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次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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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2008年12月5日下午3:00～4:00</strong>蔡德贵：上次说到江青是改足派。
季羡林：她是改足派。
蔡德贵：据说，上世纪80年代，在一个与法国文学相关的会议上，会议规定每人发言须限在5分钟内。罗大冈先生从怀里掏出摞稿子，颇有霸了讲坛的意思。
季羡林：对。
蔡德贵：说不几句，大概到了5分钟吧，座中的盛成先生便喊道：每人5分钟，人人都要守规矩。罗先生做耳背状，回喊说：你说什么？盛先生重复了一句，罗先生也重复了一句。大概是看着这么下去，颇有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意思，这时候，您便忽然一声高喝：盛老说得对，谁也得守规矩！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这一下治好了罗先生的耳背症，于是高兴——或被气——得连饭也没吃就走了。
季羡林：有这回事。对。有这么回事。盛成这个人，你知道吗？
蔡德贵：我不藏书网认识他。
季羡林：他在法国多年，做了一本书 href='/article/3217.htm'>《我的母亲》（Mamère），他这个不知道怎么的，和中国学术界总是格格不入。罗大冈呢，是法国留学生，在外国文学研究会，我们在一起工作。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首届会长是冯至，后来就是我。
蔡德贵：是您主持的这次会吗？
季羡林：忘记是谁主持这次会了。
蔡德贵：您支持盛成，是不是得罪罗大冈先生了？
季羡林：也没有什么得罪。会后我们，就是和罗大冈还是在一起工作。
蔡德贵：罗大冈在研究会还有什么职务吗？
季羡林：没有。盛成这个人在国外待的时间太 4e45." >久，与国内格格不入。他那本 href='/article/3217.htm'>《我的母亲》，法国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非常欣赏。这本书还得过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我也看过，这本书没有什么文采，不能说是什么文学家的。
蔡德贵：他不是北大的吧？
季羡林：中法大学的。
蔡德贵：他在哪里工作呢？
季羡林：盛成啊？不知道在哪里工作的。你知道中法大学吗？
蔡德贵：那不是解放前的吗？解放后院系调整以后取消了。
季羡林：解放前的。我们在沙滩红楼，那是解放后了，北大还没有迁出来，在民主广场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校友陈毅返校，我说过的，他在中法大学的课没有什么可听的，陈毅到北大中老胡同租房子，到北大旁听或者偷听，哪里是什么北大校友。在沙滩民主广场我们欢迎校友陈毅返校，陈毅讲，我哪里是北大校友啊？其实就是因为他到北大旁听过。那时候陈毅已经成了名。我们还欢迎过张积慧、时乐濛。后来我大概和时乐濛都在政协碰到了。政协大概分成的社会科学组，我们那个组最初有好多有名的人物，陈伯达、周扬，还有华北局的宣传部长还是书记的李雪峰，都是政协的。在沙滩，时乐濛讲话，说我哪里是什么战斗英雄啊！就是做了一首歌。张积慧真不容易，美国的那个驾驶员哪，很有名气的，他把美国的王牌驾驶员打下来了。那个驾驶员掉到地上就死了。
蔡德贵：张积慧这个山东人真不简单。
季羡林：那当然，真不简单。
蔡德贵：您在沙滩的时候是不是和沈从文经常有来往？
季羡林：我那时候没有这个资格。我崇拜沈从文，为什么呢？我有个议论，就是一个作家，拿出他的著作看两页，就知道作者是谁。结果呢，这个作家，就是说，有他的独特个性。个性最突出的就是沈从文，沈从文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当兵出身，出生的地方是湘西的，我对他的文章特别赞赏。后来，这个我给你讲过，就是郑振铎、巴金、靳以办过一个《文学季刊》，我在上面写过一篇书评，你给我纠正过，就是《夜会》的书评。因为什么呢？以前对丁玲那时候我不认识，她当时已经得过苏联的一个斯大林文学奖。我对她的印象是怎么来的呢？胡也频，她的丈夫，在济南高中教过书，我也算是他的学生。那时候，他其实每次讲，都是讲什么叫现代文艺，什么是现代文艺的使命，现代文艺呢，就是普罗文学，使命呢，就是革命。因为他也没大念过多少书，也讲不出多少道道来，老是讲那么一套。后来居然在那个学生宿舍里面，在走廊里组织现代文学研究会，宣传革命。那时候我是积极分子，我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没有价值的，《现代文艺的使命》，很简单，就是革命，革命，革命！后来我说，当时的青年革命家啊，太幼稚，不成熟，要是真正的革命家，不能那样，不能暴露。他不光是暴露，简直就是直接告诉人，我就是革命者，那国民党能够允许他啊？那个现代文学研究会，我是积极分子。国民党后来就通缉胡也频，胡也频到上海去了，被蒋介石抓起来了，和柔石等大概七八个人，在龙华监狱里面被（蒋介石下令）枪杀了。
蔡德贵：假如胡也频不走，您有没有可能加入左翼作家？
