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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就当时而言,举国震动。不过,运动波及的人群,主要是城里人。作为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住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边上的,才有点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很多乡下人听说城里人闹事,跟日本人有关,莫名恐慌,担心日本人下毒,跟义和团时的担心很相似。他们实在弄不清楚巴黎和会是怎么回事,山东又怎么啦,他们知道的,就是突然之间,一向没有好感的日本人,不知怎的开始发坏了。所以,见着日本人或者他们认为像日本人的人,就上前盘问,说不清楚,就一顿胖揍。

    城里人则没有被搅动的少,如此大规模的运动,天天折腾,宣传,示威,想置身事外都难。从资料上看,多数的市民都很积极,包括积极地看热闹,从学生演讲、游行到抵制日货,再到把不肯抵制的商人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都出来看。不仅看,而且十分有警惕性地仔细查访,防备日本人下毒,但凡见着长得像日本人,而且带瓶子上街的,无论是打酱油还是买药,都一律抓住送局子,或者干脆就一顿老拳。

    花界,也就是今天说的娼妓业。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晚清以降,花界对于政治向来热心。革命党在妓院谈革命,保皇党也在妓院里讲保皇。成立了国会,八大胡同的常客,人称来自“两院一堂”:国会的参众两院,以及京师大学堂。花界花魁的评选,晚清时节是状元、榜眼、探花,民国则是总统、总理、部长。连时装裙裤,都印着国旗。因此,在五四这种热闹的时候,自然不会置身其外。北京的花界,官僚气太重,好像很少听说有运动的消息。而上海就不一样了。上海罢市,花界积极参与,大小妓院一律关门停业除牌,连在妓院做杂役的人,俗称“乌龟”之辈,都动了起来,“九成同义会<small>〔乌师帮所组织者〕</small>且向各妓院散发‘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一种传单”。<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8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span>等级高的妓女校书和长三,一向乐于出头露面,还组织“青楼救国团”,走上街去跟学生一起撒传单,为游行的人们供应茶水。名妓鉴冰,专门设了一个学生饮茶休息所,“门前张一大纸,书‘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据说,“各妓院门前,多贴有长八九寸、宽二寸之小传单,楷书‘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乎’。见者多触目惊心”。<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99页。"></span>是激励嫖客爱国,还是借以自我表白?也许两者都有。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莲,不仅捐了50元给国民大会,而且发出一份《敬告花界同胞书》。全文如下:bbr>.</abbr>

    <small>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惟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后并附八条:一,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一,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一,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一,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81—482页。"></span></small>

    据报道,上海的花界,跟学生和商人一样,也组织了救国团,即名“青楼救国团”,发起者为名妓鉴冰、笑意、金书玉、妙莲等人,这些人都是校书级别的名妓,多次上过花界花魁榜的。这个救国团,曾一日发出传单两千张。其中一份花界的传单,是这样写的:“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紧,切勿暴动。如遇日人,佯作不见,倘伊寻事,逆来顺受,莫堕奸计,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楼救国团泣告。”<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99页。"></span>不愧是青楼女子,爱国也带着可爱的柔性,跟印度的甘地类似,非暴力抵抗,即使日本人前来寻衅,也要逆来顺受,远离暴力。

    据美国学者贺萧<small>〔Gail B.Hershatter〕</small>的研究,五四时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业两次,5月4日之后,5月9日国耻日<small>〔二十一条签订日〕</small>停业一天,然后在6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罢,直到6月中才结束。<span class="" data-note="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17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span>“林黛玉、笑意、鉴冰、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数十名妓,结合不忘国耻会,各于枇杷门下,高标‘五月九日停止格宴’等字样。”<span class="" data-note="杨尘因:《民潮七日记》,《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28页。"></span>林黛玉<small>〔艺名〕</small>是当时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之首,名气很大,可见声势不小。连跟上海接壤的海门地方的妓女,受到影响,也开会议决停业,发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写的宣言,并创作爱国歌,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17页。"></span>这些歌曲、宣言和那些传单、文告,到底是妓女们自创,还是有人代庖,不得而知,但估计多半是这些妓女恩客的手笔。这些恩客里,绝对不乏下笔生花的文人墨客,那年月,上海的文人跟花界属于共生体,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此前的辰光,产生了那么多蝴蝶鸳鸯文字,繁荣了文坛,现在代劳写点爱国的文告,自是义不容辞。据当时的报人包天笑讲,彼时即使良家妇女,也习惯由“床头捉刀人”代笔,投稿作品,虽然名字是香艳的女性,其实都是男人的文字。<span class="" data-note="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49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span>男人替女人说话,以女人的口吻说话,到底是男人的意思,还是女人的意思?不好说。但是,至少可以说,有人代笔不等于妓女们的爱国行为,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代笔很可能是出自妓女的主动要求。因为,妓女们不仅有文字,还有行动。据当报纸记载,有名妓着人开着汽车,在大马路和四马路一带兜风,车上插着白旗,上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79页。"></span>这种跟学生学来的动作,表现在妓女们身上,别有一番意趣,可以看出她们对于运动的积极性,以及对运动失控的担心。当时的上海滩,汽车还是个新鲜玩意,开汽车兜风,绝对是个很拉风的事。把这种事加上爱国两个字,真是又时髦,又刺激。在运动中,妓女们不仅参加三罢,而且对于跟三罢相关的抵制日货运动,她们也很积极,“互相劝告,此后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span class="" data-note="龚振黄编:《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26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span>显然,这对于便宜的日本化妆品要求甚多的若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损失还是相当大的。而且,据记载,一直到五四以后,还有名妓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时人感慨道:现在的官吏不如妓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余今于‘商女’二字,欲易作‘官吏’矣”。<span class="" data-note="杨尘因:《民潮七日记》,《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28页。"></span>反过来说,妓女这样的爱国行为,之所以被人拿出来宣传,也不乏借机贬损官员的意思。<var>?</var>

