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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有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运动,都必须存在悲情。在表面上,五四的悲情源头是“中国要亡了”,这在五四当天的口号中就有反映。但实际上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不会不知道,其实,巴黎和会上所谓的外交失败,并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相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及最后通牒,此时的中国,处境已经大大改善了。人们的悲情,实际上主要源于战胜<tt></tt>国期待的落空,期待和现实的落差,被人为地夸张为危机,虽说在逻辑上也可以说得通,但实际上亡国的危险,显然并非运动中人渲染的那样迫在眉睫。

    但是,悲情是存在的,情绪落差导致的悲情,不见得就比真实的危机处境激起的情绪小,甚至,二十一条时的种种,也有可能被重新唤起,令人感同身受。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事件,这个政府对于日本在山东存在的默许和认可,都可能被人“揭发”,成为中国国家危机的证据。但是,仅仅有这种由于情感落差产生的悲情,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运动的假想敌日本方面再不加以“配合”,来点侵略的动作,没有多少新刺激,那么运动热情就有维持不下去危险。事实上,在运动中,人们就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五分钟热血”。

    因此,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在发动起来之后,存在着一系列的动员,新的悲情不断地被注入运动中,保持运动的张力。在中国,最大的悲情,莫过于死人,从来民间生事闹事,最毒的一招,对哪个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自家的亲属,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出大钱,根本休想了事。书吏衙役要想害哪个没有权势的富户,把具无名的尸体偷偷放在这家的门口,就能把这家破了。民间与官方,都对死人的事特别在意。民众打官闹事,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把事情闹大,没有死人或者棺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会转化成近代群体抗议运动的某种资源,人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会利用死人进行政治动员。西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罗西尼·塔罗<small>〔Sidarrow〕</small>说:“把死亡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惊奇。与其说这是人对死亡自身,不如说是对生存本身的反应,特别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更是如此,这构成了发生抗议的直接原因。死亡本身具备激发暴力感情的力量。死亡能够迅速将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聚集在一起,但这些人都有着由死亡激发起来的愤恨,因而能够团结在一起。死亡能够为公开集会提供合法性,甚至连统治者本身也会犹豫是否禁止这种公开集会,或对其采取行动。”他还说,丧礼往往是某种集体行动的引子,在丧礼的仪式中,参与仪式的人往往会产生群体凝聚力。“在禁止集会的压制性政治体制里,葬礼往往是反抗开始的唯一场合。当死者的朋友、亲属感被认为是愤怒的群体,葬礼就可能成为产生骚乱的场所。”<span class="" data-note="Sidarrow:Powerin Movement:Social Movemenst and tentious Politics,Cambridge Uy Press,1994,p36."></span>

    在中国,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事件,只要事件足够大,延续时间足够的长,死亡就会生出来,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跟抗议的对象有关系。但没有关系,只要是在这个时间段的死亡,人们都可以借此制造出来跟运动相关的悲情来。丧礼,自然可以转化为特意组织的大规模的追悼会,组织者通过追悼会这种充满悲情的仪式,实现进一步的动员。

    在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一个教书先生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恰好在运动初起的时候自杀了,于是,这个人的死就变成了为了保路而死的殉难者。这样的事情,在五四时又重演了。五四运动中死的第一个人,名字叫郭钦光,是北大预科学生。他的死,的确跟运动有关系,但却跟迫害或者镇压无关。他本来就有肺病,即肺结核,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参加游行累着了,病情加重,不久便死在了医院里。郭钦光的死,在当时被做足了文章,开始的时候,据运动组织者罗家伦讲,是学生们“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span class="" data-note="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第57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span>但是后来发现章宗祥不仅没有跟学生打官司,而且请求释放被捕学生,哀悼郭钦光的调子稍微变了一点,北京的追悼大会上对于郭钦光的死,是这样说的:<dfn></dfn>

    <small>四日之役,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已有不起势。时有告以章宗祥已死者,尚能大笑以答。乃太息曰,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可知矣。因益呕血。延至七日,溘然遽然逝。<span class="" data-note="龚振黄:《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span></small>

    虽然说没有死于曹家人或者警察镇压那样惨烈,但依然暗示郭钦光的死,跟当局的镇压有关,惨烈不足,而悲壮有余。各地悼念郭钦光的追悼会,就没这样客气了,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言郭死于警察的殴打。北京的警察,百口莫辩。