季羡林：我没有加入啊！我后来这样子（在清华大学读书），胡乔木在半夜里，到我宿舍里面，劝我参加共产党，我说，我不干，玩命的事，我不是那个材料。实际上，我有一个论调，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论调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历史上也肮脏，现在也不干净。就是这个论调。到后来，思想改造运动，你知道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大盆是校长，那时候北大真正管事的，是汤用彤，汤用彤啊，是校务委员会主席，洗了个大盆。因为我这个，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就是针对我这个思想来的，对于我来讲。
蔡德贵：是吗？
季羡林：那时候张东荪<span class="" data-note="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1886年12月9日浙江杭县（今杭州市）。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span>的两个儿子，张宗燧<span class="" data-note="张宗燧（1915～1969），中国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次子。第一位在剑桥大学开课的中国人。1915年6月1日生于浙江杭州，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留校攻读学位。193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去丹麦、瑞士进行科学研究。1939年回国并任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5年以英国文化协会高级研究员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科学研究。1947年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费城加尼基工业大学工作。1948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及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兼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等职。 1940～1945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57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部学部委员。"></span>、张宗炳<span class="" data-note="张宗炳（1914～1988），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我国昆虫毒理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14年7月17日出生在浙江杭州。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长子。1934年获燕京大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3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9年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毒理室研究员以及农药学会顾问、浙江农业大学顾问教授等职。共发表180余篇论文，出版20余本专著，主要有《昆虫毒理学》（1958年、1964年）、《昆虫毒理学的新进展》（1982年）、《杀虫药剂的分子毒理学》（1987年）、《杀虫药剂的环境毒理学》（农业出版社1989年）、《杀虫药剂的毒力测定》（科学出版社1988年）等。科研成果《昆虫神经毒素的研究》获1988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1年担任中央电大普通生物学专题讲座课程主讲教师，并参与编写教材《普通生物学专题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span>弟兄两个。张东荪的两个儿子，都在北大。张东荪不是政治活动家么。张宗炳是学生物的，口碑还不错。张宗燧，他本来不够洗大盆的资格，但是让他洗大盆，我记得他是学生，因为他在北大声誉不佳，洗大盆。一次通不过，二次还是通不过，到最后通过了。把发言稿要过来了，那发言稿上面一处写着哭，哭，另外一处也写着哭，把大家搞得啼笑皆非。这个玩意儿，还能讲真话吗？反正通过了，提了几次都通不过，就哭，哭，还真按照那个发言稿标出的哭。结果就通过了。阶级感情就深了，可这还叫说真话吗？还真哭，有人说，是不是在眼角上涂上辣椒面了？不然，怎么掉泪啊？那个人聪明是聪明。就是完了以后，拿过发言稿来，看上面哭，哭，哭。<bdi></bdi>bbr>..</abbr>
蔡德贵：老教授怎么洗澡呢？您是年轻的教授，怎么洗澡呢？
季羡林：我年龄是年轻的，不过我当时是系主任。
蔡德贵：那您洗了中盆吧？
季羡林：系主任洗中盆。
蔡德贵：冯友兰先生当时还在清华大学吧？
季羡林：对。在清华。
蔡德贵：那他怎么洗澡，您清楚吗？
