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琦善卖国罪名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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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明琦善没有卖国动机之后，还须一一分析琦善的卖国罪名。

 在当时人的描述和后来研究者的论著中，琦善被控罪名大约有四：

 一、主张弛禁，成为清王朝内部弛禁派的首领，破坏禁烟。

 二、英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乘机打击禁烟领袖林则徐，主张投降。

 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急时又拒不派援，致使战事失败，关天培战死。

 四、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

 以上罪名是否属实呢？

 先看第一项，关于禁烟。

 弛禁的主张，酝酿于鸦片走私最为严重的广东。一些见鸦片屡禁不止的官僚士子，为遏制白银外流，企图以合法进口征税、内地种植替代的方法，对付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上奏试探，未果。1836年，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正式出奏，又未行。<span class="" data-note="许乃济此时上奏，另有契机。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每年年底，各省督抚等须专折奏报本省内吸食、种植鸦片的情形。行久而虚应故事，皆成具文。各省大吏无不虚报，道光帝对此类公文也已生倦。1836年初，道光帝在署两江总督林则徐、江西巡抚周之琦、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护安徽巡抚佟景文等人的奏折上朱批：“既无买食鸦片之人，自明岁为始，毋庸具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93—197页）很可能许乃济得知了这一消息，认为道光帝对鸦片的态度有所缓和，方上奏弛禁。许乃济上奏后，道光帝下令广东官员议复。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表示赞同（同上书，第200—210页）。后内阁学士朱嶟、给事中许球、御史彭玉麟等人上奏反对（《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13—217页）。道光帝终未同意弛禁。">

 除此两起外，我们在清官方文书中找不到其他主张弛禁的言论，可见持此论者，只是少数忧虑时政的官员，并未形成清王朝内部的所谓“弛禁派”。

 时下流行的许多鸦片战争史的论著认为，大量侵吞鸦片贿赂的官僚集团是弛禁论的鼓动者和支持者。我以为，此说既缺乏史料依据，又与事理相悖。因为，一旦实行弛禁，鸦片便成为合法商品，贩卖者即可不必行贿。对这些贪官说来，保持现状，即明禁暗不禁，才是最为有利的。弛禁论有利于国内外大大小小的鸦片贩子，但对贪官的利益却是一种冲击。

 从各类史料来看，我们找不到琦善有关弛禁的言论；又因为清王朝内部似无“弛禁派”，称琦善是弛禁派首领，也无从谈起。

 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主张严禁，道光帝下令各省将军督抚议奏。琦善表示同意严禁。<span class="" data-note="《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92—295页。案，这一时期的疆臣议奏，与后来湘、淮系把持地方权力时不同。各地大吏在政治上并无定见，惟以揣摩皇帝旨意为能事，以讨皇帝欢心。琦善在这一方面堪称高手。他同意严禁，并非表示其历来对鸦片深痛恶绝，而是已看出道光帝的意向，投机适应，后来在天津拿获烟贩也属此类。各地疆臣的29份奏折，无一不主张严禁，就连历来倾向弛禁的广东也不例外，这种空前的一致只能说明帝意明朗，谁也不敢冒险以忤圣心。道光帝决心严禁后，果然将许乃济休致。一些论者以是否同意黄爵滋“吸食者诛”，为弛禁或严禁的区别，似不能成立。我将在第二章中对此进行讨论。但从各奏折来看，有些大臣对此有严禁的决心，如林则徐等人，有些大臣平时对此事似乎不太留心，复奏亦不得要领，但看不出弛禁的倾向。">此后，根据道光帝的谕令，他在天津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查烟活动，1838年8月至11月，共起获烟土15万余两。这一数字仅低于由邓廷桢主政的广东（26万余两），而高于林则徐主政的湖北（2万余两），居全国第二位。最近的研究也已证明，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不是林则徐，而是琦善。<span class="" data-note="以往的论者，多据《道光洋艘征抚记》，称道光帝见到林则徐奏折上称，“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大为震动，遂命林则徐进京。然从清代档案来看，情况完全不同。道光帝收到林则徐有上引内容的附片后，并未留下任何朱批、朱点、朱画，亦无上谕下发。而10月25日，京城发现庄亲王等吸食鸦片，给道光帝以很大刺激。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奏折，得知天津查获鸦片13万两，感到情势严重，遂于11月9日下令调林则徐进京（郦永庆：《有关禁烟运动的几点新认识》，《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至于道光帝为何选派林则徐负责禁烟，我将在第二章中讨论。">