    追悼会是悲情制造的最好场所。北京郭钦光的追悼会,赴会者5000余人,各界送的挽联3000余副。“会场气象,异常严肃,人人面上,咸现悲戚之色。”追悼会的仪式感极强,时人记载,会议程序如下:<small>〔一〕</small>奏乐。<small>〔二〕</small>宣布开会理由。<small>〔三〕</small>读烈士事略。<small>〔四〕</small>奏乐。<small>〔五〕</small>宣读祭文。<small>〔六〕</small>演说。<small>〔七〕</small>散会。悲壮的音乐,一个接一个的演说,把追悼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演说时慷慨淋漓,鼓掌之声不绝。最后某女士演说,悲怆泣下,全场大哭。”这样的大哭,不止是发泄悲愤,还是积累悲情。下面就该进一步行动了。有心人还记了一笔:“是日掷毁之草帽,达数百顶云。”<span class="" data-note="龚振黄:《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86页。"></span>在?当时,学生戴日产的草帽,是一种时尚,这些被扔掉的草帽,无疑都是日本货。预示着抵制日货的更广泛的运动,就此登场。

    上海的郭钦光追悼会,开得比北京还要隆重,最特出之处,筹备者预先由几所女子学校的学生,准备了2万顶“白色软制”的帽子,开会的时候,每人1顶。<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67—26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span>时人回忆,制作这样的帽子,是为了替代日本草帽,开完会,不用扔帽子了。该回忆还说道,“是日男女学生无一不戴此帽者,行列中复杂以联、额、徽、帜,远望直一片白云,神情非常悲壮。人数之多,行列之整,气象之庄严,可称稀有。”<span class="" data-note="朱仲华:《五四运动在上海》,《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2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span>而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追悼会召开当日<small>〔5月31日〕</small>,“其时天色阴沉,若为一种怨气所充塞”。与会者男女学生万余人,“会场中设烈士遗像,环以花圈,两旁分布军乐队”。各位代表演说完毕,全场举行追悼礼,“向郭君遗容馨折致敬”,女校唱追悼歌,歌曰:“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大好是中原;商献于地,督亢呈图,媚外无心肝;血性男子,爱国健儿,赤手挽神州;城狐未除,陈东骤死,一死警千秋。”<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74页。"></span>这样的追悼会,对于激励士气,非常有效,堪称动员的利器,上海追悼会开完,学生们就直接整队涌向商会,促使商会同意开展三罢<small>〔罢市、罢工、罢课〕</small>,<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76—277页。"></span>立竿见影。

    在武汉,追悼会开得更是气象森严,庄严无比,参加者须衣冠整洁,入场时签名,领受素花,入场后20人一排,到礼堂行鞠躬礼。会场奏军乐,声调凄凉。<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第20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span>

    后来成为著名律师,二七大罢工烈士的施洋,在追悼会上宣读祭辞:

    <small>呜呼!胡天地之无知兮,令君等以偕亡。彼跳梁小丑兮,犹横暴以狓猖。岂忠鲠之诤言兮,于斯者而不能容。乃卖国之奸人兮,且负势而称雄。抱耿耿之孤忠兮,遂殉身以莫惩。苟死而有知兮,既愤赍志而能瞑。愧吾曹之碌碌兮,终因人而成事。愿□□□涉长逢兮,必继君之英志。叹物极而必反兮,喋血以指仁川。得奸人而寸磔兮,应含笑于九泉。既名传于史策兮,将植五人之碑碣巉巉。苟魂魄之归来兮,尚不弃而鏖旃。尚飨。</small>

    报道说,“施君读时泪随声堕,继则咽不成声,至祭者亦均呼咷痛苦<small>〔哭〕</small>,声振全场。”<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第210页"></span>

    不仅学生动情,市民也动了起来,汉口市面,各个商家门口,挨户悬挂白旗,以示哀悼,更有一班道士,“邀集同业数十人,设坛在无常街后首,建醮超度,所有一切费用悉由道教同人捐助。早晨锣鼓喧天,布置颇形热闹,红男绿女前往观看者,极形一种悲天悯人态度”。<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第211页。"></span>

