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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人大的政治事件,只要涉及外国或者外国人,莫不有义和团的阴影。事件的参加者,都会极力表白,自己不是义和团,自己的行为,是文明的。1905年的抵货运动如此,辛亥革命如此,五四运动也如此。

    所谓文明,就意味着和平抗争。北京的五四运动,延续几个月的罢课、罢市、游行、请愿、上街演讲,除了火烧赵家楼之外,大抵是和平的。上海的三罢罢课、罢市、罢工,都有专门维持秩序的童子军,打着“幸勿暴动”或者“警告勿暴动”字样的小旗,甚至身上披着写有同样字样的布带。<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22、3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span>对于所有的暴力行动,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动,均持反对态度。据《晨报》报道,五四学生在天安门的时候,听闻学生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步兵统领李长泰前来劝阻,担心学生不文明,惹出外交事端来。结果学生大呼:“我们举动是极文明的!”学生代表还对李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的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span class="" data-note="《晨报》,1919年5月5日。"></span>

    但是,暴力却在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不久就发生了。对于参加游行的多数学生,包括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并没有计划去赵家楼曹汝霖家。国内和海外的两本五四运动史,都告诉我们,那年的5月4日是星期天,政府机关都在放假,没办法请愿,选择这天游行,无非为了“唤醒民众”,因此,根据组织者事先的商议,13所学校学生代表通过的决议,路线基本是繁华的商业区,顺便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对外国人,主要是对美国人做一点呼吁式的请求。<span class="" data-note="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4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第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span>显然,很多学生对于后者,似乎更加在意。可惜,那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不知道学生要来,去门头沟旅行了,其余巴黎和会五强,日本自然除外,英、法和意大利公使,也外出游玩,使馆一概对学生拒不接待,只有美国使馆馆员露了面,接受了学生的请愿书。到了东交民巷又不得门而入的学生们,大为失望,心情未免烦闷。这时候,恰好有些人高喊,去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去!于是,大队转向赵家楼。

    游行队伍中的多数人,此时根本不知道赵家楼在哪里,为什么要去哪儿?当时参加过游行的作家王统照回忆说,一听说队伍要去赵家楼,人们纷纷问:“赵家楼在哪里?”“谁住在赵家楼?”<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span>大家只是跟着走而已。可是,队伍中的一些人,对此却是十分清楚的。据当时为北京高师<small>〔高等师范学校〕</small>学生的周予同回忆说,高师和北大的若干人,在游行前就开过一个秘密会议,在会上,一部分人不愿意用和平的游行请愿方式,想要暴动,但是怎么暴动,还没想好,据说有人可以搞到手枪,但却没有结果,只是从大栅栏的照相馆里搞到了曹、章、陆照片,“其余少数同学也只分别带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利用”。<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66页。"></span>周予同的同学匡互生也说,某些小团体已经事先将曹、章、陆各家的住址和门牌号码都弄清楚了,准备激烈行动。<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48页。"></span>高师的俞劲,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是他们预先调查了曹、章、陆的情况。<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89页。"></span>温和的罗家伦到了赵家楼感到很奇怪,怎么有人会带着“自来火”<small>〔火柴〕</small>呢?后来才明白,原来来的这些人早有预谋。<span class="" data-note="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5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span><q></q>

    作为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倒是不希望队伍转向曹家,可是,这位新潮社的头儿,在北大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威望的学生领袖人物,此时的话却根本没有人要听,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发泄的出口,不管这个口在哪儿,总之要找这么一个。不仅如此,据罗家伦的回忆,还有人打了傅斯年一拳,从此将傅斯年打得万念俱灰,“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span class="" data-note="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56页。"></span>如果这事属实,那么,等于游行的学生,在未对曹家和章宗祥动武之前,暴力就已经发生了,最先触霉头的竟然是自己人的领头人。据当事人回忆,另一个学生领袖,《新潮》的骨干罗家伦,还被人骂为“无耻胆小鬼”。<span class="" data-note="刘元功:《漫谈北大》,《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第3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span>

    进入曹宅之后,有人要点火烧房子的时候,跟着大队人马来到赵家楼的另一个总指挥段锡朋,发现不对,见匡互生要点火,出来阻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回答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于是,火便烧了起来。<span class="" data-note="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span>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学生在没有找到曹汝霖、抓住章宗祥痛打的时候,下手相当狠,甚至用旗杆铁棍打他的脑袋,简直是要把人往死了打。<span class="" data-note="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4页。"></span>可是日本人中江丑吉出来保护章宗祥的时候,大家发现他是日本人,就不约而同地住了手,因为是担心打了日本人,“增加外交交涉上的麻烦”。<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68页"></span>按抗议者的道理,曹、章、陆无非是日本的走狗,日本人才真正是罪魁祸首,碰上了日本人,理应更加痛恨才是,怎么可能在火头上戛然而止呢?看来,不仅那些一时失控的学生,还是预谋好了的激进分子,脑袋里依然有义和团运动的阴影,他们不想让外国人,即使是仇敌,认为他们是野蛮的“拳匪”。在北京,另外一件跟日本人发生冲突的事件,发生在1919年的8月26日,当时京津两地的学生代表到新华门请愿,一直坚持到次日,发现一个日本记者安藤秀吉在场,学生们将他揪住,说是他在学生存放食物的地方站立已久,“恐暗下危险物,吾人食之必死”。但是学生并没有殴打这个日本记者,而是将他交给了巡警,依然能坚持不肯跟外国人动武。<span class="" data-note="《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40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span><mark></mark>