 由此可见，琦善在禁烟活动中有着出众的表现。这虽然不能证明他是强烈主张严禁的官员，但足以否认其弛禁的罪名。

 再看第二项罪名，关于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

 称琦善乘英军北上天津之机，攻讦林则徐的唯一可以看到的材料是，1840年8月11日，琦善奏称，向清方投递文书的英军“守备马他仑”，“其词只谓叠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马他仑（Maitland）是英舰威厘士厘号（Wellesley）的舰长，前往接收文书的是督标后营游击罗应鳌，他们的对话今已无从查考。但据此时递交的英方文件的内容来看，“叠遭广东攻击”一语，似非琦善为诬林而自行编造。

 至于惩办林则徐、另派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一事，本为道光帝所为，与琦善无涉。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官们，将原本应附于琦善1840年9月2日奏折之后的照会，误植于其8月17日奏折之后。这就给人一种误解，以为是琦善首先向道光帝提议惩林的。我们若将佐佐木正哉所辑录的英国档案馆中的中英往来文件相对照，不难发现此中的错误。可以说，琦善完全是遵旨办事，并无羼杂个人的意见。

 这里还有必要简述一下琦善与林则徐的私人关系。

 据《林则徐日记》，琦、林之交始于1825年6月。是时，林以丁忧在籍的前江苏按察使的身份，被“夺情”而监督江苏高家堰河工。琦善以山东巡抚的身份前来巡视。未久，琦善迁两江总督，陶澍调江苏巡抚，为南漕海运，命林则徐总其事。林以病辞归，琦为之代奏。此后，各官一方，并未同事。

 又据《林则徐日记》，鸦片战争前，琦善与林则徐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1837年3月，林则徐迁湖广总督离京赴任，琦善遣弁迎于直隶与顺天府交界的高碑店。林行至省城保定，琦又率文武官员出城迎接。在公所寒暄之后，琦即赴林寓所“长谈”。尔后，林又回拜，“谈至傍晚”。次日，林则徐离保定，琦善因“值丁祭，未得来，差省酬应”。迎来送往，自是官场风气，但两次长谈，似又属私谊。第二次在1838年12月，林则徐奉旨进京，行至直隶安肃（今河北徐水），适遇琦善由京返回，两人“谈至傍晚”。></a>

 后来的论者称琦、林交恶，多指两事。

 其一谓，林则徐在道光帝召对时，倡言畿辅水利，后又奉旨上奏。琦善妒恨林则徐越俎代庖，从此结怨。查林著有《畿辅水利议》，后又有《复议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其中心意思是，为了革除漕米、漕运、河工诸弊，只需在直隶，尤其是东部的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州府，改种高产的水稻，即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京师缺粮的难题，而不再需要南漕。一百多年前的华北，虽不似今日之干旱，但在直隶种稻即可解决每年四百万石的南漕，今日看来，仍似为大胆之言。更何况，林则徐还疏言，无须先治水（当时潮河、白河、永定河常发大水），后营田，仅需行“沟洫之法，似皆为作上腴”。在这里，我们不必细究林的建策是否可行果效，身为直隶总督且须新负京米之责的琦善，自然不愿不会也不敢用此奇策，他本来就为治水而吃过亏；但谓琦善为此妒恨林，以致后来要设计陷害之，也似无必要。因为林的提议，早已有之，琦只需奏明即可，更何况当时此类事件颇多，若事事记恨，则记不胜记。

