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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给谢希孟的诗写序，中有一句说她“不幸为女子”，如果给女性主义者读到，欧公又要有麻烦了。但欧阳修并非失言，只是在说实话。古代，女性一直有些倒霉，而若论倒大霉，正是从宋朝开始。宋代理学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能力，强而且深远。——早期的理学三巨头中，程颐不用说，有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张载曾作 href='/article/3551.htm'>《女戒》，第一句话便是“妇道之常，顺唯厥正”；周敦颐则说治国的根本在于治家，而“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也就是说，要使天下太平，必须从软柿子开始捏。在北宋，事情还来不及像后来那么糟。改嫁和财产<tt>99lｉｂ?t>继承的权力，尚有些保障，而社会的风尚，也还开通。宋代多才女，说明着一些事情，因为在古代，读书写诗是社会处境的一种标志。像名臣王安石，家中女性的处境就不错，她们都写诗，他夫人会写“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他妹妹会写“草草杯盏供君笑，昏昏灯火话平生”，他女儿会写“极目江山千古恨，依前和泪看黄花”，他侄女会写“不缘燕子穿帘幙，春来春去哪得知”。王安石是开明的人，他的儿子精神有些问题，和妻子天天吵架，王安石便给儿媳另寻了个人家，安排她改嫁。
宋代有两个谢希孟。一位是前面提到的女诗人。另一位在南宋，是男性。这位男谢希孟有些冬天，手肤龟裂如碎瓷，一生劳瘁，“此士铎所最痛心而不忍一涉想者也，呜呼奈之何哉”。
主张“家有<bdo>..</bdo>两女倍其赋”的汪士铎自己倒生过五个女儿。他的长女淑芹，在洪杨之乱中投水死，年二十八岁，已经活过了汪所论的二十岁“正寿”。然而，“虽曰正命，然自为人父者，思之则不能不为悲也”。他最钟爱的二女儿淑苹，嫁的人家不好，只活到二十二岁，实死于夫家的虐待。他在日记里颇有痛心之言：“自己不知能活几日，故不接来。知其以后之难，故祝其死也，闻其信，言柴米俱难，故每食辄泪下，无事则为之思，自己无能才拙，身后寡妻犹难顾，如何顾寡女？”二女儿死后，他撰的《仲女哀辞》，最为惨痛。
“爱莫能助”四字，可概括汪士铎对女儿的感受。对女儿的爱怜，对社会和自己的厌憎，日夜煎熬，竟使他移怒于弱者，不能救之于生，竟祝其死。同情心会演变成残忍，固非人情之常，但也不是绝无仅有。
再看他的妻子。汪士铎的第一个妻子老实温顺，有时汪士铎不讲道理，她“亦淡然置之”，似乎是汪士铎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她重病时，家里的日子比先前好过些了，但要省钱给女儿办嫁妆，舍不得求医问药，遂至不起。汪士铎多年后才说：“此余之深悔者也。”
因为无子，汪士铎续娶了一位年轻太太，而她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前任的反面。二人天天吵架，汪士铎嘴上吵不过，手上打不过，只好偷偷在文字中泄忿，说她种种凶悍，“寻死拼命，多言长舌”，会装病装哭装喘不过气，动不动就打人摔东西。乃诅咒她“死于凌迟之国法”，或“死于拼命之骗人”。
憎恨汪士铎的人或许要会说“恶人自有恶人磨”了。这位悍妻，大概刺激出了《乙丙日记》中一些可骇的主张。不过，汪士铎的人口主张，终究不是什么严肃的社会理论。他看到了人口问题，但他的学术背景<bdo></bdo>，使他没有可能提出建设性的主张，只好故为狂怪之言，聊泄心头之闷。他是个极端的例子，其实，古代士大夫对女性的态度，没有一人是不矛盾的。
汪士铎有两句诗，很可玩味：“生女必强撼，生男必狡诈。”我读过的愤世之言，当属这两句最尖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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