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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无常已经出来抓人了,蒙在鼓里的老杨却还在不停地为他的少主人热心“张罗”。

    对待那个“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杨宇霆的办法向来都是长袖善舞,软硬兼施。可以说,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钻牛角尖的劲头。老张都被炸死了,竟然还对死者生前口头允诺的条件念念不忘。

    这些条件之中,有一条是“满蒙新五路”(由日本借款在东北建五条铁路)。

    日本顾问来找杨宇霆,问有没有这事,五条铁路还建不建。

    杨宇霆马上说,有啊有啊,当然有这事,而且铁路也一定得建。

    他当然很清楚,因为他也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但是清楚归清楚,路反正我不想建,激怒你们的傻事我也不干。老杨的策略说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字:拖。两个字:扯皮。

    交道打到现在,日本人见了老张老杨这主仆二人都怕了,知道这是俩撒谎不过脑子的家伙。日本顾问怕杨宇霆这回又在玩忽悠,赶紧提出要求:请您好好给少帅说说。

    那意思就是你说了还不算,得最高领导认可。

    说完了又担心他不敢跟老大提,又补充一句:您这样跟少帅说没关系吧?

    杨宇霆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声,随口答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会提出这个建议的。

    一转屁股,老杨就喝茶去了:得了您呗,跟我玩,你小子还嫩点。

    当然没去跟张学良提什么让日本人修筑五条铁路的建议。

    过了几天,日本顾问信心满满地来找张少帅了,唾沫横飞地说了一大通,结果被小张一个“现在全国统一,此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管理”给推掉了。

    既然归附了南京政府,打太极就更方便了。

    但通过这件事,张学良却对杨宇霆生出了新的看法。因为对方口口声声说老杨支持“满蒙新五路”方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莫非想勾结日方架空我?如此看来,真是死有余辜。

    日本人被这么来回一扯皮一忽悠,虽然跑得气喘吁吁,却还是两手空空。说要再不生气不着急,那就变成石头人了。

    他们又找到杨宇霆,声称要把当年张作霖答应签“满蒙新五路”的证据公布出来,丢丢中国人的脸。

    让你们耍赖皮。

    杨宇霆知道,得另想别的招了。他把过去的老部下常荫槐叫来,一起商议对策。

    这常荫槐也是个让日本人头疼的狠角色。

    此人在张作霖时代同为重臣元老,一直主管东北铁路,易帜后新近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担任总参议时,他经常到总部来办理事务,跟杨在许多观点上都非常接近。

    这里得补充一点关于东北铁路的历史。

    甲午战争后,输得一干二净的李鸿章痛定思痛,琢磨单挑干不过日本人,便祭起以夷制夷的法宝,千方百计想把俄国拉进来。

    老毛子来个正好,心说,你就是不让我来我还想来呢,现在你请我,实在是件巴不得的好事。

    它把太平洋舰队开进旅大,并通过李鸿章签订了租地条约,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条横跨东北全境的著名铁路——中东铁路。

    按照当初的约定,这条路通车36年后,中国只要给钱,就可以收回去。可要是没钱,对不起,那就好多年后再说吧。

    好多年是多少年?

    80年!

    中东铁路一成,日本很自然地就感受到了威胁:这不等于把欺负中国人变成你老毛子的专利了吗,那怎么成?

    一句话不合,一东一西两个狗强盗就这样打了起来。

    日俄战争结束,俄国人输了。按照谈判结果,把长春以南的路段,即“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人,而长春以北的路段继续被俄国控制。

    以夷制夷,变成了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北夷”、“东夷”一齐登堂入室,后者更成吾国今后40年之难除大患。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看来实在也不咋地。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a>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掌权,又不认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没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杨、常二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索性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99lib.</a>东铁路)。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对日本和苏联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阴险的毒招”。两个国家挖空心思想动东北的脑筋,他们能借助的最重要渗透手段就是铁路。

    张作霖不怕日本人威胁的撒手锏之一也是拿铁路做文章。

    当时由于奉军主力都集中在关内作战,有人担心日本从东北抄后路。老张却镇定自若,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办法——破坏日本人的铁路。

    如果日军敢有所动作,首先召集“南满铁路”沿线的各县县长和公安局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把“南满铁路”全给扒了,然后全都埋到地下去,让你临时修路都找不着材料。