    显然,对于运动中人而言,对自己国家的人施暴,特别是对那些公认是卖国的人施加暴力,就不算是不文明。只有把火烧到外国人头上,才是野蛮,才是拳匪行径。其实,当年的义和团暴力,也主要是针对国人的,也是在他们看来具有卖国嫌疑的人,所谓信洋教、跟洋人打交道的二毛子。五四运动中,这样的暴力后来还发生若干次,对不肯抵制日货的商人,对替政府说话的《昌言报》记者,捆、打、游街,都有过。其中《昌言报》经理和主编被“双臂倒捆,复系长绳,牵至街心,人皆呼‘卖国贼’不已。有愤而手批彼等面颊者。复以该社之纸张,书‘卖国贼、汉奸’等字样,贴在彼等胸前及背后,并遍插亡命旗”游街,一路挨打。<span class="" data-note="方传桂等:《砸昌言报馆始末》,《五四运动回忆录》,第706—7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span>

    据当日北京日华同仁医院诊断,章宗祥的伤势相当严重,诊断是,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扑伤兼脑震荡。诊断书上说:

    <small>现症:在头部颅顶部创伤一处,长约五仙米,深达骨膜,又有不整齐斜伤三处及小挫伤三处,在头部有横斜小裂伤二处及皮下出血肿瘤二个,又在左右耳翼有大小二处之破裂创伤,其他左右肩胛部、脊部、胸部、腹部、腰部及上下肢有大如手掌以至小如铜圆之打扑伤共二十一处,精神朦胧,应答不明,时发哼声,呼吸细微,稍切迫,脉稍频,数虽尚整调,然微弱也。胸、腹腔脏器不见变动,周身尚无骨折症状。豫后综观前记症状,现今伤势颇重,于今日非见其脑症状之经过如何,不能判定将来也。<span class="" data-note="《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第15页。"></span></small>

    对于这种运动中的暴力,当时的舆论,基本上没有谴责的。只有当时身为北大讲师梁漱溟,在1919年5月18日《国民公报》上,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表示了异议,他说:“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small>〔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small>。”<span class="" data-note="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第179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span>除了梁漱溟外,北大法学教授张孝簃在学生问到当天运动的法律问题时,也表示,学生的行为,“法无可恕,情有可原”。<span class="" data-note="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46—4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span>然而,公开发表的梁漱溟的异议,立刻引起学界精英一连串的针对他的异议和批评。很多人认为,虽然学生之举在形式上与法律不合,但却符合法律的精神,法律要遵循公理。著名国会议员兼记者蓝公武先生,还举出西方国家游行示威中出现的暴力,证明只要公众行为符合道义,有点暴力也无伤大雅。如果对此进行追究,反而在法律上是冤枉,在道德上是作伪。<span class="" data-note="参见蓝公武、刘少少、俞颂华等人的文章,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第180—187页。"></span>甚至,不仅曹汝霖的邻居含糊其辞,推说当时没看清,即使把人传来,也认不出来。<span class="" data-note="参见京师地方审判厅讯问杂货铺掌柜庆祥笔录,《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span>就连曹家的佣人,也不肯出面具体指证是谁放的火、打的人,提供的唯一线索,是说记得先进来的学生,是戴四角帽的。<span class="" data-note="参见京师地方审判厅侦讯曹宅管事张显亭、燕筱亭笔录,《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span>从老照片上我们就能知道,当时学生戴四角帽者,车载斗量。甚至一些在事件中受伤的警察保安队员,也不肯指证学生,说连他们自己为何人殴伤,也不清楚。<span class="" data-note="参见京师地方检察厅报告,《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1期。"></span><mark>99lib?</mark>

