明显是从西原借款中拨出来的。到底该不该给奉军,其实也不一定。<span class="" data-note="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一册,第392页。"></span>但是有此一说,张作霖就可以拿着说事,不久,就借故把已经开到湖南的奉军调了回去,从此,此前一向跟着段祺瑞走的张作霖,跟皖系有了裂痕。

    更可悲的是,与此同时,吴佩孚并没有被小徐说动一丝一毫。他有他的主意。吃败仗的张敬尧作了湖南督军,这一件事,就已经让吴佩孚看透了老段小徐这些人不仅不足于成事,而且赏罚不明。断然不可能再为他们火中取栗,南下两广,但掉头北上回家,暂时也不行,他要利用这个机会练兵扩军。一向目空一切的吴佩孚,根本没把进入湘东的奉军当回事。

    吴佩孚是军阀之林的后起之秀,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得有实力。比起同辈的小旅长冯玉祥来,吴佩孚获取出头的实力,不仅有外面的阻碍,还有内部的阻力。冯玉祥虽然也是个小旅长,却是独当一面,上面没有直接管他的人,而吴佩孚则上面有个曹锟,虽说曹锟在湖南战事发生之前,已经让他做了第三师的师长,但其中的1个主力旅的旅长,还是曹锟的旧人,资格比他还老。说明曹锟还不想让他完全说了算。让曹锟彻底放手,只有战争,开战之日,就是曹锟这个憨蛋放权之时。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吴佩孚乐意打这场仗的缘由。打起来,一切就得服从战事的需要。果然,通过指挥作战,吴佩孚成功地让曹锟同意换掉了第五旅旅长张学颜,整个第三师,都变成了他的人。

    一个第三师,远远不能满足吴佩孚的胃口,他还要扩军。在湘南期间,不仅手下的第三师和4个刚编成不久的混成旅<small>〔有1个混成旅旅长是曹锟的弟弟曹锳,留在直隶〕</small>人员得到了补充,而且又编了4个补充旅,达到近3万人枪。实际上,比别的省份一个督军所能控制的武力还要庞大。关键是,这些人马都听他的。按军阀的惯例,部下一旦坐大,就会反叛主公,自立为王。但是,吴佩孚不打算这样做,他不是一个满足于据地自雄的军阀,他有天下之志。为了这个目的,他有野心,重建民国以来西学东渐、礼崩乐坏的道德价值。那种架空乃至反叛上司的人,在他看来,不过是给自己的部下树立了一个学样的典范,他要跳出这个“冤冤相报”的循环,开辟一个新局面。因此,他架空了曹锟,却坚定地表示忠于曹锟。

    扩军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当时的军阀,养兵大多靠自己盘踞的地盘,也有时可以从北京政府那里要几文。只要北京政府需要他们行动,就得出钱。此番“武力统一”就是这样一个机会。按理,当时的北京政府虽有中央之名,但其实财力不及一个富的地方军阀,最主要的收入,关税和盐税已经专门划出供给支付庚子赔款,田赋自然是各个地方军阀自己收,一毫也不会上缴。除了北京市的捐税和几条铁路的收入,主要靠扣除当年庚子赔款的关税和盐税的余额,所谓关余和盐余来维持。实在有大项开支,就得发行公债,但公债老是不还,后来也就没法再发。但是,我们知道,在皖系当家的这段时间,公债还能发下去。而且日本给了西原借款,正因为有了这大笔的借款,老段才有本钱“武力统一”,所有前线的军队,也就有了向中央要钱的借口。据统计,在对南方作战战事最激烈的1918年这一年,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达到2.03亿元,<span class="" data-note="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608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span>这些钱,应该说除去中饱、克扣,大部分都奔了湖南前线。当然,老段的亲信将领,张敬尧和张怀芝这些人,肯定要拿得多一点,但对“作战有功”的曹锟吴佩孚,也得给一些。同在湖南的冯玉祥,据说只能领到该领数额的40%,<span class="" data-note="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1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span>也许最前线的吴佩孚会多一点,但肯定不会足额,否则曹锟和吴佩孚不会总是理由充足地函电交加地向中央索饷。

