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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2008年11月10日下午4:30~5:10</strong>

    蔡德贵:您上次讲到西克、瓦尔德施密特和哈隆教授。

    季羡林:就他们三个。

    蔡德贵:还有没有别的要讲的?像布劳恩?

    季羡林:那布劳恩(不是直接的老师)。得要几个啊?

    蔡德贵:不知道啊!中外恩师谱里,德国您说了三个了,说到西克、瓦尔德施密特和哈隆教授,几个您自己确定。其他的还有要说的吗?

    季羡林:中国的我写了什么?

    蔡德贵:中国的,您还没有具体说,但是说到的,朱光潜、陈寅恪您说到了,吴宓先生您说到了。不过说的还不是很细。随便,您什么时候想到了,什么时候想说,您自己考虑,都可以打乱次序。

    季羡林:嗯。我还得仔细考虑。

    蔡德贵:对。没有关系。我们也不着急。

    季羡林:现在我们干吗呢?

    蔡德贵:德国还要讲什么吗?

    季羡林:<a href='/book/1938/im'>《留德十年》</a>我都忘记了,写了些什么<tt>藏书网</tt>东西呢。

    蔡德贵:主要上的课程都有了,自传里都提到了。然后交往的人里边,这三个教授都提到了。毕业论文,伊姆加德那边,传记里都提到了。房东欧扑尔太太,教您德语,也提到了。

    季羡林:(我们当时念)房东叫奥扑尔太太。

    蔡德贵:对。

    季羡林:国内第一个当然是陈寅恪先生了,那没有问题。第二位就是汤用彤先生。

    蔡德贵:他在北大开魏晋玄学的课,他讲的课您都听完了。

    季羡林:整个的听完了。我那个笔记本可惜……他自己没有讲义,我记得最详细。所以汤一介说,那个笔记本,我记的,现在放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了,他自己没有讲义,将来找出来,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蔡德贵:他当时连打印的讲义也没有发?

    季羡林:嗯。什么都没有。

    蔡德贵:当时在北大,正教授听正教授的课,您是独家啦。

    季羡林:嗯。对。我不但听我的,真正的老师的课。就是比我年轻一点的,周祖谟,比我小的老师,周祖谟先生的课。

    蔡德贵:他的课您也听了?

    季羡林:嗯。他的课我也听,语音学,我也听了。

    蔡德贵:就是音韵学和训诂学吗?

    季羡林:我缺什么,听什么。

    蔡德贵:周祖谟先生的课,您也记笔记了吗?

    季羡林:我听了起码一个学期。我听,就是一堂不缺。

    蔡<tt>九九藏书</tt>德贵:您也记笔记了?

    季羡林:也记笔记。

    蔡德贵:您速记很快的,在济南高中,您记过地理老师的报告。

    季羡林:那是这样子,它是临时世界形势报告,祈蕴璞(老师讲的)。他报告过。因为那时候,那个中学里的很多老师,也都不大念书。祈蕴璞呢,是例外,他会日文,英文大概不行。所以他买一些日文书,爱惜书啊,鲁迅先生爱惜书的,祈蕴璞也爱惜书。祈蕴璞先生爱惜书,是这样子,他把书放在自己大褂的袖子上翻看,生怕把书弄脏。他上的不是一门课,就是临时形势报告。讲了几次,也忘记了。我反正都有笔记。所以我当时对他非常佩服。

    蔡德贵:您说他是真正念书的老师。

    季羡林:他是念书人。

    蔡德贵:他是山东人吗?

    季羡林:山东,他是(益都人)。他嘴是说话有点结巴。他说“石榴拉”三个字,来调节结巴的。

    蔡德贵:是开头讲吗?

