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搜索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天涯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天涯在线书库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

    1841年3月藏书网5日,参赞大臣杨芳匆匆赶到了广州。当地的官绅士民就像盼到了救星一样。

    自2月26日虎门横档一线战斗之后,英军于2月27日攻克清军重兵把守的乌涌炮台,3月2日,又克琶洲炮台,3月3日再克琵洲炮台,兵锋距广州仅有数公里。(详见图三)

    已于2月28日与怡良共同出示,表明“自当亲统兵前往,实力扫除”<span class="" data-note="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66页。"></span>的琦善,此时竟不顾圣怒,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3月3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舰,面见义律,要求停战,理由十分奇妙:琦爵即将罢黜。<span class="" data-note="琦善于3月1日得知受到革去大学士的处分。他派余保纯前往谈判时,很可能与怡良、林则徐商量过(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83页,又见《广东事略》,《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314页)。余保纯对义律的言论,见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10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英军进攻内河》,《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span>这好像是一位输光了的赌徒,告诉讨债的打手,“别打啦,我已经没钱了”一样。义律让余保纯带回一纸《约议戢兵条约》,价码比先前的《善定事宜》高出许多:赔款增至1200万两,割地增加尖沙咀(即九龙),以及片面最惠国条款等等。由于知道琦善将倒台,义律指明要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在3天之内,“共同当面盖付公印”。<span class="" data-note="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6—87页。"></span>这样的条件,自然谁也不敢答应。

    3天的期限,于3月6日到期,杨芳恰于3月5日赶到,怎能不让民众“欢呼不绝”,怎能不让官吏“倚为长城”呢?<span class="" data-note="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8—59页。"></span>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杨芳的地位绝非一般。杨芳,贵州松桃人。15岁从军,至此已经戎马55载,身经百战。以参加平定川楚白莲教而官列总兵、署固原提督。以平定河南天理教而获云骑尉世职。因统部不严,曾多次罢免。但谁都知道他是个打仗的好手,一遇战端,即请他出山,果然战功卓著。他一生最显赫的业绩,在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是时他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率兵穷追,擒获张格尔,槛送北京。道光帝亲自受俘,给了杨芳一大堆奖励:封三等果勇侯;授御前侍卫;加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赏用紫韁、双眼花翎、在紫禁城骑马;赐其子为举人。至于衣料袍褂扳指珊瑚等等赏赐,就难以罗列了。

    1835年,杨芳已65岁,以病求退获准。可第二年湖南镇筸镇兵变,道光帝又启用他。<span class="" data-note="以上杨芳经历见《宫傅果勇侯自编年谱》,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清史列传》第10册,第3049—3057页。"></span>他来广东前,官位湖南提督,正准备进京请训,行至江西丰城,于2月12日奉到参赞大臣的任命,立即折道南下。<span class="" data-note="《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30页。"></span>

    道光帝此时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以亲信皇侄奕山为主帅,文有隆文(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武有杨芳。在这三人之中,道光帝对杨芳的希望最大,冀求在南国的海疆,再展昔日西北的荣光。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优势是明显的:且不论他几上几下,征战遍及大半个中国,就同为侯爵,也不像琦善靠的是祖宗,而是硬碰硬凭着手中的刀矛弓箭打出来的。

    然而,杨芳的战马从未涉足广东。他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遇到了陌生的敌人。

    就在杨芳到职后的第二天,义律以约定的期限已到,于3月6日发兵进攻,陷猎德、二沙尾炮台,守军大溃。

    猎德、二沙尾今已属广州市区,距当时的广州城东南角仅有3公里,英军已经看见了广州的城墙。可就在当日,义律发布告示,表示愿意停战。<span class="" data-note="ese Repository,vol. 10, p. 180.第2天,3月7日,义律还向琦善发出照会,声称谈判因道光帝的阻挠而中断,英军“必向沿海各省及京师御城,就行攻敌”(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8—89页)。由此可见,义律打算在广东停战,北上进攻。"></span>据英方的记载,清方又派出余保纯前往谈判,表示:尽管广东当局也希望停战,但皇帝绝不会批准。余保纯的这一行动,无疑得到了杨芳的批准。这很可能是这位参赞大臣上任后的第一项决定。<span class="" data-note="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10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英军进攻内河》,《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span>

