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和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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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大臣耆英、七品职衔伊里布南下杭州后，为浙江局势之糜烂而震惊，立即从在京时“与银与地均非办法”的立场上后退，不顾道光帝“先剿后抚”的谆谆教谕，决计“羁縻”。

 可是，这样一来，耆英、伊里布反而处于“两面作战”的窘境：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九重之上的道光帝不愿俯首，前者以兵势迫之，后者以权势压之。本非睿智的耆英者流只得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作鬼脸了。

 由此，耆英主持的求和活动也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经历了奇特的历程。

 1842年5月17日，刚刚放弃宁波等地的英军重兵逼迫乍浦，耆英闻讯后惊骇失色，未经请旨，于次日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形，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待伊里布至嘉兴时，乍浦已失，即派先前充其对英交通员的外委陈志刚向英方送去了一份照会，伊里布开出的停战条件还是一年前的老一套，即以通商换和平。他似乎并不知道，在杨芳、奕山的允诺下，广州的通商已恢复一年。

 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此时尚在香港，陆军司令郭富于5月21日复照，称赞伊里布昔日善待英俘的行为，欢迎其前往乍浦并保证其安全，但又声称谈判非其“职分”，须转告璞鼎查“查办”。照会最后称：“倘若贵国按照叠次所致文书内条款，一切允准，即结平和无难。”伊里布接此照会，一方面喜出望外，英方愿意和平；另一方面又如坠云雾之中，他实在不知道“叠次所致文书条款”为何。他不敢贸然去乍浦，于是在复照中称，既然须由璞鼎查“查办”，那就等到璞氏的照会到来后，“再行酌商办理”。

 英方立即看出伊里布未解其意，5月26日由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联名发出的照会中明确宣布停战谈判条件：

 一、须由清朝皇帝表明，情愿按照先前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及璞鼎查在浙江发出的照会中各条件办理。

 二、清方的谈判代表须是“钦派操全权之大员”。

 此外，英方还提出了释放英俘的要求。

 钦差大臣耆英因乍浦失陷而于5月23日赶至嘉兴，与伊里布会合。此时盛行的英军为夺战俘而攻杭州的流言，又使奕经慌忙将英俘于27日解到嘉兴，以送乍浦归还英方而保全省城。耆英看到这份态度强硬的照会，对英方的两项条件无权也不敢作出答复，更不敢如实上奏，于29日的折片中专门挑好话说给道光帝听：伊里布派出的陈志刚在乍浦见到了“郭姓夷人”（郭士立），“传述晓谕之言，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言词尚为恭顺”。耆英为了道光帝能批准他们擅行的“羁縻”之策，将已经陷入的绝境描绘得一片光明。他还说明其对策为：“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这里的“镇静”二字又该作何解释，只有天晓得！

 局势说变就变。5月28日，即耆英上奏的前一天，英军撤离乍浦，北上进攻吴淞；5月30日，即耆英上奏的后一天，又收到命其携带钦差大臣关防南下广州的谕令（详见上节）。由耆英主持的第一回合的求和活动只得匆匆收场。

 可是，送往乍浦的英俘却找不到接收者，伊里布后将之送往英军占领的镇海招宝山。尽管道光帝已明令停止“羁縻”活动，但伊里布仍不死心，让英俘带去了一份照会：“所议之事，不难商定，须俟大局议有成规，自当会同扬威将军与刘抚台奏明大皇帝，再定章程。”这是针对英方先批准条件再谈判的反建议，而对谈判人选资格并无回答。他还要求英方给予“回文”，以便早开谈判。毫不奇怪，正忙于进攻吴淞的英方对伊里布的照会并不感兴趣，畏惧圣怒的浙江官员也不敢及时上报真情。只有被释放的英俘在此中占了点便宜。由于英方释放清军战俘时每名给银3元，清方释放英军战俘时显得颇有“天朝”的大度，“黑夷”（印度兵）每名15元，“白夷”每名30元。