 其二谓，林则徐于1838年12月路遇琦善，琦告之“勿启边衅”。后有论者据此称琦威胁林，迫其放弃严禁鸦片的立场。查“勿启边衅”一语，出自民国年间雷瑨所编《蓉城闲话》一书引用的戴莲芳所著《鹂砭轩质言》。然琦、林私语由何人何时传出，闻者得自何处，皆无说明。又检视此文，错误颇多，让人感到不太可靠。即便真有“勿启边衅”一语，究系劝诫还属威胁，又可再作分析。从后来发生的战争来看，琦善若有此语，似又有一定的预见性。

 综上所述，我以为，鸦片战争前，琦善与林则徐自然不是意气相投的朋友，但若称之为势如水火、积不相能的政敌，也缺乏必要的史料依据。称琦善乘英军至津而诬林的罪名，似不能成立。

 指控琦善的第三项罪名，即他在广东的所作所为，是本书第三章叙说的重点之一，这里只是简要地提一下拒绝增兵虎门的问题。

 据琦善奏折，他于1840年11月29日到广州，12月4日接印视事。从11月29日至12月26日，他仍迷醉于通过“开导”解决中英争端。12月26日，接到义律的最后通牒，次日起4次增兵虎门。由此至1841年2月22日，琦善共向虎门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且有调拨火炮等情事。称琦善拒不派援，致使关天培孤军困守以致失败的说法，不能成立。>..</a>

 最后，看一下第四项罪名，关于私许香港，这是道光帝革拿琦善的主要原因。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虎门口端的大角、沙角。义律随之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的强劲攻势面前，趋于软弱，复照称，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上奏道光帝，请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尖沙咀（即今九龙）、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由他上奏请旨。

 可是，义律歪曲了琦善的意思，于1月16日照会琦善，声称将“以香港一岛接收”。在这份照会后面还附有另一照会，以“私情致请”释放两名外国商人。1月18日，琦善照会义律，含混其词，全文为：

 照得接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均已阅悉。现在诸事既经说定，所请释放港脚黑人那密及法兰西国人单亚泥二人，本大臣爵阁部堂即饬去员，带交贵公使大臣释放可也。为此照会。（重点为引者标）

 同日，琦善上奏道光帝，请求仿照澳门先例，准许英人在香港“泊舟寄居”，并称已派人前往“勘丈”，待道光帝批准后，再与英人“酌定限制”。

 从琦善照会内容来看，明显是对义律请求放人的照会的回复。而义律不顾琦善上下文的本意，捉住“现在诸事既经说定”一语，于1月20日宣布，他已与琦善达成了共有四条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条是“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予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擅占香港。1月28日，英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James John Gordon Bremer），照会清大鹏协副将赖恩爵，要求驻守该岛的清军撤回。英方的这些行动，说明了殖民主义者的强横。

 广东巡抚怡良根据伯麦致赖恩爵的照会，上奏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这说明怡良未知真情。

 近人的研究也证明，琦善未与英方达成任何有关香港内容的条约或协定。

 综上所述，可以确认，琦善实有允英人“寄居”香港之意，而无“割让”之举；且非为“私许”，实有请旨奏折。

 核准历史事实，有关琦善卖国的四项罪名，无一可以成立。

 然而，我们若放开那些对琦善的具体指责，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不难看出，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

 于是，“妥协”即被目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卖国”。帽子正是如此一顶顶地戴到了></a>琦善的头上。

 如果我们再细心地核查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除在一些细小之处，琦善有蒙混道光帝的举动外，在根本问题上，他大体上是按照道光帝的决策行事的，尽管在广东谈判的后期他过于执着而不惜于抗旨。琦善的确主张妥协，但妥协一策，非琦善所提出，却出自道光帝的钦定。因此，妥协的责任，本应更多地由道光帝来承担，而不是由琦善来承担。若如此，按照妥协即投降、投降即卖国的逻辑，身为“天朝”大皇帝的旻宁，岂非自己也要“卖国”予“岛夷”？这实乃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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