    没了铁路,日本人在东北就成了只能靠爬行才能前进的东洋龟。然后再派重兵抢占旅大,关门打狗,易如反掌。

    按照杨、常的设想,督办公署一成立,整个东北的铁路就都要被东北人自己管起来了。

    既然领导机构新建,原来的ISO标准当然全都过期,得重新认证。以后谁要建路,报批;谁要行车,报批;谁要经营,报批。至于批不批,什么时候批,那都是领导商量着办的事,别人管不着。

    至于以前张大帅李大帅答应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新培训上岗的公务员,对历史问题,第一不清楚,第二不承认——除非你们有本事把大帅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做证人。

    所谓定标准者定天下,一切我们说了算。这样,就算你是外国的孙猴子,也跑不出我们中国如来佛的手掌心。

    两人计议已定,不禁拍掌大笑,甚为得意。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来说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东北要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总部秘书长被命令草拟电报,正式公告此事。但是任凭你如何威胁,秘书长都端坐不动,拒绝执笔,最后只得通过其他人方将电报稿拟好发出。

    这是一幕巨大的悲剧。一个在无声中足以制约苏日、捆绑其手脚的计划还没露脸就胎死腹中。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英才的毁灭,类似这样深谋远虑的计划将永远没有机会继续出台。

    杨宇霆戎马一生,烟酒不沾,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确有宏观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力挽狂澜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前程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是啊,谁让你眼睛不睁大点,找一个好领导呢,须知这也是一种愚蠢。现在引颈就戮,再叹息悔恨也晚了。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安安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

    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在东北军历史上,除郭松龄系起兵反叛被杀外,“老虎厅事件”可以说是首开诛杀功臣之先例,自此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大家都希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派系斗争不仅未得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为日后东北军的最终瓦解埋下了伏笔。

    “东北易帜”,全国统一,暂时坐定天下的南京政府开始推动“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实际交涉时却困难重重。

    原来的条约再不平等,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双方认可的。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个棚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账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事件”的道歉、赔偿、惩凶问题(这个应该算是秋后算账),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急赤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它。双方争吵不休,最后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

    接着又跟美、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小鼻子高多了,又见中国统一后比较难搞,所以态度上也诚恳了许多。各国同中国逐一订立“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也只好随大溜。

    革命外交算是旗开得胜。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轻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八脑的忽悠。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蒋介石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早在1927年年底,南京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自诩为“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自顾不暇,东北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他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tt>.t>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原沙皇政府残余)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

    按照柿子要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联试一下身手。

    张学良决定去一趟北平(二次北伐后北京已易名北平),最后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听听他老兄的意见——这个“盟哥哥”指的是蒋介石,易帜后两人便桃园结义,成了异姓兄弟。

    此时的蒋介石正处于自信心膨胀的阶段。这半年来,仿佛是敬香拜对了菩萨,做什么事都顺。

    对外,通过革命外交的方式,拿到了关税自主权,不仅表明各国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而且一下子树立了中央的形象。

    对内,也没闲着,施行“削藩策”,先削老李,再削老冯,忙得不亦乐乎。

    那个绝顶聪明的东北人杨宇霆不是曾经说过吗,他们这帮人迟早是要自己打起来的。

    果然。

    战前,所谓中央政府,名为统一全国,实际只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几个省,具体来说就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

    这一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最清楚,因为他就只能从这四个省收到钱。其他地方的诸侯都是各收各钱,各支各用,一两银子都不愿多给朝廷。

    战后,蒋介石通过斗败李、冯,使南京政府获得了更多省份的实际控制权,也就是说可以在更多的省收税了。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当着张学良的面拍了胸脯:弟弟你大胆往前走,哥哥我做你的坚强后盾。

    在诸多列强之中,蒋介石最恨的无疑就是那个被他称为“红色帝国”的苏联。到现在为止,蒋公子(蒋经国)还被斯大林扣在西伯利亚呢。

    他支持东北军朝苏联叫板。

    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领土权益,那是列宁在世时就信誓旦旦承诺过的。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中东铁路还是被牢牢控制在苏联手里,所谓“共管”,中国人却根本插不上手,使中东铁路沿线俨然成了比租界还要过分的“国中之国”。