    义律的要求虽未得到满足,但双方的交战却又停顿了几天。

    在这段时间内,杨芳又做了什么呢?一私家记载称:杨芳到广州后,“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而姚巡捕等将女子薙发,装跟班送进……”该记录又称:

    <small>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span class="" data-note="《粤东纪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span></small>

    关于此中“购买马桶御炮”的情节,另一私家记载说杨芳认为英军取胜,“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span class="" data-note="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8—59页。"></span>以当时人视为最不洁的妇女溺器,迎敌“邪教善术”的“蛮夷”,即所谓以邪制邪的法术。这种方法是否采用,还不能得到证实,因为该记载提到“出征乌涌”,即在乌涌作战采用,而早在杨芳到达前,乌涌已为英军所据。但是,从“马桶”、“草人”、“道场”、“鬼神”背后表现出来的杨芳对西方利器的不解,我想应当是属实的。

    据林则徐日记,杨芳的到来似乎使他情绪大变。从3月5日至18日,或杨芳来拜,或林拜杨芳,短短的14天内,见面就有11次之多。3月19日,因局势紧急,很可能杨芳认为如此来来往往,仍有不便商及之处,干脆搬到林则徐的寓所,同住了8天。3月26日,杨芳另迁寓所,但与林的交往仍十分密切。<span class="" data-note="《林则徐集·日记》,第386页。"></span>由于林则徐在日记中记得过于简略,我们不知道林、杨商议的内容,但杨芳的各种行动,林则徐应当是知情者。

    据杨芳的奏折,他到任后立即部署兵勇防守省城,并往省城之东的东盛寺和省城西南的凤凰岗各派兵1000名驻守。他还在省河上构筑塞河木排,排上安放木桶(不知是否即为民间传说的马桶),内储毒药桐油,准备火攻。<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59—860页。"></span>英方的记载称清方大作战备,也证实了杨芳的说法。<span class="" data-note="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93页。"></span>除此之外,广东当局还于3月10日发给美国商船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以离间英、美,坐收“以夷制夷”之效。而义律闻讯,于当日宣布封锁广州,既然不让英国人做生意,那么谁也做不成!

    英军此时也没有闲着,自3月6日攻克二沙尾之后,开始闯入河南水道,另辟通往省城的路线。3月13日,正当被押的琦善解离广州之时,战火又起,英军攻克了正在加紧设防的大黄滘炮台。<span class="" data-note="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1页。"></span>

    义律的情报似乎慢了一些。他显然不知道琦善已经北行,于3月16日,再给琦善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照会,<span class="" data-note="海珠炮台位于广州城正南的珠江上的一座小礁石上,该礁石因阻碍航道后被炸去。其位置大约在今海珠桥一带。"></span>派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由大黄滘北上,准备送往省城。但是,途经凤凰岗炮台时,由杨芳派往该处的江西兵很可能还不知道白旗规则,发炮轰击,英船只得退回(此次战斗被描绘成一个大胜仗,后将详述)。

    义律对此决计报复,发兵大肆进攻。自3月18日上午起,英舰由大黄滘北上,连克凤凰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span class="" data-note="英军的攻击路线及炮台点位的确认,参见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vol.1, p. 413,及卷末附图。其中炮台的名称,又参考史澄等纂《番禺县志》,同治十年(1871)刻本;梁绍献等纂:《南海县志》,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span>和河南的一座沙袋炮台。至下午四时,英军占领了广州西南角的商馆,在时隔两年之后,重新升起了英国国旗。

    至此,广州城的东、西两路已全无屏障,完全暴露在英舰的炮火之下。据林则徐日记,英舰向省城“开放飞炮、火箭各数十”,<span class="" data-note="《林则徐集·日记》,第385页。"></span>广州已经成为一座危城。

