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铁甲奔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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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占武汉和广州之后，日本政府以为中国总该投降了，可是事与愿违。在展开政治诱降，并促使汪精卫叛离之后，又以为可使重庆政府分裂，军队全盘瓦解，谁知仍是春梦一场。最让日本政界感到吃惊的还是1939年8月21日，德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一直都以为德国鬼子跟自己是一边儿的，大家都是鬼子嘛，然而希特勒和斯大林出乎意料的幕后交易，等于是把日本给出卖了，日本上上下下无不哗然变色。
既收拾不了中国战事，又防不住德国的“背信弃义”，继近卫内阁之后诞生的平沼内阁由此备受指责，被迫于8月27日宣布总辞职，由阿部信义重组内阁。
阿部上台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企盼已久的欧战终于爆发了，可惜它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给中国人带来全面利好，由于英法无暇顾及东南亚利益，反而给了东瀛以更多的可乘之机。
阿部首相公然宣称，要趁欧战爆发之际，继续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
当初日军攻占广州，是为了掐断中国沿海的外援路线，但犹如一根水管，你把这边的口堵住<tt></tt>，水必然还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取代广州的，是南宁，那里的外贸量激增，成为西南国际交通的主干线。
其实那时中国有两条对外路线，除了西南，还有西北，可是对西北路线，日本人却奈何不得，当然主要是奈何不得苏联。
双方不是没有较量过。先是张鼓峰事件，朝鲜军罗南第十九师团被打到只剩一个空壳，后是诺门罕事件，新编第二十三师团几乎被整建制抹掉。
正如石原曾经预计的那样，由于日军在中国越陷越深，导致对苏战备薄弱，作战时，对方人多、炮多、飞机坦克多，你拿什么出来跟人家比？
两次试图把手伸进锅里去捞煎饼，结果两次都被烫出了泡，到第三次就再也不敢了，加上日本航空队对兰州的空袭连遭败北，日本统帅部对西北路线索性采取了视而不见，当它没有的态度。
还是捏软柿子吧，这个相对容易。
诸葛的另一面
就像过去对待南京、徐州、武汉、广州一样，日本统帅部这次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南宁之上，他们甚至将即将开 59cb." >始的战役确定为“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负责登陆并攻占南宁的是广岛第五师团。这个师团虽然在台儿庄大捷中被挫了威风，但其战斗力仍居于日本部队前列。在参加华南作战前，广岛师团专门回国进行了补充，部队缺额全部填满，光步兵就达到一万五千人，加上特种部队，兵员超过两万。
登陆战就是偷袭战。为了封锁机密，当装载广岛师团的舰只停泊于港口时，官兵都严禁登上甲板，只能从船舱的窗口看看外面的风景。
就算这样，还是没能保住机密，蒋介石已提前收到了日军进犯的情报，并要求前线作出御敌准备。
可是没有人去准备。
广西前线的最高指挥机构是桂林行营，然而行营主任白崇禧却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去了。
主任不在，当然还有行营参谋长可以负责，然而这个参谋长也有事不在，所谓负总责的行营在关键时候成了一座空营。
行营下面，是战区。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其实自己也得到了相关情报，但他一直都在等待行营命令。倒不完全是墨守成规，而是因为他人尚在广东韶关，能指挥的也主要是粤军，驻广西的则多为桂军，如果得不到行营指示，就算下命令都不一定指挥得动对方。
战区下面，是集团军。
守卫广西海防的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本已奉令调离，由“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名将蔡廷锴接任，但夏威对这一人事任命极其不满，以为母奔丧为名，赌气跑回老家去了。
上行下效，以桂军为主体的第十六集团军便对蔡廷锴来了个集体抵制，使得蔡帅空有一身抗倭之能却无从着力，迟迟不敢就职任事。