    显然,这样悲壮的仪式,用音乐、哀歌加上死者的遗像、旗帜、服饰,统一一致的行动,营造了某种特别打动人心的悲情气氛。人们在这种哀悼死难者的仪式中,人类根深蒂固对死的悲哀,在仪式中被唤醒,在仪式中被传递感染。死者的死,在道德化仪式化的鼓噪中,被升华,人们由对死的悲哀,转化成对死者道德的推崇,具体说,就是对死者爱国情操的推崇,紧接着,人们对死者哀悼,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制造死亡罪魁的愤怒。混合了愤怒的悲哀,制造出一种极其悲怆的氛围,即使对运动不甚热心的人,只要进入这个氛围,也不可能不被感动,“极形一种悲天悯人态度”。

    悲情是保持运动气势的必要条件,也是激发群体冲动的燃料。在很多群体事件的场合,政府方面的镇压或者遏制,都是运动骨干人员制造悲情的原料,只要这种镇压没有到开枪杀人的地步,就永远是群众悲情的原料。如果真的开枪杀人了,悲情则一时间会更浓烈,只是强力压制会让大多数人因畏惧而退缩。反过来,如果政府方面保持克制,那么运动中人就会特意前去挑衅,通过营造出来的被捕,被打,甚至被杀的悲惨情节,再加以渲染,达到动员的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郭钦光的死,被暧昧地表达为政府镇压的结果,这样的暧昧结果,不断增加。在各地的追悼会中,死者不断被添加进来,若干病死的、自尽的人,无论真假,包括受伤没死的,都当成死人或者烈士——被涂上一层为爱国、为抗争而死光环的死人和烈士,不断被推出来,悲壮的气氛,被越煽越浓。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涌上街头,用自己的“勇敢抗争”,跟军警冲撞,伤了最好,如果没伤,也要纠缠着非要军警逮捕不可,进了警察署或者军营,就不肯轻易出来。只要大批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出来,在任何一个发生运动的城市,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悲情的燃料。虽然各地情况不一,但由于学生串联的结果,事实上各地的学生抗争,大体都是一个模式,以街头抗争逼军警出手,而出了手的军警行为,则顺利地化为进一步动员的燃料。在运动的当口,北京政府和各地的军阀,碍于体制也碍于运动爱国的道德氛围,根本没有可能放手镇压,因此,只能节节后退。

    如果学生觉得这样的分散的抗争和悲情制造还过瘾,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机会,掀起大规模的抗议浪潮,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热情。济南的马良镇压事件,虽然没有敢杀学生,但杀市民也一样让人们愤愤不已。同样,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统治,对于湖南人来说,原本就是强加于他们的北人“外来政权”,加上张敬尧的统治,也跟他的许多同道一样,任人唯亲,横征暴敛。尽管他的横暴也不为无由——湖南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南军尚未驱逐,境内还有诸多的北军,这些北军打仗不卖力,但占了一个地方,就地收税,张敬尧政令不出长沙,地盘小,既要养兵,又要自肥,自然统治就没法子规矩,连教育经费都要侵占。这样一来,张敬尧就成了激发湖南学生抗争的一个由头,或者一种机会,就这样,一波又一波地请愿,示威,“驱张”,“驱马”,就成了五四运动的一个个地方性的插曲。

    国家节日,也是一种机会,五四运动延续到了双十国庆节,运动领导人准备利用庆祝国庆,召开大规模的会议,举行大规模的仪式,让运动进一步升温。但是,政府方面也担心学生利用国庆搞名堂,于是严加防范,一来一去,悲情又升温了。1919年天津的双十节,学生们就是这样度过的。据报道,天津双十节学生和各界人士4、5万人,在南开大操场召开共和纪念大会,其时也,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毕,“军乐队奏国歌”,“人人脱帽欢歌”,升国旗,行三鞠躬礼,然后代表依次上台演讲。最后,大队人马在童子军和军乐队的先导下,出发游行。军警加以阻拦,不敢使用武力,自然阻拦不住,但消息传开,见诸报端的,却是军警的镇压,马队的冲撞,学生的受伤,甚至落水,“呼号哭喊之声惨不忍闻”。<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在天津》,第415—42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span>真实情形是否如此,不知道,但见诸报端的,就是这样的悲情惨剧。

    悲情制造,是为了动员。有悲情的动员,事实上是在建构着剧场,上演戏剧,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剧中人,被彼此构造的剧情、营建的气氛互相感染着,不仅人变得激昂,而且也变得崇高,更加有道德感。有意思的是,运动的动员,在悲情制造过程中,人们除了自身的活剧,还在演出真正的戏剧,有剧本,有导演和演员的话剧。