 1842年5月25日道光帝旨令耆英南下广州，时在乍浦失陷的7天之后，可他尚未知前线的战况；第二天，5月26日，耆英报告乍浦失守的奏折递至其案前，面对英军的凶焰，旨意开始动摇。

 6月4日，道光帝收到耆英谎报“羁縻”情况的奏折，下令耆“暂缓起程”，留在杭州协助防守。

 6月5日，他根据奕经的提议，责成耆英专办“羁縻”事宜。

 6月9日，他收到奕经进呈的伊里布、郭富第一次照会（奕经也不敢上报英方第二次照会），授伊里布四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在杭州或嘉兴“驻扎弹压”。

 耆英在南下广州途中，于6月14日收到6月4日的上谕，连夜往回赶，4天后回到杭州。他与奕经商议后，于6月19日分别上奏。耆英使用了曲笔，称若英方提议与他（或伊里布）面谈，“自应准其所请”。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请求批准直接谈判。奕经说得更明白些，伊里布“查明何处紧要，即在何处就近办理一切”。也就是说，放手伊里布自我选择与英方的交涉地点，而不必顾及其新任的地方职务。

 耆、奕的奏折表明，他们打算比道光帝批准的范围走得更远，这因为他们已经隐隐听到吴淞的炮声；而这两份奏折到京之日（6月25日），恰逢道光帝为吴淞、宝山的战败而生怒，在耆英的奏折上朱批“不可”，对奕经更是下令进攻，乘英军主力在江苏之机，“多方牵制，当可得手”。

 我在第三章中已经提到，清朝当时最快的通信速度是“六百里加急”，由此而从杭州到北京打个来回，最少也需要12天。前方军情之紧急已不容耆、伊坐待谕旨，而耆、伊也利用这段时间抢先行动，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径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6月20日，英海、陆军司令在上海收到伊里布请求“戢兵”的照会（具体发照时间不详，当在耆、奕19日上奏之前），当即复照，再次重复先前提出的停战谈判两项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英方虽祝贺伊里布新任职务，但又强调了“钦派大臣”的条件，也就是否认了伊里布的谈判资格。９９lｉｂ?

 耆英看到英方的复照，自以为自己“钦差大臣”的身份符合英方的条件，亲自出马，与伊里布联衔复照，主动提议在浙江镇海或江苏松江，与英方会谈。耆英的这一做法与其在奏折中的说法恰好相反。

 耆英的照会于6月27日送至英方，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也恰于此日由香港赶至吴淞。此时，英援军大批开到，准备上驶扬子江，根本无意于谈判。璞鼎查当日复照，表示不能停战，因为耆英未有“钦赐全权”。

 在“天朝”的历史上，对外交涉本是大皇帝的专权，任何臣子都不得擅专，即所谓“人臣无外交”。因而当时根本不可能有“全权”的职差，恐怕当时人连“全权”的概念都没有。耆英头一回出阵便遭当头棒喝，而伊里布仍不罢休，于7月4日再次照会璞鼎查，宣称自己和耆英是“大皇帝特派来善议大臣”，准备在苏州“候讲善定事宜”。可这份照会送往吴淞时，英军已连樯溯流开赴镇江了。

 更大的打击，来自于北京。

 就在耆英、伊里布为璞鼎查所拒时，前引耆英的奏折也已批回，“不可”二字抽去了他前进的桥板。7月3日，道光帝看到耆英报告准备与英方约定地点面谈时，下旨：“不可与之会晤”，“只可令陈志刚等持书前去”，“如复书有分外要求万难应许事件，即与牛鉴一意防守”。7月9日，他又收到耆英报告璞鼎查不肯谈判的奏折，又下旨：

 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著（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程矞采（江苏巡抚）专意剿办，无稍游移。（重点为引者所标）

