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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被暗算了</h3>

    从总指挥到军长、士兵,凡“过苏联”者,苏军一视同仁,一律缴械、审查。不知道第一次过界的赵尚志,与随行的吴副官和传令兵郭录、王明发、小陆,晓不晓得这一点。少年时代曾在白俄家干过杂役的赵尚志,会几句俄语,说我是受你们的布留赫尔元帅邀请,过来研究配合苏联红军打日本子的。

    边防军官兵当然不晓得这码事,问题在于苏联方面始终否认有这码事。

    当晚在附近村子被关了一夜,第二天又被送去伯力远东军内务部的拘留所。

    赵尚志在伯力被关押16个月,从东北<u>藏书网</u>战场消失近一年半。

    如果不是诺门罕那边打起来了,说不定还要关多长时间。

    全部问题的实质,都在于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赵尚志被人暗算了。

    是谁暗算了赵尚志?

    毫无疑问,苏联人很快会查明赵尚志的身份。

    很快是因为赵尚志太引人注目,形象特征又比较突出,但对这样一个人又不能不慎重,也就得个把月时间。就在这时,戴鸿宾率队过界了,也被送来了,几天后祁致中又来了。祁致中1937年12月从抚远过界,希望苏联帮助解决七星砬子兵工厂的火药问题。而戴鸿宾带过来的,包括3军1师师长蔡近葵、9师师长李振远在内的500余人,前边说了,都被遣送新疆了。

    苏联人这时好像只要军长。

    义勇军失利后,一批批“过苏联”。日本在苏联,特别是远东地区,不知道有多少特务,包括这次3军、6军500多人的境遇,肯定都看在眼里。苏联悄悄地留下赵尚志等人,既掩护了自己,手里又有了一张牌,可以随时放虎归山。即便日本人知道了赵尚志等人没去新疆,也得相当时日,可以随机处置。

    这就可能有了同一张牌的另一种打法。日伪要求引渡义勇军,就不要求引渡抗联?抗联是“满洲国”的心腹之患,自然就成了苏联手中的一只筹码,在与苏联的外交中,傲慢的日本能不提出什么条件?而苏联为了一纸《苏日中立条约》,彼此会不会有什么默契?如果东西方战线出现了非引渡不可的情境,为了苏联的利益,又会怎样?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其难以成立的理由,不仅是下一章将要写到的已知的结果,还在于前面写过的赵尚志过界后半个月左右,周保中也从饶河过界,在比肯滞留个把月又回来了。

    而此前此后,抗联不断有人过界,李华堂也曾过界。倘把李华堂也扣下,那北满联军的4位军长就一网打尽了。

    如果苏联想毁了抗联,应该说是很容易的事。比如像第二次伯力会议那样发个指令,正苦于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各军、路军领导,能不执行、服从、响应“阶级祖国”的指示、命令、召唤?那可真的是一网打尽了,也把手里的牌打光了,这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

    如果苏联存心羁押赵尚志,办法多得是,非得捎个“邀请”的“口信”吗?

    实际情况是不是赵尚志的到来,给不想刺激、得罪日本的苏联出了道难题,那感觉就像捧到手里一个烫手的土豆?

    赵尚志过界正赶上苏联肃反,此前一个多月,他还给远东红旗军司令布留赫尔写过一封信,而布留赫尔是肃反对象。布留赫尔就是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加仑,赵尚志是黄埔四期学员。因为这层关系,就有人认为他被羁押,是受了牵连。那戴鸿宾和祁致中呢?而且,赵尚志给布氏的信中,没有任何超出两党两军关系的内容、意思。在此后已知的文件、资料中,也见不到赵尚志与肃反沾边的文字。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赵尚志都是被人暗算了,肯定有人希望他落到这步田地。

    是苏联使赵尚志在东北战场消失近一年半的时光,对抗联造成重大损害,乃至系列损害。但是,从义勇军到抗联,纵观14年抗战,应该说只是个例。

    有老人感叹:赵尚志这个人哪,天上掉一个雹子也能砸到他头上。

    <h3>陈绍宾的口信</h3>

    1940年1月20日,《赵尚志给关聂夫(科涅夫——笔者)和远东边疆党委的信——关于陈绍宾问题》中说:

