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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1917年加入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点像押宝。跟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选择英、美、苏同盟不同,那时毕竟有已经搅进战局的既成事实,既然已经跟日本人打了4年多,当英美跟日本打起来的时候,站边,自然得选择英美。蒋介石政府唯一明智而且大胆的决定,是在英美卷进来之后,公开跟日本绝交并宣战,总算给糊糊涂涂打了4年多的中国军民一个交代。然而,这样的“明智之举”,在一战时,中国政府早就做出了——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匈帝国没有招惹中国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先断交后宣战。虽然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欧洲打仗,而且对在华的德国人也相当优待。但是作为一个大而弱一向为欧美人砧板上的肉的国家,这样做,毕竟有些风险。

    一战时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谁更强些,谁能打赢?在当时,不是一道容易解的算式。如果容易解,一目了然,双方估计多半打不起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会能把宝押在日后的胜利者协约国一边?实在是个谜。说他们明智固然可以,说他们运气好,也许更合适。在此之前,德国陆军之强,举世闻名,东方国家的军事改革,大抵海军学英国,陆军学普鲁士,主政的中国政府总理段祺瑞,就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一战的主战场是陆战,在万里之遥的那一部分当家的中国人,凭什么认为德国一定会输呢?万一押错了,最后命运最惨的,肯定是像中国这样的弱国。

    更有意思的是,按落后国家留学生的惯例,留学哪国,多半就亲哪国。但是,留德的段祺瑞却力主对德宣战,而虽然没有留英、出身海军有英国教育影响的总统黎元洪<small>〔他的老师是留学英国的严复和萨镇冰〕</small>,却意见跟段祺瑞相左。双方还为此闹到撕破脸皮,惹出来张勋复辟。试想,以生性懦弱,且手上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胆敢跟段祺瑞闹翻,如果不是出于对宣战整个国家的后果的担忧,估计他不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不管怎么说,反正中国政府这一宝押着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了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记录着庚子之耻的克林德碑,给庚子时死掉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的碑,一座中国式的石头牌坊,立刻被拆掉,移到中央公园,把原来的字迹磨掉,成了“公理战胜”碑。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踌躇满志地得到了政府发的大勋章。虽然明知道这战胜国是搭车搭来的,但中国的知识界,还是一片欢腾,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撰文,欢呼一战的“公理战胜”。据胡适回忆,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3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一班儿教授,做了1天的对民众的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span>来听演讲的人,大多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北大的学生来听讲是当课上的。这个演讲,后来见诸文字,大概出于巴黎和会的缘故,调子已经低多了,但仍然认为,一战“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span class="" data-note="《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15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span>这是一次学生在天安门的欢乐的聚集,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过后,同样聚集在这里的人,换了一种心情,满怀被抛弃的悲愤,有人还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了血书。

    第一次跻身战胜国之列的国人,对“战胜”和“公理”很有期待,战胜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14点声明,最令人鼓舞的两点是:一,废除秘密外交;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此论一出,不管威尔逊动机如何,弱小国家欢欣鼓舞,中国人也是相当兴奋。这么多年,终于看到有位强国领袖,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出头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五四游行队伍要到美国使馆请愿,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的缘由。胡适后来解释说,他们这些北大同仁如此兴奋,是把一战的结束,看成是“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十四点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69页。"></span>

    中国人满心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台湾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个河南的中学生,他回忆道,当时开封举行庆祝大会,学生差不多都来了,大家心里充满了快乐。“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span class="" data-note="郭廷以:《郭廷以口述自传》,第61页。"></span>不仅学生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国参会代表有3个等级,5人、3人和2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5人。

    其实,当时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新世界”,依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所谓的公理、正义,不过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巴黎和会是个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但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要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定的。威尔逊的14点声明,固然不乏理想主义的精神,从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到此番的14点声明,确实有种对殖民主义说不的意思。但这个意思背后的故事,却很难说清。至少,美国作为一个占有较少殖民地的后来的强国,从国际事务中争得发言权的角度,采取一种比较得人心的姿态,其实也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当时的威尔逊,不仅在落后国家声望如日中天,在协约国,也很有群众,威尔逊在会前访问这些国家,受到了民众极其热烈的欢迎。民众“几乎是成群结队地围着他欢呼”。<span class="" data-note="(美)R·R·帕尔默著,董正华等译:《现代世界史——1870年起》,第595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span>然而,仅仅这个姿态,已经让当时主导世界的5强中的其他4强感觉很是不爽,在和会的运作中,成了实际上被束之高阁的空论。据当时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汇报,威尔逊的14点声明,连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人,都强烈地表示异议。<span class="" data-note="《秘笈录存》,第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span>中国跟多数殖民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在和会上的命运,无非是砧板上的鱼肉,所差的,无非是切给谁而已。