    吴佩孚扩军练兵的经费,一部分当然来自北京政府的拨款,只要老段和小徐还幻想着吴佩孚为他们打先锋,钱或多或少总会来的。还有一部分来自当地的赋税,占了衡阳,衡阳周围的地盘就理所当然由他吴佩孚做主。第三部分来自于西南方面,主要是广西陆荣廷的补助。尽管吴佩孚自己不想打,但西南方面为了更加保险,乐意出血,当然吴佩孚也就笑纳了。

    当时的多数军阀拼命敛钱,除了用来养兵,多半都汇往租界,存在外国银行,或者开办产业,一旦下野,就躲到租界里做寓公,几辈子吃不完。连吴佩孚的主公曹锟,都是这样一个人,最无耻的像张敬尧,连自己手下的兵都养得半死不活,有了钱,自己和自己几个兄弟就都私吞,汇往租界,让自己手下的兵,自行“打谷草”,靠劫掠为生。<span class="" data-note="张鸣:《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第48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span>但吴佩孚不这样,他也爱财,但弄来的钱,都用来养兵、扩军、练兵。自己不畜私产,也不允许自己的部下这么干,当时的军阀圈里的人都知道,吴佩孚和他的部下没有钱。所有的钱,都用来购买武器弹药,用来养兵。相对而言,吴佩孚养兵,用的钱要比别人少,他的部下,穿的都很差,吃的也简单,后来直皖开战,媒体报道,说皖军吃的是筵席,大鱼大肉,还加面包汽水的早点,而直军吃的不过是馒头咸菜。<span class="" data-note="张鸣:《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第5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span>吴部从军官到士兵,都很简朴,而且很少见有喝兵血的现象。张发奎回忆,当年他在粤军做小军官的时候,部队军官要扣10—20%的薪饷,士兵不扣,但实际上,士兵每月能领到几毛钱的伙食尾子就不错了,各级军官,都吃空额,而且克扣士兵的薪饷。<span class="" data-note="胡志伟:《刮龙术》,《万象》,2008年,第7期。"></span>其他的军阀也类似,奉军士兵,在开拔的时候会发双饷16元,但到士兵手里,仅仅剩下6元。<span class="" data-note="张鸣:《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第3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span>但吴佩孚的部队,这种事不被允许。他的军官和士兵也没什么钱,但省下来的薪饷,没有进军官的腰包,都用来购买武器了。这使得直军的武器,虽然比起用一色日式装备的参战军差些,但差距并不很大。德国制造的野炮山炮,马克沁机枪,都有,就是比参战军少点,汉阳造的步枪,虽说比不上日本的三八式,但也没差到哪儿去。

    吴佩孚练兵也有一套,不仅练士兵的作战素养,而且着重约束士兵,严肃纪律。中国军队的纪律,传统就很糟。在明清两代,当兵的人有兵籍,属于准贱民,因此道德约束很差,打仗往往就是士兵发财的机会,所以,民间之防官军,甚于防土匪,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的民谣,并不是空穴来风。自晚清以来编练的新式陆军,原本是打算矫正此弊的,<mark>?</mark>但时间一长,故态复萌,北洋军的军纪,好评不多,而北洋军的第三师在北洋军中,有着民元北京兵变的坏名声,臭名在外。吴佩孚一主政第三师,就决心把名声挽回来。

    在军纪这个尺度上,世界上有两种军队能打仗,一种是军纪严明的,一种是军纪不严匪气很足,但凝聚力很强的。显然,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吴佩孚,追求的是第一种。尽管进入湖南的北军名声很差,祸湘祸得全国舆论大哗,但吴佩孚的部队却保持了良好的声誉。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吴军在湘南时,有一士兵入娼家抢了一个水烟袋而被枪决,部队的驻地,还有人办喜事。<span class="" data-note="张鸣:《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第7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span>说是匕鬯不惊也许有点夸张,但当地老百姓可以正常生活是可以肯定的。在湖南人编写的《湘灾纪略》里,对北军深恶痛绝,唯独对吴佩孚的部队大加褒奖。吴佩孚进驻衡阳后,有一阵传说吴部将要移防,闹得衡阳人心惶惶,吴佩孚不得不出告示,说明自己的部队不会走。<span class="" data-note="湖南善后协会编撰:《湘灾纪略》,《近代稗海》(8),第135、107页。"></span>吴佩孚的这种独树一帜,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在那个时代,一个既能打仗,又善于治军,部队纪律良好的将领,实在是凤毛麟角。那年月,军人还有一个普遍的毛病,就是吸烟和赌博,吸烟吸的是大烟,当兵的人,有这口嗜好的,从军官到士兵都有,赌就更甚,从晚清到民国,士兵好赌成风,积重难返。但是,在吴佩孚那里,绝无吸烟赌博嗜好者的位置,只要发现,一律赶走。仅这一点,吴佩孚的军队就比那些动辄肩扛双枪有烟枪的军阀部队要强。<mark>..</mark>

