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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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省的督抚大员中，刘韵珂可视作特例。他不是翰林，不是进士，甚至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勉勉强强也算是正途出身。他不是亲贵，不是满人，史籍上未留下其祖先的记载，想来不过是平常人家。在讲究学历、讲究门第的道光朝，刘韵珂以七品小京官分发刑部见习，至1826年正式补缺，居然由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1840年8月，替代倒霉的乌尔恭额，出为浙江巡抚。在这短短的14年中，还包括丁父忧在家守制3年。

 刘韵珂在仕途上一路搭快车，靠的不是机遇，而是其特有的办事处世的方式：一、办事结实；二、为人乖巧。前者与道光帝的为政宗旨榫合，后者又使他在官场上极有人缘。

 比如，钦差大臣伊里布、裕谦先后驻扎镇海，但对该地防御似乎并不经意。刘韵珂身为浙抚，自觉有责，并不因为其上有钦差大臣专防而放弃责任，便数度前往劝说，并操劳其事。事竣之后，他并不张扬，而是将劳绩归于伊、裕，上奏时只是淡淡地说一句“其应添工程由伊里布另行奏报”、“嗣经钦差大臣裕谦饬令”。他的这种做法，自然讨长官们欢喜，但在奏折中淡淡的话语，又约约露出背后的潜台词，似乎在含蓄地提示道光帝：他是出力者。

 在鸦片战争中，刘韵珂顶多是个二流角色。他虽为战事最为纷繁的浙江省最高军政长官，但在他之上，先后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和一位将军（奕经）。他并没有真正当家。他之所以能引人注目，在于他的主“抚”言论。可是，在战争之初，他又是一个地道的不打折扣的主“剿”官员。

 1840年底，刘韵珂从四川赶赴浙江新任时，打定主意要与“逆夷”血战一场。而看到此时主持浙江军务的伊里布的举措，从本能上反感。当接到伊里布关于浙江停战的信函后，他全然不信，自行另派密探潜往英军占据的定海，搜集情报，并得出结论：英军将久据定海，伊里布、琦善的“抚夷”举措必然失败。于是，他将情报上奏道光帝，另对伊、琦稍露微词，绵里藏针。他自知凭其地位，不可能劝说伊、琦，便借助道光帝的神威，抑制伊、琦。道光帝果然下旨。伊里布对此不满，两次上奏反讥刘“探闻所未尽”、“尚有不实不尽之处”，自称其驻扎镇海，较之“见闻更切，探访更真”。刘韵珂也并不就此撒手，反与颜伯焘联名上奏，称伊里布“纵能振发有方，而襄赞商筹，究形寡助”，要求派林则徐、邓廷桢来浙，“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并授之专折上奏权，以不受伊里布的控制。

 在琦善、伊里布主持“抚夷”事务时期，在林则徐、邓廷桢下台后不久，刘韵珂的这番言论举止自有耀眼的景色。英方对此也十分注意。1841年2月出版的《中国丛报》对此评论道：“在新任巡抚刘韵珂的管辖下，舟山的局势已经恶化”；刘韵珂促发的圣旨，“实质上已取消了11月17日谕旨中宣布的停战令”。

 裕谦主浙后，两人旨趣相投，配合默契。刘韵珂热心参与定海、镇海的防御工程建设。裕谦称刘“爱民如子，驭兵有术”。林则徐以四品卿衔奉旨到浙后，刘韵珂更是与之朝夕相处。据林则徐日记，其在浙35天，仅5天两人未谋面，其中有两天是因为刘前往定海无法见面。林则徐后来发配新疆，刘亦往寓所送行。

 正当一切如愿，刘韵珂踌躇满志之际，1841年10月，英军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三总兵战死，裕谦自杀。刘韵珂闻之如遇晴天霹雳，惊骇失色。定海、镇海防御工程是他所能设想和营造的最坚固的工事，裕谦等人又是他所遇到的最出色的官员，如果连这些都不足以抵挡“逆夷”的凶焰，那么还能指望什么？不愿接受现实却不能因之不承认现实。惊骇之后是深思。主“剿”的热情因前线的败绩而消退。于是，他在奏折上写了一段意思明确但用语含混的话：

 伏查自古制驭外夷之法，惟战、守、抚三端，今战、守不利，抚又不可、臣梼昧庸材，实属束手无策。

 未久，他奉到发琦善至浙江效力的谕旨，以为道光帝的态度发生变化，连忙于1842年10月30日出奏，要求将伊里布发往浙江“效力赎罪”。<span class="" data-note="刘韵珂此时曾向难民查询前方情况，得知英军宣称：蒙伊里布以礼相待，又以俘虏易舟山，本不敢再来扰浙；因裕谦到浙后宣称必剿灭英军，对英俘剥皮抽筋，是以前来报复。刘韵珂将此情况入奏，试探道光帝的态度。后得旨知琦善南下，更是明言奏称：“伏查前任钦差大臣已革两江总督伊里布，老成谨慎，镇静深沈，服官数十年，清操著于中外……现在逆夷又在定、镇等处，称中国好官惟伊钦差一人，并称张喜为张老爷，称其现在何处，言此人实系好人，如伊钦差、张老爷在浙，伊等断不前往等语……今值浙省需人之际，琦善拟罪较重，尚蒙恩宥，该革员情罪尚轻，且已到城数月，可否亦赐矜释，饬令带同张喜来浙效力赎罪。”（《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355—1357页）由此看来，刘韵珂的情报是错误的，而分析更是大谬。他将璞鼎查奉英国政府之命，扩大战争，当作报复裕谦而来。而他企图用伊里布的“德惠”，去阻滞英军的攻势，更是异想天开。">