    我希望明白和了解从一九三八年我来到苏联,到一九三九年四月的时候,我曾多次的问了关于陈绍宾所传达的问题,在四月间在内务部那里(有一位绿牌一个星的长官,一位粉红牌三个星的长官,一位穿便衣的同志,也都在身边),带有三个星的内务部长官回答我陈绍宾的问题时说令我回去处罚他,以后我同戴鸿宾、祁致中同去和司令官同志的代表见面时,也曾回答我们说,令回去后考查他,当然这两次谁也没有给我字据(如果没有这个指示,长官同志可以处罚我,而我认为有这指示),但我曾根据这个指示,认为陈绍宾是破坏东北革命,而他所以敢继续到苏联来,绝不是他一人造谣,而是在苏联内,有与他同谋的分子,并且在东北也有。

    当苏联方面矢口否认有“邀请”一事时,别说赵尚志了,连小孩子的第一反应也是:那捎来这个“口信”的人是怎么回事儿?

    许多老人都谈到陈绍宾。

    陈绍宾,1890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三济屯,“九一八”事变时为汤原县同远木材公司警卫队长,参加红枪会抗日,之后加入6军2团2连任连长。1936年2月,率连袭击汤旺河上游集团森林警察、采伐事务所,俘虏5个鬼子,缴获机枪1挺、步枪43枝、子弹3500发及大量粮食、棉衣,牛马等等。1937年2月,奉夏云杰之命潜入汤原城,做伪军、伪警察、伪县长工作,收集情报,配合6军5月18日攻袭汤原城。3月,在汤旺河×××地区7个村组织反日会及办事处,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以上情况,源自《三江省警务厅长关于逮捕审讯抗日联合军第六军政治主任陈少宾(陈绍斌)》(本地警统委长报),开篇第一段为“(请参照康德四年八月十八日三警国特高秘发第五○四号)”,其中还有关于6军的编制及装备状况和与苏联的关系的口供。

    如果这份资料是可信的,那么这时陈绍宾就开始为鬼子工作了。

    陈绍宾8月被捕,9月即出现在抗联队伍中,照样“过苏联”,有人说他来去像走平道似的。其原因,据说是之前曾救了个叫伊万的苏联人。确有此人,当年的文件中写作“一万”,敌伪档案说他是个“赤俄”。此人是何人物,到中国有何使命,陈绍宾是怎么救他的,不详。像其他军也有老人提到也曾见过苏联人一样,反正挺神秘的。但是,苏联方面对陈绍宾非常信任,应是无疑的。他的“六军特别交通”这个身份,似乎也与此有关。

    陈绍宾被俘后,既然有其他口供,能没有关于伊万和“特别交通”的口供?一直<s></s>跟苏联打情报战的日本鬼子,对此当然会更感兴趣,甚至大喜过望了。

    伯力会议后,苏联为抗联提供了庇护所。而绵延数千公里的中苏边界,则为日苏两国的情报战提供方便。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叶夫根尼·戈尔布洛夫所著《苏联援助中国东北抗日游击队内幕》中说,日寇除了利用流亡东北的白俄,训练后潜入苏联外,就是派遣假地下党和抗联人员,在苏联接受军政训练后,派回东北党和抗联担任领导职务。而像陈绍宾这样“过苏联”像走平道的人,又能拿来就用,是不是就求之不得了?

    就有人认为,陈绍宾是双料特务、两面间谍。

    在给科涅夫的信中,赵尚志毫不客气地指出,苏联也有陈绍宾的同谋。内务部让赵尚志惩罚他,考查他,可能是搪塞,也可能是对这个捎“口信”的人画了个问号,让赵尚志搞清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有人说,如果陈绍宾是日本特务,那“口信”就来自鬼子。如果他跟鬼子没联系,那是他编的,还是与人合谋?这个人是谁?他们要干什么?还要干什么?

    但这只是推测、猜想,而且是建筑在那个“如果”上的推测、猜想。

    1938年2月下旬,周保中从苏联归来,去往宝清兰棒山2路军总部和5军军部途中,在一个叫荒上的地方,被敌截击。激战中,周保中落马。有作品这样写道:

    一个大个子敌人就气势汹汹地来抓周保中的衣服,周保中急回头一看,就是刚才喊叫“后边的就是周保中”的那个叛徒(原第六军一师师长陈绍宾)。这时周保中简直要气炸肺了,恨得全身发抖地骂道:“你这个卑鄙的东西!出卖了革命,现在又想得到日寇的赏金而拼命来抓我。”周保中照准这家伙的前胸“呯、呯”连发两枪,叛徒扑通倒在雪地上亡命了。

