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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那天的游行过程,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和中国学者彭明先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大抵是这样的:在梁启超的电报传到北京,由林长民捅给报界之后,以北大为首的各个大学的学生,5月4日这天在天安门集合,游行示威,矛头直接指向3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美国使馆请愿,没见到美国公使芮恩施,一腔怒火,转而扑向卖国贼,随即去了赵家楼曹宅,有些人事先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因此,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成为五四运动标志性事件。干痛快了的学生有几十人落在后面,被姗姗来迟的警察捉去。围绕被捕学生的捉与放,以及巴黎和会上的拒签问题,惩办曹、章、陆的问题,演出了整个五四运动的活剧。此后,生活在海峡两岸的运动参与者,对于火烧赵家楼的暴力,有不同的看法,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评价不一。周、彭二位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也有比较社会性的解释,远因则社会经济变化,近因则新文化运动。但这个运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段祺瑞政府主导亲日政策以来,国人一系列的深刻忧虑,<tt></tt>在巴黎和会诱发下的一种总的爆发。

    自打日本寺内内阁上台,寺内的私人特使西原来华,特别是西原借款大笔地涌进中国政府之后,中日关系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这种所谓的改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或者说当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围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间的事,其他的人则不这么看。

    说是中日关系改善,但日本依旧占着青岛和胶济路,对中国主权的蚕食,一点都没停止的意思,中国人眼里亡国的二十一条也没有废除。能看得见的成绩,就是西原借款。但是,人们要问,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大方地借钱给中国人?按从前的借款的惯例,但凡钱进来,就有交换的权益出去。所以,从开始人们就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种怀疑,报界有,知识界有,在华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国的亲英美的人士有,甚至于一些跟段祺瑞靠得不近的军阀也有。

    更要命的是,日本人大方地大笔借钱给段政府,但却主要用来支持段祺瑞打内战,事实上,如果没有西原借款,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统一,也难以调遣一兵一卒,因为困窘的北京政府,除了京张、京汉等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点税收之外,只能靠支付历年赔款剩余的关余和盐余支付赔款外的剩余盐税活着,寅吃卯粮,动辄就滥发公债,维持局面,发到最后一点信誉都没有了,发了公债也没人买。显然,这样的中央政府,是没有力量调动军队的。

    打仗自然导致紧张,局势紧张,关系紧张,不仅南北紧张,段政府跟西南军阀陆荣廷和唐继尧紧张,跟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紧张,而北洋派内部裂痕也随之加大。后袁世凯时代,北洋三杰之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缺乏政治野心,早早退出竞争。段、冯二人地位相当,段比冯,升官考试差点劲,指挥作战也不行,但是在政治上有决断,而且在北洋系中人脉较广,凡是北洋系统出身的军人,有点头脸的,至少在名义上都是段的学生,因为各个北洋系统的军校,总监校长都是段祺瑞。但冯国璋也有自己的实力,不仅有江苏的地盘,而且有两个原清朝禁卫军的旅作为嫡系武装。在袁世凯还在的时候,两人就貌合神离,袁世凯死后,实际的继位统帅整个北洋系的,是段祺瑞,老段也以此自居,冯国璋则积不相能,因此,冯段矛盾开始突出。坊间传出皖、直分野,因为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占据中央政府的皖系自然占上风,得到多数北洋系军阀的拥戴,但直系也有长江三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和湖北王占元以及一些没有明确地盘的军人的支持。

    没钱不打仗的时候,所谓的直皖分野,并不明显,两家的分野,也并非严格按籍贯来的。很多皖人,比如陆建章,就对段祺瑞很不感冒,到处煽动军人反段,而身为保定人的曹锟,在战争开始阶段,很听段祺瑞的话,冯段之间,一直到冯接任总统,都没撕破脸皮。但是,钱和战争却激化了派系之间的矛盾,在段力主武力统一的当口,冯系总是时不时地唱一支和平曲,不是自己唱,就是让长江三督,尤其是跟冯最贴心的李纯来唱。