桂林行营层次复杂，仅从行营到各师司令部，就有五级，假如从团、营、连开始算，则有八级之多，导致信息沟通异常缓慢，基层部队甚至都不知道日军即将登陆的情报，大敌当前，还认为日军的进犯只是惯常的骚扰，打几枪就没事了。
对此身为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当然是有责任的。
在一般人眼里，广西新桂系的两大首领，几乎就是一对无可挑剔的君臣搭配：李宗仁宽宏大度，有刘备之风，白崇禧则精明能干，“小诸葛”实至名归。
小诸葛（左）和李宗仁这对旧
日君臣也有关系微妙的一面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舞台上的鲜亮，从来代替不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及微妙，“皇叔”和“孔明”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公开场合，无论是演讲还是训话，白崇禧开口闭口都是“我们总司令”（指李宗仁），不仅不会说半句对李宗仁不满的话，而且给人印象向来是一个谦虚谨慎，甘居人后的“老忠臣”。
可是“小诸葛”其实并不甘于只是在主公背后摇摇鹅毛扇。“七七事变”后，李宗仁曾对白崇禧南京之行极为不满，并不是说不同意他去，而是因为后者表现过于“自私”。
那时李宗仁本打算向蒋介石要一笔出桂抗战的军费，然而白崇禧在被许以副参谋总长的高位后，就把这事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更让李宗仁感到格外尴尬的是，他这位“总司令”似乎一下子遭到遗忘，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也还是后来自己争取来的。
嘴里甜言蜜语，关键时候却抛弃“主公”，一个人去追求荣华富贵。这事让李宗仁很是气愤，私下里当着别人的面说：难道我李某就不认识蒋介石？你白崇禧现在和蒋介石显得那么要好，我李某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见得就恶劣到哪里去……
老猛仔那样的直人快语，你永远不要指望从“小诸葛”的嘴里 80fd." >能够听到，但他不会说，却会去做。
事实上，白崇禧在广西期间，始终都想独揽军政大权，特别喜欢培植私人亲信，而对李宗仁的老部下，则大多采取排斥或不予信任的态度。
“七七事变”前后，正值新桂系内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忠于李宗仁的部分军官密谋“拥李倒白”，白崇禧看到事不可为，要想立即取代李宗仁老大的位置已不现实，这才选取了和当年黄绍竑一样的道路，索性远离广西，傍着蒋介石做中央高官去了。
到建立桂林行营时，情况又不一样。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的身份重回广西，李宗仁则远在湖北前线，他的心又大了起来。
桂军内部，从军、师长到连、排长，几乎都是白崇禧任南宁军校校长时的学生，跟“小诸葛”沾不到一点历史关系的，你就根本别想去做官。夏威敢大闹情绪，说到底，也无非是倚仗了他是白崇禧最可靠的亲信而已。
端着广西这只碗，白崇禧还想着别人的锅。
广州失守后，日军第二十一军由于兵力有限，所以未向广东南路一些地区继续扩展，而当地一时也无中央军或粤军驻扎，白崇禧便来了个抢先控制。
地盘大了，但是你的责任也大了。第四战区的防线因此扩至上千公里，守备变得非常薄弱，且缺乏纵深防御。
在一线部署中，南宁方向又偏弱。这是因为白崇禧在判断上出现了错误，他认为日军如果要窜犯广西的话，必然会就近从广州湾登陆。
11月15日，广岛师团突然登陆，不过登的不是广州湾，而是钦州湾。
在钦州一线，第四战区用于防守的，只是一个刚刚组建的新编师，无论武器还是训练都很差，很快就呈溃散之势。
日军的成功登陆，让蒋介石很是震惊。11月16日，他在重庆召见白崇禧，让后者不必继续参加五届六中全会，而要立即返回桂林去指挥作战。
白崇禧问：打仗，你信不信得过我？
当然信得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
那好，我的要求也很简单。我必须以桂林行营主任的资格全权进行指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能插手，所有各军必须直接听从行营命令。
蒋介石立即表示同意。
先前情报得不到处理，说来说去，还是行营层次太复杂，反应过慢，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更是形同虚设，既然有和没有都一样，干脆让“铁军”军长整别的活去吧。
11月19日，白崇禧从重庆飞至桂林，开始调兵遣将，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