    学生们最喜欢演的戏,是朝鲜亡国的故事,这样的戏,他们编了很多。长沙高等工业学校学生组织新剧部,上演新剧《亡国鉴》,全剧分“朝鲜内乱、清兵平乱、东学党祸、伊藤开府以及韩人受虐、校长就义等十幕”。据《大公报》报道,演出时因为“情致逼真,演到沉痛之处,歌泣失声。场中观众二千余人,台下殿上场坪等处,无一插足隙地”。<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12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span>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演朝鲜的亡国悲剧,为的是让人们感触自己国家悲惨的命运,由己及人。五四运动的缘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学生们将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引申为中国将亡的悲惨结局,因此,他们在演绎朝鲜亡国故事的时候,往往刻意将中国失去山东和青岛联系起来,此时哀朝鲜,实际上是哀自己,通过对朝鲜的悲悼,渲染当下中国的亡国危机。这样诉说朝鲜亡国的戏,在扬州的上演的时候,叫《亡国影》,<span class="" data-note="刘立凯辑:《五四——六三爱国运动大事日录》,《五四爱国运动》(下),第524页。"></span>在浙江叫《朝鲜亡国恨》<span class="" data-note="顾仲彝:《一个教会中学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785页。"></span>。天津女学生则上演了《安重根》,说的是朝鲜志士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事,当时邓颖超还在里面当主角。<span class="" data-note="王贞儒:《对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几点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611页。"></span>

    连当时的运动场景,都被善于编演的湖南学生编成戏剧,名叫《青岛风云》,全剧共分九幕:曹州教案,中德交涉,日德战争,中日交涉,烈士投水,欧洲和会,京校风潮,学生受辱,追悼郭生。据说,演出的时候,演员“意气极为激昂”,而观众“胥为感动,鼓掌之声不绝”。<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126页。"></span>郭钦光的追悼会原本就有戏剧的成分,进入戏中,则是戏上加戏了。浙江嘉兴的学生,还排演了《中国魂》和《打倒卖国贼》这样的时事戏,到处巡回演出。<span class="" data-note="顾仲彝:《一个教会中学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783页。"></span>专业的艺人也参与这种运动的戏剧的演出,北京相声演员编了讽刺爱国贼的相声《揣骨相》,上海中华永记大舞台在五四时期上演的滑稽戏,多为击鼓骂曹、火烧曹营、卖国求荣、张松献图,等等,每场的压轴戏,是有学生参与的《拳打金刚》和《爱国血》。<span class="" data-note="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90—191页。"></span>据当时人回忆,虽然这些演戏的学生并没有什么演戏的经验,也没有什么人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但演出效果却非常好。浙江嘉兴的教会学校的学生演《朝鲜亡国恨》,“演到最沉痛的时候,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台下高呼口号,全场响应”。<span class="" data-note="顾仲彝:《一个教会中学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785页。"></span>民国后期著名的报人徐铸成,五四时期在上小学。他回忆说,他生平第一次看“文明戏”,就是《亡国恨》。“有简单的布景,演日本人的,大概是披一条花布被面,腰里束条带子,就算和服了。”即便如此,“观众中也颇多流泪饮泣的,我也时时止不住泪水。更引起我注意的,是各处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彩色纸写的‘勿忘国耻!’‘誓死抵制日货!’‘不要五分钟热度’等等的字条<small>〔后来才晓得叫‘标语’〕</small>,还有用硝镪水写的英文标语,直到两年后,我才懂得它的意思,它还清晰可见,即使刷过石灰粉,不久它又显出来了。”<span class="" data-note="徐铸成:《报海旧闻》,第1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span>政治化的剧情,简单的布景和装扮,粗糙幼稚的演技,加上周围的标语口号,这种戏剧跟艺术无关,但用来制造悲情,政治动员,却十分有效。<mark>.</mark>

