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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占平津,再夺察哈尔,出兵以来可以说无仗不赢,无战不克,这一“辉煌战绩”令日本统帅部忘乎所以。

    人的瘾头一上来,是止不住的事,华北“驻屯军”已经不好玩了,而且也太慢,得加食添料,升升级。

    升级后的名称叫做华北方面军,规模扩展到了八师一旅团。

    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仅有17个常备师团,但几乎每个师团都有一支对应的预备役部队,这批人就叫“在乡军人”,全部都经过军事训练,各师团还为他们专门建有武器库。

    不打仗时,“在乡军人”们就在本地当农民的当农民,经商的经商,轮到打仗了再紧急动员,发放枪支弹药,通过这种办法,短时间内即可由一变二,组建出新编师团。

    比如,第108师团就是新编师团,它是由第8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

    华北方面军又分为第1军和第2军,其中第1军由司令官香月统率,沿平汉铁路直逼保定。

    9月14日,爆发了保定会战,又称涿保(涿州—保定)会战。这是平津沦陷以来华北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中方指挥官为刘峙。

    冯玉祥的老西北军有“五虎上将”,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有,其大致入选标准为:黄埔资深教官、在东征和北伐中建有殊功。由于“五虎上将”的说法并非来自正式文件,纯属茶余饭后闲谈之资,因此其人员和排序多有差异,但不管怎么排列,刘峙都是少不了的重要角色,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央军中的首席良将。

    刘峙,江西吉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2期。

    私底下的刘峙,不仅长相忠厚老实,而且口齿笨拙不善辞令,极少与人争执。当年中央军系统里有两个最好说话的“婆婆”,一个是何应钦何婆婆,另一个就是这位刘峙刘婆婆,后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在世没有不散的筵席,要给人过得去,要给人以生路,尤其不能用公权报私仇。

    刘婆婆嘴巴不会讲,但是人家内秀,中文功底很深,曾给欧阳修、文天祥等人编过文集,尤其在旧尺牍也就是古代书信上颇有研究。解放后他落魄南洋,困顿之余偶然给学生讲了一堂课,连学校校长都听得一愣一愣的,当即聘他为正式教员。

    两个婆婆皆洁身自好,刘峙本人一辈子与烟酒赌博挂不上钩。他继何应钦之后担任第1军军长,于治军方面堪为表率,一个步兵操典能够背到烂熟,平时穿着一身布军装下基层连队是常事。

    与生活中的随和不同,战场上的刘峙给人印象却是:内藏机谋,个性倔强,一旦决策便毫不动摇。

    在东征北伐乃至中原大战的过程中,刘峙几乎是战必胜,攻必克,蒋介石那些新老对手见到这员将没有不怕的,从那时候起,刘峙便有了常胜将军和福将的名号。

    当内战变为外战,常胜将军本来是有机会延续他的常胜之名的。

    平原之上,无险可守,最利于发挥特种部队的优势,香月不仅在地面出动了大量重炮和坦克,天上还有航空兵独霸——中国在北方几无空军可用于助战。

    他使用的步兵也几乎是最强的:熊本第6师团和宇都宫第14师团。

    熊本师团不用说了,那是有名的野兽师团。宇都宫师团在松木担任师团长期间,曾第一个在哈尔滨附近追击马占山,此时的师团长是继板垣之后的第二位“中国通”出身的名将——土肥原贤二中将,在他出掌宇都宫师团后,该师团也被称为土肥原师团,是一个拥有很多坦克大炮的机械化师团。

    香月认为他的锤子已经够重够猛了,却始终砸不开刘峙所布置的正面防线。

    倒不是说刘峙的兵力有多强,事实上他用于涿县第一线防御的只有孙连仲第26路军和万福麟第53军。

    孙连仲还行,毕竟是老西北军的旁支,而万福麟属于东北军,还是东北军中打仗比较烂的,其军官很多连地图都不会看,师以上高级指挥官在交战后更只靠电话遥控,前面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所谓指挥,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瞎指挥。

    刘峙依赖的主要是工事。

    常胜不是偶然的,福气你不求它也不会自动上门。早在“七七事变”前,刘峙不仅在自己治理的河南省做到了“道路平,无苍蝇,无野狗”,而且未雨绸缪,积极备战,在北方平原督建了大量的国防工事。