    老子说过的话,儿子来个装聋作哑,死不承认,也只有苏联人才做得出来。

    道理是非在我们这头,所以一定要斗争到底。

    蒋介石还帮小弟分析,现在西方列强都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它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自然绝无好感。东北一旦和苏联闹起来,西方人该帮谁呢?当然是帮我们呀。

    事情真闹大了也不要怕。哥哥我现在后方稳定,如果需要,可以随时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就算老毛子是只真老虎,咱也能在它身<tt></tt>上扒层虎皮下来做斗篷。

    蒋介石当场表态: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200万元军费。反正绝不让你老弟一个人在那里苦撑苦熬。

    说的人信口开河,听的人却门清得很。那“200万元军费”现在就要,至于“出兵十万”以后再说也不迟,我们东北军暂时还搞得定。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中央派兵到自己区域里来,管你说得怎么天花乱坠,什么抗日抗苏剿共,都不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乘机来“削藩”的呢?这跟有没有觉悟、爱不爱国可全不搭界。

    有了蒋介石的承诺,张少帅的气壮了。回到沈阳,马上加紧部署。

    一出手就很漂亮,不仅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管理权,还把铁路管理局的苏方正副局长都抓了起来。

    出乎中方意料,事发后国际舆论都站在了苏联一边:各国在华权益那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本来大家好说好商量,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

    苏联政府这下来了劲,趁势顺竿爬,以受害人的姿态作出一系列激烈反应:断交,抓人(中国侨商),扣船(中国商船),派兵。中苏边境一时乌云密布。

    对于东北方面来说,搞爱国运动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遗憾的是却没军事准备——没想到看似病歪歪的苏联也敢动武。

    大兵压境,少帅犹豫了:既然没准备,那就先往后面退退吧。

    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想退很难。

    什么叫骑虎难下,现在就是。从东北方面对苏联展开行动以来,各地的示威声援游行那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中央政府方面也一样,除了外交部力挺以外,连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都坐不住了,亲自站到台前发表了正气凛然、毫不退让的对苏宣言。

    亲友团、粉丝团,领导、群众,一个不落,该来的都来了。事到如今,进退就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面子问题了。

    大家站在后面已经鼓了半天掌,手都拍红了,嗓子都喊哑了,你忽然要一个人从擂台赛上跳下来,想雷死人是不是?

    更何况,每个稍知国情的人都清楚,当时除了中央军外,能跟洋人单挑的,舍东北军其谁?

    号称全国最精锐最有实力的地方部队,40万武装,海陆空齐全,飞机、大炮、军舰无所不有,如此的军事配备,已接近准现代化水准,就连中央军都要让你三分。

    打架有条件啊,兄弟,这种时候是爷们儿的就不能皱眉。

    在苏联频繁挑起边境冲突的前提下,中国不得不首先宣战,由所谓“中东路事件”直接引发的中苏同江之战开始了。

    事实证明,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象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要说清楚这一点,还得提到当年的日俄战争。

    历史上的日俄战争与甲午战争不同,甲午战争的失败者中国是完败,日俄战争的战胜者日本却并非完胜。

    真实的情况是,日本虽然取得了战争前期的胜利,最后却是它自己先支撑不下去,巴不得和俄国人签协议谈合作。

    甲午战争,大清的北洋舰队和陆军主力几乎是全军覆没,老本输了个精光。俄国人的情形则完全两样,虽然远东部队打完了,欧洲那边的一大半精锐还没上呢。

    日本人认为自己打了这老半天,累得吐血,老毛子怎么也得掏点银子出来慰劳慰劳。没想到俄国沙皇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死活一个子儿不掏,逼急了甚至不惜砸锅卖铁,舍了老家不要,宁愿带欧洲兵到东方来再跟东洋人死磕一回。日本为了日俄战争,就差跟黑社会借高利贷了,一看对方这么强硬,马上软了下来。

    所以说,即使在乱哄哄的沙俄时代,俄国军队也并不一定弱于日本。要命的是现在的苏联比当年的俄国还要凶猛,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其军事力量早非吴下阿蒙。

    这种犹如吃了壮骨粉一般神速的进步,是外人甚至包括那些所谓的“俄国通”和亡命在外、对本国国情已然生疏的白俄所不了解的。

    显然,大家都被误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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