    季羡林:不是一开头,讲的中间“石榴拉”。“石榴拉”(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当时我对他特别佩服。那个中学教员啊,一般是不求上进。他们觉得,弄一个中学教员也不容易。在济南的教高中的教员呢,有北大派和师大派。师大派呢,占上风,因为师大本来就培养教员的么。清华大学的没有,我是一个例外。因为清华那个,我在那里的那一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没有别的事可干,而且我教国文,我是学西洋文学的,当时都是文言哪。文言,我也不能说一点造诣没有。就是当时我在正谊中学念书,下午3点以后下课了,就找了一个老师徐金台,他教《左传》哪,就教那些书。每天下午3点下课后,徐金台老师上古文。晚上回家,吃完晚饭,就去尚实英文学社,学英文。我叔父大概,我这个人哪,比较内向,他认为我<footer>藏书网</footer>这种人没有什么出息。所以,他看我大概(没有什么希望),就逼我考邮政局,没有考上。

    蔡德贵:邮政局那时候的管理者是外国人吗?

    季羡林:外国人。

    蔡德贵:那是怎么回事呢?凭您的才能应该没有问题啊?

    季羡林:不行。反正没有考上。如果考上,就麻烦了。一辈子就邮政局了。那是铁饭碗,你只要不犯错误。

    蔡德贵:那就没有后来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了。

    季羡林:嗯。没有这个了。都没有了,德国也去不成了。当时,这个,我给你讲过,就是清华大学,北大、清华,我都考上了。为什么选清华,就要出国,我是押宝,让我押中了。如果不考清华,还就真出不去。当时那个,不是当时了,多少年来都是重理轻文,国家,每个省,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是理科的,文科的留学生没有。所以那时候,有钱的人可以自费留学。我们家里边,那时候,是中产之家,够上够不上,反正是有饭吃,不太缺钱。就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押宝呢,就押到清华,让我押中了。就是,我在济南教那一年高中啊,也很吃力。

    蔡德贵:很吃力?就是学的国文还不够用的?

    季羡林:吃力。都是文言文哪。

    蔡德贵:全部课本都是古文啊。

    季羡林:所以,我这个对《辞源》,老的《辞源》,不是新的。这新的《辞源》哪,你大概没有对过。

    蔡德贵:我有一本老《辞源》,是大厚本的,大概很早的。

    季羡林:郑孝胥写的字。这新《辞源》哪,是越来越差,因为什么?我要查《辞源》,主要是古典的。这新《辞源》呢,把古典去掉一部分,增加了一些新词,所以不伦不类。所以我查辞源哪,也有本领。那年就靠查《辞源》。

    蔡德贵:靠《辞源》就应付得了国文课了?

    季羡林:嗯?应付不了,也得应付啊!那有什么办法啊?我主要是查典故。我选的文章,大概我喜欢的,就是文章写得好的,从《左传》开始,下面就是司马迁,我对那个司马迁的那个《报任少卿书》,原来我背得滚瓜烂熟,《报任少卿书》。后来我选的文章都是那种抒情的。那个《报任少卿书》也是抒情的。他受了宫刑,一肚子牢骚。司马迁啊,他对李陵说了一句话,就这样,下蚕室<span class="" data-note="蚕室即宫刑异名。"></span>,受宫刑。李陵啊,不是后来出来赝品,《李陵答苏武书》,“苏武牧羊”,他们两个其实没有关系。

    蔡德贵:牟善初<span class="" data-note="牟善初,1917年生于山东省日照县。我国著名的心内科及老年医学专家,老年医学的创始人、医学超声波的开拓者。"></span>牟院长,当时是您的学生。

    季羡林:嗯。就是那一年。他的文章写得好啊!别的也看不出来。别的不教。那时候还没有白话。为什么呢?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那时候还没有怎么彻底,所以还都是文言。

    蔡德贵:其实高中学点古典的可能比现代汉语更为有用。

    季羡林:应该有(古典的)。我觉得,原来我也提倡过,这个高中学生啊,高中文理分科,我就不赞成。不能文理分科,文理分科,考大学,文科高中啊,数学这一关很难过。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我高中学了点数学,就到小代数,平面几何。

    蔡德贵:微积分没有学。

    季羡林:没有到那个程度。

    蔡德贵:立体几何没有学吗?

    季羡林:立体几何?几何里面立体、平面,当时也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到了我考大学,数学这一关哪,很麻烦。

    蔡德贵:您不是考了4分吗?

    季羡林:我考了4分,后来到清华呢,我还想入数学系,你说怪不怪啊?那个数学系我想上。

    蔡德贵:那您比臧克家好多了。

    季羡林:他?不知道。

    蔡德贵:他考山东大学,数学是零分,语文是98分,写了几句话。数学考零分。

    季羡林:哦。山大可以啊!