    <div class="imgbox ter">//..plate.pic/plate_305203_1.jpg" />

    图三 广州内河战斗示意图

    让我们回过头来,检讨一下自2月27日乌涌之战至3月18日英军重占商馆这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

    自鸦片战争一开始,广州的各位主帅,林则徐、琦善、怡良、杨芳,都已注意到虎门一旦被突破后的广州内河防御,先后拨兵拨炮,并在河道狭窄处沉船或以木桩阻塞,以防英舰直逼广州。<span class="" data-note="《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2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654—655、695—696、778—779、814、844、860、883、892、900页。"></span>其中,乌涌炮台琦善派湖南兵900名,合之本地守军700名,共计1600名,邻近又有林则徐购买的安炮34位的战舰甘米力治号(bridge)和40艘战船,兵力不为不厚,结果大败,阵亡总兵祥福以下446名(大多在溃逃时被英炮击毙);二沙尾、猎德一带,不仅有炮台,而且河道已阻塞,琦善先是派怡良前往坐镇,后改由江西南赣镇总兵长春驻守,然英军在拆除河道障碍时,守军竟坐视不顾,一经交战即大溃;凤凰岗一带,杨芳派兵1000名,然在3月18日战斗中一无所为。大黄滘炮台守军将领在临战前一天,竟派人与英军商议:

    <small>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span class="" data-note="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93页。"></span></small>

    对于这样的军人,我们能作何评论呢?

    据英方的记载,这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英军共摧毁清军大小炮台、军营十余座,击毁各种战船数十艘,缴获大小火炮共计约400位。<span class="" data-note="宾汉称,共缴获大炮401位(《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319页);麦肯兹称,共缴获大炮346位(Mazie,Narrative of the Sed Campaign in a,p. 199)。现列表于下,由此可见广州清军的设防情况:"></span>

    而英军的这些军事行动,每次仅出动几艘轻型战舰。如最为激烈的乌涌之战,为英舰5艘、轮船2艘。<span class="" data-note="英舰为加略普号、先锋号、鳄鱼号、硫磺号、摩底士底号;轮船为复仇神号、马答加斯加号。"></span>又如最戏剧化的大黄滘炮台之战,为英舰2艘、轮船1艘。<span class="" data-note="英舰为摩底士底号、司塔林号,轮船为马答加斯加号。"></span>就是3月18日横行省河令杨芳震惊的那次行动,英军也仅动用了5艘战舰、2艘轮船、1艘运输船和一些小船。<span class="" data-note="英舰为先锋号、海阿新号、摩底士底号、阿尔吉林号、司塔林号;轮船为复仇神号、马答加斯加号;另有官船路易莎号和青春女神号。"></span>历来谓英军大舰不得入内河、小船无能作为的清朝官吏,此次饱尝了英军轻型战舰的威力。如同先前的虎门历次战斗一样,英军在内河战斗中伤亡极轻,3月18日的战斗仅受伤8人,其余各次战斗,我还没有找到相应的记录。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西江水道战斗。1841年3月13日,正当大黄滘炮台清军以空炮迎战英舰时,英武装轮船复仇神号拖带两只小船,驶入澳门西侧的西江水道。在3天的航行中,这支小小的船队,沿途竟打垮了6座炮台,击毁了清军9艘战船,毁坏了清军100多门大炮,并拆除了多道拦江障碍。于15日,顺利到达虎门之后的莲花山。<span class="" data-note="英军的攻击路线,可参看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vol.1之卷末附图。"></span>按照英军军官的记录,整个行动尤如假日郊外野餐。<span class="" data-note="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vol.1, pp. 377-379."></span><samp></samp>

    从3月5日至3月18日,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这两周中终于弄清了一个事实,他手中并无制服这些“夷”人的招术。他已经从来粤途中的满腹韬略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了。<span class="" data-note="杨芳初奉到参赞大臣的谕旨时,信心十足,曾在路途中上奏,准备恩威并举,使英人畏威怀德,然后在广东“逐处筑堡”,“厚集粮食”,使英军“攻无可图,野无可掠”……这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就连道光帝都看出问题,朱批“似是而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01—802页)。"></span><q></q>

    就当时英军的兵力兵器而言,自1841年2月27日攻陷乌涌炮台后,完全有能力一鼓作气攻下广州。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义律不这么做?为什么他相反行事,于3月3日、3月6日、3月16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停战,呼吁谈判?

