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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所有有民众参与的政治运动,从抵制美货、收回路矿权,到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等,组织者都很自觉地把自己跟义和团划道线,对外强调自己不是闹义和团,不是拳匪,即使有反抗列强的内容,也是文明排外。这条线,就是“文明”。义和团运动之后,“文明”,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禁忌。五四运动,当然更是这样,运动的参加者,无论学生还是商人市民,都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放在“文明”的藩篱之内,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争取给外国人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动武,也有意克制在自己人的范围之内,对深恶痛绝的日本人,也有意不去招惹。

    但是,五四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其发生的背景,跟义和团一样,有着民族危机的因素,至少是参加者意中的危机。对于义和团运动来说,山<dfn></dfn>东直隶一带的民教冲突,以及由德国蛮横占据青岛和强修胶济铁路,的确对这场运动的下层参与者,有直接的刺激。而毁掉了维新变法的朝廷上层,不仅要面对自甲午以来的边疆危机,而且还要面对列强因停止变法的不满和压力。上层的压力,跟下层的感觉,其实有共同之处。同样,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在学生和关心时局的部分市民看来,也是一种国家危亡的前兆,而这种认识,在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包括部分军阀和政府内部亲英美派人士也有程度不同的共鸣。

    因此,五四运动虽然看起来很文明,不仅不直接对所要反抗的日本人采取行动,最有力的武器,无非是抵制日货,甚至连日货这个名称也隐晦起来,改为“仇货”,或者“某货”,同时在推行运动之时,力求征得西方列强的同情,以自己所谓的文明行为争取同情,尽量不开罪西方人。甚至在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的巡警镇压游行,开枪打死打伤多名游行民众时,也没有因此而掀起一场针对英美的抗议运动,反而自动在租界偃旗息鼓。但是,一个自反洋教骚动到义和团运动以来的魔咒,在号称文明理性的五四运动中,还是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洋人下毒的谣传。

    在人类历史上,外人<small>〔不一定是外国人,外地人也一样〕</small>下毒,一向是跟排外风潮相伴而生的一种谣传,每当一个地区发生瘟疫或者其它灾难的时候,排外总是一个地区居民缓解焦虑的一种选择,而外来人下毒<small>〔导致瘟疫〕</small>,则是排外行为的最好解释,它提供了人们疯狂排外暴行的合法性依据。在欧美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被怀疑下毒的人,依次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中国人,或者其它东方民族的人,越是跟自己文化差异比较大的外来人,被怀疑下毒的可能性就越大。反过来,在中国近代的排外风潮中,西方人则成了当然的“下毒者”,在太平天国覆灭到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这30多年里,在众多的打教<small>〔针对基督教的教案冲突〕</small>风波中,洋人下毒,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只要有瘟疫发生,谣言就会自动生出来。1892年,在广东揭阳流传的一份打教揭帖,专说洋人下毒,说是洋人 4f1a." >会在“饼馃糕糖”里下毒,然后给孩子吃,会在东西里下毒,送给人拿了就中毒,会在钱上下毒,会在笔里下毒。<span class="" data-note="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五辑,第2201页。"></span>后来发展到有瘟疫发生,大家怀疑洋人下毒,没有瘟疫,大家也认为洋人会下毒。总之,只要存在冲突和紧张,洋人下毒,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一个永恒话题。义和团运动中,并没有伴随大规模的瘟疫疾病,但在许多义和团的揭帖中,都附有所谓的解毒药方,说是中了洋人下的毒之后,按方抓药,可以无事,比较典型的有“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或者“吉豆一碗,乌梅七个,大王麦七个,花生十个,白菜疙瘩七个,红糖一两”。<span class="" data-note="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4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span>有意思的是,前一个所谓解毒药方,在2005年的非典危机中,也出现并流行过。

    五四期间洋人下毒的谣传,由于普遍的仇日情绪,理所当然单一地集中在日本人头上。从目前的史料看,恰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这样的谣传最多。据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自上海开展声援北京学生的三罢运动以来,有关日本人下毒的谣言就满天飞。尽管工部局警务处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所有的下毒事件都子虚乌有,但谣言却没有止息的意思。一些中文报纸,也“每天不断地刊登一些假想中的防毒案件,致使中国居民信以为真”。后来,工部局警务处采取了强制措施,迫使中文报纸撤掉这些报道,并不断发布工部局的辟谣公告,租界内的谣传才在逐渐平息。<span class="" data-note="《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78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span>但事实上,谣言完全的平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租界内没人敢传谣了,但华界还在传。华界政府也出告示辟谣,强调这种谣言,“全系奸人捏造”,“捕风捉影,全属无稽”。<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11页。"></span>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后来,连上海的周边地区,都在传,害得不明里就的人,神经过敏,平白生出很多事来。事实上,只有在运动本身平息了,谣言才会逐渐销声匿迹。

