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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的印象,往往以为古代的读书人,学问都大得很,能背诵许多书,会写毛笔字,会吟诗填曲。我见过不只一本或中人或西人的著作,称颂中国古代的政体,是“知识分子”掌权的精英政治,全球独一无二,足可垂范后世云。不说这里面的思路,单说事实,就有些出入。古代的读书人,看书一项,就平均水平而言,实在不多于今天的中学生。以明清为例,除了那几个通儒(他们中间许多人未曾“发”过),两榜出身的文官儿,胸中的货色,不过是若干高头讲章,几十部闱墨,略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复习资料、作文范例一类。念两首杜诗,背几篇韩文,人便要说他有才情;将“紫阳纲目”读个七成熟,便可以通人自命。至于经书,毛诗确要背一点的,《周易》虽然十句里有九句半不懂,也胡乱念完(《系辞》要背过),《礼记》、《左传》太厚了,至多看看选本, href='/article/3229.htm'>《书》经呢,进士出身的邹汝鲁向雍正承认“不曾读过《尚书》”,没有人大惊小怪,自邹以下,更不足论。这些还是“寒窗”之下念的,一旦做了官(翰林除外),便如 href='5748/im'>《儒林外史》里讲的,满耳里只有“板子声,戥子声,签子声”了;至于让我们赞叹的诗文,其实是幕僚代笔的。

    只有一种书,因为要从里面出考题,所有念过书的人都是极熟的,那便是朱熹注的《四书》。今天要说的《大学》,便是其中的一种。

    朱熹在后代的地位,曾经是孔孟之下,一人而已。但他一生中有两件事最为人诟病,一是迫害唐仲友,打严小姐的板子,二便是补改《大学》。《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本未受人重视;直到唐代的韩李,才略微提起它们来。至宋渐渐为人所重。颜元说过:“两程出而前圣之道始乱矣。”他之所以要说这个狠话,便是因为修改《大学》,自二程始作其俑。在二程眼里,《礼记》杂出<cite></cite>于汉代诸儒所传,往往谬乱无章,或仅记一些应对进退之类,其中完全合圣人之旨,又得道德性命之要者,首推《大学》、《中庸》两篇。尤其是《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可惜这扇门年久失修,哥儿俩以肩荷道统自任,自然要“斧正”一番。他们的改本从未流行,只保存在《二程全书》的角落里,成为一种史料,这里也不多说它。而朱熹的改本,几百年里深入人心,后世学子,只知朱子的《大学》,何尝知道别的呢?

    朱熹的改本,受二程的鼓励,移易顺序,还将《大学》分出经传两部分,经一章,即他概括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十章,朱熹说经是孔子之意,曾子记之,传是曾子之言,门人述之。这些话无凭无据,已经够让人摇头的了,而下手最狠的,也是最为后人谤议的,是他居然又自己做了一百三十四个字,算做“补传”,堂而皇之地加了进去。

    朱熹改过的《大学》条理顺畅,意味充足,看上去确像是有心的圣人为后人立法,把道理讲得井井有条。——只是这道理是朱熹的道理。但朱熹不这么认为,即使补传,他也认为(至少口称)是古人的意思。他说曾反复考之,有以信其必然,这才窃取二程子之意以作补传,“不然,则又安敢犯不韪之意,为无证之言,以自托于圣经贤传之间乎<cite></cite>?”

    朱学大行以后,世上便就有这一种《大学》了。在坊间,《大学》是单行的;《礼记》列在五经,但坊间的注本,于《大学》、《中庸》两篇,常常只有存目,标一句“朱子章句”,假如不是出了王阳明,若干年后,郑玄注本的《大学》或竟成了佚书,也未可知呢。

    王阳明年轻时,和那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是朱子的信徒。二十一岁时,他听了朱熹一草一木旨涵至理的话,便与友人去“格”竹子,友人坚持了三天,王阳明精力过人,格了七天才病倒,叹道,做圣贤原这么难啊。此事他耿耿于怀,遂对朱学生疑。直到三十七岁时,被谪在贵州龙场驿,某夜睡梦中大悟,像欧几里德一样跳起来,大叫我知道了。他发现人人胸中有圣人,不必向外用功,而朱子强分心物,不是圣人的本意。——格物致知说虽不是朱王之异的中心,却是分歧的开始,而龙场大悟,也是王阳明自立门户的大事件。对他而言有一个障碍,当时士子人人诵读的朱本《大学》,在“诚意”章前有朱熹的补传,而依王的理解,诚意当在格物之先。这样,王守仁只好祭出古本《大学》来<mark></mark>与之相抗了。在王阳明的时代,朱学已成正统,与之对抗需要一番勇气,故后来王辑“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的态度已经改变云,这等于引对手为奥援,实属不得已。