    长城抗战时,徐庭瑶对日军的特种部队特别是坦克部队了解还不深刻,所以临时修建的工事终有缺陷,防住大炮却防不住坦克。有了长城抗战的教训,刘峙对工事进行改进,特地增加了防坦克壕。

    你有铁甲马,我有绊马坑,冀中平原上遍布的防坦克壕,令香月也无可奈何,土肥原有那么多坦克,然而大多数时间里只能摆着看看。

    难以突破,就要寻找薄弱处,而薄弱处往<u>藏书网</u>往就在对手两路防区的结合部,所谓的“两不管地区”。

    此时的中国守军,刘峙守平汉线,宋哲元守津浦线,在平汉和津浦线中间的地方,最难分清责任,刘峙可以说是宋哲元的防区,宋哲元也可以说是刘峙的防区。

    香月命令土肥原朝此处出击。

    在日本国内,香月以研究步兵战术而闻名,但他的对手也是个战术专家,后者对自己哪里最薄弱同样十分清楚,所以土肥原出击后很快发现,刘峙早有防备,那里已经有人在等他了!

    不光有人,在土肥原前面还挡着一条永定河,要冲过去得徒涉河水,难度太大了。

    这个结果似乎有些让人泄气,但在侦察之后,土肥原大喜过望——他听到了守军车辆开走的声音。

    对方不是要坚守,而是要撤退!

    撤退的是万福麟,刘峙把他派到这里来堵漏洞,他却只想装装样子,看到土肥原杀到,提前开溜了。

    土肥原马上发动强渡,渡河之后即从侧背对刘峙的一线防御造成了致命威胁。

    9月18日,涿县陷落。

    涿县一失,保定便失去了屏障,但刘峙在保定还预留着后手,被他布置在二线防御上的不仅有关麟征第52军,还有其他“杂牌部队”,加上从一线防御上退下来的部队,若一齐用命,香月的日子并不好过。

    可问题恰恰出在“杂牌”身上。从一线撤下来的,只有孙连仲肯协防保定,但两天之后也呈溃退之状。其他已经上来的,还没上来的,都声称已与刘峙失去联络,争先恐后地跑没影了。

    刘峙再一看,能打的就只剩下了一个关麟征第52军,一共只包括两个师,却要防守长达40里地的正面,不说火力占着下风,光人就不够用。

    刘峙急得要命,一个劲儿请求蒋介石火速增派援军,然而此时淞沪战役已经打响,并在逐步扩大,兵力根本没法北调。

    想那长城抗战时,徐庭瑶手里曾有三个师,还被日军一个师团给冲垮了,现在要想用两个来扛人家三个,结局可想而知。

    饶是如此,也并没有形成绝对的一边倒。为攻下保定,香月以特种部队为前导,出动坦克140辆,火炮260门,空中还有60架轻重轰炸机轮番攻击,后则继以三个常备师团,然而一天也只能在平原上前进20里,过了10天后才在关麟征撤走的情况下占领保定。

    战后一清点,中国军队伤亡了两万,但保存了主力部队的基本建制。与此同时,日军则死伤了5177人,而且里面全是熊本、土肥原师团的老兵。显然,对这样的结果香月不可能完全满意。

    同样大为不满的还有中国的后方舆论。内战之中,刘峙从未打过一次败仗,轮到外战,国人自然对之期望甚深。尤其当时抗战初起,国人自信心还很强,“经过八年抗战,将领中很少有没吃过败仗的”,那是后来才慢慢领悟到的。

    蒋介石不是不懂军事,他也认为刘峙在保定会战的指挥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只是舆论攻击厉害,只好选择让刘峙退避三舍。

    平生第一次打败仗的刘峙,就这么从云霄上一头滚落下去,不仅失去指挥之权,还被人借题发挥,讥之为“长腿将军”。

    刘峙的幕僚为自己的长官抱不平,想要将会战的整个经过公布出来,却遭到了刘峙的制止:这是军事秘密,岂可轻易告人,我忍耐就是!