    最吓人的谣传,是传说日本人在公共自来水里下毒,而且听说在法租界南阳桥附近,已经当场拿获了一个“置毒药于水筒之日人一名”,因此,华界的每个自来水水筒边,都已经加派“岗警防范”,云云。<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356页。"></span>又有传说,日本人在旅馆的茶壶里下毒,被当场抓获。<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07页。"></span>还传日本人拿瓶毒水,倾入居民区的井中。此后所有的饮水井,都加上了盖子。<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83页。"></span>总之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当年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期间,有关洋人下毒的谣传,口传之外,主要通过揭帖流布,五四时期则有传单性的街头小报。当时上海有份小报《救亡雪耻报》,这个小报上就有关于日本人下毒的“亲眼所见”:

    <small>啊!中国人的生命!那里有公道!那里有王法!</small>

    <small>最近城内外流传着关于某外国人在食物中下毒的消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我想那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行为的,只不过是谣言而已。然而后来我不仅听见这些事实,并且亲眼看见这些事实。</small>

    <small>昨天上午当我走入城里侯家浜时,我看见一个小孩从小贩那儿买了一块糕来吃,这孩子觉得不对,便把吃过糕的一块从口里吐出来,立刻嘴唇上起了一个泡。当我在北海路,万年楼茶店时,我看见一人送蜜饯给小孩吃,旁一老人看了便制止说,吃这东西,而将此物投入水中溶解,这时水便沸腾起来。他要抓住这人,但被其逃掉了。</small>

    <small>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决不是谣言。<span class="" data-note="《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754。"></span><small>〔由于是整理者从英文转译过来,有现代人的语言感觉——笔者注〕</small></small>

    这样的小报谣传,跟此前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期间洋人下毒的同类揭帖,非常相似。都强调“亲眼所见”,前面提到的1892年传洋人下毒广东揭帖,结尾处也强调,这些事“盖系海丰秀才在南阳教书目见”。<span class="" data-note="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五辑,第2201页。"></span>而义和团期间一份玉皇大帝下凡传谕灭洋的揭帖,也强调是“亲眼所见”,而且赌咒发誓,说是如果假造,“五雷将劈了我”。<span class="" data-note="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14—15页。"></span>显然,这样的强调,无非是借以“亲见”强调揭帖的真实。

    其实不用赌咒发誓,强调亲眼所见,“证据”自己就会冒出来。谣言满天飞,类似的“事证”,突然之间就满街都是了,自动出来证实这些谣言,不是空穴来风。首先,日本和朝鲜人的行为,在国人眼里,开始变得可疑起来,怎么看怎么有鬼。但凡见着有拿粉状药包,甚至牙粉,以及上药店买药、手拿药水的日本人,都会被人怀疑为下毒之人,弄不好,会被多疑的居民扭送警察局。<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01、509页。"></span>有两个日本人上街买药,带着两瓶药水在街上走,忽然之间后面就跟了一大群中国人,而且越跟越多,大家哄传,这两人是前来下毒的。最后警察出面保护,总算没有出事。<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361页。"></span>不仅粉状和水状的东西可以是毒药,连铜圆,也可能被人怀疑为带毒,如果有人碰巧把一枚铜圆掉到水缸里,即便这个人穿着打扮不像日本人,也会被视为乔装的日本人下毒。<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83页。"></span>“打酱油”是现在人特别的调侃性的网络名词,但早在五四时期,在洋人下毒的语境下,外国人打酱油则有了麻烦。有一次,一位高丽人<small>〔朝鲜人〕</small>到酱园打酱油,就遭遇了这样的麻烦,因为市民将他当成了日本人,非说他是借打酱油之机,在酱园的酱油缸里下毒,高丽人走掉了,但酱园老板吃了亏,最后他不得不把酱缸里所有的酱油都倒掉,众人才罢手。<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02页。"></span>两个日本人,买了两瓶酱油,“因瓶上稍染污秽,在华法交界自来水龙头上洗濯”,有了更大的麻烦,众人非逼得租界的安南巡捕把他和酱油送到捕房验证确是酱油,才算了事。<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09页。"></span>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上海是民众对日本人下毒过度敏感的地区。但不意味着其它地区就没有这样的谣言和相应的恐慌,北京游行请愿的学生,也曾担怀疑过一个日本记者下毒,将之扭送警局。<span class="" data-note="《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40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span><cite>藏书网</cite>

    中国人和日本人朝鲜人,往往不那么容易识别,疑心一起,见到有人拿药瓶,尤其是带西洋字码的药瓶,民众就会生疑。一次一个西药房派人送药到某工厂,结果路人以为是送日本人支使前来下毒,逮着就一顿好打,结果受伤送了医院。<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01页。"></span>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只因带着两个药瓶在街上走,也被民众怀疑是受人指使下毒,将孩子扭送往警察局。<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07页。"></span>下毒谣传,已经引起了相当广泛的群体性恐慌。这种时候,如果恰好有人因天气炎热而群体性中暑或者食物中毒,大家想都不用想,就会把账算到日本人身上。<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97页。"></span>恐慌,因为有了“切实的”证据,而愈演愈烈。