 两江总督牛鉴见道光帝此时仍欲相战，直言上奏，要求道光帝效法乾隆帝征缅不克降诏罢兵并允朝贡之先例，对英“羁縻”办理。道光帝看到这份教训他的奏折，怒火中烧，认定老奸巨滑的伊里布是这批求和官员的主谋，于7月14日下旨让伊回乍浦赴任，耆英留在江苏会同牛鉴防剿。

 上一次道光帝命耆英离浙，几天后便收回成命；这一次命伊里布离苏，可一天后便圣心游移了。

 1842年7月15日，道光帝收到耆英一折，随奏附呈的文件引起其兴趣，全文为：

 大英国大元帅吴夏密谕尔吴淞口居民知悉。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致经五载。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只因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因我主发员叩阙杀尽奸徒，非干尔百姓，毋得惊慌乱窜，仍可安居耕种勿惧。倘我黑鬼私行横掠，尔众民便可杀之，无以为罪。十日内本帅整顿三军，再叩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百姓其勿扰。特示。（重点为引者所标）<dfn>藏书网</dfn>

 据耆英的奏折，这份文件于宝山县城外粘贴，但我们今天可以肯定它是伪造的，尽管还不知道伪造者是谁。<span class="" data-note="佐佐木正哉先生对此大胆推测称这一份文件可能是由耆英、伊里布伪造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和其后的一些问题》，〔日〕《近代中国》第21卷）。而《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收入此文件时，称录自不著撰人《夷匪犯境闻见录》抄本，并称是“太仓州禀”7月7日在宝山县城外张贴。这与耆英奏折中的说法相一致，由此可排斥耆英伪造的可能性。但该书收录此件与耆英进呈件文字稍有参差。">璞鼎查在吴淞两次发布文告，但内容和文字与此完全不同。就这份文件本身而言，“大元帅”一词为英方所不用，“吴夏密”实不知为何人，更明显的证据是，英方绝对不会将自己麾下的印度籍士兵称为“黑鬼”。

 按照耆英的分析，这份文件表明英方“情词尚属恭顺，无非意在通商”；而道光帝读到“求和”字样，也颇能熨贴他那颗敏感脆弱的自尊心，“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一语恐怕不能不引起道光帝的恐惧。于是，他给耆英下了一道密谕，布置策略：

 ——耆英派陈志刚前往英方，告诉对方如果能将舰船撤回广东罢兵，耆英将向大皇帝保奏。

 ——香港赏给英方堆放货物；福建、浙江海口允许每年在约定时间内通商贸易，但英人不得长期羁留。

 ——英方不必进京，上述条件由耆英出奏，“降旨允行，以为凭据”。

 同日，除这道密谕外，道光帝另有谕旨给耆英、牛鉴等人，重弹老调：“激励将士，同心戮力”，“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

 道光帝在此作了两手布置。

 毫无疑问，道光帝作出的让步，与英方的要价相距甚远，但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与一年多前琦善在广东准备作出的让步完全一致。

 7月14日，耆英、伊里布在苏州收到道光帝“专意剿办，无稍游移”的谕旨。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决计抗旨不遵。军事败局已定，他们断定除求和外别无选择。于是，他们公然给道光帝出了道难题，让他把“战守两难”的状况“敕下廷臣速议良策”。北京又能有什么办法？他们心里清清楚楚。与此同时，他们又加紧了求和的活动，由苏州赶向镇江一带。

 7月18日，璞鼎查在镇江江面的军舰上收到了晚到的伊里布7月4日的照会；7月21日，即镇江开战的当天，又收耆英个人名义的私函。这两份仅要求和谈而未作出实际允诺的文件，自然挡不住英军对镇江的进攻。璞鼎查分别复照，附上了其在吴淞发布的告示，而给耆英的照会中还宣布英军即将进攻南京，让他准备好用来“赎城”的金钱。