除了第十六集团军外，另外还有六个军分别从外省向广西集结。可是这时候“小诸葛”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起初判断，日军登陆后，北上要夺取的是柳州，所以部队均往柳州方向汇集。等到发现广岛师团是以南宁为进攻目标，再往南宁方向赶时，已经晚了。
11月24日，南宁失守。12月3日，广岛师团已进抵昆仑关。
没有什么不可能
南宁失守，让蒋介石和白崇禧都有措手不及之感。
失去南宁，不仅意味着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对重庆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反攻南宁是必须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厚结兵力。接近12月中旬，共有二十万中国军队云集于昆仑关以北。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有相当数量的特种部队参战，光中苏空军就出动飞机一百一十五架。
12月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其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并调杜聿明第五军主攻昆仑关。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是张治中的德械师及教导总队，另外还有一个税警总团，但是经过淞沪会战，它们如今都成了过去式，现在得看第五军的了。
第五军拥有从苏联进口的各种特种装备，从野炮、重炮到汽车、摩托车、坦克车，一应俱全，是抗战初期成立的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机械化新军。这支军队曾经历过交辎学校、装甲兵团、第二〇〇师、新编第十一军等不同阶段，托起它的，是一对曾经历过长城抗战创痛的师徒。
师父是徐庭瑶。中原大战时，徐庭瑶刚刚担任师长，由于还未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因此部下有很多人不服他，对他的话前耳朵进后耳朵出，根本不当一回事。
徐庭瑶看到下面几个团大多松松垮垮，无论纪律还是训练都不成样子，只有一个团例外。这个团完全按照徐庭瑶的指示办事，你说要驻地清洁，我就把地上扫得干干净净，你说要内务整齐，我就把被子叠得四四方方，你说要训练到位，我就把指标一项项展示给你看。
徐庭瑶一问，团长的名字叫杜聿明。
徐庭瑶与杜聿明非亲非故，后者也无任何派系背景，但徐庭瑶此后就对杜聿明另眼相看，十分器重，一有机会就尽力提拔。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米脂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从黄埔第一期开始，黄埔学生就分左右两派，两派关系一度很紧张，甚至闹到了“汉贼不两立”的程度。杜聿明内心倾向于右派，但他一派都不参加，也一个都不得罪。
在杜聿明身上，体现了一种中国人的传统性格，即在人际关系上尽可能圆通，而对个人要求严谨，一丝不苟。
正是杜聿明这种忠厚踏实的人生态度，使他得到了伯乐的赏识，也成为其人生飞跃的重要起点：在徐庭瑶手下，他从团长升成旅长，接着又在关麟征担任师长的第二十五师里任副师长。
杜聿明跟关麟征是一期同学，两人当初在班里也都是排前几名的优秀生，但他们的性格正好相反。
长城抗战时，原在古北口驻防的东北军想退下来，让第二十五师顶到第一线，然而关麟征只愿守第二线，双方争执不下。
杜聿明眼看东北军急于撤退，即使强留也不可能力战，便建议关麟征答应对方要求，索性据守第一线，因为此处地势高，其实比第二线还好守一些。
关麟征一口拒绝，就是不肯让步。最后的结果是，东北军果真无心防守，很快就把第一线给丢掉了，第一线一丢，第二十五师在第二线防守很吃亏，虽然付出重大代价，但古北口仍不能确保。
作为副师长的杜聿明真是够郁闷。在第二十五师，基本是关猛一个人说了算，杜聿明不负什么实责，说的话对方也不听，几乎等同于在混日子。
我绝不能这样下去！
处于人生的低谷，没有人拉一把是不行的，而这个来拉他的人，又是那个伯乐。
徐庭瑶经历长城抗战的创痛后，便率团遍访欧美各国，重点考察和学习机械化特种部队的使用。回国后，他经过蒋介石同意，在南京创办陆军交辎学校，自任教育长。
获悉得意弟子与关麟征相处不融洽，他便将杜聿明召到学校，而后又委任杜聿明为中国第一支装甲兵团的指挥官。
一条新的人生之路终于出现在眼前。
对于杜聿明来说，他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机械化兵种方面，他原先完全是个门外汉。