    跟群体性恐慌相伴而生的是暴力。尽管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强调文明抗议,摒弃暴力,但在“下毒”威胁下的民众,处在恐慌之中,针对日本人的暴力事件,事实上很难控制,这一点,在上海,表现得相当明显,而上海恰是下毒谣传最为流行的地方。日本人在街上行走,不断出现遭遇袭击或者群众围观的事件,一个日本人骑脚踏车在虹口西华德路上行走,被一群小孩发现,“大呼‘东洋人’来了”,吓得他急避疾走,跌倒在地。上海罢市第四天,有两个日本人迷路,也差点被居民群殴,急往岗亭求助警察,方才得免。然而,去乡下的日本人,就没这么幸运,一个名叫片冈恒雄的日本人,乘一辆黄包车在沪西郊外,被乡人发现,误以为他是来下毒的,结果遭数百人群殴,以致重伤。<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07、363、505页。"></span>如果有中国人这种时候穿日本和服出行,挨揍是肯定免不了的。<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79页。"></span>

    可是,误会也是难免的。被乡下人误为日本人来下毒的中国人挨揍的事,时有所闻,连上海驻军的现役军官,一个营副,也在城郊龙华附近被误为下毒之人而遭痛殴,惊动了上海护军使卢永祥。<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18页。"></span>最严重的一个事件,是官拜淞沪护军使咨议官、陆军少将的官成鲲,居然也在行走城郊时,被乡民误会成前来下毒的日本人,而正赶上这位少将又言语不通,估计态度又不好,结果误会更深,一顿暴打之后,竟然殒命。<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04—505页。"></span>..

    需要一提的是,在这种恐慌气氛中,整体上在运动中比较克制的日本侨民,也有人意欲斥诸暴力,对付中国人。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报告说,在1919年5月27日,发现两个日本学生佩戴手枪,说是要“打中国人”。<span class="" data-note="《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721页。"></span>这种来自日本人的反弹,无疑加剧了空气的紧张与恐慌。

    一场新式民族主义的运动,一场组织和参加者都在刻意避免不文明的运动,在一个类似巫术的下毒魔咒上,却出现了旧式种族排外运动的影子,从谣言的制造、流行、对运动动员的作用,都跟五四运动所要刻意避免的“盲目排外”的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有着非常相似的品相。从本质上讲,它们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都具有煽动民众情绪、加热运动气氛的动员作用。海外五四研究的大家周策纵认为,“尽管这场运动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印迹,但它本质上并非一场排外运动”,而且五四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场西化运动”。甚至还说,五四的反日运动,不是针对日本人或一般的日本思想,“而是<small>〔更确切地说〕</small>针对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周先生看来,五四的反日过激情绪,仅仅是支流而已。<span class="" data-note="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92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span>显然,周策纵先生对五四运动过于理想化了,没有看到这个运动弥散之后的底层反应,事实上很难说运动的参加者所敌视的日本人,仅限于“军国主义分子”。尽管五四时的情景,跟义和团不一样,知识界对于文明和西方世界的认同,今非昔比,自戊戌以来,日本也一直是作为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文明的榜样存在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场文明的抗争,却依然将自己想当然的最不文明的巫术伎俩,安在了他们的头上。事实上,五四运动尽管表现了对西方的亲和,甚至在遭遇租界当局武力镇压的时候,仍然保持了这种亲和,但并不意味着运动就没有排外的意思,只是运动的参加者将排外的对象,限制在了日本一国,日本一国之民而已。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起来,这种限制往往是不可靠的。一场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要需要表达对列强的抗议,只要动员波及了社会的下层,对抗议对象的敌视,很容易转换成最古老的巫术魔咒。因为只有这种魔咒,才会真正激起下层社会的恐慌和敌意。若要广泛动员,就需要敌意,有了敌意,恐慌也就难免。在运动热潮中,尽管主导运动方向的学生和商人中,不乏明智者,但却<s></s>很少有人会站出来辟谣,往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有意无意,推波助澜。在日本人坏这个大前提下,运动的参加者,即便是有知识的大学生,其实对这种古老的巫术谣言,也没有多大的抵御能力。有知识的学生,在某个具体的下毒的事件中,也许有判断能力,但往往无法否认整体上日本人坏、日本人想要害死中国人的这个大命题,因此,洋人下毒的这个古老的魔咒,就这样在一场说起来很文明很西化的抗议运动中,流行开来。

    从义和团到五四,中国人在列强压迫下的危机忧虑始终存在,虽然,五四运动发动和主导者对于缓解危机的方式,跟义和团的农民,有根本的不同,但运动一旦波及了下层社会,这种不同,也就看不出来分别了。反过来,下层社会特有的动员方式,特别是这种方式奇强的动员效果,也感染着运动的上层,使得那么多受过西式教育的学生和报界人士,对这种荒诞不经的谣传,采取默认的态度,有的人<small>〔报界〕</small>甚至不惜推波助澜。在“动”起来的群众面前,即便有头脑清醒的人,大概也很难会站出来给群众“泼冷水”,处在群体性运动的人,运动起来的时候,运动,往往就意味着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之间,并没有一条可以截然分开的鸿沟。99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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