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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美洲虎”开进这一带山的东麓一个小小的矿泉镇时,天已经黑了。看了看地图,密勒知道他离他要寻找的私人庄园已不到二十哩。他决定当天夜里不再往前走,而是找一个旅馆住下来,等到明天早晨。

    山脉位于北面,盘旋着通往里姆堡的公路,山在一片白色的雪地上静静地矗立着,白雪覆盖了岩石,覆盖了好几哩好几哩的松林。在这个小镇主要的街道上闪烁着灯光,灯影里突现出蹲伏在山岗上废弃了的古堡的骨架,它曾经是福肯斯坦家的爵爷们居住的城堡。天空晴朗,但刺骨的寒风预示当天夜里将有一场更大的雪。

    在霍布特街和法兰克福街的街角,他找到一家旅馆,要了一间房。矿泉镇的冷水治疗在二月里远没有它在夏季的那种吸引力,有很多空房间。

    看门人让他把他的汽车停在旅馆后面<big>藏书网</big>的一块小空地上。

    他洗了个澡,出去吃晚饭。他选择了在霍布特街的绿树饭店,这是镇上所能提供的十二个古老、好客的饭店之一。

    在吃饭的时候他开始感到神经紧张,他注意到端酒杯时他的手在颤抖。部分原因是由于疲劳过度,过去四天来缺乏睡眠,每次打盹才不过一两小时;部分原因是和库柏尔闯入住宅时的紧张心情现在开始产生<cite>藏书网</cite>反应;部分原因是本能促使他第一次去文策尔的住宅,跟这些年来给这伪造护照的单身汉管家务的那个女仆打听了一番之后,本能地想再去一次,没想到运气竟如此之好,未免惊喜过度。

    但是他知道,最主要的是由于感到追踪的结局已经迫近,他通过无数次探问才找到的那个他所憎恨的人即将和他面面相对;还有就是他害怕某些事可能还没有做对头。

    他回想起在哥德斯山温泉的旅馆里那个匿名的博士曾警告他不要接近那些“同志”;还有维也纳的那个追踪纳粹分子的犹太人曾告诉他“要小心,这些人会下毒手的”。回顾过去,他奇怪为什么他们还不对他下手。他们知道他叫密勒,德雷森旅馆的会见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他冒名柯尔布一事,在斯图加特拷打培耶之后就会揭穿。然而他一个也不曾遇见他们。他肯定,有件事他们不可能知道,那就是他已经走得这样远。也许他们没有找着他,也许他们认为,既然伪造证件的人已经躲起来,他无非是白兜圈子,毫无所获,所以决定不管他了。

    殊不知他已得到了文策尔的秘密的爆炸性的证据——档案,得到了西德十年来最重大的新闻故事。他对自己笑笑,走过他身边的女招待以为是在对她笑,而他却在想着西吉。从去维也纳起就没找过她,而他在一月初给她的信是她收到的最后一封,那是六个星期前的事了。

    他想,真奇怪,男人在害怕的时候总是比平时更需要女人。他必须承认他确实是害怕,部分是由于他已经干了的事,部分是由于那个在山里等着他的(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杀人屠夫。

    他摇摇头,想驱散这种心情,又要了半瓶酒。现在不是忧郁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他前所未闻的最轰动的新闻,准备一鸣惊人呢。

    他一面喝他的第二份酒,一面考虑着他的计划;先直截了当去找他,再给路德维希堡的律师打电话,三十分钟以后一辆囚车来把这个人带到监狱去,审讯,无期徒刑。假如密勒是个硬心肠的人,他一定要亲手杀死这个党卫军上尉。

    他想了一遍,才想到自己没有武装起来。假如罗施曼有一个保镖呢?他真的会是一个人,相信他的新名字可以保护他不被发现吗?或者会不会为了怕出事而没有武装警卫呢?