    至此,对这个人已经定性了。可后一句显然不确,因为1940年4月,陈绍宾还是3路军9支队支队长——这又让人迷惑了。而且,据说陈绍宾个子也不算高,留着两撇胡子。

    1938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省委宋一夫、周保中给七军党委及下江特委的信》中,谈到荒上遇险时说:

    出险的原因:第一,由陈绍宾泄漏预先规定的行动消息。第二,七军刘海龙有奸细走信的嫌疑。

    认定陈绍宾客观上有奸细行动。除这次泄露与保中同志预定的行动消息外,陈绍宾去冬东去时在富锦五区遇独立师韩团长正接洽投降,他抱着默不发言可耻的态度,又不通知联军关系方面,因此叛徒韩团长得顺利无阻的投降日贼。今年四月,七军三师七团西进,陈绍宾受七军军部的委托,负有七团西进的向导和援助的责任,但他和七团到大旗杆以后,完全放弃委托与应有责任,使七团全部盲目西进,造成向阳沟严重损失原因之一。陈绍宾担任六军特别交通送高射重机到××地,去时从富锦出发到饶河,并不保守秘密,沿途公开宣扬,这不但有其他各方妨碍,而且直接引起日贼对七军基本游击地带的特别注意。吉东省委向下江党及七军党负责同志提出要求:一、彻底追查惩治刘海龙及其他奸细分子;二、对陈绍宾以后之工作行动,一律加以拒绝,不许与之发生任何联系,并严重监视他以后的行动,若有可疑或显然障害时即直接处分。关于此点上江方面已通知各关系方面。

    那边捎个“口信”,把赵尚志骗去苏联,这边再对周保中下手,是不是这样子?倘若赵尚志和周保中都消失了,那北满、吉东的抗战,会是一种什么境况?

    尽管“上江方面已通知各关系方面”,实际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别说北满,就是吉东也难以尽数通知到每支部队、每个地方党组织。即便通知到的,有的恐怕也是半年、一年后,乃至更长的时间。而赵尚志则根本无从考查他、处罚他——留待后叙。

    北满发现的则是另外的问题。

    1940年1月27日,《张寿篯给金策、李景荫同志的信》中说:

    陈绍宾同志,他并没有清楚了解自己的错误,他简直表现出他充分的封建英雄老兵混子的“手腕”,他到了北部以后,又继续犯观念上不允许的错误,他冒传军司令部的指示说:“司令说教一、三师合并,混编一起”,又说“司令说明贵同志他担负师长我就担负参谋长,否则我担负师长,你就担负参谋长,司令教我们讨论”。

    捎来“口信”,冒传“指示”,这个“封建英雄老兵混子的‘手腕’”颇娴熟。

    同年12月29日,《中共北满省常委的报告》中说:

    陈绍宾、杨鸿志二同志今年七八月,因离开革命而逃跑,由北省委决定开除党籍。

    此前8月30日,《张寿篯给王新林的工作报告》中,说“现在指挥部已经通缉他”。

    只身逃跑的陈绍宾,是被敌人杀害的。

    有人认为,敌人可能是误杀,因为只有特务机关才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知道的人很少。更可能是杀人灭口,怕他供出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对日本鬼子太重要了。

    只是推测。

    谁希望赵尚志消失?当然是日本鬼子了,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从口头到纸面,赵尚志在敌人那儿已经消失好几回了。既然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难以达到目的,那就假手于反日阵营内部。鬼子已经尝到了甜头,通过网罗叛徒一次次地重创抗联。

    而在排除了苏联的可能性后,就只能在抗联中寻找奸细了。

    毫无疑问,这个捎来“口信”的人,应该是第一个怀疑对象,也是最可能道出事实真相的人。可陈绍宾之死,使顺藤摸瓜的第一个环节就掉了链子。

    关于陈绍宾,后面还将写到,也只是怀疑而已。

    在笔者采访时,有老人说,听说有人在海伦为陈绍宾立座纪念碑。

    这么看,陈绍宾的逃跑、开除党籍问题,都应该不是问题了。

    抗联斗争太残酷,问题太复杂,幸存者太少,存留资料也少,有的也不尽可靠,再加上敌人当年就在搅浑水,难解之谜也就太多。

    没当过一天亡国奴的李向山被敌人杀害后,阴险的鬼子还朝他身上泼污水,说他被俘后叛变了,根据他的口供逮捕了25个人。

    <h3>排除排除再排除</h3>

    首先可以排除周保中。

    因撤销满洲省委和“吉特信”、“中代信”,引发的北满与吉东的误会、分歧,并未因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而消弭,在与会的吉东代<var>藏书网</var>表周保中看来,赵尚志无疑是在反对“中央路线”,阻碍着北满党与吉东党及下江各军的统一。要想改变赵尚志的观点是不可能的,起码依靠目前东北党的这些人,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一个既简捷又不失分寸的办法,是不是就让赵尚志在东北消失,去苏联待着,让中央代表团去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前面已经说过了。