    重新被人关注,是很多年后的事,他自言当时的局势,连不懂军事的人都能看出不妙,他是如同“跳火坑”一样被再次派到指挥位置上去的。

    那当然又是一个败仗,而且是大败仗,它彻底宣布了刘峙军事生涯的终结。

    人生就是这么诡异,一辈子打了无数的胜仗,最后却以一次败仗收场。

    对于很多人来说,输掉一次,也就等于输了全部!

    刘峙自己努力装出对这些都不在乎,但当他70多岁时,也发出了“浮生如梦”的叹息。

    年岁不会制造圣人,只会制造老人。

    ——刘峙《我的回忆》

    忍了一辈子的刘峙,终于说出了一句非常富有哲理的真话。

    在香月沿平汉路进攻保定之前,占领察南的东条英机中将已在策划新的攻势。

    东条英机,毕业于陆大第27期,著名的“巴登巴登密约”发起人之一,时任关东军参谋长兼蒙疆兵团指挥官。

    东条出生于武士世家,他的父亲东条英教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成名,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天才”和“智将”,所写的兵书,更是被奉为日本的“陆军宝典”。

    有了这么一个老武士做榜样,东条从小就立志做“小武士”。他刚上学时不爱读书,只愿与人斗狠,而且向来死不服输。

    但有一次,他服了——几个人打他一个,被人家揍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

    这样不行,双拳难敌四手,看来我得学万人敌才行。

    自此东条才用功起来,要不然他也考不上陆大。

    老东条当年是靠中国人的血为自己铺平了进阶道路,小东条如法炮制。他在东北期间,对东北抗联的镇压不遗余力,可以用“血腥”和“残忍”来形容,因此有“剃刀东条”之称,赵一曼就牺牲于这一阶段。

    “剃”东北抗联这样的游击队,对东条来说还是小菜<var></var>一碟,他的最终梦想还是像老东条那样,到关内去“剃”中国正规军。

    他指挥的蒙疆兵团(东条兵团)其实是个从关东军中临时拼凑而成的混成旅团,兵员仅有几千,却击败了拥有三万守军的刘汝明,轻而易举地占领察哈尔全境,这让东条忘乎所以,很快就将矛头转向山西。

    9月5日,东条兵团进入晋省境内,其兵锋直指大同。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该着急了。

    阎锡山,民间俗称“阎老西”,字百川,山西五台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

    民国年间,地方诸侯和封疆大吏很多,但没有一个能及得上老西儿。他执掌山西权柄38年,真正把这里治理成了国中之国,不仅经济搞得好,有全国“经济建设模范省”之誉,而且他本人也成为政治上的不倒<q></q>翁——中原大战之前差点跟蒋介石争夺天下,中原大战之后,老蒋亦拿他无可奈何。

    阎锡山当年的陆士同学在回忆时,都想不出这位大佬在学生时代有何过人之举,都说他其实表现平平,成绩也极其一般,于是阎锡山的成功秘密便成了众说纷纭的话题。

    若看老阎早年的相片,矮胖子,大头颅,身子像个肉轱辘,活脱脱就是个大老板或账房先生的标准模子。

    内战时期,阎锡山对上海一家小报的漫画津津乐道。画上一共三个人,蒋介石一手握手枪,一手托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他阎锡山则是一手提杆秤,一手拿算盘。

    别人认为这幅漫画有丑化之嫌,老阎却不介意,他还很得意这个,认为画得形象,画出了自己比蒋、冯高出一筹的地方。

    俺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字,叫做算,两个字,叫做会算!

    会算好啊,因为算盘之中有财富,有军队,有政权,能算者赢,不会算者输。

    老阎的算计,非同常人,那真是要算得连骨头都疼的。别人算年,他就算月;别人算月,他就算日;别人算日,他就算时;别人算时,他就算分;别人算分,他就算妙,能算出来的要算,算不出来的也要拼命算,直到算得昏天黑地,累倒在地两腿抽筋为止。

    老阎在经济上算,在军事上算,在政治上也算,可以说无一不算。山西人形容他说,只要老西儿睡觉打个滚,便可以想出许多新点子。

    早在平津沦陷之后,他就开始算计,要是日军也打到山西地界上来,该怎么办。

    老臣赵戴文进言,说的却是早年的“九一八”。

    想当年,张学良就是棋错一招,那沈阳“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东北军“兵甲也非不坚利也”,结果这位老兄却犹犹豫豫,迟迟舍不得拿主力出去和日本人拼,最后把家底都给弄光了。

    大家都看到了,不用说无枝可栖的东北军,就说那些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学生吧,多可怜!

