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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圈钱、暴利这些做法,实际上包括一大批卷进走私、房地产、股票的旋涡的地方民营企业,像福建的厦门远华(赖昌星),新疆的德隆(唐万新),天津的南德集团(牟其中)等。那么,为什么明知不可为,甚至已明显感觉到了危险的情况下,这些企业还会铤而走险、不断去赌呢?就近观察,我还发现一些很有趣的心理过程,其中也包括一些纯属男人的人性张扬过程。那时候,许多民营企业更具有江湖时期的一些特点。

    在民营江湖时代,民营企业仿佛为匪为盗,或者像游侠,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旧体制内长期被限制,一旦突然离开以后,实际上有一种特别轻松和自由的快乐。江湖可以看做非正规组织,属于朝廷和民间之间的边缘性的一种结构;民营企业的人处于边缘性的结构当中是自由的<code>99lib?</code>,这种自由的状态下,人会选择快意恩仇,并感受到很大的幸福,精神上会很愉悦,像侠客一样。

    在民营企业初期,虽然背负“原罪”的重<bdo>藏书网</bdo>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折腾呢?一个是逃出原有的体制能获得一种自由感,可以满足人的征服欲望;同时也有一种成就感,因为在江湖当中,我们都具有一种英雄气,容易滋生英雄的审美,也获得自己成为英雄的满足感;再者,企业(公司)在江湖中也能获得一种相当于行帮的认同感。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种心理状态。

    荷尔蒙决定了男人都存有征服的欲望,特别是经商的男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最感满足的便是征服欲,这征服的对象当然有女人,但其实最大的乐趣是去征服外面的世界。1994年初,万通在西安要建一个“二十一世纪广场”。一天清晨,我和潘石屹在西安溜达到马上要拆迁的地方,蹲在一家小餐馆前吃面,心想,吃完这碗面条,你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俩小屁孩儿拿张支票一交,这一片所有人的命运就从此改变了。而这里是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是我心中很向往的地方。就是那次,潘石屹跟我说,他原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到西安。现在忽然间,我们俩以花钱拆迁的方式都成了这片土地的主宰,内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吗?我们想要收购北影厂那段日子,每次从厂门口经过时也心想:“这么牛×的地方我们今天就给办了!”虽然最终没收成,但回想起我们那段时间去北影厂,开会听坐了一屋子的老老少少向我们汇报,很有感觉。

    中纪委通报的贵州的严剑虹是贵州省委书记的夫人,当时兼着贵州国际信托董事长。我们去收购贵州国际信托时,她派一个老总,不跟我们在酒店谈,把功权拉到郊区,黑灯瞎火的,说:“给香港账户打200万。”回来以后我们思来想去觉得危险,就没做。后来老太太被枪毙了,她那做省委书记的老公被双规、撤职然后被抓,她儿子用赃款流亡海外。我去费城时了解到,她儿子用钱供养一个小演员,演员上完学找到工作,跟别人好了,离婚的时候还分走他一部分钱。赃款就这样流失了,傻儿子完全衰了。

    哈尔滨的防空地洞非常大,防空系统很好,我们曾想将它改建成地铁。我去见副市长索常有,他是黑龙江大学的,当地人戏称“<bdi>.99lib.</bdi>黑帮”。我们公司有一个黑龙江大学的,通过“黑帮”找到索常有,等了好久才在他办公室见面。结果没做成,后来索常有也被抓起来了。

    男人很享受东奔西突的感觉,很像半夜急行军时被前呼后拥着,感觉最好。

    2007年元月我去了神六基地,我特别体会到没有时间,没有是非,没有空间的侠的意境。我们在戈壁滩上,坐在牛尸骨架子上,手里拿着刀片着牛心,旁边熬着汤,热气泛起向天空散漫开去,我突然就感觉到自己和身边的人很像金庸小说中的<strike>99lib?</strike>侠,好享受。侠一定是自由的,没有身份,没有时间,一切皆随心性。心到人到,侠想杀一人,想救一人,全凭心性。侠一定是“胡作非为”的。

    我们那时走了13个城市,到哪儿都不带钱,哪儿都有兄弟,打个电话就有人送钱来,虽然钱都是借来的,但那种感觉很好。这个过程符合男人的征服欲和创造性,社会也满足他的虚荣心。多数人欲罢不能。