    蔡德贵:两门,数学零分,语文98分。

    季羡林:那时候我们山东的学生一流的,都不考山大。我那一年,到北京考学的,有80个人,大概是。

    蔡德贵:您对宋还吾先生很感激的。给了一只饭碗啊!

    季羡林:当然很感谢,就是啊!那个工资很高啊,160块现大洋。这个助教啊,80,比助教高一倍。

    蔡德贵:您在高中教书,自己买了英国老飞鹰牌自行车?<span class="" data-note="据弭菊田(妹夫,即秋妹季惠林的丈夫)说:季羡林回到济南以后,叔父婶母非常高兴,特意买了辆崭新的自行车(英国老飞鹰牌)送给他。季公非常爱惜这辆自行车,每天下午回家都要擦洗一番。后来很晚了,有什么飞鸽牌的永久牌的。有一次他的内兄彭平如(书法家)向他借骑一下,他说什么也不肯。彭公甚为恼火,于是趁其不在时,在自行车前放一香炉,插上三炷香,向人们诉说,他把自行车“供”起来了,言下颇有揶揄嘲讽之意。"></span>

    季羡林:买了自行车。因为高中在杆石桥,我在佛山街。平常我不住在学校里面,就骑自行车,走过那个正觉寺街。就走那条街。

    蔡德贵:那5分钟就到了。一溜往西去。

    季羡林:往南。南,佛山街南边。佛山街、朝山街,朝山街是直通苇子门那条街,往左一拐就是佛山街。

    蔡德贵:自行车是进口的。

    季羡林:进口<abbr></abbr>的,那时候国内啊,造不出来。后来,你是永久牌的、飞鸽牌的。

    蔡德贵:那晚了。

    季羡林:开玩笑啊!

    蔡德贵:您这一年里,在济南每周和朋友去吃饭馆。

    季羡林:就是,反正那个工资很高。我也不全给家里边,幸亏我留了,没有全部给家里了。要不留的话,去德国就没有钱买车票了。我不像乔冠华,乔冠华家里有钱,人家不在乎啊!我到德国买车票,得自己对付。到教育厅,我跟何思源去要钱,要200块大洋,没有要来。还是宋还吾陪我。他没有给。

    蔡德贵:宋还吾的面子也不给。

    季羡林:到了后来……当时我就讲:我说,何厅长,你给留一个将来见面的机会啊!到了后来,果然,我回到北京后啊,在北大教书,何思源呢,调到北京,做过(北京市)市长。有一个山东中学,不是校友会,董事会吧。我不是山东中学的。我当董事,我和李广田都是董事。我见到何思源,他也是董事。我对他说,当年跟你要200块钱,你不给。他说,我都忘记了。

    蔡德贵:他是清官吗?

    季羡林:他反正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他走之后就是王寿彭,状元做教育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

    蔡德贵:王寿彭早。

    季羡林:哦。

    蔡德贵:您在高中的学生里面,除了牟善初,吴传文是一个吧?

    季羡林:吴传文是。

    蔡德贵:最好的学生里边,还有两个当过很大官。

    季羡林:嗯。

    蔡德贵:牟善初是一个,还有其他的。

    季羡林:牟善初,他写的文章,写得好。

    蔡德贵:您那时候在山东民国日报主编的《留夷》有没有发表他的文章?

    季羡林:我是主编,发表过《游灵岩》,现在找不着了。

    蔡德贵:找不到了,哈佛大学图书馆都找了,没有。清华大学连《山东民国日报》都没有。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还有个陈丽妫。还有孙玺琪。

    季羡林:孙玺琪。对。后来革命啦。东北哪一个省的书记。当时的那个文章里面就流露出革命的情绪。

    蔡德贵:还有张国珍。还有王绍祖。

    季羡林:王绍祖印象不深了。

    蔡德贵:三个年级各<a href="https://.99di/character/4e00.html" target="_blank">一</a>个班。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时候您和吴传文一起打乒乓球,也是校园里的一景了?和学生玩,也没有老师架子。<span class="" data-note="学生中还有:杨翼骧(1918~2003)当代著名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他在中国史学史史料的整理与编纂上做出了开创性成绩,并在研究中形成了特有的治史精神和平实文风。自20世40年代开始涉足中国史学史,是新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主编了第一部史学史词典,《中国历史大词典史学史卷》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桃李芬芳,著述等身。"></span>

    季羡林:少见。我和小孩玩玩也可以。那时候济南一中有一位老师,我和他打了一年乒乓球,没有赢一次。一中的,一中和高中,一左一右。

    蔡德贵:那时候济南高中和济南一中不是一个学校?