    赵戴文的话弦外有音,山西城也高,池也深,还有自己的兵工厂,可不能走错一步。

    阎锡山听得频频点头,山西一定要起而抗战,不能再犹豫。

    按照民国历史学者黎东方先生的分析,家国理念既是中国人的缺点,也是优点所在,只看如何发挥。

    我们很早就知道百善孝为先,先有对家的孝,然后有日后对国的忠,但自古及今,这个东方国度又实在太大,很多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完整概念,他到老到死,知道和关心的还只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到了民国,所谓国家统一,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仍是四分五裂,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

    汪精卫说过,中国实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只有“省防”,或者是“数省联防”。不过话又说回来,“省防”也罢,“数省联防”也好,只要真正肯“防”,有时爆发出的防卫力量也是惊人的。

    蒋百里因此认为,地方抗战,亦是阻击日军入侵的一道重要屏障。

    到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屯师上海,重兵来不了北方,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真的成了地方抗战的一座桥头堡。

    对阎锡山来说,山西抗战,当务之急就是死守大同,所以准备组织大同会战。

    算盘拿出来,又要算了。

    结果算出了一个口袋阵。具体设想,就是要在大同这里做一个大口袋,由李服膺担当“诱饵”,把蒙疆兵团引入口袋之后,再由傅作义从外面把袋子扎起来,大家随后拎着棍子一齐上,嘁哩喀喳,准保能把东条的几根骨头都打个零碎。

    倘若大同会战组织成功,不仅山西可以保住,阎锡山自己也必将继绥远抗战的傅作义之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你就是把“七七事变”后的会战全部翻个底朝天,还是找不到“大同会战”在哪里。

    不奇怪,因为这个传说中的会战根本就没能搞得起来,袋子还没扎,袋底就先破了。

    “袋底”在大同东北的天镇,由李服膺据守,可是仅仅六天之后,他就不支撤军了。

    时人评论,在晋军将领中,李服膺长于“外交”,喜欢拉关系,走门路,却“短于军事”,练兵重表面,作战讲私情,别说什么指挥艺术,就他自己的第61军里面,中级以下的官兵大多不认识,这点与中央军的汤恩伯、胡宗南相比,几有天壤之别。

    前面的南口战役不提也罢,单就天镇之战而言,战前,李服膺连军事会议都没召开过,既不研究敌情,又无妥善方略,到战役打响时,他也始终坐镇后方,从没有到前线去了解过战斗实况,当然更不用说鼓舞士气了。

    长官不动脑,当兵的只有白牺牲。对天镇,东条都没有发动步兵的正面冲锋,光机炮轰击,一个团就去了大半,这仗如何打法。

    一线官兵焦急万分,前后18份紧急战况报告送到指挥部,可是李服膺始终拿不出任何良策,只是和一群参谋整天在防空洞里躲飞机,到最后,就索性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传令撤兵。

    撤令一下,前线杀红眼的将士无不顿足捶胸,甚至痛哭失声,迟迟不愿奉令撤离,因为连最基层的士兵都知道,这意味着前面的牺牲都付诸东流,大家白干了。

    李服膺不管不顾地撤军,还连累了其他人。

    汤恩伯的13军在南口之战中损失惨重,奉令撤入平汉线休整,<mark>藏书网</mark>但是阎锡山觉得汤恩伯比较能打,硬把他个人给截留下来,邀其参与指挥“大同会战”。

    汤恩伯本不欲留,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毕竟,在南口最危急的时候,人家老阎也很仗义地派陈长捷去帮过忙,欠的人情总是要还的。

    那就留下来吧。

    然而,还没等他进入状态,李服膺一撤,东条兵团轰的一声掩杀过来,从天镇方向冒出来的日军到处都是,汤恩伯顾此失彼,当头就吃了一闷棍。

    南口失守,但好歹是打到不能打了,这才几天工夫,便落得这个惨样,汤恩伯着实经受不起,见到阎锡山后抱头痛哭,说我对不起我的官兵,一天之后,即辞别离开。

    由于天镇失守,“大同会战”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9月13日,大同失陷,之后没几天,整个晋北都丢得一干二净。闻此消息,全国舆论不是哗然,而是沸然了。