    王阳明以后,朱熹的改本,仍然是官方的权威,但在一些学者的眼里,地位已经动摇。这中间又出了若干种改本或“古本”,只有几千字的《大学》,被改来改去,也只在中国,能出这样的怪事。这中间出过一种“石经本”,曾让许多有学问的人上当,其实是一个叫丰坊的人伪造的。丰坊是明代弘治嘉靖时的人,字写得很好,但脾气却是非常怪,出过许多匪夷所思的笑话,先不去讲它,只说他伪造经书,到清朝还有许多大儒相信;他骂朱子的话也很难听,如说他穷得没饭吃,卖书糊口,故造新说,容易畅销云云,都是信口雌黄。

    说到骂朱子,还得再说一位人物,毛奇龄。他是清初头一怪,辩才极高,却不能持论,喜欢的是和别人打笔仗,最是善骂。时人虽然恶他品行杂滥,恨他言语刻薄,却少有敢正面撄其锋的。毛奇龄是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有清一代,经学“汉化”,他最有功。但他心中最大的事业,却是与朱熹为难,其中的缘由,这里也暂不管它。他的《四书剩言》,便是攻朱的专著,其中不少条确实说中朱子的错误,让袒朱者虽然不舒服,也无话可说;然而有趣的是他的叙言,越写火气越大,言词渐厉,说朱熹“诟厉圣人”,“无理谬言”,“侮圣无忌讳”,“实无理,实不读书……实不能论世”,等等,五百年来,骂朱者以毛为甚。无怪乎全祖望说他最切齿的是宋人,宋人中最切齿的是朱熹,狂号怒骂,唯恐不竭其力,如市井无赖的叫嚣。毛奇龄还有一部《四书改错》,开印不到百部,听说朝廷将朱子升祀孔庙(此事在康.熙五十一年),赶紧毁版。——这也很像他一贯的为人。但《四书改错》并未亡佚,颇有流传,只是今天也难见,我曾想看看里面的话,但在这里却找不到这书。

    毛奇龄还做过一本《大学证文》,开列古本《大学》以下,二程、朱子、伪石经、王柏、蔡虚斋(清)、季彭山(本)、高攀龙、葛寅亮诸人改本,其中蔡清(王阳明同时人)宗陆学,季本是王阳明的学生,高攀龙基本上宗朱,葛寅亮则是万历间的陋儒。而其所不录的还有董槐、崔铣等。“何事纷纷改大学”,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大怪事。

    汉以后学者的思想,除了佛学的冲击引起一些调整外,都是出入先秦诸子,尤其是孔门诸子,使用他们的概念系统来进行的,鲜有例外;所关心的问题,亦大抵不出其矩矱。比如宋儒的性命之学,其中讲理气心物,尚可一看,而讲修齐治平之类,则只如鲁迅所说,是唠叨的碎话。一样的问题,如善恶之辨,我们看孟荀的议论,兴味盎然,然看后来经生们的反复辩难,则大生厌恶之意。一部中国思想史,往往只是原地翻跟斗而已。我们看到一些出色的头脑,却没有自己的语言,只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不得不依傍经文,费尽心机,也建立不起独立的哲学。还以《大学》为例。格物的“格”字,朱熹解为“至”。他的思想产生出这一释义,还是由训诂启发了思想?王阳明释格为“正”,他的一大套理论全由“正物”而来。“亲民”的“亲”字,二程改为“新”字,与“日日新”相配,朱熹大加赞赏。王阳明恢复为“亲”字,从此争论不休,龂龂几百年,这又算是什么事呢?你说我诬贤,我骂你背圣,其实都是可怜虫,可叹祖师爷躺在地下,看到这番景象,不知是惭愧没开个好头呢,还是痛骂子孙没出息呢,——反正嘴里塞满泥土,作不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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