    密勒在军队服役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因为回营晚了,在禁闭室度过了一夜,他曾从宪兵那里偷了一副手铐。后来由于害怕他们可能发现手铐在他的背囊里,就把它送给了密勒。这个新闻记者把它仅仅作为在军队里的一个荒唐的夜晚的纪念品保存着。它被放在他汉堡寓所的一个箱子的箱底。

    他还有一支枪,一支小巧的“棱尔”牌自动手枪,是完全合法地买来的。那是因为一九六零年他在采访汉堡破获的一个犯罪集团的时候,受到了小保利手下匪徒的威胁。那支手枪锁在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也在汉堡。

    由于酒——双份白兰地——的力量和疲劳,他略微感到头晕。他站起来,付了钱,走回旅馆。正当他要走进去打电话时,他看见差不多就在旅馆门口有两个公用电话亭。用这个更安全些。

    快十点钟时他才在西吉工作的夜总会找到了她。在乐队的吵闹声中,他必须喊叫才能使她听见。密勒打断她的一连串问题——问他去过什么地方,为什么见不着他,他现在在哪儿等等,只告诉她他需要什么。她抗议说她不能离开,但他声音中的某种东西使她停了嘴。

    “你好吧?”她在电话上喊叫说。

    “是的,我挺好,但我需要你的帮助。亲爱的,请别让我失望。就是现在,今天晚上。”

    她停了一下,然后简单地说:“我来。我对他们说我有急事,家里有事或诸如此类。”

    “你的钱够雇车吗?”

    “我想够。我可以向随便哪一位姑娘借一点。”

    他把过去用过的一个通宵营业的出租汽车站的地址告诉她,向她强调要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认识这个老板。

    “有多远?”她问。

    “离汉堡五百哩,用五小时你就能到达。从现在算起六小时,你将在早晨五点到。别忘了把东西带来。”

    “好吧,你等着吧。”停了一下,又说,“亲爱的彼得……”

    “什么?”

    “你心里有什么事吗?”

    时间信号响了,他手头已经没有一马克的零钱。

    “是的。”他说,放下听筒,因为电话已经断了。

    在旅馆的休息室里,他问夜班侍者有没有大信封。这个人殷勤地在柜台下找了一阵之后,找出一个棕色的厚纸信封,大得足够装下一张四开纸。密勒还买了许多邮票,足够把这个装了不少东西的信封当一级邮件寄走,他把侍者手头通常只是供旅客寄明信片之需的邮票全买光了。

    回到房里,他把他整晚一直带着的文件包放在床上,拿出所罗门·陶伯的日记,一束从文策尔的保险柜里取出的材料,还有两张照片。他重读了日记中的两页,早先就是这两页日记才促使他去追寻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他把两张照片并排起来研究。

    最后,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张白纸,写了一封简明扼要的信,向收件人说明信封里装的这束材料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他把这个说明连同从文策尔的保险柜里拿出的档案和一张照片装进信封,写上地址,贴上他所买的全部邮票。

    他把另一张照片放进他的短上衣胸前的口袋,把封好的信和日记放回手提包,塞到床底下。

    他从衣箱里取出一小瓶白兰地,倒了一些在放在面盆上的玻璃杯里。他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但这种烈性酒使他松弛下来。他躺上床,头略微有些眩晕,迷糊睡去了。

    ※※※

    在慕尼黑的地下室里,约瑟夫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怒气冲冲,暴躁不安。在桌边,里昂和莫迪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自从特拉维夫的电报到达以后已经过了四十八个小时。

    他们想追踪密勒,但毫无结果。阿尔弗雷德·奥斯特尔在他们打电话来问时,></a>曾到拜罗伊特的停车场去,然后回电话说车已开走了。

    “假如他们认出那辆车,他们会知道他不可能是个从不来梅来的面包工人,”当约瑟夫听到这个消息时咆哮说,“即使他们不知道车主是彼得·密勒。”

    后来,斯图加特的一个朋友报告里昂说,当地的警察正在寻找一个年轻人,这个人和一个叫做培耶的公民在旅馆房间里被谋杀的案子有牵连。这个人的特征太象化名为柯尔布的密勒了,不可能是别人,幸而旅馆登记簿上的名字既不是柯尔布也不是密勒,并且也没提到一辆黑色的赛车。