    季羡林:一中那是济南顶呱呱的学校。

    蔡德贵:还有曹州六中吧?

    季羡林:曹州府六中,菏泽,就是后来的菏泽六中,(学校里)有六中、北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很多。教育厅的一个科长,就是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留学回来的。那个哥伦比亚留学回来的,在高中教书的很少。那留美的学生在高中,有留学生,还有法国的。法国的这一派,在济南高中不行。有法国的,蒋程九<span class="" data-note="季羡林在《回忆济南高中》中说:教务主任是蒋程九先生,山东人,法国留学生,教物理或化学,记不清楚了。我们是高中文科,没有上过他的课。据学生杨翼骧的资料:当时的省立济南高中,聚集了许多日后成为大学教授、知名学者的教师。数学老师缪蕴辉,物理老师周荫阿,化学老师蒋程九,英文老师张友松、卞之琳、顾绶昌,国文老师李何林、季羡林等。"></span>就是留法的。后来蒋程九是,由于他的背景,他(解放后)到社会主义学院去了。社会主义学院是专门对民主党派人士办的。蒋程九到那里了。

    蔡德贵:当院长去了吗?

    季羡林:不是院长,学员。

    蔡德贵:解放初吗?

    季羡林:解放后啊,不解放,不会有这个。

    蔡德贵:您和蒋程九共事过一段时间。

    季羡林:嗯。应该是。王大牛跟我同事。

    蔡德贵:王大牛没有什么行政职务?

    季羡林:王大牛教书,我在那里教书。蒋程九、王大牛,<a>藏书网</a>还有李井泉。也是法国留学生。蒋程九是教务主任。

    蔡德贵:当时教国文的老师还记得吗?<span class="" data-note="季羡林当时教国文的同事有山东人冉性伯、江西人童经立、安徽人李何林,他们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而季羡林教三个年级的各一个班;其他同事有英文教员张友松、顾绶昌,历史教员梁竹航;“王祝晨老师也在这里教历史,我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在王老师方面,在一师附小时,他根本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学生,他对此事,决不会有什么感触。而在我呢,情况却迥然不同,一方面我对他执弟子礼甚恭,一方面又是同事。心里直乐。”"></span>冉性伯教您点名。

    季羡林:冉性伯,他就传授经验,说你这个教书,首先把那个名单(点名册)念熟。不认得的字,查字典。不然,到了课堂上,临时救急的办法,如果碰到不认得的字,先空着,不念,然后问:还有遗漏的没有?就站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蔡德贵:您遇到过吗?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您有没有不认得的名字呢?

    季羡林:没有不认得的了。我小心,都查过字典了。这是传授经验,这个经验很重要。

    蔡德贵:是不是那时候的学生还有比您大的?

    季羡林:有比我大五六岁的,有的二十七八啦。

    蔡德贵:有没有大学生想欺负您这个年轻教师?

    季羡林:倒没有给我捣乱的。因为我这个人处事待人比较温和,没得罪人。

    蔡德贵:像牟善初算岁数大一点的吗?

    季羡林:他不属于那个偏大的。大的是什么呢?我记得曹州府的大地主的孩子,在家里念私塾,念了好几年,想拿一个证书。我在新育小学的时候,一进门南面那个房子,就有一些曹州府大地主的孩子。有一次,有一篇文章,《游开元寺》,那时候我的文言文哪,那个水平很差。而他们在家念过私塾,游完开元寺之后,写的文章贴出来了,老师批了几个字:颇有欧苏真气。不过这个老师,也就这么个水平。他自己也不见得会写得出来。

    蔡德贵:他们国文底子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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