 璞鼎查在吴淞发布的告示，并无新鲜的内容，但对耆英、伊里布说来却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因为璞氏将英方的主要要求概括为三条：一、赔偿烟价和军费；二、两国平等外交；三、割让海岛；并称“得此三者，其余事端，不难善定也”。从未看过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从未收到璞鼎查在广东、浙江发出的一系列议和条件照会的耆英、伊里布，必然会发现其中并没有提到通商，而“通商”又是他们手中对付嗜利的“夷人”的唯一法宝。

 璞鼎查正式送来的告示，与耆英先前进呈的所谓“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差距太大了。耆英不敢上奏，而是隐匿下来。这一方面是害怕激起圣怒，另一方面他们尚未收到道光帝的密谕，他们这种违背“剿办”谕旨、私下求和活动的本身即是大罪。

 由于英军封锁了瓜洲至镇江的文报线路，道光帝的密谕迟至7月24日才传到耆英手中。他连忙派陈志刚前往英方，并在照会中提议首先进行下级官员的会谈。璞鼎查显然不满足清方的还价，复照中仅同意派员谈判南京赎城事宜。

 尽管耆英瞒下了璞鼎查的告示，但英方的三项要求却又很偶然地从另一管道送至北京。

 7月17日，英军在瓜洲一带扣留了300余艘民船，仪征士绅捐纳同知颜崇礼（据说是一位富有的盐商）主动前往英舰进行交涉，英军翻译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也给了他一份璞鼎查的告示。颜崇礼将此告示交给常镇道周顼，周顼又将内容具禀两江总督牛鉴，牛鉴将此禀帖转给江宁将军德珠布阅看，德珠布将此禀帖抄录随奏进呈。

 德珠布进呈的周顼禀帖，主要是谈英军的猖獗和镇江防务薄弱，德珠布进呈此禀的用意，仅仅为了说明镇江、南京的危急。已经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内容忘得差不多的道光帝，却意外地发现英方的三项要求。7月26日，他再次密谕耆英、伊里布（两天前他下令伊留在江苏）：

 广东给过银两，烟价碍难再议，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其平行礼可以通融；贸易之所，前已谕知耆英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暂准通市。

 他还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重点为引者所标）

 就在道光帝发出此谕的当日，又收到了牛鉴关于英军围攻镇江的“六百里加急”飞奏，于是又下一旨：

 著耆英、伊里布遵照前奉谕旨，开诚晓喻，设法羁縻，有应便宜从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此事但期有成，朕亦不为遥制。（重点为引者所标）

 第二天，7月27日，道光帝先后收到耆英、牛鉴、齐慎等人的奏折，报告镇江沦陷。牛鉴为道光帝早日批准“羁縻”，竟在奏折中不顾忌讳口出“狂言”：

 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

 这一句后来在江南官场广为流传的话，显然刺激了道光帝。他谕令：

 著耆英、伊里布仍遵昨旨，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重点为引者所标）

 “不可稍涉游移”是道光帝在谕旨中最爱使用的一句话，尽管他本人经常“游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18天前，7月9日，他给耆英的谕旨是“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不过，在此之后，道光帝再也没有“游移”过，再也没有动过“剿办”的念头。他终于明白，“剿”是不行了。但他弄不明白后来又让耆英、伊里布打听的是：“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愍不畏死若此？”

 携带圣旨黄匣的飞骑，以一日六百里的速度疾奔南下，寻找此时正在无锡的耆英。而耆英在与璞鼎查交涉受挫之际，于8月1日收到了命其“便宜从事”的谕令，他立即将此谕令密寄已返回苏州的伊里布，让他赶来一同商量办理。至于“羁縻”的前景，耆英在奏折中称：