    “他至少懂得在登记簿上写个假名字。”里昂说。

    “那符合柯尔布的性格,”莫迪指出说,“柯尔布是假定由于战争罪行而被不来梅的警察追捕的人犯。”

    但这一点不解决问题。假如斯图加特的警察无法找到密勒,里昂的小组同样也就无法找到他,而他们倒担心敖德萨现在要比他们双方都更接近密勒了。

    “他一定知道,在杀了培耶之后,他的面具已经揭掉,于是恢复了密勒这个名字,”里昂论证道,“因此他不得不放弃寻找罗施曼,除非他从培耶那里得到了什么能使他找到罗施曼的东西。”

    “那他为什么不来汇报?”约瑟夫怒喝道,“难道这个傻子认为他能够一个人抓到罗施曼吗?”

    莫迪平静地咳嗽了一声,“他根本不知道罗施曼对敖德萨的重要价值。”他指出。

    “嗯,等他深入到一定程度,他就会发现。”里昂说。

    “那时他就该送掉性命了,而我们就得从头开始,”约瑟夫怒叫道,“这个白痴干吗不来找我们?”

    ※※※

    但是那天夜里,在另一个地方电话往来频繁,克劳斯·文策尔从雷根斯堡境内一所山上的小房子里打电话给狼人。

    他得到的消息使他十分安心。

    “是的,我想你回家是安全的,”敖德萨的头子回答伪造证件者的问题说,“那个试图找你的人现在肯定是被监视起来了。”

    伪造证件者向他道了谢,结清了账,连夜驱车向北开去,开向奥斯纳布吕克威斯特山有着他习惯的舒适大床的家。他希望能及时到达,吃一顿丰盛的早餐,洗个澡,睡一大觉。到星期一早晨他就可以回到他的印刷厂,监督管理他的生意了。

    ※※※

    密勒被卧室门上的敲门声弄醒。他眨眨眼睛,电灯仍然亮着。他开了门,夜班侍者站在门口,西吉站在他后面。

    密勒为了打消侍者的怀疑,向他说明这位女士是他的妻子,她从家里给他带来一些重要文件,以备次日早晨一个商业约会之用。侍者是一个单纯的农村青年,带着难懂的黑森地方的口音,他拿了小费就走了。

    他把门踢上,西吉张开两臂拥抱他,“你这一向在哪里?你在这儿干吗?”

    他把她的大衣拿过来挂在门后的钩子上。她开始提出更多的问题:“你愿意告诉我那封神秘的信是怎么回事?六个星期看不见你是怎么回事?把头发齐根剪成那种可怕的样子是怎么回事?来到黑森这个偏僻的旅馆里干什么?这个小房间又是怎么回事?”

    “你不久就会知道我在干什么,”他说,“所以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从发现日记开始讲起(他给她看了日记),一直讲到闯进伪造证件者的住宅。他谈着的时候,她越来越感到害怕。

    “你发疯了,”当他讲完时她说,“你简直是疯,疯,疯透了。你会让人给杀死,或者坐牢,反正没有好下场。”

    “我必须做。”他说,但对那些她现在看来似乎是疯狂的事情没有作任何解释。

    “所有这一切就为了一个肮脏的老纳粹?你是个疯子。事情已经过去了,彼得,全都过去了。你把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是为了什么?”她茫然地望着他。

    “我就要这么干。”他怒冲冲地说。

    她重重地叹口气,摇摇头,表示她无法理解。“好吧,”她说,“反正干也干了。你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那就回汉堡去,拿起电话,叫警察,余下的事就交给他们得了。他们拿了钱就是为了干这个的。”

    密勒不知道怎样回答她。“事情不那么简单,”他最后说,“今天上午我要到那里去。”

    “到哪里去?”