季羡林：他怎么洗澡忘记了。当时在教授里，他的声誉，因为当蒋介石的帝王师，也不高。
蔡德贵：在沙滩的北大时，沈从文是北大教授了吗？
季羡林：不是教授。开始的时候作家有名的，当教授还是不容易的。不过后来啊，比较容易了。当时还要讲资格。有个笑话，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我没有在西南联大待过，他的意思就是明天下午有事，不能上课，他写“明天下午，因事未能上课”。就是证明他对汉语的掌握啊，还不如大学生。
蔡德贵：您这几个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推着他到中山公园赏花，是在沙滩吗？
季羡林：是在沙滩。
蔡德贵：您特别尊敬陈寅恪先生。后来您还到西郊的清华大学给陈寅恪先生送酒，对吧？
季羡林：我对他真尊敬。陈寅恪先生到清华，我知道陈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造的“栅栏”葡萄酒，便到神父的静修院（今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那是利玛窦的坟墓所在地，到那里的地下室去买了几瓶“栅栏”葡萄酒，带到清华园去。这个天主教的牧师啊，不是不能结婚吗？他们讲，我就牺牲这一条，不结婚，但是一辈子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所以他们对这个烧酒有些办法。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子，陈寅恪先生在清华，我就到栅栏去买葡萄酒。栅栏大概是个地方的名字。
蔡德贵：不是前门的大栅栏吗？
季羡林：不是。
蔡德贵：买了好几次吗？
季羡林：就一次。买了几瓶。那时候出门或者要坐校车，或者坐洋车。坐校车很贵，一次要一块大洋。清华大学的校车在东城一个点，西城一个点。西城的点在桂香村，东城的点在稻香村。坐校车有时间限制，而坐洋车是很危险的。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天主教徒烧的红酒，送给陈寅恪先生。那时候出门两种办法，一种是坐校车，另外一种就是坐洋车，洋车很危险的，因为路上有劫道的，大概吴宓先生么，好像就被劫过。带的一些书，后来在旧书店里，发现有吴宓的书，就是强盗劫道，卖到旧书店的。那时候坐洋车的时候啊，比较少，没有办法，一般就不坐，有危险。路上有劫道的。路上有一个老头，拿着个铁锨，天天在那里，锄那里的路，走过的话呢，他就说要点钱，也不多。
蔡德贵：拿着铁锨够吓人的。您是不是没有坐洋车，走过去了？
季羡林：我也坐洋车了，但是走的一段路，够长的。坐那个校车啊，很贵，我记得汽车是一块大洋，很贵的。
蔡德贵：那时候可能已经是法币了。您在辅仁大学兼课一个月才三块大洋，汽车就一块大洋。那了不得的。
季羡林：那时候这个发工资的时候啊，大家也不管什么.９9ｌiｂ?体面了。那些教授啊，也在那里领工资，排队，领了那个法币，跑百米的速度，到东四，东四那时候那个贩子啊，拿着大洋，哗！哗！哗！表示我这里可以兑换。因为比价老是变，教授赶快到东四跑。它那个价钱老是变，所以赶快跑，你可以占点便宜，要是晚一个小时，大洋就升值了。所以一发工资，都在那里等。
蔡德贵：几瓶红葡萄酒，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当年，却是非同小可的事。您知道他愿意喝酒啊？
季羡林：反正是年老的人，都喜欢喝一点吧。
蔡德贵：1947年冬，天寒，煤价猛涨，陈寅恪先生这位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学界泰斗，没有钱买煤取暖。您还给陈寅恪先生解决冬天的烧媒问题。
季羡林：他穷的，是冬天冷，生不起火。我回来跟胡适讲，胡适是，那时候北京私人的轿车啊，没有几辆，胡适有一辆，他用他自己的轿车，让我带着钱，我记得是带的美元，到清华。陈寅恪先生的书啊，卖了一批。后来这个东语系图书馆，就收藏一批陈先生卖的（书）。那时候，我坐胡适的私人汽车到清华去送美元，把一些书拉回来。<span class="" data-note="季先生在其他地方说：我得知此事，立即报告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胡适想赠送陈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陈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陈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先生的美元。胡适责成我来办理此事。我就乘胡适自己的汽车，到清华园新南院52号陈先生家，装了满满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这个数目在当时虽然不算少，然而同书的价值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这批书实际带有捐赠性质，在东语系图书馆里还有这些书。陈先生对于金钱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令我大为感动，对陈先生的人格更加崇敬。"></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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