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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开始的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由于建设地点都太过偏僻，这种建设方式为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但是三线建设也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与经济最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一线（指东南沿海及东北、新疆等地区）和位于中间的安徽、江西等二线
三线建设
省份相对，三线建设的范围包括四川（含今重庆）、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和宁夏13个省及自治区，他们全部位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其中，位于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七省又被称为大三线，而中部六省被相对称为小三线。在其中又以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数量最多，企业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尤以重庆为中心。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主要接收核工业与飞机工业，重庆则接受了解放军装备中除航天工业外绝大多数的武器制造生产，甚至包括核试验设备（816工厂）和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
所谓三线，一般是指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
三线建设
指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主要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的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1958年中苏决裂后，严峻的战略形势与东南沿海脆弱的防务系统让中共领导层开始考虑在西部建设后方的战略问题。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舰发生激战，并延烧到中国南部地区。同年8月17日、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命脉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就是三线建设的起源。
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
三线建设
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有的还要进洞。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
在1964－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更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号召人们前往三线地区。特殊时期早期，三线也是大量知青的去处，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总书记就曾经分配到甘肃刘家峡水电站。由于国防考量，这些工厂的位置都偏僻而分散，导致企业的后续发展进入瓶颈。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员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
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多点，布局被讥讽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区内信息闭塞，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无法跟上世界潮流，显得过时落伍。有时山区内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也往往损失惨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人用“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来形容这些工厂的闭塞与环境的恶劣艰苦。也因此，许多的厂矿单位里医院、商店、学校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十堰等城市更是因三线建设才得以出现。
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19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
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这些企业迁移后，多半进行了改制，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如位于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改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816工程。
011基地：安顺。歼击机和教练机生产基地。
012基地：汉中。预计建设成歼击机生产基地，1975年，中央决定西安飞机设计所研制的运八飞机由012基地继续研制，基地变为运输机制造基地。1979年彤辉机械厂、劲松机械厂和012飞机设计所分出单独设立陕西飞机制造公司，012基地成了航空配件生产基地。1980年，运八飞机投入批量生产。
013基地（湖南航空）：张家界—长沙。管辖几个航空配件厂（主要是3028厂湘陵机械厂）和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第三设计院。
014基地（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洛阳。158厂南峰公司从汉中迁来，专门制造空空导弹。
061基地（江南航天）遵义。防空导弹生产基地，航二院分建。
062基地（航天七院）万源—成都。火箭/弹道导弹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3基地（航天四院）：西安。
064基地（并入062基地）：达州。
066基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中国三江航天集团））：远安—孝感。飞航导弹生产基地（红鸟）。航三院分建。
067基地（航天六院）：凤县—西安。液体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8基地（湖南航天）：邵阳4县1市—长沙。航二院分建。1970年始建，1978年停建，1994年搬迁到长沙。
081基地（川北电子）：广元。原0821指挥部，1965年开始兴建，为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082基地：成都东郊电子工业基地。
083基地（振华电子）：都匀。
541总厂：坦克制造基地，机关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厂区分布在闻喜县、绛县、翼城县、夏县。
一、战备形势紧迫、建设正急正快
1964年，国际局势动荡，战争因素急剧增长。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台湾当局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国防安全已经成为头等大事。
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5月间进行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要求全党把三线建设当作一件很重要、很紧迫的战略任务来看待。他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对沿海工厂搬迁和三线建设要热心些，不能冷冷清清，积极性越高越好，哪怕是粗糙一点，也要赶快搞起来。1965年4月，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加强备战。
当时的判断是，战争会早打、大打，因此要抢时间、争速度，赶在战争爆发前尽快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
当时，各级“三线”建设指挥部都把抢时间、争速度放到了突出地位。结果一些建设项目未经周密勘探就盲目定点；当时还采劝三边”原则，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没有搞好总体设计就全面施工；片面追求速度，忽视施工质量；辅助和配套设施没有建成就凑合投产。不仅造成了许多返工浪费，而且把一些工厂建在断裂层、滑坡带、山洪口或缺水区，遗留一些以后不好解决的工程建设问题。许多建设项目长期形不成生产力，给国民经济背上了一副十分沉重的包袱。
二、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三线建设，国家是惟一的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国有经济，调节机构是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动力是单一的精神动员，格局是依靠国内自有资金、自有资源，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党和政府一声令下，几百万建设大军就浩浩荡荡地向西部转移，一大批工厂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纷纷内迁，一批批建设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调往三线，三线建设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三线建设形成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当时只是国家机关的行政附属物，丧失了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既无动力，又无压力，也没有活力。结果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据有关部门测算，1966～1972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强。
三、政治运动影响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主要是在“特殊时期”期间搞起来的，明显地带有政治性。当时推进三线建设的办法主要是政治手段，包括：政治动员和号召，阶段斗争和大会战等。
三线建设开始时进展迅速，“特殊时期”爆发后，形势发生剧变，许多三线建设的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造反武斗浪潮更使地方“三线”建设工程陷于混乱之中，许多科技人员遭到伤害，重要科研攻关项目停滞不前。从1967年～1969年初，不少三线建设项目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等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其余的也在艰难维持之中。
三线建设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缓和，三线建设领导班子、施工力量、物质资金得到充实，重新展开。
政治运动给三线建设的影响很大，特别表现在所谓“政治建厂”上。
1970年1月下旬，国家建委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现场会，主要内容是学习和推广属于“大三线”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江山机械厂与焦枝铁路的经验，即走“政治建厂”的经验；发动贫下中农参加基本建设，大打人民战争的经验；边建设、边施工安装、边生产，先生产后生活、先厂房后宿舍的经验；发扬“干打垒”精神，节约建筑材料的经验等等。这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基建程序，给三线建设造成了危害。
四、积累率过高，投资结构不合理
首先是农、轻、重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三线建设投资方向主要集中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根据安排，在国家整个基本建设850亿元的投资中，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只占14%；轻工业37.5亿元，仅占4.4%。“三五”计划期间，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业和铁路运输的投资，占该地区总投资的72%，结构显然不利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
其次是扩大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直接原因是由于三线建设形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抑制了消费，人民生活受到了影响。“三五”、“四五”时期，职工工资事实上处于冻结状态。这一时期，全国消费水平是1949年以来增长最慢的。
五、“山、散、洞”的方针影响开发效益作为战备工程，根据三线地区的地形地貌，毛主席提出“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意见，中央进而确定的“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方针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一些国防尖端工程，更应首先考虑其隐蔽性。但是，过分强调了山、散、洞原则，势必违反经济规律，达不到应有的效益。
如一个三线企业，下属的研究所和生产车间分散在5个县11条山沟里，最长距离146公里，内部连结公路达700多公里。联系十分不便，造成工序之间重复倒运，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很多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尖端技术，深山里的条件显然不适合其发展，由于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布点过于分散，并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开发，所以这些镶嵌在西部大地上的一个个现代工业基地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受到限制。
六、忽视沿海老基地的发展，影响整体国力的增长由于集中建设三线地区，全国有380多个项目、14.5万人、3.8万台设备从沿海地区迁到三线地区。由于西部当地经济基础比较落后，措施难以配套，大量资金和设备闲置，施工队伍窝工严重，生产、生活问题较多，造成长期不能开工或开工不足。第3个五年计划中，累计三线地区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整个内地建设投资为611.15亿元，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6.8%，沿海投资为282.91亿元，占30.9%。在底子厚、本来能取得很高经济效益的沿海地区，投资相对严重不足，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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