黄埔军校只教步兵操典，战场上虽曾看到过坦克横冲直撞，但对“铁牛”的了解并不见得比一般官兵高出多少，机械化作战这个新课题，足以困扰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军人。
杜聿明不是那种一出场就惊天地泣鬼神的非常之人，他能秉持的法宝无非还是四个字：忠厚踏实。
忠厚，是不耍滑头；踏实，是始终不放弃。有了这四字箴言，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
杜聿明刻苦自学，治军之暇，手不释卷。他不仅学会了驾驶装甲兵团里的各种车辆，还会修理。人们常常看到他身穿工作服，钻在车底下修底盘，或者拆除安装各种零部件。
实践之外便是理论，对步车如何协同，步炮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如何配合，怎样进行射击和伪装，杜聿明都能娓娓道来，以至于部下们个个佩服他们的领导：杜长官是万能，什么都懂。
要指挥特种战，自己就必须是一个特种战专家，否则你就不配在指挥位置上待着，这在杜聿明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短时间内，外行就变成了内行。采访装甲兵团的随军记者很是吃惊，他当时就断言：（杜聿明）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
<var>.</var>12月16日，杜聿明召开军事会议，对昆仑关之战作出了部署。
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已经逼近关前，但广岛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到来，他一心想的，仍然是如何将越南至南宁这条西宁国际交通线完全斩断。
12月17日，及川源七第九旅团由南宁出发，奉命攻击龙州和镇南关，后面这两个地方均处于中越边境，与昆仑关背道而驰。
从昆仑关到南宁，只剩下了中村正雄第二十一旅团，分出来守昆仑关的，仅为一个骑兵联队和一个步兵大队。
过分轻敌，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又一个老实人
12月18日，杜聿明集中了第五军直属的所有重炮及山炮特种部队，向昆仑关及周围阵地进行连续炮击。
第五军是抗战初期中国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
广岛师团在板垣时代也属于机械化部队，但此次为了适应新的作战环境，战前特地进行了两个月的山地作战训练，同时进行了轻装化，师团仅配备有山野炮，没有重炮和坦克部队相随，这让他们在与第五军狭路相逢时大吃苦头。
由于无法承受第五军远射程的重炮打击，昆仑关上的日军山炮很快就偃旗息鼓，在这场炮战中，中国军队罕见地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杜聿明自己对特种作战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知道，第五军的机械化特种兵貌似威武，但其实力量有限，不能包打一切，只可以起一个先期的火力压制作用。阵地得失和战役胜负，归根结底还是掌握在步兵手里。
为了训练第一流的步兵，杜聿明找来了过去的老朋友郑洞国。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跟杜聿明一样，郑洞国开始也在关麟征手下做事，而且同样都接受不了关猛“蛮横霸道”的作风。
台儿庄战役时，郑洞国任第二师师长，当时为了攻一座关系不是很大的小村庄，第二师损兵折将。他就向关麟征建议放弃攻击，不料对方不仅听不进去，还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关麟征这种丝毫不顾及别人颜面的处事方式，让郑洞国无法接受，自此以后，他只好让参谋长去代接电话，来个耳不听为清。
台儿庄战役结束，第二师有作战能力的官兵，已不足原来的一半，被调回后方休整，说明郑洞国作战时并没有藏着掖着，更没有保存实力的想法。
如同杜聿明之于关麟征，由于性格不同，郑洞国和关麟征相处不融洽是肯定的，郑洞国有这种感觉，关麟征也是。
在关麟征出任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时，原有的战将都得到了提升，郑洞国也因功升职，可是拿到的那张委任状，却让这个老实人有一种明升暗降的感觉——免去师长，任副军长。
副军长和副师长没什么两样，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而且在关麟征手下当副职，那真是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其尴尬处境可比照当初的杜聿明。