    义律的想法很简单,他不希望广州的战事吓跑了居住在广州的富商。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封锁商馆起算,中英贸易整整停顿了两年。对伦敦、孟买和广东的英国商人来说,这两年中仅茶叶、丝绸贸易的损失就极为惨重,更兼英国政府财政部每年高达百万英镑的茶叶税。作为对华商务总监督的义律,不是不明白此中的利害。而虎门口外始终徘徊未去的数十艘英国商船,<span class="" data-note="1841年1月,在华外国商船共计为78艘;其中英国商船为59艘(ese Repository,vol. 10, pp. 61-62)。"></span>又似乎时时刻刻在敲打他的神经,赶紧通商,赶紧通商!正因为如此,自与琦善的广东谈判一开始,义律便谋求早日恢复贸易,以能让伦敦的绅士们继续保持午茶的优雅风尚。

    可是,生意须在两国商人之间进行,若广州的商人被英军的大炮吓坏了,纷纷逃难,又跟谁去做生意呢?

    军事上的胜利若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再显赫的武功也就丧失其意义。盎格鲁—撒克逊人此行非为“宣威海徼”。他们把商业利润看得高于其他。

    因此,义律在得知琦善被黜后,预料到中英两国条约一事不可能在广州达成,改而谋求先恢复广州通商,再领兵北上进攻,另寻缔约的出路。

    于是,1841年3月18日英军重新占领商馆后,义律向广州“钦差大臣”(他尚不知此时的广州由杨芳当家)发出照会,要求当天立即与广州的“贵爵大臣”面谈,并限“半辰”(可能是指半个时辰,即1小时)答复。<span class="" data-note="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2页。"></span>至于该照会的由头“现在据有报知”,是指美国副领事多利那(Edward Delano)与广州知府余保纯的会谈。<span class="" data-note="3月16日凤凰岗清军击退英方打着白旗致送照会的小船后,美国副领事多利那与广州知府余保纯会谈。义律曾托多利那带去3月16日致琦善的照会和一封致中国官员的信。据义律称,广州官员曾有回复,但没有使他满意,遂于3月18日发动进攻(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25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杨芳的屈服和通商的恢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5辑)。"></span>余保纯并没有托美国副领事转告义律,希望与英方和谈,义律如此写来,显然是找个借口罢了。

    在广州城岌岌可危的局势下,杨芳很快便作了答复。他本是军事统帅,无权与英方谈判,因此对于英方的面谈要求,只能予以拒绝。照会中有“公有战,我有守”一语,也有一些玉碎的气派。但是,杨芳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是提出了书面交涉的方法。<span class="" data-note="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2—93页。"></span>

    据林则徐日记,3月18日晨,林则徐“往晤”杨芳。而英军于当日下午4时占领商馆,因而义律与杨芳上引照会的交往,只能在4时以后进行。看来,杨芳的这一份照会,很可能并未经过林则徐。但是,据林3月19日日记,杨芳和怡良当日一起来到林则徐的寓所,“竟日议事”,共同商量对策。<span class="" data-note="《林则徐集·日记》,第385页。"></span>