    他伸起拇指,指着窗子和窗外远处还一片漆黑的群山,“到他的家里去。”

    “到他家里?干什么?”她的眼睛由于恐惧睁大了,“你要进去见他?”

    “要进去见他。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告诉你。那是我必须做的事。”

    她的反应吓了他一跳。她一下坐起来,接着用双膝跪着,朝他头靠枕头躺着抽烟的地方瞪着眼睛。

    “怪不得你要手枪,”她的胸脯由于火气越来越大而不断起伏,“你要去杀他——”

    “我不打算杀他——”

    “好,那么他要杀你,你要单枪匹马去对付他和他的一伙匪徒。你这个混蛋,你这个坏透了的、讨厌到极点的、可怕的——”

    密勒惊愕地望着她,“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因为罗施曼吗?”

    “我不是为那个可怕的老纳粹生气,我是在说我自己。说我自己和你,你这个没脑子的蠢货。你要去冒送掉性命的危险,就为了证实什么狗屁观点,为了给你那些屁也不懂的杂志读者写篇故事。你压根儿就没想到过我。”

    她一边说一边哭,眼泪把睫毛油冲下两颊,活象两条黑色的铁路线。

    “看着我,你他妈的好好看着我。你把我当什么,也是个白痴吗?你真以为我愿意每夜把自己供给一个好色的新闻记者玩乐,好让他心满意足地跑去找那会送掉自己性命的愚蠢故事吗?你真的这么想吗?听着,你这个笨蛋,我想结婚,我想成为密勒太太,我想要孩子,而你要去送死。啊,上帝……”

    她跳下床,跑进洗澡间,砰地把门关上,下了锁。

    密勒躺在床上,张着嘴,烟卷快烧到了他的指头;他从没见过她这么生气,这使他震惊。他把她说的话想了一遍,一边听着洗澡间放水的声音。

    他把烟头掐灭,穿过房间走到洗澡间门口。

    “西吉。”

    没有回答。

    “西吉。”

    水龙头关了。“走开。”

    “西吉,请打开门,我想和你谈谈。”

    停了一会,门上的锁开了。她站在那儿,赤裸着身体,绷着脸。她已经把脸上的睫毛油迹洗掉了。

    “你想干吗?”她问。

    “到床上去,我想跟你谈谈。我们站在这儿要冻着了。”

    她脑袋靠在枕头上,怯生生地抬起眼睛,“你想谈什么?”她怀疑地问。

    他爬过去躺在她身边,把脸贴近她的耳朵,“西格莉德·莱恩,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她转过头面对着他,“你是说的真话吗?”她问。

    “是的,是真话,我以前从没有真正想过。但是,你以前从没生过气。”

    “唉,”她好象不相信她的耳朵,“以后我生气的时候会更多。”

    “我得到回答了吗?”

    “嗯,是的,彼得,我愿意。我们在一起会多么好。”

    外面,在雪中,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朦胧的光亮。

    假如密勒看他的表,就知道这时是二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早晨七点差十分。但是他已经睡着了。

    ※※※

    半小时以后,克劳斯·文策尔到了家,把车停在关着门的车库前面,爬了出来。他累得身体都僵硬了,但终于到家了。

    巴巴拉还没起床,她利用主人不在家的机会多睡了一会儿。文策尔进了门,在走廊上叫她,她才走出来,身上穿的那件睡衣可真让男人们心旌摇荡的。文策尔却毫无所动,他要的是煎鸡蛋、烤面包和果酱,一壶咖啡,洗一个澡。但他啥也没有得到。

    代替这一切的是,她告诉他,星期六早晨她进书房打扫,发现窗子破了,银制品不见了。她叫了警察,他们肯定那个整齐的圆孔是一个职业窃贼干的。她不得不告诉他们房子的主人不在家,他们说他回来时通知他们一下,他们照例要问一些关于被窃物品的问题。

    文策尔一声不吭地听完这个姑娘的唠叨,他的脸变白了,太阳穴的一根血管不停地跳动。他打发她到厨房去准备咖啡,然后走进他的书房,锁上门。足有半分钟的时间,他疯狂搜索空了的保险柜,终于不得不相信四十个敖德萨战犯的档案确实没有了。