 启用伊里布的建议，被道光帝严词驳回；而道光帝派来的扬威将军，只闻在苏州欢娱。宁波城内英军，屡屡放风欲攻杭州。刘韵珂无兵无将更无退敌良方，只觉得面前的一切无比凶险。他虽在杭州苦心经营，但其防御措施连自己都不相信：在城内各巷口设立木栅栏，用民人一名守栅，营兵一名副之，昼以帜，夜以灯，鸣锣击梆……种种举措，与其说是御敌，不如说是靖民。可在人心浮动的杭州，却也制止了慌乱中乘机抢夺之风，因而民众拥戴，官声飞扬。他似乎已想到了死。奏折中称言：若战守不利，“臣只能捐一身以报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万众涣散之心”。在情绪败坏到极点之时，邻省江苏巡抚梁章钜因病去职，又使之暗生羡意。于是，他又于1842年1月29日具折，声称自己在四川任内便患有风痹，到浙后因军务繁重，致使“舌麻日甚，右腰塌陷一穴，且右耳闭塞，诸事健忘”。他祈望道光帝也能将其开缺，至少给假调理，在大厦将倾之际获一退身保全之机。可是，局势败坏到如此田地，道光帝无意也无法换人，仅是朱批嘉语相慰。

 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来的扬威将军奕经，终于在1842年2月下旬领兵前往曹娥江前线，刘韵珂惊魂稍定。可20天后，这位颟顸的统帅兵败浙东仓惶夜奔杭州。刘韵珂再次跌落谷底，伤透了心，也拉下了脸，下令仅放奕经一人入城，而坚拒其部众于城外。他后来说明的理由是，一怕溃兵扰城，二怕英军尾至。

 到了此时，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一切希望都破碎了。刘韵珂思想深处间或尚存的那一点点战意，也被扫荡得干干净净。他一反平日乖巧的习气，不顾可能会忤逆圣意，于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虑”奏折。在该折的夹片中，再次请求启用伊里布。这位曾被他伤害过的老长官，此时在他笔下又被描述为：“公忠体国，并无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所见者，止此一人。”从奏用林则徐，到奏用伊里布，刘韵珂的思想整整转了180度。

 在今天许多人的眼光中，由主“剿”转向主“抚”，无疑是一种倒退。但从刘韵珂这一实例上，我们却可清楚地看出其思想深化的进展。先前极力主“剿”，乃是失之于盲目，此时倾心“抚”议，却是着眼于现实。

 在琦善、伊里布被斥革后，“抚”议已寝息一年，“剿”意沸腾。在这种情势下再倡“抚”议，颇有风险，且不论圣意如何，即是言路上的谤论也让人受不了。刘韵珂不愧为是一位官场中的高手，他没有正面提出“抚”，反而在“剿”字上作文章，称战争若继续进行，有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本来，只要证明了“剿”之不可行，“抚”也就理所当然了。

 让我们分析一下刘韵珂的“十可虑”。

 其一曰：浙江清军两遭挫衄，锐气全消，势难复振。

 我从本书的第一章起，就不断地说明清军的腐朽。一次次战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浙江清军在1841年10月和1842年3月的两次大败仗，使浙江境内的清军斗志全消。道光帝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曾斥责奕经：“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此时正在东河效力的林则徐，闻“浙事溃败”，亦断言“数千里外征调而来之兵，恐已魂不附体”。

 其二曰：续调西北劲卒，距浙窎远，缓不济急。

 扬威将军奕经此时向道光帝请求续派各省“劲兵”7000名“迅速来浙”。而前次浙东反攻因待陕甘川援军，足足花了4个多月。此次若按奕经的要求，从西南和西北如此调兵，时间又不会少于4个月。如此看来，奕经非为谋进攻之道，而是行延宕之计了。道光帝对此大为光火，责备之余，只同意派援陕甘兵2000名，河南、广西兵各1000名。这些远程征调的援军，后来也没有赶上浙江的战斗，被奕经派往江苏战场。

 其三曰：英军火器猛烈异常，无可抵御。

 关于这一点，前面各章已予充分说明。我只想补充一点，由于战争是由南向北逐次展开的，而各省统兵大员缺乏英军装备的知识（稍具认识者，如林则徐、邓廷桢、琦善、伊里布又先后被革职），因而在防炮措施和设施上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这就使得没有英军火炮知识且初历如此迅猛炮火的清军官兵，缺乏心理准备而在战场上陷于恐惧，大量逃亡。恐惧心理是近代战争中常见的问题，对士气的影响不能低估。在鸦片战争的各次战斗中，真正被英军火炮毙伤的清军官兵数量并不多，大多在敌炮火下迅速瓦解。

 其四曰：英军并非不善陆战。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主“剿”官员的最根本的立论根据为英军不善陆战。当这一看法被事实证明为错误时，主“剿”思想也就失去基础，主“剿”官员亦随之动摇。