 究竟能否济事，惟有竭尽犬马愚诚以冀报称。

 这句官式套话若翻译成今天的口语，也就是“试试看吧”！

 1842年7月10日，天津，前节提到不肯随主子南下留在家中养病的张喜，迎来了南方的客人。他是伊里布的专差，手捧伊里布的亲谕，让张喜迅速南下：

 如今终要你来，方能达我意于夷人，以期大局速结。

 将此事我与你到底办完，才了两人心愿，且好剖白前冤，真是难遇之机，何可失之？

 伊里布的手谕情重意切，而更能打动张喜的是，听到伊已署任乍浦副都统，并有望替代生病的刘韵珂，署理浙江巡抚。主子的再度荣华，奴才又可重展风光。于是，他于13日起程，至8月5日赶到无锡。伊里布见到这位得力家仆异样高兴，成七律一首，其中一句为：

 且喜帷筹来管乐，非为掉舌有苏张。

 这位显得聪明绝顶的老臣，居然将张喜比拟为管仲、乐毅、苏秦和张仪，又可见其分量。

 张喜来的正是时候。

 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的交涉，仍在“全权”一词上卡壳。尽管耆、伊解释道：“本朝向无全权大臣官名，凡有钦差大臣字样，即与贵国全权二字相同”，但璞鼎查对此不以为然。

 两江总督牛鉴因英军攻克镇江，兵临南京城下，未请旨批准便擅发照会给璞鼎查。但此类阐述义理并无实际允诺的照会并不为英方看重，反被逼迫交纳赎城金300万元。具有守城职责的牛鉴于8月4日、5日一口气向英方发了6道照会，允先交30万，续交30万，并请英军后撤。不愿讨价还价的璞鼎查于5日布告，称清方不愿赎城，将立即进攻南京！

 此时的牛鉴五中如焚，派弁疾奔无锡，请耆英、伊里布速来南京以解倒悬；6日又再次照会璞鼎查，其中有一段妙文：

 此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大员，不敢具奏，就是扬威将军，亦不敢奏请……本部堂将仪征所贴告示内四条，三次冒死据寔陈奏，幸邀皇上允准，特命耆将军、伊中堂专办和好通商之事……乃正在讲和之际，贵国大帮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重点为引者所标）

 按照牛鉴的逻辑，和谈的局面是他“三次冒死据寔陈奏”促成的（尽管在档案中找不到“三次”的证据），英方不念及此情反发兵攻其驻守的南京，这种大水直冲龙王庙的行径，真是太不讲信义了。

 就在张喜到达的当夜三更，牛鉴的差弁闯至耆英的座船。耆、伊商量后，决定派刚刚到达的张喜先行。临行前，耆英送来了五品顶戴，并对张喜保证：“我必奏明，断不至如前次白戴虚顶。”而一年前，伊里布给的是六品顶戴。

 8月7日中午，张喜赶到牛鉴的衙署，只见他为英军放风当日攻城而急得团团转。颇有一些西洋知识的张喜一掐算，当日是星期天，该是基督徒作礼拜的日子，连忙安慰牛鉴。将信将疑的牛鉴问清伊里布的行程，急忙再给英方发去一照会，告诉伊里布明日到达，想用伊里布善待战俘的名声，来阻止英军攻城的炮声。

 伊里布于8月8日到达南京，即派张喜前往英舰。

 自1842年5月伊里布派陈志刚前往乍浦开始，中英交涉已近3个月。从现存的双方照会内容来看，似乎一直未能沟通。这一方面是英方翻译官的汉语水准问题，使英方文件往往辞不达意；另一方面是清方官员害怕留下把柄不愿在照会上写清其意，许多重要信息由送信的兵弁口头转述，而这些少有文化的武职，显得难胜此责。头脑及口齿皆极伶俐的张喜，一登场便是风光不同。他撰写的《抚夷日记》，又是关于南京条约谈判最详尽、最生动的中文记述，以致在美国的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邓嗣禹先生专门将之翻译成英文发表。