    运动中的戏剧,有时会采用街头活报剧的形式,有点类似于抗战时期的《放下你的鞭子》,只是,在五四那个时代,这样的活报剧还不够成熟,演起来,悲情不多,倒是很有点搞笑。比如天津,自运动以来,警务处长杨以德一直是学生唾骂嘲弄的对象,在1919年学生纪念双十国庆游行遭到警察阻截之后<small>〔实际上没截住〕</small>,有的学生扮成杨以德的模样,双臂捆绑,背插亡命牌,上书“破坏共和殴伤学生杨以德”,在大街上巡行。一边走,一边有学生问扮演者话,一问一答。“<small>〔问〕</small>杨以德,你今天为甚么被枪毙身死呢?<small>〔答〕</small>我打学生了。<small>〔问〕</small>你为甚么打学生呢?<small>〔答〕</small>我被日本人唆使。<small>〔问〕</small>你为甚么被日本人唆使?<small>〔答〕</small>我受驻京日本公使小幡委托。<small>〔问〕</small>你给小幡作面子,你不怕死吗?<small>〔答〕</small>我受了日本人一百万的贿银。<small>〔问〕</small>你受了一百万元,可将命卖了么?”<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4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span>这样的活报剧,给游行示威平添了诸多的笑料,也增加了刺激。

    更多的悲情制造原料,来源于政府的镇压或者被传成镇压的行为。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北京政府而言,肯定不喜欢这样把矛头对准它的学生运动,更忧心运动扩散开来,会引发政局的持续动荡,因此,北京政府肯定要采取行动平息事件。但碍于体制,也碍于学生运动高调的爱国主义,加上中国人对于学生闹事的优容传统,无论北京政府,还是亲北京的地方军阀,都不可能真的敢对学生动武。即便如此,只要政府动一动,相关的镇压传言就会不胫而走。在很多情况下,明明是学生自找入狱,但逮捕学生的消息却满天飞,而且不断地被夸大,抓了1个,传成10个。人们只传抓,不提放,只要有学生被抓,就会传说他们受了酷刑和虐待。学生上街,只要受到军警阻拦,就会传说被军警殴打、杀伤,甚至传成学生被军警打死。在武昌因强行冲出学校被军警刺伤腿部的武昌高师学生陈开泰,到了相邻的湖南长沙,居然被传成已经死亡。北大病死的学生郭钦光,则被说成是被军警刺死。<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138页。"></span>总之,一边是学生的无辜、无助和爱国热忱,一边是政府和警察的横暴与无耻卖国。只要学生们乐意相信自己人的话,只要市民同情学生,这些似真似假的传言,就会有人相信,只要相信,悲情就被制造出来了。

    群体性的政治运动,无论有无领导中心,都必然需要动员,甚至是强力的动员,否则就难以成气候。有动员,就有权力技术,就有故意制造的仪式,有气氛的渲染,更短不了有流长飞短的谣言。谣言,是动员最有力的利器。有的谣言是发动者或者运动中人有意为之,或者制造恐怖,渲染政府的镇压,比如五四之后流传的关于政府种种要毁灭大学的留言、镇压的传闻。或者丑化对手,增加人们的仇恨,比如说曹汝霖家挂着日本天皇的像,比如马良主张中日合并。比如制造冤情,比如说学生被打被杀,在监狱里受酷刑,等等。也有的谣言,根本就是处于亢奋之中的群众自己无意识中生出来的故事,很多故事,传着传着,就变成了谣言,最典型的,莫过于关于日本人下毒的流言。这种流言,一时间在上海造成了民众极大的恐慌和对日本人的极度愤怒。

    一场高调道德主义的群众政治运动,夹杂以种种似乎不那么光彩的权力技术、仪式煽情、谣言动员,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无论运动的目的多么高尚,参加者的动机多么纯洁,这种东西是都会存在的。因为,毕竟这样的运动,都是政府当局所不喜的,往往就是跟政府对抗的。面对握有武力的政府,随时有可能镇压的政府,一个人们不能完全预期其行为、带有武人专制色彩的政府,运动的参加者无论理由多么正当,意志多么坚定,神经多么健全,但毕竟处于绝对的弱势,并或多或少伴随着一些风险,有时候,风险还经常被传言扩大。带风险的群体反抗,最大的安全系数,是参与的人数的众多,迫使当局碍于众多群众的压力,不敢轻易下手镇压,同时,参与人数众多,就意味着事情被闹大,闹大了影响就大,即使为了顾及中外舆论,政府想要镇压,也会有所顾虑。所以,运动只要一起来,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就是所有参加者自觉或者说无意识的一种冲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什么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这就是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有点让那些对这些运动满怀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只要在类似的场合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个逻辑就会重演,除非中国真正进入了成熟的民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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