    李服膺和晋军的无能,让东条捡了个大便宜。10月14日,他又趁傅作义参加太原会战,绥远防备空虚而一举占领了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从而控制了整个内蒙古。因为这一系列战功,他受到了参谋本部的嘉许,并被授予二级勋章,成为他后来晋升陆相,并亲自组阁的重要资本。

    刘峙打了败仗,蒋介石可以让他下课,对阎锡山他却不能。

    山西不归南京政府直辖,那是人家的地盘,蒋介<bdi>藏书网</bdi>石想来想去不放心,决定找个能说会道的去给阎老西敲敲边鼓。

    找到的这个人是黄绍竑,时任军委会作战部部长。

    9月20日,黄绍竑到达太原。

    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阎锡山不在太原,已经上前线了。

    前线者,雁门关是也。

    雁门关离日军占领的大同不到300里,算是最前沿阵地了,可知军情之紧迫。

    黄绍竑又急忙赶到雁门关,并见到了阎锡山。

    阎锡山很清楚,倘若大同不丢,黄绍竑就不会以“作战部部长”之尊,这么风风火火地赶来山西前线。

    果然,黄部长就是来传达老蒋的旨意的。

    “蒋委员长”说了,山西山多,不比华北平原,此处易守难攻,而且晋绥军又一向以善守著称,相信你们一定能把山西给守住,不让日军轻易南下。

    老阎竖着耳朵听得很仔细。

    山西可守,晋军善守,我自己难道还不知道,能守会不守吗,到现在还要扯这些,所有症结不过还是一个大同。

    听完旨意,老阎当着身边一干谋臣,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来了一句:大同的撤守,不是给日军打退的,那是战略需要,我自动放弃的!

    对这一说法,黄绍竑倒是早有所料,但老阎下面的表态多少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老阎说,他要挥泪斩马谡,枪毙李服膺,这叫“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黄绍竑在这方面的能力素来很强,阎锡山能将自己的心腹大将斩首示众,也让他确定,山西抗战决心甚大!

    决心是决心,现实是现实。山西本来还有一个晋北可为屏障,如今则只能退入内长城,以此为依托组织防守了。

    除了东条之外,阎锡山这时又遇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对手——板垣征四郎。

    按照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板垣师团乃方面军直辖部队,其任务只是看守南口,而且因为组织保定会战,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兵力大集中,板垣已经有一个旅团被抽往华北,所以他这时手里可控制的兵力其实只有半个师团。

    可是板垣哪里肯安安静静地坐板凳,他要去进攻山西。

    东条能拿下晋北,日本人已是津津乐道,说板垣要靠半个师团继续南下,去的地方还是最险的山西腹地,不光华北方面军,就连大本营都认为太过冒险,几乎等同于痴人说梦。

    上头不同意,板垣就得想别的招。

    早在“九一八”前后,他跟石原莞尔就成了一对好哥们儿,现在后者正在朝中做着大官,为什么不走这个路子?

    板垣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石原,作战部部长便替他在参谋本部进行了一番鼓吹。

    最后结果是:OK!

    事实上,板垣对进攻太原可谓成竹在胸,而他的法宝还是跟南口战役时一样,即对当地地理非常熟悉。

    天下人只知山西之险,却不知如何破险,某却知道。

    多年前,板垣便假借到五台山进香的机会,勘察好了进攻路线,如今只不过是照着那个路线重走一次罢了。

    这个路线,因一座长城关口而闻名,它叫平型关。

    9月21日,板垣师团突然攻向平型关,对晋绥军侧背造成很大威胁。

    阎锡山督阵雁门关,防的是正面的东条兵团,没想到旁边又闪出一条会咬人的毒蛇,不由手忙脚乱。

    还得算啊。

    虽然“大同会战”失败了,但老阎并不认可那种自己只会算军事账的说法。

    蒋、冯、阎、李四巨头里面,若单比本本的话,自己这个绝对最亮——陆士第6期!