 其五曰：清军即便在陆上幸胜，英军登舟遁去，清军只能“望洋兴叹”。

 此为道光帝第一次由“剿”转“抚”的主要依据之一（详见第三章第二节）。刘韵珂此时此地提出此一话题，自然会勾起道光帝的一番回忆，因为他才是此论的真正倡导者。

 其六曰：英军以小惠结民心，彼此相安，民众“转以大兵进剿为虑，是民间鲜有同仇敌忾之心”。

 刘韵珂的这番话，与他先前的说法截然相反。1840年底至1841年中，刘韵珂在安置定海难民和组织定海防御工程建设时，看到了“民心固结，响义可嘉”，并在奏折中称赞“各岙乡民，共募敌忾同仇之义，极形踊跃”。可是，为什么在一年之后又会有如此之变化？

 在鸦片战争中，官、民皆与“夷”敌对，但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官出于利害关系。民则出于侵略者的暴行引起的仇恨，而对英国的侵略要求会给他们的利益产生何种危害是不甚明了的。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并没有成为民众奋起的旗帜（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在此种情势下，民众的情绪有如弹簧，英军的压迫重一些，反弹力就会大一些，反之亦然。1841年10月，英军占领定海、镇海、宁波后，手法上有些变化。他们先后在各处发布“安民告示”，要求当地民众“仍旧安居乐业”，宣布对“盗贼”将进行惩治，甚至英国人“扰累”民众，亦可“就禀衙门，以紧查办”。在余姚、慈谿和奉化，英军还打开官府的粮仓，散发给民众，很有点“劫富济贫”的味道。在另一方面，他们还宣布，若民众“藏匿清官探子”，一经捉拿即将房主治罪，并要烧掉他们的屋舍。<span class="" data-note="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35—137、142—144页。案，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时，亦发布“安民告示”，但该告示发布较晚，为1840年10月9日，即懿律从天津南下之后，而定海民众亦已擒获安突德（同上书，第26—27页）。此外，定海民众亦不了解英军的情况，以为遇上了诸如历史上的倭寇之类的匪徒，纷纷逃难。在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的后期，不少难民亦返回家园。">为了强调这一点，他们还残忍地将捉住史蒂德船长的镇海县霩??（今郭巨）村全村房屋焚毁。英军的这些手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尽管民众和清军暗下捉拿单个英兵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但大体上出现了民夷“彼此相安”的局面。<q></q>

 就官、民关系而言，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是一种压迫，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就连统治者本身对此亦有深度的认识。耆英后任两江总督时曾上有密折，称官吏兵弁的催科浮收、包揽词讼、巡缉索钱、勒逼商旅、窝留娼赌……“种种凌虐，无恶不作”，致使“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在此种情势下，民众不可能在这场反侵略性质的战争中团聚在官府的周围，成为自觉的同盟军。清朝在民众心目中缺乏这种号召力。

 更有甚者，清军此期的军纪败坏，致使他们原本为解救民众的“救星”身份坠化为祸害民众的“灾星”。各省援军到处勒索，敲诈地方。在绍兴，清军的“抢食”，使当地“罢市绝粮”；在上虞，兵勇竟公然抢劫自己的粮台。林则徐称：清军“沿途骚扰之状，更不忍闻，大抵民无不畏兵”。江苏布政使李星沅得知奕经在浙东兵败后再请各省援军，气得在日记中大骂：“征调纷纭，彼糜饷糈，沿途扰累不可胜言，庸臣误国乃至此耶！”江苏是过兵省份，具有良知怜悯百姓的官员作如是说，而真正的受害者，战区的老百姓又该作何感受？

 在官、民、“夷”三者之中，力量最大的是民，力量最弱者亦为民。有组织的充分觉悟了的民众，几乎是不可战胜的。而涣散的民众，则对最微小的暴力也无法抵抗。不能说清王朝中无人认识到民众的力量，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利用民众的言论，也作了一些实际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对民众的恐惧，使得他们同时又在极力瓦解、破坏民众的组织。<span class="" data-note="在清朝利用民众力量的具体方式上，有三点似值得注意：一、依靠他们在乡村统治的基础——乡绅来组织团练、义勇一类的武装，力图将民众收缩到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而不使之蔓延壮大；二、官府招募的“勇”，主要是无业游民或平日认为斗殴凶猛、极不可靠的人群，以防被英军勾去，转为敌用，且对这批人的使用主要靠赏格、雇值所激劝，并无思想的发动。三、他们对那些组织起来的民众，并不是放手进行骚扰、破坏英军统治区域的战法，而是尽力组织他们参加官方组织的战斗，作为清军力量的补充，这就用其短而避其长。就上述问题而言，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要害，是对任何有组织的民众力量的恐惧。我曾在第二章第四节、第四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五节中对其原因进行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使刘韵珂对民众的看法，前..后迥别。

 因此，刘韵珂此论在立论基础上虽有谬误，却也道出了当时的真情。

 其七曰：“大兵屡败，敌骄我馁，不唯攻剿綦难，防守亦极为不易。”

 这里说的“攻剿”，是指收复宁、镇、定三城；这里说的“防守”，是指从乍浦、海宁至杭州的钱塘江防卫。前者已被浙东反攻失败所证明；后者将会被下一节将要提到的乍浦等战役所证明。刘韵珂此时向道光帝明白直陈：“倘有逆船数只，突然内窜，必致（杭州）全城鼎沸，不战自溃。”

 其八曰：浙江漕粮，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处”，“皆由逆氛未竣”。

 漕粮时为大政。清朝北方缺粮，京师每年需漕米400万石。就某种意义上说来，漕运是京师的生命线。浙江漕粮约占京漕总数的三分之一，关系不为不大。可刘韵珂的焦虑并不以此为止，他还奏称：“且乍浦有警，则江省苏、松二府亦难免震惊，不特收粮多有掣肘，并恐船行不无阻滞。”江苏漕粮约占京漕总数的一半。若漕运一断，京城必然动摇。后英军占领漕运咽喉镇江，朝廷即刻屈服。