郑洞国就算再好说话也忍不下去了，他愤然请假离开，并应汤恩伯的邀请，去了第三十一集团军。
汤恩伯对郑洞国很欣赏，但他下面的所有要职也满满当当，一时腾不出位子来，只好让郑洞国先在总部担任参议。
此时正值武汉会战，汤恩伯派郑洞国去第三十七军督战。第三十七军军长是郑洞国北伐时代的老上级，两人多年不见，分外亲热，有时谈到深夜，甚至一块抵足而眠。
让郑洞国万万想不到的是，过了些日子，汤恩伯却突然打来电话，表示第三十七军战绩很差，系军长指挥无方所致，要郑洞国就地接任对方的职务。
直到此时，郑洞国才明白汤恩伯要他督战的用意。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在暗算朋友，我绝不能这么做。
他当即委婉地拒绝了汤恩伯的任命，由于担心后者会下达正式委任状，他连前方都不敢待，就找了个借口回来了。那个老上级不知究竟，还一再对郑洞国进行挽留哩。
知道这件事前因后果的人，私下都说郑洞国过“迂”：人家想抢这个职位还来不及呢，你偏偏还要逃。
郑洞国对此一笑置之，毫不后悔。也许他当时接受了任命才会悔恨，这就是一个老实人的本色和人生信条。
武汉会战后，汤恩伯总算找到空缺，让郑洞国担任第九十八军军长，然而一个月不到，郑洞国又接到了杜聿明的电报，问他是否愿意到第五军去“屈就”师长。
考虑了整整一夜之后，郑洞国决定向汤恩伯请辞。
汤恩伯将郑洞></a>国叫去谈话，一再问“你真的要去吗”，神情里充满了疑惑不解。
我不过是集团军司令，你只比我低一级，还有谁比我更重视人才的？何况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师长，你怎么肯弃高而就低呢？
作出这个选择，自有郑洞国自己的考虑。
第三十一集团军原本并不是纯中央军，实际是五湖四海凑一块儿的，都是从别的碗里或锅里拨过来，然后再一点点予以消化的，说句不好听的，其实就是抢人家的饭吃。
这个第九十八军原属湘军，不但战斗力弱，而且内部成分复杂，一群湖南人并不接受郑洞国这个老乡，反而认为他此行是奉着汤恩伯的命令来“吞并”他们的，因此戒心很大，对郑洞国也十分排斥。
和从前一样，郑洞国做不出那种暗地里挖别人墙脚，或者两面三刀的事，因此很是苦恼。
一方面是无法认同汤恩伯的“吸星大法”，另一方面，从台儿庄战役开始，郑洞国对汤恩伯的运动战战术就没法适应，认为太“虚”，打仗没有计划性，忽东忽西，不讲章法，一旦仗打起来，自己恐怕无所适从。
不错，汤恩伯很看重自己，也称得上礼贤下士，但汤恩伯作战同关麟征一样独断，他和李宗仁都能吵架，你说还有谁会被他放在眼里？
到第五军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老实人的窝。徐庭瑶是多年的老长官，杜聿明又是好朋友，大家彼此相知，推诚共事，不用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而且在一支极具发展潜力的机械化部队里面带兵打仗，未来将不难有一番作为。
汤恩伯见郑洞国去意坚决，实在挽留不住，只好长叹一声，不再说什么了。
为了建设新军，徐庭瑶、杜聿明师徒几乎就是在同关麟征和汤恩伯们进行着一场人才争夺大战。郑洞国到第五军后，担任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在他的影响下，原第二师的部下同事都接二连三地跑了过来。其中，师参谋长舒适存素为关麟征所器重，已确定要升为军参谋长了，但他因与郑洞国有约在先，也如期而来，使关麟征都不由得着急起来，发出了“爱才难舍”的感慨。
有了郑洞国等一批既熟悉操典，又富有实战经验的步兵将佐作为骨干，杜聿明短时间内就将第五军训练成了一支能战之师。在重庆军委会组织的校阅中，第五军的实战操练被评为全国第一。
12月18日这一天，在特种战见效的情况下，杜聿明命令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与军直属的坦克部队协同，向昆仑关正面发起进攻。
第五军向昆仑关发起进攻
荣誉第一师由抗战中受伤痊愈的老兵组成，均为能征善战之辈。在坦克战车的掩护下，该师当天就收复了昆仑关主阵地。
郑洞国指挥若定，师部在前移过程中曾遭到日机俯冲扫射，仓促之下<bdo>..</bdo>来不及躲避，只好就地分散卧倒在水田旁边，然而竟无一伤亡。
参谋长舒适存站起身，突然来了一句：难怪人家都说师长是员福将，果然刀枪不入，我们也跟着沾光了。
众人闻言大笑，郑洞国也不禁笑了起来。
好长时间没有如此畅快过了。当一名军人摆脱人事纠葛，坦坦荡荡地屹立于战场之上时，所有危险，都不过是场儿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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