    早在中原大战之前,我就领着晋绥军打过无数次仗,不然,如何能有今日之江湖地位,说山西人不会打仗,那真是扯淡。

    当然,老阎也知道,人家说的不是以前,说的是现在,眼瞅着这几年晋军还真没打过什么漂亮仗,要是有,也都是由实际已分离出去的傅作义带着绥军干的。

    剩下的确只有回忆。

    老阎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盯着面前桌案上的地图,搜肠刮肚地回忆从前曾经打过的那些“漂亮仗”。

    看到平型关,忽然就想到了。

    十年前,第一次北伐。

    那时正是北伐军风头正劲的时候,北洋的“常胜将军”吴佩孚垮了,孙传芳也跟着倒了大霉,老阎识时务者为俊杰,立刻在太原城头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北平的张作霖一看他投了国民党,马上派奉军入晋“讨伐”,前锋直逼平型关。好个老阎,不闪不躲,索性敞开平型关,放奉军进来,然后在关内予以重击。奉军进得来,却出不去,那个狼狈。

    只可惜当时北伐军在徐州那里就退了下去,未能北上援助晋绥军,否则的话,也许二次北伐都不需要,第一次就可以把张作霖给赶到关外去了。

    想到这里,老阎高兴了。

    都是同一地点嘛,历史为什么不可以重演呢。

    本来在大同就要布口袋阵,却让李服膺这个不成器的东西给坏了事,可这并不说明我的整个口袋打法有问题,不妨换个地点,在平型关这里再扎一口袋。

    阎锡山策划的平型关战役,起初就是要把板垣师团“诱”入平型关,放进口袋后,再将平型关口截断,然后按在里面狠打。

    按照阎锡山的亲自部署,来参加会战的各路人马都忙乎开了,做饵的做饵,攒底的攒底,一切准备停当,口袋大致成型,就等板垣小朋友来上钩了。

    应该说,老阎的这个思路不坏,很见陆士功底。

    倘若板垣真的一头钻进这个口袋,自然要吃不了兜着走,可是谁都没想到,关键时候,老阎却又改变主意了。

    阎锡山决心动摇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一个叫孙楚的谋士来献计了。

    孙楚,外号人称“孙神经”,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虽说是保定首期的高材生,可孙楚并不比李服膺好多少,也属于老阎身边的乖孩子类型,“让干甚就干甚”,平时自己不会动脑,打仗更是乏善可陈。他能充帐下谋士,只是一张嘴巴特别能说会道而已。

    为什么会被称作“孙神经”呢,就是他指挥作战时喜欢卖弄,强以不知为知,出招时花样翻新,华而不实,因此常给人举止恍惚、神经错乱之感。

    阎锡山说要把板垣放进来关门打狗,孙军师却作跌足大呼状,曰大事坏矣。

    为何?

    雁门关,主战场也,平型关不过是次战场,现在把板垣放进关来,岂不正中对方分进合击之计。

    如果是北伐那会儿,老阎打仗正打得热乎,没准还会坚持己见,可多年不握枪把子,手早就生了,相应地也越来越缺乏自信,听孙楚一说,不由得犹豫起来。

    那依你之见呢?

    孙楚胸脯一挺:照我看,晋军在平型关已集结了不下十六七个团,足以抵挡板垣,同时又有八路军抄于敌后,到时必 80fd." >能阻其于平型关外。

    想到在大同的口袋阵不仅没布成,还把整个晋北都丢掉了,本想狠一点的老阎最终还是采纳了孙楚“坚守平型关”的方案。

    老实说,坚守平型关的计策也不是不好,关键还是得看你能不能守住。

    平型关一线,首先与板垣交上火的,是高桂滋第17军。

    高桂滋不是晋绥军,属于来援助山西的客军,与板垣师团先头部队苦战三天之后,终将其阻于平型关外。

    由于所部牺牲很大,高桂滋连发求援电报。

    此时阎锡山另外又得到报告:八路军林彪115师越过五台山,已从平型关东侧潜出,并将秘密部署于日军后方公路两侧。

    联系两方面的消息,老阎忽然又有了新的计算。

    关门打狗过于冒险,坚守平型关看来又失于保守,那何不在平型关外决战呢——由平型关正面出击,再让八路军包抄其后路,岂不妙哉。

    老阎激动起来,决定调动担任预备队的六个团出击,既可增援高桂滋,又可顺势出击。

    出击时间:9月23日下午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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