 不能说漕运中断清朝即刻就会崩溃，十多年后的太平天国战争，清政府的河运亦中断，仅靠上海等处的海运，漕粮数量大为减少。太平天国之后的商业性的南粮北运，使漕运名存实亡。在这里，实际上是一种选择：以守成为归的道光帝尽管平生不爱冒险，但此时敢不敢以漕粮不济、京城动荡为代价继续进行战争？因此，就漕粮影响面的结论而言，刘韵珂的言论有些夸张，尽管就漕粮将短缺的事实而言，刘氏是毫不夸张的。

 其九曰：浙江去年雪灾，杭、湖、绍等府“匪徒聚众抢掠，势甚鸱张”。虽由“猝被雪灾而起，实则因该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顾，故遂藐法逞凶”。“当此人心震扰之时，难保不潜相煽惑，散而复聚。况上年雪灾之后，春花多未布种，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维艰，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这番话说到了道光帝内心的病处。官民对立，形同水火，清王朝内部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自然灾害，物价上涨……任何小小的火星，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十多年后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内战，证明了这一点。而此时湖北钟人杰为首的民众造反，又提示了这一点。刘韵珂于此格外留心。先是在镇海、宁波失陷后，他一面请派援军，一面要求将裕谦生前在河南、安徽等处招募的乡勇5000名退回。他奏曰：

 招募邻省乡勇，必须本省有精兵劲旅，控制铃束，庶可收该乡勇协助之力，而不致为非现在本省已有土匪抢掠滋事，民心摇动，弹压颇为不易，倘再招集邻省凶徒，则引盗入室，必将勾结贻患，为益甚微，为害甚大。

 道光帝十分赞赏他的敏锐性，朱批曰：“所见大有深意，朕未见到。”浙东反攻失败后，刘韵珂又饬令地方官将溃散雇勇的兵器收缴，以防持械滋事。又恐浙江未能收齐，移咨苏、皖、豫、鲁等省巡抚“一体巡查”，“以免事端”。

 刘韵珂对雇勇滋事的恐惧甚于正肆虐于浙东的英军，正是出于对王朝命运深层次考虑。以割地、赔款、通商为目的的英军，并无灭清之意；而一旦民众造反，将是皇冠落地。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刘韵珂是将此两件事联系到一起考虑的第一人。“不逞之徒乘机而起”一语，是对道光帝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提醒，也是对他们施加的最有效的压力。

 从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刘韵珂此论完全错误；但若从王朝利益的角度来判别，又当别作他论。

 其十曰：七省防费甚钜，“糜饷劳师，伊于胡底？”

 战争须以金钱为其后盾。再锋利的刺刀，若抽去作为中坚的军费，即刻软如灯芯草。战争期间，最使道光帝心烦意乱的，恐怕还是军费问题。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究竟花了多少钱，至今尚无准确的统计。<span class="" data-note="关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所花战费，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一、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称为7000万两；二、《清史稿·食货志》中称1600余万两；三、陈庆镛在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上奏称：“此次各海疆动拨银两报部者，已不下二千万两，现在截销，尚有陆续补报等项。”（《籀经堂集》卷1）。陈庆镛曾任户部主事、员外郎，上奏时任江南道御史，其说自有材料来源。但他所说的只是“动拨银两”，即由户部大库支出及经过户部指令由各省藩库中支出的银两，而非实际开支数字。就报销情况来看，大多数省份应晚于道光二十三年四月，陈庆镛也无从了解实际报销情况。">就我所见的档案，只查到下列八省的报销数字：

 浙江 7480521 两

 江西 224016 两

 广东 6244760 两

 四川 167370 两

 江苏 1302400 两

 陕西 115851 两

 湖北 333567 两

 广西 90720 两

 以上八省，共计1637万两。当然，实际开支要比报销数字更大，因为江苏、浙江两省的报销数字中并未包括该省捐输银钱（可不列入报销），而据我见到的远非完整的材料，浙江、江苏两省捐输银达476万两，钱达85万串。<span class="" data-note="我目前已经查到的材料有：一、浙江省：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七日上谕称：“刘韵珂奏，商人情殷报效一折。浙江四所商人金裕新等以该省调兵防剿逆夷，军饷要需，呈请捐输银一百二十万两，着赏收……”（《道光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3册。此事又见该抄本第4册刘韵珂奏；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刘韵珂奏，《筹办夷务始末》第4册，第1675页）。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扬威将军奕经奏：浙江试用道黄立诚等共捐银7.96万两，钱1万串（《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奕经等奏：冯镜等捐银1.93万两，钱8.7万串（《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四日户部尚书恩桂等奏：慈谿县革员叶仁捐钱3万串（《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刘韵珂奏：省城一带练勇、助赈共得捐钱11.4万串（《宫中档朱批奏折》）。另奕经奏，叶仁等续捐钱98860串，银19500两（《军机处录副》，原件无日期）。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梁宝常奏：官绅管贻棻等捐钱21.3万串（《军机处录副》），以上浙江省共捐银131.84万两，钱55.2万串。二、江苏省：道光二十年十月初六日，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淮南商人包振新等捐银50万两（《宫中档朱批奏折》）。裕谦又奏：淮票贩王益太等捐银30万两（《道光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2册）。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两江总督牛鉴奏称：扬州商人捐银100万两，其中50万两留备扬州防堵，50万两解赴省城（《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两江总督耆英奏称：元和县程桢义等捐银46300两，钱283674串（《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耆英奏称：“尚复劝谕该商（淮南盐商）等筹捐现银一百万两报效军需，上年十二月内完银六十余万两，本年正、二月间即当全数交库。”（《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耆英奏称，蔡世松等捐银60万两（《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耆英奏称，颜怀景等捐银1.1万两，钱1万串（《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初十日，两江总督璧昌等奏，莫载捐炮50尊，用钱13100串（《宫中档朱批奏折》）。以上江苏省共捐银344.73万两，钱30.67万串。值得注意的是：盐商捐银为获得盐票；大多数捐纳银两，用于支付赔款而不是战争。">