    其实,要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实际贡献,中国并不小。毕竟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质,抬伤员,相当于中国派遣了一支几十万之众的后勤部队。在战争中,日本也不过就是打了一下早成孤军的德国驻青岛军队,拣了个现成便宜而已,此外,就是占领了更加微不足道的德国太平洋保护领地马绍尔群岛。按说这种规模的参战,跟欧洲战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比较起来,中国人的工作,对协约国的战事作用可是要大得多。可是,一战后的国际格局,其发言权大小,实际上并非像强国公开宣称的那样,是以各国对战争的贡献大小来分的。现时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有多少大炮、坦克、战列舰,才是说话的底气所在。显然,在这方面,中日之间完全不成比例。战后的5强,细分起来还要分成两等,英、法、美三国为一等,日本和意大利又是一等。日本是个正在上升的后起强国,一时无心也无力在欧洲有所作为,眼睛只盯在亚洲,而意大利则是一个一直处于衰落中的二等欧洲大国,列为5强,很勉强,实际上意大利从来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只能捡点剩儿。当年欧洲列强在甲午战后,趁火打劫在中国强租港口的时候,对意大利的要求,孱弱的清政府都敢拒绝。在一战的欧洲战场,意大利更是表现一般,老吃败仗,连奥匈帝国都打不过。每有动作,就得法国人来给他们擦屁股。眼下,在和会上有心在欧洲争点什么,可惜争不到什么,即便愤而退出会场,也没人理会,过不了多久,自己再乖乖地回来。在一个以实力说话的场景,中国人在军力和军事表现上,一无可取,连日本人要来自己的领土青岛跟德国人打仗,也只能划出中立区,眼睁睁看着人家打,顺便蹂躏自己的人民。因此,被人看不起,这么大的国家被列位三等出席国,也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前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知识界中人,却对和会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连老于世故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一相情愿地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地在和会上名列第一等级,有5位代表。未加细想,就派出来5个正式代表。可是,当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而且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能超过法定人数,就是说,准你派两人,就只能出席两人。会议开始之后,若干被第三等级的国家,经过力争,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均增加1席,但“中国仍属向隅”。<span class="" data-note="《秘笈存录》,第71页。"></span>这让中国很没面子。也一度让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很是为难,5人中的王正廷,是代表南方政府的,凡事必争,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5人轮流出席,而北京政府最后拍板,中国代表团的名次顺序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实际上,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大为有利。<span class="" data-note="《秘笈存录》,第67-68页,《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三章第一节,北京,中华书局,1997。"></span>可惜,弱国无外交,在会上占理,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s>藏书网</s>

    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脸面无存,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按照顾维钧的说法,可以归为7项:一,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为此,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备课”,写出备忘录。<span class="" data-note="《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45-46页。"></span>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也只有山东问题。日本的态度,不言而喻跟中国正好相反,肯定不能放弃已经吞到嘴里的肥肉。而且,审时度势,日本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意愿会落空。但是,鉴于一战后整个国际的形势,讲求国际道义的呼声开始高涨,日本在死咬山东权益的同时,也不得不半吞半吐地说他们对中国没有领土欲望,尊重中国对于山东和青岛的主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归还山东的权益。这就是所谓山东权益的“间接归还”说,显然,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承诺,没有放心的理由,谁知道这个无头账会赖到什么时候去。因而一再强调,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归还,莫如现在就直接归还的好。

    1919年1月28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说明尽管在战争期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所得,而且中日之间为此签订了相关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参战,情形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中日之间的协议,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中方是迫于无奈,从法理上讲,战败的德国显然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他国,因此,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则相形见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大道理,说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一方面又坚持不肯归还强占地山东权益。本来就不占理,如果加上那时代日本人说英语惯常的毛病,口音过重,还多少有点含混不清,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双方发言过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情形颇为尴尬。<span class="" data-note="《秘笈存录》,第72-76页。"></span>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在他发言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span class="" data-note="《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54页。"></span><s>??</s>

    可惜,巴黎和会不是公平的辩论赛,大家都是来做交易分糖果的,尽管欧洲列强跟日本有矛盾,但鉴于日本的实力,绝没人乐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5强之中,意大利在欧洲尚且争不到什么,在远东更是无所作为。最强的英、法、美3国,法国一向对华不友好,此番和会,与会的法国总理自始至终对中国代表态度恶劣,不给好脸。英国人也是皮里阳秋,在实质上也更倾向于日本。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被中国人忽悠得很是舒服,同时把中国人也忽悠得很有期待,在会上,他也反复强调公理和正义,呼吁建立一种尊重人类权利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秩序。可惜,他的这种秩序,是要靠建立现实的国际联盟来实现的,显然,建立这个联盟,必须得5大国之一的日本的支持。因此,只要日本坚持非要山东不可,美国人势必只能答应。事实上,否认秘密外交,各国一律平等的14点声明,在和会上被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威尔逊又不能不妥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不无讥讽地说:“要是威尔逊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政党事务的政治家,他可能成功,但他试图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他不成功的原因。”<span class="" data-note="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第128页,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span>

