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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历史结论的后人,有幸看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1841年初,当琦善在交涉中的懦怯激起身居京师的道光帝的不满,圣旨中叠受训斥时,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也正在为义律的低姿态外交而光火,训令中狠狠批责。琦善因英军强占香港而革职抄家锁京,而英军此举的所谓依据——并不能成立的《初步协定》,也使得义律丢官卸职。如果不计较广州至北京、澳门至伦敦的地理因素而造成的通信时间的差异,那么,可以说,琦善和义律是因同一原因、在同一时间分别被各自背后的主子罢免的。若非伦敦比北京更远,杨芳和奕山面前的对手,就不再是这位义律,而是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璞鼎查,爱尔兰人,生于1789年。14岁去国,赴印度。15岁参加东印度公司的陆军,两年后获少尉军衔。他一生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是,1810年,他志愿调查印度与波斯的边境地区(即今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的交界地区),乔装为当地土著的马贩子,行程2500余公里。此后,他名声大振,升迁机会频频招手。1840年,他结束长达37年的海外生涯,回到童年时所生活的英国,受封爵士、位居东印度公司的陆军少将。<span class="" data-note="Gee Beer Endacott,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Singapore:Eastern Uies Press, 1962, pp. 13-14."></span>

    至迟在1841年4月初,巴麦尊就决计换马了。复活节的到来给义律多留了几天的机会。4月30日,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召回义律,而从印度回国不久的璞鼎查,再次被派往远东,接替全权代表一职。巴麦尊显然颇看重璞鼎查在东方的经验、手腕和勇气,相信为英国权益找到了一位“能手”。<span class="" data-note="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51页。"></span>

    1841年5月31日,璞鼎查收到巴麦尊的最后一份训令。6月5日,他离开伦敦,搭船入地中海,由陆路过苏伊士(当时运河尚未开凿),于7月7日到达孟买。他在孟买待了10天,与印度当局协调侵华事宜,再于7月17日出发,8月10日到达澳门。<span class="" data-note="ese Repository,vol. 10, p. 476."></span>与他同船到达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东印度舰队总司令海军少将巴加(William Parker)。

    从伦敦到澳门,璞鼎查在途中仅用了67天。这一破纪录的速度,使当时在华的商船主们大为吃惊。很可能义律也在吃惊的人群之中,因为,5月3日发出的召其回国的指令,8月8日才到达他的手中,而两天后继任者便站在他的面前了。

    璞鼎查的快速到达,表明了英国此时在轮船技术、地理知识和殖民体系诸方面的进展。这比起林则徐由北京到广州花费61天,琦善的56天,奕山的57天,多不了几天。若除去璞鼎查在孟买停留的10天,反是英方更快。科学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东、西两个大国越来越近。清朝今后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强地承受到西方的压迫。

    然而,璞鼎查此后展开的军事行动,速度更快,显示出与义律迥然不同的风格。

    义律的罢斥,是英国政府认为他没有照章办事,璞鼎查接任此职,亦接手了英国政府先前的各项训令。除此之外,巴麦尊还特别指示:

    一、英军重新占领舟山。

    二、不在广东进行交涉,谈判地点应在舟山或天津。

    三、交涉对象应是中国皇帝畀以全权的代表。

    四、赔款总额(鸦片、商欠、军费)不低于300万英镑<bdi>藏书网</bdi>(约合银元1200万)。

    五、劝说清政府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span class="" data-note="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45—751页。"></span>

    根据上述训令的原则,璞鼎查不应在广州多作停留,而应迅速移师北上,将战火燃及北方。

    1841年8月12日,璞鼎查在其到达的两天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北上的军事行动计划。8月21日,英军除留一部占领香港外,主力向北开进。8月22日,璞鼎查本人亦搭上了北攻的战舰。<span class="" data-note="ese Repository,vol. 10, p. 524."></span><s>藏书网</s>

    英军此番的第一个目标,仍是义律策划已久,终未如愿的厦门。

    英军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清廷仍是蒙在鼓里。因为,奕山再次行骗。

    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在其到达的当天,向两广总督祁??发出了两道照会。<span class="" data-note="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29—130页。"></span>8月13日,璞鼎查的秘书麻恭少校(G. A. Mal)将之送往广州。8月14日,麻恭与余保纯会谈。<span class="" data-note="璞鼎查致巴麦尊,1841年8月14日;麻恭致璞鼎查,1841年8月14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璞鼎查就职到南京条约的缔结》(〔日〕《近代中国》第14卷,中译本由李少军先生提供)麻恭在与余保纯的会谈中,曾特别指出:要将璞鼎查的使命尽快报告中国宰相,璞鼎查不与任何未获中国皇帝授予全权的代表会谈,并就英军的北征意图作了说明。"></span>

    尽管当时英人在照会中的汉语水平仍未有很大的提高,由此而可推论双方在会谈中亦有词不达意之处,但是,所有的史料都证明,奕山等人至少在下列五点上是明白无误的:

    一、璞鼎查是奉有英国君主“敕书”的新任“全权”“公使大臣”,并兼任驻中国“领事”,义律即将回国。

    二、璞鼎查只与清方的“全权”“大宪”谈判,并以“结约”来结束中英战争。

    三、双方谈判的基础仍是《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的各项要求。

    四、谈判在未获英方满意的结果之前,英军将由粤“北上”,不停止其进攻。

    五、要求广东官员将以上情况报告朝廷。

    毫无疑问,奕山等人若是真的将这些情况上奏道光帝,那将戳穿自己编造的骗局。

    我在第四章中已经提到,由于奕山的种种谎言,使得道光帝误以为战争已经大体结束(虽然不那么体面),而璞鼎查的重开谈判、订立条约、钦派“全权”大臣等要求,再也遮盖不住奕山先前的不实之词。为及时补救,奕山再次派出余保纯,携带祁??的照会前往澳门,<span class="" data-note="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31页。"></span>与璞鼎查交涉。<s>藏书网</s>