 上述八省中，缺少了花费大量银子防堵英军的福建、山东、直隶、盛京四省区的数字。这里提供并不完备的拨款数字，以资参考：

 福建 450万两

 直隶约230万两<span class="" data-note="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于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奏：“一切应支银两，自上年七月起截至本年十月止，共用银九十八万七千余两。除本年二月间奏蒙拨银五十万两外，俱于司库内”动拨或垫用，请求拨银50万两（《道光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4册）。道光帝于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批准（同上）。道光二十二年八月，讷尔经额奏：“臣于五月间，因直隶军需紧要，奏请拨银三十万两，仰蒙圣恩添拨银二十万两，共拨银五十万两来直。”并再次请求拨银30万两（《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238—239页）。道光帝于九月初六日批准（同上书，第283页）。">

 山东约48万两<span class="" data-note="山东巡抚托浑布奏称：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五月间，两次奏蒙圣恩，于司库正项内，先后提借十八万两，核实支发”，“今防兵重调，未撤之兵酌留”，“请予库现贮正项内，再行借动银十五万两……”（《道光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3册）。道光帝于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批准（同上）。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道光帝批准托浑布在司库现贮正项内再提银15万，以备支放（《清实录》第38册，第658页）。此后山东拨款数额未见材料。">

 盛京约10万两

 毫无疑问，除了拨款外，这些省区亦有数量可观的捐输银两。<span class="" data-note="北方各省因不如广州有行商、扬州有盐商，捐输数量较少。我所见档案材料有，一、山东省：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山东巡抚麟魁奏，杨持衡等捐银40200两，捐钱125400串（《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初五日，山东巡抚梁宝常奏，黄县官绅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后先后捐银32478两（《宫中档朱批奏折》）。二、直隶：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长芦盐政德顺奏称，为天津海口改筑炮台，“盐政倡捐银四千两，运司三千两，天津道三千两，盐商五万两，海船户五万两，典商六千两，绅士四千两，共捐十二万两”（《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德顺奏……长芦通纲京外商人查庆余等，以天津海口防兵驻集，呈请捐输银四十万两，以备要需，著即赏收。”（《剿捕档》）以上共计银592678两，钱125400串。">

 河南、山西、安徽、甘肃、湖南、云南、贵州、黑龙江、吉林、察哈尔等省区也有出征兵丁，其中一些省份亦有过境兵丁，而这些省份既无报销数字亦无拨款数字，我们似可从前引湖北、江西、四川、陕西、广西的报销数字中，推测其用度。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支出的军费约2500万两，若包括来自民间的捐输银钱，当超过3000万两。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远远超过英国远征军的侵华费用！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战后赔款上狮子开大口，索要赔款2100万元，其中战费1200万元，仅合银900万两。

 本土作战的清军，为何支出如此之巨？我们不妨做一番细究。

 一、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明，清军平时的粮饷不敷用度，战时征调作战需支付三笔钱：甲、俸赏银，军官为俸银两年，士兵为6至10两。乙、行装银，此为借支，战争结束后分年扣还，其数额从6两至500两不等。丙、盐菜口粮银，此系出征兵弁的伙食费，官兵每日给米8合3勺或麦1斤，盐菜按品秩每月从0.9两至12两不等。也就是说，清朝每年以银上千万两养兵80万，仅仅是平时的费用，一至战时，又得支出不亚于平时费用的另一笔战时费用。

 单位：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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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于承平日久，清军的兵器及防御工事至战时需要大规模的改造。如浙江镇海铸炮117位，共用银10.8万两。各地的数字集合一起就相当可观。

 三、清军长途调动增援，又有人夫车马行船路粮等开支。《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对此有着十分繁细的规定，而从这些规定中很难得出具体印象，让我们看看广西省的实例：

 云南兵500名赴广东　3735两

 贵州兵2500名赴广东　18271两

 云贵兵由广东撤回　　6801两<span class="" data-note="署理广西巡抚布政使孔继庚折，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过境费用，是超标准而不能例入报销的部分。广西共支出军费9万余两，其中例入报销者3.2万余两。孔继庚解释理由为“应付官兵口粮夫船脚价内有因例价不敷，实用不能实销”。因此，实际支出应大于此数。为此，我们还可再举一例。盛京将军庆祺等于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称：盛京过境吉林、黑龙江官兵、余丁“共一千八百三十员名，所需车价银二万三千二百三十七两五钱，骑马草粮银三百两，尖宿饭食银三千三百七十六两三钱一分九厘”（《宫中档朱批奏折》）。总计需银达2.69万两。当然，八旗官兵的费用一般比绿营为高。">