    显然,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当时的学生断然没有可能去“一一自首”,学生的暴力,即使在当时,已经被全然忽视,甚至在传闻中被开脱:曹家的房子,是曹汝霖为了嫁祸学生,甚至是为了焚烧卖国文件,自己点燃的。公众和舆论关注的是另外一种暴力——政府对学生的暴力。火烧赵家楼之后,30多个落在后面的学生被捕,据彭明考证,被捕的学生一共有32人,其中北大20人,高师8人,工业学校2人,中国大学1人,汇文大学1人。<span class="" data-note="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第288页。周策纵先生的考证跟彭明一样。"></span>学生被捕,当然不是因为“爱国游行”,而是放火打人,但是舆论不这么看。大家众口一词,学生爱国无罪,政府抓人无理。除了梁漱溟之外,所有的声音都是营救被捕学生的。第二天,名流汪大燮、王宠惠和林长民就出面保释被捕学生,5月6日,北京13所专门以上的学校校长,到教育部要求释放学生,北京农会商会,则开会议决,派代表“往谒当局,请将学生释放”。紧接着,北京专门以上的14所学校学生一起罢课。<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70页。"></span>与此同时,人们风传曹家的火是曹汝霖自己放的,为了“烧死学子”,甚至还有传说,曹汝霖为了掩盖罪证,烧毁秘密文件才将房子点燃的,巧妙地将学生的暴力转变成了卖国贼的暴力。<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68页。"></span>还好,没有把学生痛打章宗祥,变成章宗祥痛打学生。<bdi>?99lib.</bdi>

    不过,没有过了多久,学生挨打,甚至挨打至死的故事传开了。当时有个参加游行的北大预科学生郭钦光,原患有肺结核,可能是游行过于劳累,以至于疾病发作,挨到5月7日死了。然后,就传说他是被警察打伤致死的,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被曹家佣人殴伤致死。这种说法,据罗家伦回忆,是某些人有意制造的,“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small>〔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small>,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幛哀辞的追悼”。<span class="" data-note="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57页。"></span>不过,到了北京学生为郭钦光开追悼会的那天,由于被捕的学生已经被释放,空气有所缓解,所以,会上发的郭钦光事略,没有说他是被打死的,只说他见学生被捕,“愤而大痛,至于呕血”,然后不治。<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86页。"></span>但是各地开的追悼会,却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是被殴伤致死的。即使是讹言,传出去了,大家就会信那个比较邪乎的。这个虚拟的政府或者曹家的暴力事件,无意中成了运动最好的动员利器。

    最有意思的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当事人的回忆,在台湾和海外的人,跟在大陆的有很大的不同。在外面的人对于当时学生的暴力,多不以为然,罗家伦的回忆,我已经征引过了,颇多悔不当初之意。另一位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说:“我当时听见许多人乱打一个人,心里颇为不平,以为这种行为不是大学生所应有的,但我也没有力量阻止,所以只得大叫呼我常在一起的同学离开打人的地方,叫不到人,我便独自回校了。”<span class="" data-note="毛子水:《五四五十年》,陈少廷编:《五四运动的回忆》,第107页,台北,百杰出版社,1979。"></span>一位当时的法专学生王扶洲的回忆,强调了游行的和平性,说他们根本无意去打曹、章、陆,而且到了赵家楼曹宅之后,喊了几句口号就走了。<span class="" data-note="王扶洲:《我所记得到五四运动》,陈少廷编《五四运动的回忆》,第69、96—97页。"></span>当年的北大学生田炯锦甚至对整个的游行都感到不满,说是“游行队伍零乱,谈笑喧哗,喊口号时,常作怪叫”,令他很是反感,当时就想脱离来的。<span class="" data-note="田炯锦:《五四大回忆与平议》,陈少廷编《五四运动的回忆》,第79—80页。"></span>而大陆方面的回忆,则不约而同地称赞学生的暴力,在他们看来暴力只有不够的问题,没有什么过火。因此,谁先跳进曹家,打开大门,谁先动手打人,都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一样,成为大家竞争的目标,也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罗生门。

    当然,今天回顾当年学生的行为,在跟外国人请愿没有找到正主儿,又受了东交民巷的外国兵一肚子气之后,满腔怒火的学生肯定要找个发泄的地方。恰好,一些激进分子事先的准备,为这种发泄找到了最合适的地方,那就是赵家楼曹宅。既然大队人马到了曹宅,焉有不冲进去的道理?更何况,在场的警察根本不负责任,就算负责,估计多半也拦不住愤怒的学生,加上那时的警察既无电话,也没有汽车摩托,根本无法呼叫增援,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中国一向有纵容学生闹事的传统,不仅东汉以及北宋末年的太学生这样具有充分正当性的学生闹事,得到社会的同情,就连每年科考时节举子的胡闹,只要不太过分,从政府到民间都给予包容。在台湾的当年好汉50年之后的回忆,大概只反映了他们后来的心境,当时是不是也这样的“非暴力”,很难说。如果当时就这样清醒,为什么当时没有人站出来?包括罗家伦明明知晓有关郭钦光的“阴谋”,为什么当时什么都不说?这说明,作为运动的参加者,尽管都是大学生,每个人也非常具有文明意识,但是,在面临国家民族危亡<small>〔至少他们自以为是这样的〕</small>的紧急时刻,在很多人心目中,暴力绝对是一种非常可能的选项。从这样意义上讲,五四之后一部分运动积极分子转向激进,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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