    就在杨、怡、林共讨大计之时,3月19日,广州知府余保纯正在商馆中与义律进行谈判。针对杨芳的照会,义律亦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指出“若大清国未能施以公道善定事宜,足崇大英国威,则我必仍行率兵,与各省力战”云云;<span class="" data-note="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3页。"></span>此外,义律还交给余保纯一项备忘录,提出只要发告示优待外国人和恢复通商,英军将撤退,并停止军事行动。<span class="" data-note="未见到中文本,此据佐佐木正哉的论文:《杨芳的屈服与通商的恢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5辑。由于当时中英文的翻译问题,我们还不知道其中文本又作何论。据林则徐日记称,“英逆致书参赞乞通商”,又据后来杨芳照会中称“不讨别情”等语,林、杨对此备忘录的理解,还是很有问题的,他们似乎认为,准许通商后战争就大体结束了。这究竟是翻译问题,还是理解问题,就不得而知了。"></span>余保纯要求给予考虑的时间,但义律没有同意。

    余保纯带回的照会和备忘录,当时就在杨芳、怡良、林则徐这广州三巨头之间讨论。讨论的具体内容,林则徐在日记中没有详说,但从日记中可看到两项结果:

    一、3月19日讨论后,“参赞移至余寓同住”,若双方旨趣不投,“同住”似为不可能。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三巨头得出了相同的意见。

    二、3月20日日记称:“参赞委余守(保纯)赴夷船给回文”。这说明杨芳的行动林则徐是知情的,这又反过来说明杨芳在移往林寓“同住”时,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立场。

    3月20日,杨芳派余保纯送去照会,同意义律备忘录中的两个条件。<span class="" data-note="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4页。"></span>同日,杨芳和怡良还联衔出具告示:

    “……现准各国商人一体进埔贸易,尔等商民与之交易往来,一如旧例,不得窒碍生事……”<span class="" data-note="未见中文本,此据ese Repository,vol. 10, p. 182。"></span>

    这就是杨芳—义律3月20日的停战协定。但是,义律并没有退兵。他决定用英军的武力,来保证这项对英国极富利益的商业活动的进行。

    从今天的知识来检讨,杨芳、怡良、林则徐之所以屈服,同意恢复通商,主要是他们没有识破义律的真实意图。义律的强硬态度和言辞使之认为英军真的欲攻破广州。就另一方面来讲,他们也实无退兵之计。尽管3月18日战事正鏖时,林则徐在广州点验壮勇,分布各路,但他心中似乎明白,这几百名壮勇未必真能起作用;不然,他就不会早在3月1日得悉乌涌失陷后,就送眷属“登舟赴上游寄寓”,以避战难了。<span class="" data-note="《林则徐集·日记》第383—385页。"></span>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据当时的情报判断,不论是杨芳、怡良、林则徐,还是清王朝中的其他人,此时若要保全广州,唯有同意恢复通商,别无选择。这与他本人内心是否主战或主和都没有关系。

    战争的权威性,就在于强迫对方顺从。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违旨行为不知严重多少倍。琦善奉旨主“抚”,始终不肯与英人签订条约。杨芳奉旨主“剿”,却擅与英人达成停战协定。可杨芳的结局又不知好过琦善多少倍。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如何上奏。

    1841年3月6日,杨芳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上奏道光帝,隐匿了琶洲、猎德、二沙尾等东路炮台的失陷,仅虚笔略提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 7136." >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道光帝于3月21日收到此折(正是广州恢复贸易的第二天),吃下了这枚空心汤团,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59—860页。"></span>

    3月12日,杨芳再次上奏,谎报乌涌之战中清军“砍毙逆夷,多于官兵”,即杀敌446人以上,并称其筹防措施已使“民心大定”,“军民鼓勇,可期无虞”。至于道光帝迫切希望的“进剿”,他寻出了一个延宕的理由:怕英军逃窜而不能全歼。他建议“暂为羁縻”,等奕山、隆文赶到后,“再为设法水陆兜剿”。<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82—885页。"></span>