 鸦片战争中，共计5万余名官兵跨越全国的大调动，其费用之巨不难想见。

 四、雇勇。由于清军兵力不敷，须大量雇勇。仅浙江省就有“随征水陆壮勇”2万余名，“沿海各厅州县巡防壮勇”3.7万余名，开支就相当惊人。

 此外，还有大量的浪费和贪污，<span class="" data-note="例如，张集馨称：漳州“文武员弁制造大小炮数十尊，安放城上，余看城外居民铺户，聚居鳞次，即有警而炮难施，排列多尊，饰观而已。又造炸弹、铁蒺黎等物，尤属无用……文武各员多事张皇，以为报销地耳”。又称：“漳浦海口距县城九十余里，设乡勇九十人，殊觉无谓。”（《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1页，第65页）至于贪污事项，我在第五章第二节和第五节，分别谈到了颜伯焘和鄂云，这里不再举例。">无疑是在伤口上抹盐，使清王朝本已千疮百孔的财政，不堪承受。

 鸦片战争初期，道光帝还颇为大度，向各省拨放军费。1841年秋厦门失守后，福建请款300万两，户部已经是东拼西凑。<span class="" data-note="当时户部指拨各款的名目为：浙江秋拨应报盐课银8万两，春拨留协漕项白粮等银7万两，封贮银5万两；江西秋拨应报地丁银15万两，封贮银5万两；安徽秋拨应报地丁银15万两，封贮银10万两；苏州秋拨应报地丁银15万两；两淮秋拨应报盐课银50万两，收还无本帑本银20万两；山东秋拨应报地丁银20万两，封贮银20万两；山西秋拨应报地丁银40万两，封贮银15万两；山西盐课秋拨应报河工经费银6万两；北新关约征税银5万两；九江关约征税银15万两；芜湖关约征税银8万两；浒墅关约征税银10万两；淮安关约征税银5万两；扬州关征存税银6万两。从以指拨款项来看，没有从户部存银中拨出者，从各省封贮银中拨出者只有51万两，绝大多数是当年应征、约征的款项，可见清政府财政已是捉襟见肘。（户部折，《军机处录副》，该件无日期，后北新关监督奏称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收到部文）">是年11月，为寻找军费来源，户部和吏部根据道光帝的谕令下发“海疆捐例”，将清朝平日卖官售爵的捐例，“酌减十分之五”，以示鼓励。<span class="" data-note="署户部尚书恩桂等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其标准为：民人捐银200两以上，给予九品顶戴；300两以上，给予八品顶戴；400两以上，给予盐知事职衔；800两以上，给予县丞职衔；1200两以上，给予州判职衔；1600两以上，给予按经职衔；2000两以上，给予布经职衔；2400两以上，给予通判职衔；3200两以上，给予盐提举职衔；4000两以上，给予同知职衔；6000两以上，给予运同职衔；8000两以上，给予知府职衔；12000两以上，给予道员职衔，20000两以上，给予盐提使职衔。此外还有京衔捐例、候选人员尽先补用等规定，因该文件太长，而不细录。">是年底，户部又向道光帝亮出红灯，警告存银不多，无法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在刘韵珂的“十可虑”上奏不久，1842年4月20日，道光帝据军机大臣穆彰阿的提议，下令各将军督抚熟筹军费良法，“条议具奏”。但是，在中古式的财政体系网络中，财源枯干，各将军督抚不可能有新的思路，也无有见地的对策，其具体作法不过是勒捐而已。可以说，在战争后期，清朝的军费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捐输维持的。

 由此可见，且不论别项，仅军费一项已将清王朝逼入死胡同。我们虽不能说清王朝已至山穷水尽的地步，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时清廷财政更加困难，但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民众生活的极度贫困为代价而维持，道光帝付得起此等代价吗？

 刘韵珂的“十可虑”，是整个战争期间少有的能面对现实条分缕析的文件。他所提出的“深可焦虑”的十项，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或现实存在的隐患。对此，不仅他本人为之莫解，清王朝也无人可为之解。今天的历史学家在研究鸦片战争时，应当正视这些问题。

 今天的论者，大都爱用“主战派”（或“抵抗派”）和“主和派”（或“投降派”）的概念，来划分清王朝的官员。就当时的情景而言，确实有主战、主和两种不同的声音，但若将某一官员具体地归置于某一阵营中去，我以为，又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问题在于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主和派”。琦善、伊里布在倾意主“抚”之前，曾经有过短暂的坚决的主“剿”姿态。杨芳、奕山与英军妥协前，也是力主“剿”议且身体力行者。刘韵珂的个人经历更为典型。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琦、伊在未开战前便看出“剿”计之不可行，而杨、奕、刘是吃了败仗后才转向；杨、奕在实行妥协后施放谎言迷雾，刘氏未行动前便直言“剿”之必败。其他人呢？

 闽浙总督颜伯焘曾是铁杆主“剿”者，厦门失败后，便与其曾弹劾过的奕山之辈同流合污，在谎言中消磨日子。私下场合，他又“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闻者暗暗偷笑“其中情已馁，何前后如出两人”？

 接颜伯焘继任闽浙总督的怡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扬名天下。但未离广东之前，就在英军的攻势下与杨芳等人向英军妥协。就职闽浙后，又敷衍道光帝为减浙江军事压力而令其进攻鼓浪屿的谕旨，向手下明确布置：

 宜饬坚守，勿令挑衅，脱有贪功名心，则夷必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抗，是我为浙受祸也。

 他已全无战意，决计与英军和平共处，不惜以邻为壑。而在他的私函中，更是明言：“夷务不可为，闽事更不可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无如何。”