    虽然说,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种名妓文化,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书画俱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这样有思想的人物,更是不可能存在。晚清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实际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种《敬告花界同胞书》之类的东西,尽管是白话文<small>〔可以肯定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果实〕</small>,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给妓女们派活儿。所以,这种产品,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笔。同时,鉴于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不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会拿来做文章,说他们如何热情如果奋发,云云。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连洪宪帝制运动,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当然,在护国讨袁中,人们则喜欢吹捧那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这样的事情,在本质上,都属于拉妓女来搞政治。所以,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的花界参与,尤其是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多半有人造的成分,应该属于运动宣传造势的一部分、动员的一部分。告诉人们,连妓女都爱国了,你们动还是不动?只是,被拉的妓女,在运动中如火如荼的三罢中,的确也有主动的成分,由被拉动,到自己动,她们有这个自觉。就算是被利用,她们心甘情愿。贺萧的研究告诉我们,据上海著名小报《晶报》报道,在1919年,有名妓因为不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span class="" data-note="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174页。"></span><u></u>

    退一万步讲,妓女之所以有这样做的动力,也有其内在的原因。上海是个趋时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妓女,除了最下等的之外,一般来说属于中国最为趋时的女人群体,不仅时装的变化,首先在她们身上体现,女性最早坐四轮马车,坐汽车,照相,上报刊封面,都是她们首开风气。因此,即便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当爱国成为趋时的内容的时候,她们也是不会落后的。

    记得有句一度很时髦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是,政治却不会让女人走开,也走不开,无论宫廷谋划,还是密室阴谋,甚至大街上的抗争,都有女人的身影。连义和团这样因为“神术”禁忌而高度歧视妇女的运动,也有所谓红灯照这样的传说,更有黄连圣母这样出身低贱的女人,作为抵御洋人法术的法宝出来。五四是一场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但运动的深入,则很快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到了这个地步,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时髦。无论何等人,赶不上这个时髦,就有点掉价,在上海这样一个讲究时髦的城市,尤其如此。自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民众抗议运动,几乎都有市民的色彩,因市民的参与,才使得运动具有力量,但是,因市民的参与,也让运动具有更复杂更世俗的色彩。有时候,这种色彩,会让一场原本很严肃的政治运动,变得有几分滑稽。

    民国以后,由于官场禁嫖的禁令没有了,官场中人,应酬饮宴,都离不开妓女,而中国官场的政治交易,又必然在这种场合进行。反过来,自打晚清起,革命党人筹划革命,也经常在妓院里进行。因此,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的身影,就越来越多地参入政治当中。像五四这样看起来很高洁的爱国运动,也没有人会因为她们的参与,感到有什么不妥,反而因为有她们作为反衬,对那些学生心目中的卖国官僚,形成一种巨大的讽刺。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文人,相当乐意鼓励妓女爱国,或者说揄扬妓女爱国,自 href='584/im'>《桃花扇》以来,这种歌颂俨然一种文人传统,从颂扬柳如是、李香君的气节,到歌颂赛金花的献身救民,即使妓女并非真的这样,文人也要制造出来。此风到了民国,一点没有衰减的意思,我们在人们对小凤仙的赞扬中,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余风。当然,受到赞扬的妓女,也没辜负这份盛意,她们的参与,也起到了让运动持续发展的某种添加剂的作用,让似乎很悲愤激昂的街头政治,平添了一点令人兴奋的桃色。<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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