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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说最初的钱哪个算股本,后来算股份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分清楚。别说没法算,那时我们连懂都不懂,又没有《公司法》,大家说事连个依据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些合伙人一开始合作的基础不是钱,而是大家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第一次界定合伙人利益关系的时候我们确定了一个原则,采用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无别”。1993年初我们界定利益关系,之前合伙人关系是虚拟的,没有股权基础;挖到第一桶金后开始建立了财产基础上的合伙人关系,并于这时候把潘石屹吸收为合伙人。此时我又提出一个观点:按照历史的过程来看,缺了谁都不行,每个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他在,就是百分之百;不在,就是零。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确定股权时就采取了平均分的办法。民营企业将要面临的问题是排座次、分<tt>99lib?t>金银、论荣辱,我们分金银的时候是跟排座次分开的,把公司分成6份,一人一份。

    由于是平均分配,所以说话的权利是一样的,我们成立了一个常务董事会,重大的决策都是6个人定。后来又来了两个人,我们称之为“6+2”,也算是吸引人才,但他们很有意见,因为总也进不了6个人的圈子。1995年之前6个人的内部协调很好,当时以海南为核心,分散在广西、广东等附近省份,大家经常见面;1995年,公司把业务一块甩到北京,一块甩到上海,还有一块甩到长春。那时不能上网,手机用砖头块大哥大,沟通很有限,引发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6个人按照个人性格、地域和管理企业的不同情况,越来越不容易协调。我在北京当董事长,潘石屹是总经理,海<tt>藏书网</tt>南那边我也是董事长,所以掌握了解的信息算是最多的。其他的人不能完全和另5个人沟通,开始形成大家在事情上的一些分歧。这是一个困局,很多事情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达成共识了。

    另一方面,资源和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仍保持个人收益上的平均主义,大秤分金银,整套穿衣裳。当时确定3条土规则:第一,不许有第二经济来源;第二,不转移资产,不办外国身份;第三,凡是在公司生意上拿到的灰色收入统统交回公司,6个人共同控制这笔钱。时至今日,在这个层面上,账查过多少遍了,大家从未出过问题。所以,在我们分开时没有任何埋怨,谁多挣了谁少挣了,没人较真儿。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事业导向和个人能力以及所学专业不同<a href="https://.99di/character/800c.html" target="_blank">而</a>对生意的看法和理解出现了分歧。资源的分配是第一个矛盾,做房地产有人说深圳好,有人说西安好,有人说北京好,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6个人互相认为对方的计划不好,开常务董事会讨论投资往往一开就是半天一天的,谁也说服不了谁,互不服气、互不举手。记得<a>藏书网</a>有一次在保利大厦开会,有一个人提出一个湛江的项目,大家都觉得不行,他很生气地摔门而去;但我们要维持大家商讨的局面,又把他找回来,耐心听他讲,最后还是没做,令他非常生气。后来,另一个人提深圳的项目,他也不同意——我们6人实行一票否决制。北京资源配置最多,后来各地开始不通过常务董事会了,直接来北京找潘石屹借钱,不投资就借。这就出现了最大的问题——资源分配冲突。这是另一种利益冲突问题,因为得到的资源越多,成功的机会就越大,个人价值的实现也越多。那时的万通集团公司快成了一个虚拟的总部,主要的业务和人都在外地,分公司有了自己的利益,负责人也不是往自己兜里揣,而是要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抱负。整个舞台只有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谁拿到各地的具体项目,谁就是老板。

    慢慢地,个人对生意的看法、理解不一样了,有的人不愿意做商业,有的人不愿意做金融,公司战略上出现分歧。我坚持做的事大家也可能会让我一次,另一个人坚持做大家也能让了,但到第五个<a href="https://.99di/character/4eba.html" target="_blank">人</a>的时候已经没资源可让了,那这个人就会有意见;强行上马的项目做得顺利还好,做得不顺利就会招致怨言。其中最闹心的就是收购东北华联,当时内部有分歧,比较积极主导的是我和功权,花7000万收购了,属于买卖上市公司比较早的案例(在国内是第三个收购上市公司的案例)。然而之后的整合一直不顺利,我们不断派人收拾局面,搭钱搭人搭精力又不赚钱,内部意见非常大,最后赔了4000万。这时我的权威就受到挑战了。由于资源的分配导致对业务方向的看法不同,加上有时的互相妥协,造成的直接结果是6个人互相之间都没权威了,这时,已经孕育着必然分开的力量了。

    和其他民营公司不同的是,我们在第一利益即个人和个人之间没有金钱矛盾(当时很多民营企业动刀子是在这个层面上出问题),而是在第二利益即事业方向<cite></cite>(公司战略)与企业管理上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结果是6个人都很苦恼,因为拥有奋斗的共同价值观基础,在万通之前大家就认识,我们的理想情怀是一样的,我们不想分开。1994~1996年,几年里6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应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了。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

    当时在海南我们卖出去一块地,赚了5000万,后来买方出事了,他们反过来咬我们一口,说我们有问题,想让我们把钱退给他。相关部门立案了,有大领导批示封我们的账,功权在海南很难决定妥协不妥协。其他人都觉得我们没犯法,但功权判断危险非常大,有可能会被置于死地。最后功权含着泪,掐了电话不听我们的,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当时对方非常不讲理,最后是在夜总会包厢里逼着我们签了字,退钱不说,另外还给他26%的利息。这一单生意没有按照6人意见一致的原则做,但功权认为这一次挽救了我们。其他人表示不满,怪他连电话都不接;后来又把这块地买回来,里外里损失一个亿,这是我们在海南唯一的损失。之后,功权感到特别委屈,有一次在南宁郊区洪秀全起义的一座山上开会,又提起这件事,功权极其痛苦,一个人跑到山上哭去了,我们不得不散会,四处去找,找不到人大家很担心,这里面包含太多复杂的感情。<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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