 张喜带去的伊里布照会，并无新鲜内容。马儒翰阅后劈头责问：“俱系空话，于事何益？”但英方深知张喜为伊里布亲信，于是双方的谈话也就“由辰至酉”（即早晨7—9时至下午5—7时），璞鼎查、马儒翰、罗伯聃皆在场。会谈的细节可见于张喜的《抚夷日记》，其于辩论进行于嬉笑怒骂之中而大放异彩。戏剧性的场面频频出现，张喜的言辞机锋不逊于苏秦、张仪。但是，越是完美的记录，越是让历史学家怀疑其掺入了多少自吹自擂的水分。

 据张喜称，他临别时曾向英方索要“回文”，英方称当日来不及拟就，让次日派人来取。当天晚上，张喜回到南京城时，车马俱绝，伊、牛“皆无定议”。第二天，8月9日，伊里布派弁去取回文，而牛鉴又将许诺赎城的金额从60万升至100万。

 伊、牛派出的差弁当日未归，8月10日深更返回时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英军将于明日攻城。南京城内顿时乱成一片。伊、牛急命张喜再去交涉，而张喜“惟恐往返空谈，不能济事”，便不肯从命，坚请另派干员。或许张喜的这一举动使伊、牛完全顺服。伊里布交给张喜两份照会。第一份具衔为：

 钦差大臣头品顶戴花翎前阁部堂署乍浦都统红带子伊。

 第二份明确承诺：

 所有烟价、马头及平行各条，均可酌商定议，写立合同。

 与此两道照会同时发出的，还有道光帝允其“便宜行事”的上谕。

 从伊里布的头衔来看，钦差大臣、头品顶戴并无其事，尽管耆英后于8月15日出奏而道光帝20日批准“暂戴头品顶戴”；他的实职仍是四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他却省去了“副”字。可这还算是小事。他发给璞鼎查的那道上谕，是从道光帝两道谕令的文字拼凑的，其中一些意思是上谕中没有的！<span class="" data-note="伊里布在署理乍浦副都统后，给英人的照会就写作乍浦都统，省去“副”字；而伊里布从无锡赶往南京后，照会中具称“钦赐头品顶戴花翎”，而耆英尚未出奏，但从张喜的例子来看，伊里布这么做是经过耆英同意的；伊里布到南京前，牛鉴给英人的照会中便称伊为“钦差大臣”（以上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然而，朝廷的谕旨中也有误差，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1842年7月26日）的两道谕旨皆作：“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耆、伊”，“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伊”，从行文来看，伊里布又同为钦差大臣，但是，第二天的谕旨又改作“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齐、副都统伊”，伊里布的头衔又变成了副都统，尽管没有“署理”二字（《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739、742—743页）。而到了七月初五日，谕旨又改为“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署副都统伊”，由此至签订南京条约，谕旨一直为此头衔（同上书，第6册，第25、53、114、164、184页）。由此可见，尽管伊里布等人向英方开具了新的头衔，英人也信以为真，但他的实际职务仍是四品卿衔，“暂带”头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当然，伊里布在上奏时，还是老老实实地自称“署理乍浦副都统”。">

 牛鉴也派人送去一份照会，内称：“一切不尽之言，均由该委员面叙。”又据张喜称，他让人“面叙”的，是“许给赎城金三百万”！

 这一夜，南京城内的官员恐怕都不能入眠。张喜一行于8月11日丑时（1—3时）出城，寅时（3—5时）到达江面，匆匆赶至璞鼎查的座舰。看来伊里布的照会终于符合了英方的要求，同意进行谈判；而璞鼎查给牛鉴的照会有如一颗定心丸：“赎城之说，自可置之不议。”

 张喜回到南京时，耆英已经到达。根据与英方的约定，8月12日，耆英、伊里布派张喜、塔芬布（耆从盛京带来的佐领）前往英舰谈判。耆、伊的照会称：

 兹公同派遣委员张士淳（即张喜）、塔芬布前来，面为熟商一切，不难早定，所有本大臣等讲话通商之意，张士淳等必能代达也。></a>

 由此，一名并非朝廷命官“暂戴”五品顶戴的家仆，充当了一个大国在重大事件中的进行外交谈判的正式代表！

 璞鼎查见此，即命其秘书麻恭少校和中文翻译马儒翰为英方谈判代表。根据马儒翰的提议，因天气太热（8月中旬火城南京之炎热可以想见），谈判地点于当日中午移至南京城外下关一带的静海寺。