    所以,在那一瞬的曙光过后,在巴黎的中国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仅是中国代表团,而且 5728." >在巴黎的留学生和侨民,还有一个自费到巴黎“观会”的梁启超,统统感到暗无天日。最后,美国人总算找到一个借口,为自己的背信开脱,这个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这个换文,是在日本的压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认了日本对于胶济铁路的权力。代表中方签字的章宗祥,在换文中有例行的“欣然同意”字样。据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载录的陆徵祥1919年4月22日电文,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

    <small>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span class="" data-note="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307页。"></span></small>

    而当时中国政府编的《秘笈录存》,同一份电文,却说质问的是英国首相,而美国总统则安慰中国代表:

    <small>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如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现幸国际联盟会成立,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中国已为会员之一,将来如再有意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span class="" data-note="《秘笈存录》,第132页。"></span></small>

    显然,即使是《秘笈录存》版本的电报,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强调中国应该遵守已签的条约。威尔逊的安慰,纯粹是一种安慰而已,这样的空头支票,对中国实际状况的改善,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即使没有1918年的中日换文,提出了14点声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不大可能冒日本退出会议、导致99lib?国际联盟设想彻底失败的风险,去为中国说话。这个借口没有了,还可以找其他的借口,借口总是会有的。只是,在14点声明中反对秘密外交和秘密协定的威尔逊,居然会找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么一个秘密协定为借口,不经意中,自己就打了自己的一记耳光。可惜,强者食言而肥,真正挨打的,只能是弱者。

    更耐人寻味的是,《秘笈录存》在收录了陆徵祥这份电报之后,随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任欧洲来电”,这个某要人,明显系指梁启超。这个欧洲来电非常明确地说,1918年的中日换文,被西方误以为是中国为二十一条“加以保证”,所以,“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该书在收录这篇电文的背后,还加了一句按语:“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遂在北京发生五四之变。”<span class="" data-note="《秘笈存录》,第133页。"></span>这个电文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载的,有点区别,但有这么份电报,而且把和会上中国的失败,归罪于“一、二”订约之人,的确是实情。于是,接到电报的梁的儿女亲家林长民,随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报》上披露了梁的电报内容,直接点燃了五四的游行示威。<span class="" data-note="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94-197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span>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订,林长民在此时,通过国务院方面,探听到中国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东权益的情况下,也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遂自撰《山东危矣》一稿,命随员梁敬錞连夜送往《晨报》刊布。而梁同时也是北大预科讲师。<span class="" data-note="吴相湘:《民国人物列传》(上),第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span>有意思的是,在被火烧的曹汝霖看来,林长民这样做,无非就是因为林曾经借钱于他,受到了怠慢,思以报复。<span class="" data-note="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156、158页。"></span><var></var>

    其实,不仅梁启超、林长民们对美国人满怀期待,要恨只恨自家人,五四闹起来的学生们,对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依然有感情,不仅有感情而且还有期待,大游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可惜美国公使施芮恩缺乏情报,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学生才转而奔了赵家楼。甚至在五四游行过去好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在长沙办《湘江评论》,把法国总理克雷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都说成是强盗,而对威尔逊网开一面,说他被坏人包围了,很可怜,云云。<span class="" data-note="《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18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span>

    无论学生闹不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都是不可挽回的。为学生们寄予很高期望的威尔逊,显然并无替中国出头的侠肝义胆。关于山东问题,为了能给中国挽回一点面子,安抚一下激动起来的民意,中国代表几番努力,想要既表达中国意愿,同时也按列强要求在和约上签字,但都被拒绝了,面对国内汹汹的民情,中国代表如果非要有所表示的话,所能做的,也就只剩下拒绝签字了。事实上,也只能拒绝签字了,因为,即使没有留法学生的包围,中国使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胆量,敢于在和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要运动一起来,代表团代表们,就会受到国内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人传谣,说在和会上表现不错的顾维钧,跟曹汝霖之女订了婚。<span class="" data-note="《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57页。"></span>国内汹涌的民情,让所有涉及此番外交事件的人,都感到如履薄冰,不仅吞掉了曹、章、陆,也随之毁了段祺瑞皖系的天下。

    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要好得多。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也说今后要还给中国。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包括现在放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古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也收回来了,连作为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掉了。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国学者格尔<small>〔Guur〕</small>的说法,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small>〔relative deprivation〕</small>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span class="" data-note="Gurr,Ted,Why Men Rebel,Prion Uy Press,1970."></span>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4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var></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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