    即便赵尚志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后,周保中也一再给有关方面写信,认为赵尚志有革命的坚决性,这不应该是最后的决定,希望北满省委能够重新审查赵尚志的党籍问题。

    与周保中特别要求赵尚志回国抗战恰恰相反,北满临时省委1938年5月1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明明白白的:“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前面也说过了。

    一系列问题就扑面而来:怎么会是这样子,这篇报告是谁写的?经过集体研究、讨论了吗?力主如此这般的又是谁?

    首先值得怀疑的,应该是被笔者隐去姓名的发表了“意<q></q>见书”的人。

    像苏联方面矢口否认“邀请”一事,人们立刻会想到捎“口信”的陈绍宾一样,怎么赵尚志走了个把月,就来了“意见书”?是巧合,还是早有?99lib.预谋?

    笔者这样说,不能不感到痛苦和不安,但我必须尽力说明白。因为即便我不这样说,读者也会这样想。

    像周保中一样,×××不能不为北满党内部的和与吉东党的分歧,乃至分裂,感到忧虑。而在确认了“吉特信”、“中代信”的来路后,就更不能容忍赵尚志反对“中央路线”的行为。实际上,这也是后来大多数人的选择。因为谁也背负不起反对“中央路线”的责任,共产党员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无论×××与赵尚志有没有、有多少个人恩怨,他都是站在北满党、乃至吉东党的全局立场上,思考并动作的。他和赵尚志一样,都是有着坚强的党性和极强的个性的人。正像有的作品说的那样,“他的内心里,还极可能充满了强烈的党性意识,巨大的勇气、使命感和豪情”。

    周保中是在苏联的比肯得知王明、康生已经回国的,他应该是最早得获这个消息的抗联人。“意见书”是在周保中归来后个把月发表的。就是说,这个消息传到北满,应该还需要相当时日。而从刘海涛到朱新阳,北满派去苏联的人一去无踪影,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眼睁睁地看着北满党跟着赵尚志的反“中央路线”走下去,他不想让赵尚志就这么走下去。中央代表团会帮助、教育赵尚志,这对他是一种保护、爱护。否则,这个撞上南墙也不回头的人,迟早要倒大霉。

    ×××应在不希望赵尚志回国之列,因为北满党的思想统一还需时日,这时赵尚志回来,可能又是一场地震。待这边都归到“中央路线”上了,那边赵尚志也被中央代表改造得差不多了,再回来齐心协力打鬼子。

    谁也不能走进历史——但是这样理解,是不是能够接近历史?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被解除省委书记,“意见书”后因“反倾向”不力,又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的冯仲云,后来也被赵尚志怀疑为“奸细”。而无论他说了并白纸黑字留下多少关于“反倾向”的话,读者已经明了他应排除在外。

    还有就是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了。他一直是×××和“意见书”的支持者。前面说过,在解除了冯仲云宣传部长职务的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他做了东北党和抗联罕见的长篇报告,认为“尚志同志确是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之主要负责者”。但是,说他是暗算赵尚志的人,不但没有证据,而且在北满党和联军中,也不是那种能够驾控局面的强势人物。

    当我们只能在这些重要人物中一个个地排除时,是不是有人早在那儿偷着乐得笑掉大牙了?

    有老人说,有误杀的,有没有误放的?有没有从一开始就假装好人,混进党和抗联队伍的?那时别说祖宗三代,就是昨天没了,今天回来了,他干什么去了,你都没法查。地方关系没了,连吃饭都得打着吃,你能上哪儿查,怎么查?抗联好多蹊跷事都是这么来的。这是没法子的事。日本投降时拼命销毁档案、文件,它是销毁战争罪证,也是保存实力,保护那些潜伏的特务、奸细。那时小鬼子不服气,说20年后再回来。

    有老人说:这件事如果有朝一日能搞清楚,说不定会让人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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