 两江总督裕谦兵败自杀，其信号是明确的，即对战争前途失望。

 扬威将军奕经在浙东反攻失败后，曾主张“暂事羁縻”，后自觉与其“将军”的身份不符，便改调“剿”论，谎报战果，与刘韵珂的“抚”议相对立。可没过多久，乍浦失陷，他“心悸股栗，迄无良策”，也转向释俘“缓兵苟安”了。

 主“抚”官员中还有两位大将。一是耆英，此时在盛京将军任上，依然一派主“剿”姿态。<span class="" data-note="耆英自1840年8月英舰出现于奉天洋面后，一直部署防务，准备交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325—328、339—341页；第3册，第13—14页）。英军攻占厦门后，道光帝下令各省严防海口，他挑选甲兵1000名备调，上奏曰：“查英夷逆匪胆敢肆其鸱张，蔓延滋扰，实为天地不容，凡属臣民，莫不眦裂发指，今若不谋定后行，刻奏肤功，恐逆焰愈炽，尤难擒制。奴才愚昧之见，惟有整顿天兵，筹拨军饷，先剿后和，是为切要。”并声称“人人思奋，志切同仇，忠义相助，争先奋勉，是奉天海陆各防洵堪仰慰圣怀”（同上书，第4册，第104—105页）。">一是牛鉴，新任两江总督，对战争的前景抱着必胜的信念。<span class="" data-note="牛鉴于1841年10月新任两江总督，查阅吴淞、长江各处防务，认为“断不致有他虑”，长江“水陆复巡，实已星罗棋布，声势联络，气象雄壮，悉臻严密”，“该逆船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防守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575、1623页）。一直到吴淞开战的前夕，他在奏折中仍慷慨地表示“戮力同心，激励将士，有进无退！”（同上书，第4册，第1913页）">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又会看到，当耆英至浙江、牛鉴兵败吴淞后，两人又成为主“抚”派的顶尖人物。

 原来，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转变而来。在“天朝”的对外体制下，在“夷夏”观念的熏浸中，清王朝官员对“逆夷”主张“进剿”，几乎是出于本能，不加思索。因此，清朝官员原来都是“主战派”，无一例外。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主战”与“主和”的斗争的话，那么，这种斗争的场地，主要在于那些由主“剿”转向主“抚”的官员的头脑，是一种自我的思想斗争。在那个时代，居然向“逆夷”屈服，思想上必然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

 在对“主和派”的排队中，又使我发现，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一样。因此，这一时期的主“抚”者与主“剿”者的区别，仅在于他是否在战区，是否负有抵御英军的实际责任。对一名战区中的地方官说来，此非儿戏，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歌唱“义理”的高调了。

 现实的力量，毕竟大于“义理”的力量。

 有论者谓林则徐此时关于建立“水军”的思想，为正确的救国之方。我以为，此论似为不妥。

 早在1841年4月林则徐尚在广州时，向靖逆将军奕山提出6条建策，其中第5条为“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1841年秋，林则徐效力于河南符祥河工，得知厦门、浙江的败局，开始深层次地检讨以往的作战指导方针，在致其门生戴?孙的信中，提出“水军”的设想：

 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门口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繁，实比陆战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矣。譬如两人对弈，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

 是年冬，他又向两江总督牛鉴正式提出“船炮水军”的建议。此外，他在致翰林院编修吴嘉宾、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等人的信函中，又有具体的论述。

 林则徐的这一新设想，是对其先前的作战指导方针（以守为战）的否定。林则徐在事实面前断然放弃先前的主张，显示其探求新知的努力，可以说，是他思想的一大进展。

 以近代战争的知识来判断，组建“水军”直接到海上与敌抗衡，避免被动挨打，无疑是更为高明的一着。但是海战比陆战更为复杂，海军建设要比陆军建设更为困难。

 林则徐设想的“水军”是什么样的呢？他称：“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就此规模而言，不算太小，颇为鼓舞人心。但是，我们若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又会发现问题。

 “水军”的关键在船炮。林则徐最初对奕山谈到其战船中称：“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取胜。上年（1840年）曾经商定式样，旋因局面更改，未及制办，其船样尚存虎门寨。如即取来斟酌，赶紧制造，分路购料，多集匠人，大约四个月之内可成二十船。以后陆续造成，总须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林则徐没有详谈战船的具体式样，但称在英军逼迫下的广州每月可造5艘，又似非为近代化的海军舰船。且待100艘战船如期制成，“水军”成立，时在1843年1月。

 1842年4月，林则徐称：“虽一时造船缓不济事，而泉、漳、潮三处，尚未尝无可雇之船，其枪炮手亦皆不乏……火炮须由官造，必一一如法乃可得用。弟有抄本《炮书》，上年带至江浙……”是年9月，又称：“为今之计，战船制造不及，惟漳、泉、潮民商之船，尚可雇用。其水军亦须于彼募敢死之士……次则老虎颈之盐船与人，亦尚可以酌用……”可见林则徐“商定”式样的战船，是可以用福建南部一带的民船替代的。其欲制造的火炮，当与其在浙江效力时制造的火炮并无二致，只有工艺上的讲究，并无技术上的提高。<q>9９ｌｉｂ?</q>

 让我们回过头来，从林则徐设想的“水军”的规模，反推其战船的型制。1000位火炮，5000名士兵，1000名舵工水手，若平均地分配到100艘大型战船和50艘中小型战船中去，平均每船仅有炮6.6门，士兵33人，舵工水手6.7人。这与英军的舰船不在一个级别上，无法相比。