    杨芳的这一番本意拖延时日的托词,歪打正着,恰中道光帝的心思。我在第三章中提到,先前道光帝决议主“抚”,其中一条重要理由,便是担心在陆路上占有“优势”的清军一旦进攻得手,英军退往海上,便无法追剿,战争将拖延下去,不能获得如同西北擒获“夷酋”张格尔那样的彻底胜利。他一开始下令奕山、杨芳出征时,便提出了“剿捦逆夷”。<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719页。"></span>后又多次下令,不要放跑了英军,“务将(英国)首从各犯及通夷汉奸,槛送京师,尽法惩治”。<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779页。"></span>因此,当他得知英军由虎门深入内河,不以为忧,下旨“可期一鼓作气,聚而歼旃”<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60页。"></span>。当3月28日收到杨芳的这份奏折,对杨的“不趋小利而误大局”的做法非常满意,在该段上朱批:“如能设法羁縻,不令遁去,方合机宜。”又在该折尾兴奋地一连写下了两段朱批:

    <small>……朕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small>

    <small>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small>

    他还由内阁明发上谕,称赞杨芳“晓畅军务”,“著先行交部从优议叙”。<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86页。"></span>

    道光帝所企盼的捷音果然不久而至。4月2日,他收到杨芳于3月17日发出的奏折。在这份奏折中,杨芳竟将3月16日凤凰岗击退英方打着白旗致送照会的小船,夸张成一大胜仗,称英军“大兵船两只、火轮船一只、三板船十数只,冲过大黄窖(滘)废营(用‘冲过’‘废营’的字样,掩饰了大黄滘炮台的失守),直欲闯过省河”,驻守凤凰岗的清军“奋不顾身,叠开大炮百余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英船“畏惧退走,不敢遽行省河”。该折还提到了西江水道战斗,称清军的极力“抵御”,使英船当晚便“退出”。道光帝读及于此,如何能不喜悦,在上谕中称杨芳“调度有方,出奇制胜”,并再次将杨芳“交部从优议叙”。<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02页。"></span>

    一直到了第五天,4月6日,道光帝仍未从前一天的兴奋中缓过劲来,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

    <small>广东凤凰岗有二月二十四日(3月16日)之捷,<strong>省城自可无虞</strong>。该将军等星速前进……务即会同杨芳熟筹妥办,一俟大兵齐集,<strong>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strong>,以彰挞伐而振国威。<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07页。"></span>(重点为引者所标)</small>

    可是,杨芳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就在他出奏的第二天,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省城深为可虞。尽管杨芳在3月20日的照会及告示中,都向英方保证“据实陈奏”,但3月22日他的奏折,仍是一篇粉饰的杰作。

    在这份由杨芳、阿精阿(广州将军)、怡良合词恭具的奏折中,先称美国副领事多利那请求允许英国恢复通商,被正词驳回;再称英军于3月18日乘风冒死闯入省河,由于清军防守严密,不得不于18日至19日退出;最后称行商伍怡和呈递义律字据:“不讨别情,惟求即准照常贸易,如带违禁之货,即将船货入官”,请道光帝对是否准许恢复通商一事“指示机宜”。<span class="" data-note="《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64页。"></span>

    杨芳恐这份虚掩过分的正折说不清楚,随奏另附两份夹片,要求“留中不发”。第一份夹片婉转承认清军力量不足,防守广州有八难,于是,杨芳称经其深思熟虑:

    <small>莫若先设一计,以退其船。查从前该逆夷求偿烟价、求给地方,皆无可许之理。今俱不敢妄图,而惟希冀照常贸易……彼若以诈来,奴才亦即以诈应之,将计就计,冀其坠入术中,于剿办或稍有把握……</small>

    第二份夹片称,英军退出后,立即在大黄滘、猎德垒石阻断河道,另派兵前往堵塞虎门内河,待奕山、隆文赶到后,“熟筹剿办”。<span class="" data-note="第一份夹片可见于《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66—267页;第二份夹片见《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483—484页。其中第2份夹片的内容与林则徐上奕山书的内容很接近(详见本章第二节),看来,林则徐对如何上奏是出了主意的,至少是知情的。"></span>