    他离开保险柜时,电话响了,那家私人医院的医生告诉他温德尔小姐在夜里死了。

    文策尔在没生火的壁炉面前的椅子上坐了两个钟头,丝毫没感到从报纸挡起来的窗洞透进来的寒气,他只是在拼命思考出路时觉得有冰凉的手指头在他身体里抓挠似的。巴巴拉在锁着的门外一再叫他,说早餐早就准备好了。她从锁孔可以听到他不时地喃喃说:“不是我的过错,完全不是我的过错。”

    ※※※

    密勒忘了取消他头天晚上要求早上叫醒他的吩咐,床边的电话在九点响了。他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满肚子不高兴地道了声谢,从床上爬起来。他知道如果他不爬起来,他就会又睡着了。西吉仍然睡得很熟,从汉堡到这里的旅行,终于订婚了的满足心情,这一切使她精疲力竭了。

    密勒洗了个淋浴,他在冰冷的水花里几分钟就洗完了。

    他用那块在暖气片上放了一整夜的毛巾使劲地擦身子,舒服得象发了横财似的,头天夜里的消沉和不安消失了。他感到舒坦,信心十足。

    他穿上短靴和运动裤,一件厚实的翻领绒衣和他的双排扣蓝色粗呢外套——一种介于短外衣和大衣之间的叫做“约贝”的德国冬季外套。它的两边有很深的口袋,足可以放进手枪和手铐,里层靠前的口袋则可以放照片。他把手铐从西吉的手提包里拿出来检查了一番。没有钥匙,这手铐的锁是自动的,你把一个人铐上以后,除非等警察来放他,或者用钢锯锯断,否则毫无它法。

    他把枪打开检查。他从来没有用过它,里面仍然涂着油,弹夹是满的,当初就是那样。为了再次熟悉它,他试了几次,弄清楚保险栓在什么位置是“上膛”和“开火”,使劲把弹夹压进枪柄里,把一粒子弹推进枪膛,保险栓拧到“上膛”的位置上。他把路德维希堡的那位律师的电话号码塞进裤袋里。

    他把他的文件包从床下拿出来,从里面拿出一张纸,给西吉留了一个字条,等她醒来的时候看。字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我现在就要去见那个我一直在寻找的人。我有理由要和他见面并且当警察把他戴上手铐带走时在场。那是一个充足的理由,今天下午我就能告诉你。但如果有情况,这里是我要求你做的事……〗

    指示是详尽而扼要的。他写下需要她给慕尼黑打的那个电话的号码和她要带给接电话的那个人的口信。他结束道: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跟我到山里去,不管情况怎样,你只会使事情更糟。因此,如果我中午不回来,或者那时我没有打电话到这间屋子找你,你就拨那个号码,告诉他我的口信,付清旅馆的账,把信封投进法兰克福的任何一个邮筒里,然后赶回汉堡。同时不要跟任何人往来。

    爱你,彼得。〗

    他把字条放在床头柜上的电话旁边,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装着敖德萨档案的大信封和三张五十马克的钞票。把所罗门·陶伯的日记夹在腋下,他走出卧室,下了楼。经过服务台时,他叫侍者在十一点半时再给他的房间挂个电话。

    他在九点半时走出旅馆大门,对昨夜下雪之大感到惊奇。

    密勒走到后面,爬进“美洲虎”,关上汽阀,踩动油门,好几分钟以后引擎才发动。等引擎热起来的时候,他从车尾货箱里拿出一把刷子,打扫引擎盖、车顶和挡风玻璃上厚厚的积雪。

    他回到驾驶盘后面,挂上排挡,把车开上了大路。覆盖一切的一层很厚的雪,就象一个垫子,他能够听见车轮压过雪面的嘎扎声。在看了一眼他头天晚上商店快要上门时买的军用地图之后,他开上了通往里姆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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