    参加战事的北洋军人,也会因为段祺瑞的偏心,或者分赃不均而产生新的矛盾,吴佩孚与张敬尧的湘督之争,冯玉祥的武穴主和,以及后来奉系与小徐之间的不和,都跟借款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北洋派的分裂,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南北战争,背后的因素,就是分赃的不均,以及用人的薄厚。段祺瑞这个人,虽然有担当,敢负责,但不如袁世凯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识人不明,而且任人唯亲。被西原借款催得发动对南方的战争,特别明显地将他的这个弱点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清末以来为人称道的北洋团体的分裂。冯玉祥武穴吁和时的第一份通电强调,他是军人,而且是北洋军人,“维系团体,夫岂无心?”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不得不如此。<span class="" data-note="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26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span>此后的第二份通电<small>〔巧电〕</small>,则撕破了脸皮,“既以北洋派为辞,北方不乏明达优秀之士,用人惟贤,当无歧视。反观所为,大谬不然,异己则排斥,同恶则相济,是则彼辈之所谓北洋派者,不过二三人之北洋派耳,且假此名义以战,不惟无以服南人,亦且难以服北人”。<span class="" data-note="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270页。"></span>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同时,作为政治家或者政客,由于在第二国会选举中被有意识地排挤,原来作为段祺瑞盟友的研究系,站到了段政府的对立面,政府中有英美留学背景的人,由于留日学生被重用,导致失落,此时更<bdo></bdo>加深了对于政府的不满。但是,更可畏惧的是,基于利益的纷争,跟基于道义的质疑,纠结在一起,让后者显得格外的有力度。

    事实上,自打西原借款滚滚东来,外界总是质疑这里面是否有猫腻,中国人的利益、中国的权益是否在秘密交易被出卖。钱来得太容易,按以往的经验,包括人生的日常经验,怎么都让人放心不下。早在西原借款成立之初,中日合办汇业银行的动议,就被报界质疑为出卖中国财权,指名道姓,批曹汝霖与陆宗舆,说他们为一己之私,出卖主权。<span class="" data-note="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205页。"></span>3000万的吉林森林抵押借款,不仅吉林人感觉到自己的家园被卖,请愿要求“政府为吉留一线生路”,而且一些报人也忧虑,借款成立之后,“不出数年,向之树木参天浓荫蔽日者,皆将一变而为牛山之濯濯”。因此,此借款等于是拿30000万来换3000万。显然,这种质疑,让段祺瑞大为光火,当时报纸的标题是:“段合肥又大发怒。”<span class="" data-note="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六册,第218页。"></span>尽管脾气大的段祺瑞很恼火,但这种质疑却并没有止息的意思。1918年5月25日,即在次年五四游行差不多整整1年前,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工业专科学校等2000余学生,听闻中日签订密约之后<small>〔即中日共同防敌条约〕</small>,出于对政府卖国之担忧,齐聚新华门总统府示威请愿。据次日的报道,在示威请愿过程中,也有一个名叫张传琦的学生,慷慨演说,当场断指,“血凝讲坛,为状至惨,呼声雷动”。而且在游行请愿中,学生也强调,切莫让外人笑话,五分钟热血。当时的总统冯国璋还出来接见了学生代表,“词色和蔼”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中日条约要秘密签订,主要因为是军事条约,为了保密起见。整个过程,几乎像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span class="" data-note="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六册,第100—101页。"></span>所有过程,竟然跟五四那天的游行,高度相似。

    显然,总统冯国璋出面的解释,并没有真的打消国人的疑虑。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同年6月8日,留日学生代表9人,来到段祺瑞所居住的北京府学胡同,当面请愿。段祺瑞接见了留学生代表,双方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中日共同防敌密约的内容,是否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日本能否借出兵,行假途灭虢之实。第二,密约既然没有伤害中国的主权,为什么不能公开。第三,留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对于西原借款的忧虑。留学生们特别强调,他们游学日本多年,“深悉彼国上下,对于吾国咸抱并吞之野心。所谓维持东亚平和,保全支那领土,以及中日亲善种种美名,不过并吞之代名词而已。大隈取强压政策,寺内用笼络手段,异趣同归。此次藉词共同出兵,实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是,段祺瑞回答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他是最激烈的反对者,现在断无卖国之理。而且,他认为他不会为人所欺,现在跟日本友善,是因为“日本寺内内阁,颇推诚相与”。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留学生代表留下请愿书离去。<span class="" data-note="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六册,第138—139页。"></span>

    显然,尽管段祺瑞固执己见,反复解释,但国人的疑虑,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日见加深。这样的疑虑,不仅学生有,一些军人也有。早在1917年10月7日,日本驻华武官斋藤,致函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因中国以矿砂易日本军械,要求对中日两国枪械口径实行统一,并声称这一意见,得到了段祺瑞的同意。<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span>这个消息,经当时的英文版的《京报》披露之后,引起舆论大哗。显然,这个消息,触动了人们有关二十一条的神经。随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虽然特意出面加以否认,甚至高调地要求中国政府取缔英文版《京报》,<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30页。"></span>但日本军部是否有此意思,真是很难说。按情理来讲,日本的军方,野心都要大一点,而且表现得比较露骨。长期以来,日本的军部跟政府的立场不一,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日本政府方面出面解释,依然难以让人放心。耐人寻味的是,消息刚刚传出,江苏督军李纯,河南督军赵倜,就来电质问,说何以政府会答应统一军械这种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宣称:“吾人对于中<small>〔此〕</small>等问题,岂忍坐视,且为保持内阁威信,亦不可三请中央明白宣布,以释群疑。”徐树铮赶紧解释,断无此事。<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27—128页。"></span>但能否真正释疑,却很难说。当时为陕西中级军官的胡景翼在日记中写道:

    <small>《申报》载,日本将以友谊劝吾国息止内讧。此固不免,然从今以后主权尽失,万事受人干涉,即破坏亦不能自由也。吾国人其猛省!中国之罪魁为袁世凯,其次则段祺瑞督军团也。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span class="" data-note="《胡景翼日记》,1918年11月13日,第4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span></small>

    已经不仅是质疑了,干脆就判定了段祺瑞的卖国。在北洋派内部,这样疑虑,出于利益的纷争,往往更加彰显,因此,北洋派分裂的迹象,到了1918年底,更加明显。此前,冯玉祥的反叛行为,虽然在压力之下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冯玉祥的呼吁,此时又得到了更大更响亮的呼应。这次轮到了常胜将军吴佩孚,而且吴佩孚的呼吁,得到了同在湖南前线的冯玉祥的暗中配合,声音越来越大。

    1918年8月7日,吴佩孚第一次通电呼吁和平。21日,吴佩孚再次发表通电,呼吁和平,说:“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长此以往,分崩之端,即在目前。”又认为,“况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环生,无一非内争所致。”而且对新的国会选举,也委婉地表示了看法,认为国家不统一,不会有真正的民意,贸然选举,只会促进国家的分裂。<span class="" data-note="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第503—504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span>相比起公开通电的委婉客气,此前<small>〔同年8月7日〕</small>吴佩孚给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则差不多等于破口大骂了。他骂现在的国家政策是“宵小奸谋”,骂安福国会是“金钱运动,排斥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骂政府跟日本签订密约,丧权辱国,还骂政府“以借款杀同胞”,任人唯亲,赏罚倒置。<span class="" data-note="《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第136页,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span>吴佩孚发表通电,作为他的主公,曹锟不能不有个态度,接二连三给北京发电虚张声势,不痛不痒地骂吴佩孚“不明师理”,“受人愚哄”,要吴佩孚“自醒悟,除浮言,勿渝以前之宗旨,恪守服从之义务”。<span class="" data-note="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430、438、441页。"></span>当然吴佩孚不会就此收手,干脆耍刁放赖,索性要求将所部回撤,请湘督张敬尧另行派人接替防务。<span class="" data-note="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437页。"></span>段祺瑞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屈尊再一次给一个小师长去电,一边吓唬人,要吴佩孚“恪遵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要反对政府的政令,“干犯纲纪”,一边又缓和口气,摆出老师的身份说:“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span class="" data-note="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第505—506页。"></spa

    段祺瑞当过北洋系统几乎所有军校的总监<small>〔校长〕</small>,对于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吴佩孚,当然可以摆老师架子,可惜,当年的校长,对这个北洋的后起之秀既没教过什么,也不曾赏识,毕业后到他麾下公干之时,根本得不到提拔重用,师弟之间,毫无情义可言。此时端出老师的身份来,多少有点晚。因此,吴佩孚接到段祺瑞这种以亲昵口气的训斥电报,不仅没有感到一丝的亲切,反而火气上涌,接着一个通电回过去,以诤臣自命,引经据典,逐条对段的电文进行驳斥,大概又是桂林才子张其锽的手笔。

    这样的质疑和指责,不仅仅是来自于段祺瑞政府的敌人,孙中山的军政府和西南军阀,而来自学界和报界,甚至还来自跟北京政府没有敌意的军界人士,甚至来自于北洋团体内部,所有的质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什么交易,所以日本人才肯把大笔的钱借给他们,而段政府拿了钱,又来打内战,为了更好地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组成了自己御用的国会,武力统一,一方面消灭了作为敌人的西南军阀和孙中山势力,一方面削弱了异己,同时编练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最后是皖系一统天下。这个质疑的逻辑链中,最关键的就是中日关系。人们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私下的秘密交易,出卖了山东,暗中答应了二十一条中连袁世<bdo>99lib?</bdo>凯都没有答应的第五号的有关条款?事实上,1918年的中日间有关针对俄国事变的军事密约,已经令疑云布满了天空,而接下来巴黎和会上披露出来的中日有关胶济铁路的换文,无论当局者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具体操办者的意图是什么,但对于质疑者而言,这种换文已经是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段政府这期间所作所为,从西原借款到武力统一,从安福国会到编练参战军,都被打了深深的卖国印记。

    五四的大游行,仅仅是这些质疑一个积蓄很久的爆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不只是因为中日密约“东窗事发”,而是因为巴黎和会,在国人眼里事关重大,如果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把山东拱手让人,那么,中国的腹地就失去了,中国也就真的要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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