    在“天朝”以往辉煌的对外交往史上,从来就是“天朝”官员不屑于接见“夷目”。义律谋求已久的两国官员直接面谈,终于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派出余保纯后而成为平常。从此之后,义律从未拒绝过“天朝”官员的求见,不管局势如何有利于英方而不利于清方。此次,身为“夷目”的璞鼎查,却反过来摆出一副如同“天朝”般的架子,拒见任何清方没有“全权”头衔的“天朝”官员。8月18日,余保纯抵达澳门,没见到璞鼎查,接待他的还是秘书麻恭。

    可是,这一切,到了奕山等人的奏折中,味道就全变了。

    1841年8月23日,即璞鼎查北上的第二天,奕山、齐慎、祁??、怡良<span class="" data-note="此时参赞大臣杨芳因病获准回湖南本任调理,参赞大臣隆文因病亡故,广东方面仅剩此四位大吏。"></span>四人联衔上奏,施展了种种障目手法:

    首先,他们隐匿了璞鼎查的主要职务——全权公使大臣,即全权代表,仅谓英国更换“领事”。按照当时的术语,“领事”是指管理来华商贾船梢事宜的“对华商务总监督”,又据邓廷桢先前的解释,它与“大班”名异实同。全权代表一职的隐匿,实为要害,因为可隐匿璞鼎查来华的真正使命。

    其次,他们隐匿了璞鼎查拒见余保纯的事实,谎称新领事于8月15日便乘船出洋(整整提前了7天),由此不仅瞒住了受辱的真相,而且从时间顺序上来看,8月14日麻恭至广州,8月15日璞鼎查放洋,奕山等人无论如何也无机会见到这位新领事,弹指间便推卸了未能及时劝阻“夷目”北行猖獗的责任。

    再次,按照他们的分析,义律的撤职是因其“连年构兵”而获罪(天晓得这一罪名是怎么想出来的),他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不告诉璞鼎查已获准通商的恩旨。璞鼎查不明实情,也不等待祁??的复照,“出洋北驶”是上了义律的当。璞鼎查若北上“恳求马头”,极可能开炮启衅,而一旦如此,通商再断,兵衅不息,他就犯了与义律同样的错误,义律正好“为己卸职”(这真是一个让今人叹服的想象力极丰富的大胆“分析”)。

    至于此事的处理,奕山等人奏称,余保纯向“副领事”麻恭(莫名其妙由秘书升职)传谕,大皇帝已恩准照旧通商,“何能别有干求,再行北往”,而麻恭听到这番劝谕,频频“点头称善”,但又称璞鼎查出洋之后恰遇连日南风,恐已行远,如能“中途赶上,定当遵谕传知”。接着,余保纯又传谕前领事义律,义律亦称将“遵谕寄信劝阻”。<span class="" data-note="《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16页。"></span>

    在整篇奏折中,奕山一字未提璞鼎查的真正使命,一字未提英军北上后将展开军事行动,尽管奕山还是向福建、浙江官员吹了风。<span class="" data-note="从另一方面来看,奕山对福建、浙江官员还是透露一些实情的。1841年8月30日福建巡抚刘鸿翱收到奕山的咨会:英国新到领事璞鼎查送来“夷”书两件:一为义律革职回国,璞鼎查接任领事;一为“要善定章程,照去年七月在天津呈诉各条办理。如广东不能承当,即分船北上,再求宰相商议等语,并有七月初一、二日(8月17日、18日)即行启碇之信”。刘鸿翱收到此咨会时,厦门已经失守,结果由他上奏请旨沿海各地严防。9月3日,裕谦也收到了奕山于8月16日发出的咨会,内容相同(《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33—34、44页)。"></span>与真实完全相反的是,奕山笔下的麻恭、义律,一副“情词恭顺”的态度。还须注意的是,奕山在此预设了铺垫,即便英军在北方出现,那也不是他的责任,因为连日南风使麻恭追赶不及,璞鼎查没有能够听到他的劝告!至于广州战败后的奕山—义律停战协定等情事,依旧被捂得严严实实。

    奕山再次展示出其捏谎的胆量和才华。

    就在奕山等人在广州苦心构思奏折的当日,北京的道光帝收到了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谓:听闻英军有北上浙江报复之讯(仍是先前义律的计划,与璞鼎查无涉),要求浙江不遵7月28日的撤兵谕旨,不撤退防兵。完全为奕山摆布的道光帝,对此说法根本不信,谕旨中严词驳诘:“试思该夷果欲报,岂肯透漏传播?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顺,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着裕谦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span class="" data-note="《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17页。"></span>在这段圣旨中,我们不仅可看到专制君主的强词夺理,而且可测出道光帝对奕山谎言的中毒程度。

    1841年9月5日,道光帝收到前叙奕山等人的奏折,自然无法看清局势之严峻,谕旨“加意防卫”,<span class="" data-note="《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49页。"></span>但仅仅局限于广东,同日并无给闽、浙、苏、鲁、直、盛京各沿海将军督抚同样的指示。大概道光帝仍认为,璞鼎查的“北驶”,仍不会出广东沿海的范围吧。99lib?

    道光帝的这道谕旨下发之日,正是英军攻陷厦门后主力再次北进之时。8天后,飞奔的驿马带来厦门失守的消息,道光帝大惊失色。

    奕山的谎言,虽使他自己再一次免受厄运,却使这个国家陷于一场新的灾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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