 张喜身为谈判代表，而在下令打扫寺院、布置场所、派定迎候人员、及时向城内大宪通报情况、甚至召集地保通知居民不必见这些隆鼻凹眼的夷人而惊慌逃难诸事务上，大有麻利、干脆之优长，真显其家仆本色，但待到麻恭、马儒翰等人到静海寺投帖、迎见、坐定，结束一整套礼仪程式后，他似乎只成了一名听客。马儒翰将议和条件逐条讲解完毕，恐张喜记忆不清，便展开纸笔，详细开载，并十分具体地叮嘱张喜：一、清方将英方条件再抄录一遍，若有异议将意见写在清方的抄件上；二、第二天中午继续谈判，届时张喜须带来钦差大臣对议和条件的意见和道光帝“便宜行事”谕旨的原件。

 马儒翰开列的英方条件共有八项，内容包括赔款、割地、五口通商、废除行商、平行外交等。这些都是张喜闻所未闻或知之不详的政府公务。而在张喜的日记中，英方的条件似乎仅仅是赔款3000万元（他大约也只能看懂这一条），于是，又拿出家仆的本事，大为杀价，使之降为2100万元。可我们在英方记载中找不到相应的减价900万元的情节。

 谈判结束后，张喜回去复命。耆英请其在后庭设座这一优礼使之受宠若惊。他详细回明谈判情况后，将英方要求“三大纸”交给耆、伊、牛。哪知三大宪看都不看，转给幕宾，而幕宾略观数行，便称“窒碍难行”，便束之高阁。

 8月13日，耆英等再派张喜去谈判，但对英方的要求并无正式的答复。张喜索要英方要求“三大纸”，以便退还英方，哪知幕宾出门拜客未归。空着两手的张喜，忐忑不安地前往静海寺。与之同行的，不仅有塔芬布，还有牛鉴、伊里布派出的五人。这些末微小吏平时只是在官厅中传话端茶，此次派往折冲樽俎，为的是将来上奏时可以保举。

 这一天的谈判情况可想而知。尽管张喜诡称英方条件由钦差大臣们正在“逐条斟酌”、圣旨原件送往扬威将军处，但英方大怒，指责清方无心讲和，欲调寿春镇兵前来开战。在英方的紧逼下，张喜露出了原形：

 我们往来传话，有话只管说明，我们亦好回禀钦差大臣……

 这位清朝的正式代表，内心中仍自我认同为“往来传话”的差弁。又据张喜的日记，马儒翰与麻恭商议后，在谈判结束时宣布：

 候至天明为度，天明若无回信，即便开炮。

 这无疑是最后通牒。

 张喜将此决裂情况回禀耆、伊、牛，三大宪惊骇失色，立即找来幕宾，检出英方的条件，决定“一概允准”，仅对付款期限及款项付清前英军占领舟山、招宝山、鼓浪屿三处表示异议，要求再议。

 事情就这么简单。原本很复杂的事情，一晚上就全结束了。

 当天晚上，两江总督衙署内幕宾们很是忙碌了一番。子时（11—1时），张喜匆匆出城，丑时（1—3时）赶至江口，寅时（3—5）来到英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赶在“天明”之前。英方收到了耆、伊、牛出具的同意英方要求的照会，收到了道光帝授权耆、伊“便宜行事”的圣旨（天晓得是如何伪造的），收到了牛鉴说明寿春镇兵调动是在议和之前的照会，收到了牛鉴撤回寿春镇兵的命令（标明800里加急），收到了道光帝命牛鉴与英为“妥办”的圣旨。此外，张喜还带来一个口信，钦差大臣另委大员在静海寺等候“议事”。