    好名声的吴佩孚,不像同样爱惜羽毛的冯玉祥是个老粗,他是北洋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具有秀才功名的人,按陈独秀的说法,他是八股秀才,诗、文都行,不是后来的策论秀才。在衡阳期间,吴佩孚结识了后来成为他文胆的张其锽,一直到1927年吴佩孚失败逃亡,张其锽都一直跟着他,直到有一天遇到土匪袭击身亡。张其锽是湘桂知名的名士,诗文上佳,跟当时的湘军的统帅谭延闿是进士同年兼好友,因参与谭、吴之间的联系,跟吴佩孚相见恨晚,遂入了吴的帐中,后来的五四运动中吴佩孚一系列文采飞扬的通电,据说大多是张大名士的手笔。这些通电之所以一出来就天下传颂,跟张的生花妙笔不无关系。后来吴佩孚的帐下,不仅有张其锽,还有近代著名的诗人杨圻,杨云史。相传,杨云史做了吴佩孚幕僚之后,给他夫人的信上说:“三年择妇而得君,十年择主而得吴。”可见当时文人对吴佩孚的欣赏。<span class="" data-note="陈灨一:《睇向斋秘录》,第13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span>

    在湘南,吴佩孚掌握了一支3万人枪的劲旅,也基本上搭起了属于自己的文武班底,武将们虽然土了点,像他的谋士白坚武批评的那样,没有洋学生,但个个对他忠贞不贰。通过进军湖南,他得到了常胜将军和儒将两大头衔,一跃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旅长,变成尽人皆知的名将。在他成为中国第一人,实现澄清天下之志的道路上,还缺一点道义的感召力,有幸的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了他这个机会。

    值得一提到是,自我感觉特好的徐树铮,在游说完吴佩孚之后,回到北京,接着干了一件震动“北洋团体”的大事,擅自把北洋宿将陆建章给杀了。陆建章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旧人,属于北洋军草创时代的老班底,跟段祺瑞差不多的资历。在袁世凯时代,做过陕西督军,官拜上将。说起来,陆建章跟段祺瑞同为安徽人,又是同僚,但却一直不和,结怨甚深。后袁世凯时代,是段祺瑞的时代,段祺瑞也不思修补两人的关系,因此,陆建章一直赋闲,自然积怨更深,只要有机会,总是想办法给老段找点麻烦。恰好陆的手里还有一张牌,就是他提拔而且把内侄女也一并赏了的冯玉祥。冯玉祥的部队不多,但相当精干。上面但有点事,总是陆建章给他帮忙,所以,对陆言听计从。冯玉祥武穴主和,都传是他暗中鼓动的结果。仅此一点,在徐树铮看来,就有可杀之罪。不过,北洋军人是讲辈分、讲资历更讲脸面的。即使跟其他的军阀打仗,一般都会对对方的身家性命加以保全,更不会动战败者的家人和财产。更何况,此时北洋团体尚未破裂,陆建章无论多么可恶,毕竟是自家人。徐树铮一个北洋后辈,当时仅仅是挂名的奉军副总司令,官阶比陆还低,不经审判,甚至没有事先请示段祺瑞,把个前辈上将诱来,一枪送他去见袁世凯,别的不说,仅此一点,就犯了北洋团体的大忌,破坏了军阀们约定俗成的内部道德规范——无论有多大的敌意,一般不伤害对方的身家性命,除非战场相遇,子弹不长眼。这令圈内的很多人对小徐的心狠手辣,感到心寒。更不用说,此举彻底地伤了北洋的后起之秀冯玉祥。到后来,小徐失势之后,还就是因为这个被冯玉祥杀了。

    小徐的权术,玩大了。这件事,使得当时被逼无奈事后追认枪杀陆建章事件的总统冯国璋深受刺激,以至于一有机会,就大呼和平,导致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在整个情势上都成为不可能。甚至到了安福国会选出来新总统徐世昌,也不得不顺应潮流,提倡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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