    杨芳的正折和夹片,隐匿了两项最重要的事实:一是完全不提广州内河各军事要点的失守和英军重占商馆,反而谎称英军因清军防守严密而退出;二是完全没有提到余保纯与义律的谈判及杨芳的照会和告示,将既成的事实作为尚待请旨的议案。为了使道光帝同意广州恢复通商,杨芳竟诡称如此将有利于将来的“剿办”。

    若不知广州的真情,仅凭杨芳的折片,人们很难揣度当时的形势。智商平平的道光帝,对此更是不得要领,下了一道让今人莫名其妙的谕旨:

    <small>本日据杨芳驰奏,逆船驶进省河,旋即退出……(杨芳)<strong>所办尚好</strong>。……洋商呈出义律笔据,代恳通商等情,此系该逆奸谋,懈我军心,惟现在大兵未集,不敷调遣,著杨芳<strong>设法羁縻</strong>,俾不得远遁外洋,致将来攻剿费手。其现在<strong>如何从权制驭之术,朕亦不为遥制。</strong>奕山、隆文计已抵粤……著仍遵前旨,<strong>断其后路,四面兜捦</strong>,克复香港,以副委任。<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18页。"></span>(重点为引者所标)</small>

    且不论其中的“设法羁縻”、“不为遥制”究竟该作何解释,就看看当时不和谐场景就使人哭笑两难:一边是兵败无策后屈服“夷酋”,一边是企盼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广州与北京,尤如现实与梦境。

    3月31日,广州恢复通商已经10天,杨芳仍在奏折中欺骗道光帝,声称美国商船驶入黄埔引起英国商人的好一阵歆羡,由于得知杨芳已上奏请旨,义律等人抱有一线希望,所以“旬日间无一动静”。杨芳此折的目的,是以英方“无一动静”的驯服姿态,诱引道光帝尽早批准恢复中英贸易。可道光帝却发现了其中的漏洞,若美商代英商销售岂不是放纵英人得逞,于是,他一面下令杨芳严查有无蒙混影射等弊,一面明确宣布“断不准”英国通商。

    广州到北京的驿递速度,让杨芳、怡良等得心焦。4月3日,他们再次上奏,试探道光帝的态度,声称3月31日因美、法两国的请求,已批准港脚(即英属印度)商人恢复通商,并请求道光帝批准英国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

    15天后,这份奏折到达道光帝的案上。他观此勃然大怒,在该折上朱批达5条之多,其中有:

    <small>朕看汝二人欲蹈琦善之故辙。</small>

    <small>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small>

    并由内阁明发上谕,斥责杨芳、怡良,将其“交部严加议处”。<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53—957页。"></span>4月23日,吏部议奏,杨芳、怡良照溺职例革职。道光帝因“现当剿办吃紧之时”,改为革职留任,“以观后效”。<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65页。"></span>

    比起前任林则徐、琦善,杨芳的处分真是轻得不能再轻了。况且杨芳一生立的功大,闯的祸也大,褫花翎、摘顶戴已是多次,最重为革职遣戍,对他说来,“革职留任”不过是湿衣裳的毛毛雨。但是,杨芳未受重罚,并非是道光帝待人不公,而是他在奏折中施展了一整套粉饰夸大加躲闪腾挪的功夫。<span class="" data-note="佐佐木正哉在其论文《英军进攻内河》、《杨芳的屈服与通商的恢复》中暗示,杨芳的捏谎很可能是由林则徐指点的,我以为此论证据不足。"></span>他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广州内河战败的真情,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英国已恢复通商。

    威风凛凛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与英军的作战中,未露丝毫的“果勇”精神,而在对道光帝的捏谎上,却大显惊人的“果勇”气派。

    但是,若将杨芳的谎言与后来的奕山相比,又只是小巫见大怪了。

百度搜索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天涯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天涯在线书库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

章节目录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所有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天涯在线书库只为原作者茅海建的小说进行宣传。欢迎各位书友支持茅海建并收藏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