 此后进行的谈判，风平浪静。

 8月14日上午，原吉林副都统、四等侍卫咸龄和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黄恩彤，与英方代表麻恭、马儒翰重开谈判。先前的那位主角张喜此时只是在一旁伫立，未敢发言。8月15日，谈判继续进行。耆英等人的照会又让一步，不再提付款期限，只要求英方在五口开放后退还舟山、招宝山和鼓浪屿。这一要求并未被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人不这么看问题。既然清方同意赔款，未付部分就是债务，是债务就得有抵押！不过，他们也象征性地让了一步，将驻军三处改为两处，去掉了不宜防守的镇海城外的招宝山。

 可是，与谈判桌上的平静相反，谈判场外小有风波。8月15日，英方代表送来璞鼎查致牛鉴的照会，开头便称：

 至云开仗等语，恐系口传不明，以致听有错误。

 这等于说，所谓最后通牒只是张喜的虚张而已。

 我们不知道璞鼎查究竟是不明实情还是故意说谎，但可以肯定，张喜是清白的。这一方面是张喜不懂英语，同行的还有塔芬布等6人，根本做不了手脚。另一方面参加谈判的英海军军官利洛（Grannille G. Loch）在回忆录中亦称：

 麻恭少校对本日（13日）的会见极为不满……遂愤而退，临行时说，假如全权大臣不能于明日黎明前将全权委任状交予总司令，英方明早开炮轰击……

 可是，耆英等人看到璞鼎查的照会如同吞了苍蝇。作为直接结果，伊里布通知张喜退出谈判，而未说明原因。直到英军退出长江，伊里布解释道，耆英让其避让，是因其“面色甚厉，惟恐偾事”，张喜当即反驳，称耆英出于妒嫉：

 怕喜成功，即是怕中堂（伊里布）成功；中堂成功，岂不盖了耆将军的面子？

 张喜的反应是直接的。他习惯于将一切与功过名利相联系，将奴才与主子相联系。小人之心，小人之言，由此可见其可畏之处。

 张喜由核心退至圈外，谈判本身也进入尾声，我们可列一时间表：

 8月16日，英方据前两天会谈情况，拟就条约草案。

 17日，英方将条约草案交予清方。

 19日，双方再次会谈。咸龄、黄恩彤听取英方对条约的说明，表示接受。

 20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登上英旗舰皋华丽号，作礼节性拜访。

 24日，璞鼎查一行至静海寺，作礼节性回拜。

 26日，也是最关键一日，璞鼎查等人进入南京城，至上江县考棚，正式交付条约文本，即双方作最后决定。耆英等人虽有抱怨言辞，但表示接受条约。在场一英军军官写道：

 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的条约中的字句和语法，中国的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

 为了使英军赶紧离开，耆英还提议立即签字，但英方拒绝了。他们不想如此匆忙，而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来庆贺他们的胜利。

 这样，南京方面的一切都已经摆平，问题仅剩下另一端——北京。

 耆英到达南京后，于8月13日、14日、17日、26日四次向道光帝报告谈判情况。而展读这些奏折，与其说是请旨，不若说是婉言传达英方的胁令。8月22日，道光帝收到耆英17日的奏折，朱批曰：

 何至受此逼迫，忿恨难言！

 8月31日，道光帝收到耆英26日的奏折，下旨曰：

 览奏忿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如此？于万无可奈之处，一切不能不允所请者，诚以数百万民命所关，其利害且不止江、浙等省，故强为遏制，各条均照议办理。

 这一条谕旨于9月7日才到达南京。但在此之前，8月29日，南京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耆英、伊里布已在条约上盖用关防并亲笔画押了。

 条约签订了。

 南京保全了。

 英军退出了。

 战争结束了。

 这一切使英方大为满意。一英军军官在其回忆录的结尾，用大写字母写了一句得意的话：

 A HAS BEEN QUERED BY A WOMAN.

 中国被一女子（指女王）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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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求和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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