    反差特大的是,我们做到10个亿的时候,兄弟都散了,没人来叫大哥了。现在我到外地都打的,习惯了,公司有车我都不坐。自由,没有前呼后拥反而自由了。

    可是,当我们从1996年开始卖资产还债,卖掉一个便失落一次。记得东北华联的项目,1994年买的时候,7000万谈好了,一个官员非要我们多给800万额外的钱,帮助他指定的一个小兄弟。功权过去和他谈,官员把批文就压在酒桌下,说你钱打来我给你。功权打电话回来说,“真他妈恶心。7000万已经付了,怎么办,这800万答应不答应?”我说,“你告诉他,我明天带支票过去。”他就把批文给了我们。第二天我带了一半,400万,想着能省就省。那人火了,说我还<figure>99lib?</figure>能再发个文把它废了。我和功权也火了,告诉拿到钱的那个人:“你告诉他狗日的,社会风气不好,你知道我也知道……”

    第二天我就跟功权去他老家了。三九的大雪天里看到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还有一个半傻的姐姐和他老舅,老舅和牲口住在一起。晚上,我们对着残垣断壁喝了很多酒。心里有一股悲凉感,一种委屈和义愤,感觉到命运太残忍了。凌晨,天快亮回到酒店时,那人派的人坐在酒店等我们,说这事就不说了,过去了。

    但他后来散布谣言说我们没信誉。我很生气,打了个比方,我说就像良家妇女走在黑胡同里,碰上一个拦路强奸的,我无奈地认了。可他正要“办”的时候,胡同口闪过一个身影,我喊了一嗓子,那人被抓起来了,是我没信用还是他是坏人?很多人听完这个比喻就明白了。

    他知道后很不高兴,隔了两年我们卖华联的时候他就设法阻挠。我们找好了一个上海企业,合同都签好了,还能赚些钱。但他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上海考察,回来说和上海人做生意没底,不能卖给上海人,要卖给本地人。结果冒出来一个人,江湖上的,有几个兄弟,是卖药的,他要买,却只出到上海人一半的钱。我们实在没招,也烦了,就卖了。

    卖的那天又是一个冬天,零下二十度,我们在餐馆里和那个老大喝酒。我们问他,对这么难“伺候”的官儿,你怎么办批文啊?他说,“简单啊,不办,派两人跟着他媳妇儿;还不办,再派两人跟他女儿。”后来果真办得很快。我们却损失了4000万。

    所以说卖的过程也很痛苦,花了我们几年时间。一个男人从征服到承认失败,虚荣心彻底扫地,每卖一次都是失败,挖的坑都得后来找土(钱)填啊。

    2000年前后德隆为了把自己的故事说圆,也为了证明道德的合理性、赌博的合理性,编了很多故事,即所谓“产业整合”。结果这个故事把他们自己骗了。

    对男人来说,承认失败、主动收缩的决心是很难下的。我们是比较理性的人,自我反省后主动做出了收缩的决定,不是被动的。我们概括自己是短贷长投;无独有偶,德隆后来把这叫做短融长投。

    “原罪”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结果只能是“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络为管理,以调账为经营”。所以,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德隆和我们的历史相比,差了这么一个自觉革命的坎儿。

    我们也思考,为什么当时能收,而很多人不收,不承认失败?其实是男人张狂、征服的本性和想要成为一世英雄的虚荣心把事业的方向给误导了。1997年我们开始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之所以吸取老庄的思想是适应环境的需要,男人的妥协也要有个台阶。伟大的人说要征服世界,但还有伟大的人说不争即争。其实,解决危机的唯一秘密就是牺牲。每次危机都有利益权衡,不敢牺牲就没有胜利;中年男人要保持这种牺牲精神,坚持理想是唯一的心理支撑。

    非常感谢的是2005年去世的王鲁光,他告诉我要“守正出奇”,现在我办公室墙上还挂着这几个字。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这四个字提醒我不要老想着弄热闹事,要控制住基本面。古法说奇正之术交相为用,一个人老是出奇,奇多了就成了邪,要以正合以奇胜。我以这样的心境看老庄,不看表面强悍的书(如《四书》、《五经》),看终极强悍的书(如《老子》、<a href='/book/1887/im'>《庄子》</a>)。老庄其实是很强悍的,比如欲擒故纵、为而不有。儒家大都是注重形式,没有老庄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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