 由此，林则徐所设想的“水军”，只是传统水师的强化，并非近代海军。一支近代化的海军须由近代化的科技和工业为基础。缺乏这一基础，林则徐或其他人，空手是建不成近代海军的。

 与此同理，近代化的海战，又需要近代化的海军。用雇募的民船、雇募的枪炮手、旧法制造的火炮，与英国远征军海上交锋，似无胜利希望。

 林则徐关于“水军”的设想，只有思想史<cite></cite>上的意义，并无军事史上的价值。

 1842年3月28日，北京，圆明园。刘韵珂七天前发出的“十可虑”密折及其三份附片，递到了道光帝的案前。我们不知道道光帝阅读此件的神态，但隐隐感到重大决策作出前时空气的凝重。三天前收到的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的奏折，使其失望、恼怒和忧郁，朱批曰：“愤恨何堪，笔难宣述。”他恐怕英军此次得手后会攻击北方，将他最为信赖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派往天津，查勘防务。此时刘韵珂这份绝无“抚”、“羁縻”一类文字却又意在其中的奏折，指出了另一条道路，悄悄地慑取了他的心。他拿起朱笔，在最后一份启用伊里布的附片的末尾写下：“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由盛京将军调任广州将军的耆英进京请训，也到了圆明园。道光帝召见。两人密谈。晚上，由内阁发下两道上谕：

 耆英著驰驿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

 伊里布著改发浙江军营效力。

 这两项人事调动，预示着朝政的重大变动。

 同在这一天发出的谕旨中，还有两件值得注意。一件是给扬威将军奕经、浙江巡抚刘韵珂等人的廷寄，其中指出：

 该逆（英军）凶焰甚炽，必四路纷窜掳掠。尤当设法羁縻，毋令蹂躏地方。（重点为引者所标）

 道光帝在谕旨中替刘韵珂说出其想说而不敢说的“羁縻”二字。另一件发往天津的穆彰阿：

 本日据刘韵珂驰奏剿办逆夷情形，现已有旨谕令伊里布前赴浙江军营效力，并令耆英带同前往矣。刘韵珂原折片著钞给阅看。此事与讷尔经额（时任直隶总督）无涉，断不可向其告知，致天津海防稍有弛备也。

 这一方面说明道光帝对他的这一决定仍无把握，想听听这位亲信大臣的意见，另一方面又恐怕这一决定，会影响前方将士的军心。

 耆英在北京一共住了19天。在此期间，道光帝恐其“署理杭州将军”一职事权不重，于4月7日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我们不知道道光帝共召见他几次，只知道最后一次为4月12日。两人密谈的内容自然不会有正式的记录，但江苏布政使李星沅在日记中写道，京中来信告知，耆英曾向道光帝说明，对英军“与银与地均非办法”，道光帝明确指示，“先剿后抚”！

 “先剿后抚”，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哪怕是极小的胜利，再与英军讲和。这反映出道光帝已经承认在军事上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想以妥协了结。从策略上讲，这种方法可使己方在谈判桌上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以制止英方漫天要价。但是，问题又在于“剿”得了还是“剿”不了。看来道光帝在前方将领的欺瞒下，对前方军情的了解，不那么透彻。

 又据伊里布的亲信张喜透露，伊里布由张家口军台释回，4月3日到圆明园。张喜闻讯赶去伺候，叮嘱其主子：“如蒙召见，务将夷情彻底陈明，方能有济，若如前隔膜，仍恐掣肘。”伊里布深以为是。然至军机处报到时，只奉到上谕：“伊里布著赏给七品衔……交耆英带往浙江差遣。”看来道光帝还不愿与这位不久前定罪的老臣直接对话，不予召见。次日，伊里布由本旗都统带领前去谢恩，只在二宫门磕头，仍未能将英军的实际情况上达天听。张喜见前景不妙，尽管耆英、伊里布一再让他随行去浙，仍未敢应允。

 1842年4月15日，钦差大臣耆英、七品衔伊里布离开北京，南下杭州。京城南的正阳门和彰仪门，照例再次向钦差大臣开放，冷漠地注视着此行神色惨淡的人们。它已经送走了两位钦差、两位将军，这一次，又会有何转机？

 无情无语的城门，此时已矗立了四百多年，饱经沧桑。它又能问谁？谁也没有答案。

 至圣至明的大皇帝，此时心里正充满着不安。

 耆英和伊里布南下后，道光帝开始了冷静的思索。他突然发现，自己对于面前的敌手，实在是一无所知。5月1日，他收到奕经的奏折，得知可以审讯俘虏，立即发下一道谕旨：

 著奕经等详细询以??咭唎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

 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咭唎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

 其余来浙之??咖唎、大小吕宋、双英（鹰）国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

 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

 又所称钦差、提督各名号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该头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动伪兵及占据郡县，搜刮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

 义律现已回国，果否确实？回国后作何营谋？有无信息到浙？

 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

 他需要了解的太多了，一下子开出这么多问题。可见他的焦躁，又可见他的浅薄。“天朝”大皇帝本不屑于过问“夷”事，此时俯查“夷”情，姿势自然可笑，多少又有那么点进步的意味。可是，他似乎并不知道，他最为困惑的地理问题，正是他最有资格回答的。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由传教士南怀仁为他高祖父康熙帝绘制的当时中国最精美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此时正在紫禁城的库房里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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